1. 不能保持持久的政治穩定
阿根廷早在1816年就取得了民族獨立。19世紀60年代初，阿根廷結束了獨立後的長期內戰，政局趨於穩定。這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經濟起飛創造了有利的政治條件。然而1930年的發生的一次政變為近70年的政治穩定畫上了一個句號。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內，阿根廷經常發生軍事政變，政府更迭多達25 次，具有左翼、中翼、右翼傾向的軍人政府和文人政府都曾登臺亮過相。
由於阿根廷不能保持持久的政治穩定，政府更迭頻繁，因此經濟政策很難具有連貫性，有時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例如，這一屆政府大幅度提高稅率，而下一屆政府卻實施了減稅政策；這一屆政府將銀行收歸國有，下一屆政府則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這一屆政府為了減少財政赤字而實施緊縮政策，下一屆政府卻推行具有民眾主義色彩的高福利政策。這些前後矛盾的經濟政策不僅影響了政府、企業和個人消費者的行為，而且還打擊了國內外投資者的信心。
2. 未能正確處理發揮比較優勢和提升產業結構的關係
阿根廷擁有豐富的農業資源，因此其比較優勢在於生產和出口農產品。19世紀80年代以前，畜牧業成為阿根廷的經濟支柱，牛皮和牛肉是主要出口產品，形成了所謂“ 牛皮文明” 。此後，阿根廷吸收了大量外國移民，對潘帕斯草原進行開發，使種植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可見，無論是畜牧業還是種植業，都使阿根廷在歷史上成功地發揮了自己的比較優勢，透過大力出口農產品來獲得外匯收人。
在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以後，阿根廷也開始重視工業化建設。至40年代初，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已超過農業。但是，在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業基本上是以食品加工業和簡單的裝配業為主。50年代以後，政府才開始重視重工業、化學工業和機械工業的發展。無怪乎許多人認為，阿根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失去了一次工業化機會，二戰期間又失去了一次工業化機會。還有許多分析人士指出，農牧業在20世紀初以前使阿根廷成為富國，但同時也使它在工業化道路上慢了一步。
阿根廷的發展道路充分說明，任何一個國家不僅要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而且也應該透過大力發展製造業來提升產業結構。
3. 對外資的過度依賴增加了國民經濟的脆弱性
導致阿根廷的資本積累能力弱和儲蓄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與儒家文化不同的是，阿根廷的文化傳統似乎鼓勵人們消費。第二，長期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率打擊了儲蓄的積極性。第三，收入分配不公導致大多數人喪失了擴大儲蓄的必要條件。第四，金融市場不完善，缺乏鼓勵人們儲蓄的機制。
為了滿足擴大再生產的需要，阿根廷不得不引進大量外資。當然，在全球化時代，利用外資是一個明智之舉。世界歷史上有許多國家都因引進外資而取得了經濟起飛。問題的關鍵是，對外資的依賴必須有一個度。反之，外資的作用就會從經濟增長的“引擎”變為阻礙發展的“桎梏”。
在歷史上，阿根廷曾遇到過兩次較大規模的債務危機。第一次是在19世紀末，第二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這兩次危機都給阿根廷經濟帶來巨大的創傷。遺憾的是，阿根廷沒有從過去的危機中吸取教訓，而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實現經濟復甦後再次舉借了大量外債。由於相當多的一部分外債不是投人生產部門，而是被用於非生產性的公共部門，因此償債能力得不到提高。進人新世紀後，沉重的債務負擔與僵硬的匯率制度、龐大的財政赤字以及疲軟的經濟增長結合在一起，終於使這個南美洲國家再次爆發債務危機。
4. 長期的保護削弱了本國的競爭力
阿根廷在發展工業時採用了進口替代模式。這一模式的特點之一就是高築貿易壁壘，使本國“幼稚工業”面臨一個基本上沒有外來競爭的環境。然而，保護的成本是很高的。例如，由於企業的產品主要面向國內市場，“幼稚工業”不必為參與國際競爭而千方百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其結果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增長緩慢。
開放與保護並不矛盾。適當的保護有利於維護民族經濟權益，但是保護民族工業不應該成為保護落後的藉口。當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於不同的部門，必須採取不同的保護措施。而且，這種保護不應該是無限制的絕對保護，而應該是在面臨外來競爭的壓力之下實施的一種適度的相對保護。換言之，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的決策者來說，保護民族工業的最佳方法不是拒外來競爭於門外，而是想方設法地提高自身競爭力。否則，在過度而無限期的保護下，“幼稚工業”根本就不可能成長。進入90年代後，梅內姆政府實施了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基礎的經濟改革。其中一項重要的改革就是透過降低貿易壁壘等手段
來開放經濟。然而，由於阿根廷企業長期在高度的保護之下生存，它們在面對外來競爭時陷人了困境，大批企業倒閉。
5. 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失當
長期以來，阿根廷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存在著以下幾個弊端：
（1）通貨膨脹率長期居高不下（有時達三位數或四位數），從而使國內外投資者無法得到正確的市場“訊號”。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之所以長期居高不下，主要是因為：第一，政府用增加貨幣發行量的方法來彌補財政赤字，從而出現貨幣主義論者所說的“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這樣一種不良狀況。第二，國民經濟中的一些結構性“瓶頸”導致某些商品的需求大大超出了供給。第三，在政府對經濟生活進行超常干預的情況下，價格機制中的缺陷增加了通貨膨脹壓力。為了對付通貨膨脹問題，90年代以前阿根廷歷屆政府實施了多個反通貨膨脹計劃，但收效甚微。1989年梅內姆當政後，實施了以貨幣局匯率制度為基礎的“兌換計劃”。這一反通貨膨脹計劃雖然成功地控制了通貨膨脹，但也產生了比索的匯率高估等一系列新問題。
（2）不同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之間缺乏有機的協調。一般說來，宏觀調控手段主要包括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各種手段具有不同的功能，因此它們是不能相互取代的。換言之，只有使各種手段得到有機的協調，它們才能獲得互補性和有效性，其功能才能相得益彰。阿根廷歷屆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時常常大量使用行政干預手段，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相對而言則比較軟弱。此外，財政手段與金融手段之間的搭配也時常出現矛盾。因此，“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現象非常普遍。
（3）財政赤字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從而降低了國家的財政穩健度。這一問題的根源主要在於：第一，公務員隊伍龐大。阿根廷的總人口為3700萬（2000年），而公務員人數則多達200 萬。這一比率不僅在拉美，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比較高的。第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複雜的財政關係制約了財政收人的增長，也不利於地方政府壓縮財政開支。第三，不合理的稅收制度以及司空見慣的偷稅漏稅使財政收入得不到增長。第四，沉重的債務負擔（包括外債和內債）增加了財政開支。
（4）難以正確處理資本流動、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之間的“三難選擇”。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在實施反通貨膨脹計劃時無法很好地協調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例如，在90年代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內，由於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匯率頻繁地波動，而且波動幅度很大。這一狀況損害了歷屆政府制定的反通貨膨脹計劃及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進入90年代後，隨著貨幣局匯率制度和“兌換計劃”的實施，通貨膨脹率大幅度下降，但僵硬的匯率制度卻極大地打擊了阿根廷的國際競爭力。
（5）經濟發展缺乏計劃性。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由於政府更迭頻繁，阿根廷的經濟發展常常缺乏明確的計劃性。儘管有時也制定一些發展規劃，但它們僅僅反映了決策者或計劃制訂者個人的願望或政治意圖，因而缺乏必要的科學性和可行性。此外，這一屆政府確定的發展計劃常因政權更替或因受到某一利益集團的反對而不了了之。
6. 社會凝聚力持續減弱
強大的社會凝聚力具有振奮民族精神以及整合不同利益集團的功能。尤其在一個國家遇到各種危機時，社會凝聚力的這一功能更為重要，因為它能鼓勵民眾團結在政府周圍，奮發圖強，努力工作。
阿根廷是一個移民國家。歷史上，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為了建設自己的家園而團結一致，辛勤勞動，共同創造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經濟繁榮。然而，進入20 世紀後，尤其在20世紀下半葉，阿根廷的社會凝聚力卻呈現出不斷衰弱的趨勢。尤其在國家遇到危機時，這一趨勢尤為明顯。例如，80年代債務危機爆發後，許多人將大量資金轉移到國外，形成了持續時間長、規模龐大的資本外逃。據估計，80年代期間外逃的資本可能接近阿根廷整個國家的外債總額。2001年底爆發 “三重危機”後，有錢人不斷地將其資金轉移到國外，擁有一技之長的專業技術人員則競相移居國外。而留在國內的卻經常上街遊行示威，阻斷公路，破壞公共基礎設施，使正常的生產活動無法進行。
7. 收入分配不公的狀況長期得不到改正
公平的收入分配能擴大窮人的絕對收入。其收入的擴大不僅有利於增加儲蓄，而且還能增加在教育、營養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消費。這一切都有利於勞動力資源的開發，也有利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樣重要的是，較為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夠促進社會進步，鞏固政局穩定，消除社會動盪和政治衝突，從而為吸引外資和加快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阿根廷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由來已久。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經濟繁榮時期，隨著農產品出口的擴大，土地所有權越來越高度集中，而大量農民卻無地耕種；在城市，與農產品出口有關的行業滋生了一個富有者階層，製造業的起步也造就了一批暴富，而無數城市居民則因失業而無法擺脫貧困。
20世紀中葉，尤其在庇隆當政時期，由於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民眾主義政策，低收人階層的收入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中產階級隊伍也有所擴大，因此阿根廷的收入分配狀況有所改善。但在其他時期，阿根廷的收入分配很不公平，基尼係數經常在0.5上下。
90 年代，阿根廷的收入分配進一步惡化。這與梅內姆政府推行的經濟改革有著密切的關係。首先，大量國有企業被私有化後，新的企業主為提高企業效率而裁減工人，從而使失業問題更加嚴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大城市，失業率接近20%。其次，開放市場後，競爭力比較弱小的民族企業紛紛倒閉或壓縮生產規模，從而加劇了失業問題。
綜上所述，阿根廷的百年興衰是多種因素同時發生作用的結果。而且，這些因素既與經濟政策密切相連，也與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中的許多問題有關。
1. 不能保持持久的政治穩定
阿根廷早在1816年就取得了民族獨立。19世紀60年代初，阿根廷結束了獨立後的長期內戰，政局趨於穩定。這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經濟起飛創造了有利的政治條件。然而1930年的發生的一次政變為近70年的政治穩定畫上了一個句號。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內，阿根廷經常發生軍事政變，政府更迭多達25 次，具有左翼、中翼、右翼傾向的軍人政府和文人政府都曾登臺亮過相。
由於阿根廷不能保持持久的政治穩定，政府更迭頻繁，因此經濟政策很難具有連貫性，有時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例如，這一屆政府大幅度提高稅率，而下一屆政府卻實施了減稅政策；這一屆政府將銀行收歸國有，下一屆政府則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這一屆政府為了減少財政赤字而實施緊縮政策，下一屆政府卻推行具有民眾主義色彩的高福利政策。這些前後矛盾的經濟政策不僅影響了政府、企業和個人消費者的行為，而且還打擊了國內外投資者的信心。
2. 未能正確處理發揮比較優勢和提升產業結構的關係
阿根廷擁有豐富的農業資源，因此其比較優勢在於生產和出口農產品。19世紀80年代以前，畜牧業成為阿根廷的經濟支柱，牛皮和牛肉是主要出口產品，形成了所謂“ 牛皮文明” 。此後，阿根廷吸收了大量外國移民，對潘帕斯草原進行開發，使種植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可見，無論是畜牧業還是種植業，都使阿根廷在歷史上成功地發揮了自己的比較優勢，透過大力出口農產品來獲得外匯收人。
在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以後，阿根廷也開始重視工業化建設。至40年代初，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已超過農業。但是，在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業基本上是以食品加工業和簡單的裝配業為主。50年代以後，政府才開始重視重工業、化學工業和機械工業的發展。無怪乎許多人認為，阿根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失去了一次工業化機會，二戰期間又失去了一次工業化機會。還有許多分析人士指出，農牧業在20世紀初以前使阿根廷成為富國，但同時也使它在工業化道路上慢了一步。
阿根廷的發展道路充分說明，任何一個國家不僅要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而且也應該透過大力發展製造業來提升產業結構。
3. 對外資的過度依賴增加了國民經濟的脆弱性
導致阿根廷的資本積累能力弱和儲蓄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與儒家文化不同的是，阿根廷的文化傳統似乎鼓勵人們消費。第二，長期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率打擊了儲蓄的積極性。第三，收入分配不公導致大多數人喪失了擴大儲蓄的必要條件。第四，金融市場不完善，缺乏鼓勵人們儲蓄的機制。
為了滿足擴大再生產的需要，阿根廷不得不引進大量外資。當然，在全球化時代，利用外資是一個明智之舉。世界歷史上有許多國家都因引進外資而取得了經濟起飛。問題的關鍵是，對外資的依賴必須有一個度。反之，外資的作用就會從經濟增長的“引擎”變為阻礙發展的“桎梏”。
在歷史上，阿根廷曾遇到過兩次較大規模的債務危機。第一次是在19世紀末，第二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這兩次危機都給阿根廷經濟帶來巨大的創傷。遺憾的是，阿根廷沒有從過去的危機中吸取教訓，而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實現經濟復甦後再次舉借了大量外債。由於相當多的一部分外債不是投人生產部門，而是被用於非生產性的公共部門，因此償債能力得不到提高。進人新世紀後，沉重的債務負擔與僵硬的匯率制度、龐大的財政赤字以及疲軟的經濟增長結合在一起，終於使這個南美洲國家再次爆發債務危機。
4. 長期的保護削弱了本國的競爭力
阿根廷在發展工業時採用了進口替代模式。這一模式的特點之一就是高築貿易壁壘，使本國“幼稚工業”面臨一個基本上沒有外來競爭的環境。然而，保護的成本是很高的。例如，由於企業的產品主要面向國內市場，“幼稚工業”不必為參與國際競爭而千方百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其結果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增長緩慢。
開放與保護並不矛盾。適當的保護有利於維護民族經濟權益，但是保護民族工業不應該成為保護落後的藉口。當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於不同的部門，必須採取不同的保護措施。而且，這種保護不應該是無限制的絕對保護，而應該是在面臨外來競爭的壓力之下實施的一種適度的相對保護。換言之，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的決策者來說，保護民族工業的最佳方法不是拒外來競爭於門外，而是想方設法地提高自身競爭力。否則，在過度而無限期的保護下，“幼稚工業”根本就不可能成長。進入90年代後，梅內姆政府實施了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基礎的經濟改革。其中一項重要的改革就是透過降低貿易壁壘等手段
來開放經濟。然而，由於阿根廷企業長期在高度的保護之下生存，它們在面對外來競爭時陷人了困境，大批企業倒閉。
5. 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失當
長期以來，阿根廷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存在著以下幾個弊端：
（1）通貨膨脹率長期居高不下（有時達三位數或四位數），從而使國內外投資者無法得到正確的市場“訊號”。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之所以長期居高不下，主要是因為：第一，政府用增加貨幣發行量的方法來彌補財政赤字，從而出現貨幣主義論者所說的“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這樣一種不良狀況。第二，國民經濟中的一些結構性“瓶頸”導致某些商品的需求大大超出了供給。第三，在政府對經濟生活進行超常干預的情況下，價格機制中的缺陷增加了通貨膨脹壓力。為了對付通貨膨脹問題，90年代以前阿根廷歷屆政府實施了多個反通貨膨脹計劃，但收效甚微。1989年梅內姆當政後，實施了以貨幣局匯率制度為基礎的“兌換計劃”。這一反通貨膨脹計劃雖然成功地控制了通貨膨脹，但也產生了比索的匯率高估等一系列新問題。
（2）不同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之間缺乏有機的協調。一般說來，宏觀調控手段主要包括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各種手段具有不同的功能，因此它們是不能相互取代的。換言之，只有使各種手段得到有機的協調，它們才能獲得互補性和有效性，其功能才能相得益彰。阿根廷歷屆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時常常大量使用行政干預手段，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相對而言則比較軟弱。此外，財政手段與金融手段之間的搭配也時常出現矛盾。因此，“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現象非常普遍。
（3）財政赤字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從而降低了國家的財政穩健度。這一問題的根源主要在於：第一，公務員隊伍龐大。阿根廷的總人口為3700萬（2000年），而公務員人數則多達200 萬。這一比率不僅在拉美，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比較高的。第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複雜的財政關係制約了財政收人的增長，也不利於地方政府壓縮財政開支。第三，不合理的稅收制度以及司空見慣的偷稅漏稅使財政收入得不到增長。第四，沉重的債務負擔（包括外債和內債）增加了財政開支。
（4）難以正確處理資本流動、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之間的“三難選擇”。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在實施反通貨膨脹計劃時無法很好地協調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例如，在90年代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內，由於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匯率頻繁地波動，而且波動幅度很大。這一狀況損害了歷屆政府制定的反通貨膨脹計劃及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進入90年代後，隨著貨幣局匯率制度和“兌換計劃”的實施，通貨膨脹率大幅度下降，但僵硬的匯率制度卻極大地打擊了阿根廷的國際競爭力。
（5）經濟發展缺乏計劃性。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由於政府更迭頻繁，阿根廷的經濟發展常常缺乏明確的計劃性。儘管有時也制定一些發展規劃，但它們僅僅反映了決策者或計劃制訂者個人的願望或政治意圖，因而缺乏必要的科學性和可行性。此外，這一屆政府確定的發展計劃常因政權更替或因受到某一利益集團的反對而不了了之。
6. 社會凝聚力持續減弱
強大的社會凝聚力具有振奮民族精神以及整合不同利益集團的功能。尤其在一個國家遇到各種危機時，社會凝聚力的這一功能更為重要，因為它能鼓勵民眾團結在政府周圍，奮發圖強，努力工作。
阿根廷是一個移民國家。歷史上，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為了建設自己的家園而團結一致，辛勤勞動，共同創造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經濟繁榮。然而，進入20 世紀後，尤其在20世紀下半葉，阿根廷的社會凝聚力卻呈現出不斷衰弱的趨勢。尤其在國家遇到危機時，這一趨勢尤為明顯。例如，80年代債務危機爆發後，許多人將大量資金轉移到國外，形成了持續時間長、規模龐大的資本外逃。據估計，80年代期間外逃的資本可能接近阿根廷整個國家的外債總額。2001年底爆發 “三重危機”後，有錢人不斷地將其資金轉移到國外，擁有一技之長的專業技術人員則競相移居國外。而留在國內的卻經常上街遊行示威，阻斷公路，破壞公共基礎設施，使正常的生產活動無法進行。
7. 收入分配不公的狀況長期得不到改正
公平的收入分配能擴大窮人的絕對收入。其收入的擴大不僅有利於增加儲蓄，而且還能增加在教育、營養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消費。這一切都有利於勞動力資源的開發，也有利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樣重要的是，較為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夠促進社會進步，鞏固政局穩定，消除社會動盪和政治衝突，從而為吸引外資和加快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阿根廷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由來已久。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經濟繁榮時期，隨著農產品出口的擴大，土地所有權越來越高度集中，而大量農民卻無地耕種；在城市，與農產品出口有關的行業滋生了一個富有者階層，製造業的起步也造就了一批暴富，而無數城市居民則因失業而無法擺脫貧困。
20世紀中葉，尤其在庇隆當政時期，由於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民眾主義政策，低收人階層的收入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中產階級隊伍也有所擴大，因此阿根廷的收入分配狀況有所改善。但在其他時期，阿根廷的收入分配很不公平，基尼係數經常在0.5上下。
90 年代，阿根廷的收入分配進一步惡化。這與梅內姆政府推行的經濟改革有著密切的關係。首先，大量國有企業被私有化後，新的企業主為提高企業效率而裁減工人，從而使失業問題更加嚴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大城市，失業率接近20%。其次，開放市場後，競爭力比較弱小的民族企業紛紛倒閉或壓縮生產規模，從而加劇了失業問題。
綜上所述，阿根廷的百年興衰是多種因素同時發生作用的結果。而且，這些因素既與經濟政策密切相連，也與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中的許多問題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