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
明太祖廢丞相後,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君權空前加強,全國政務最後都叢集到他身上,弄得他十分繁忙,遇到重大問題又無處商量.於是便在洪武十三年(1380),置四輔官以協贊政務.不久,四輔官因年老致仕或病死,未再設定.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又仿效宋朝制度,置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秩皆五品.不過,當時重大政務仍由明太祖自操威柄.
明成祖即位後,選拔一批親信的大臣“並直文淵閣,預機務”,閣臣的設定從此成為常制,內閣制度基本形成.
成祖時,內閣之稱謂、體制、職責各方面,基本上形成,但地位仍只五品,既無獨立之辦公室,六部的奏章,亦不先往內閣,故權力仍不大.到後來,楊士奇、楊榮、胡廣等先後入閣,實權與地位皆有所提升.終明之世,內閣制度的演變,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仁、宣時期內閣權勢顯著提升.仁宗即位,閣臣由五品提升為三品,大學士楊士奇等與吏部尚書蹇義同有密封奏事權.而楊士奇等為三孤（從一品）升尚書,形成雖居內閣,官以尚書為尊.此時期內閣制度的另一演變,乃條旨制度之出現.條旨又稱票擬,即閣臣草擬對各種奏疏之處理意見,用小條貼於奏章上,供皇帝參考採用.由是閣臣取得處理國家大事之實權,利用詳審奏章加以票擬之機會壓制六部,票擬往往成為敕諭發至全國執行,閣權日重.
土木之變後,景帝即位,內閣制亦起變化.從不置官屬變為下轄誥敕房、制敕房,兩房均設中書舍人任書辦.英宗復辟後,內閣製得進一步發展,乃首輔制度之出現.內閣大學士多至六、七人,少則三、四人,多以入閣先後、資歷及君主之意願,選定一人為首輔首揆,即內閣首領,一切大事及票擬,均由首輔主決,《廿二史札記‧明內閣首輔之權最重條》謂：大事皆首輔主持,次揆以下,不敢與較.至此,內閣制度逐漸完備,首輔成實際上之宰相.
第二階段是世宗嘉靖至神宗萬曆年間,乃內閣制之全盛時期.
英宗時又發展出影響內閣權力之司禮監.時內閣所擬之批答需交宮中司禮太監批紅,即由司禮監之秉筆太監遵照閣中票來字樣,用硃筆楷書批之.由於正統以後,君主寵信宦官,以致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閣臣不得不仰俯宦官鼻息,內閣權力一度衰落.
內閣制之演變由憲、孝以至世、穆,力權日見提升.閣臣每以宰輔自居,世宗嘉靖初年,楊延和以迎立有功,又得君主重用,使閣權漸重.其後,夏言、嚴嵩、相繼為首輔,儼如宰相.至穆宗徐階、高拱主持內閣,獨斷專行,形成世宗、穆宗間閣權的高峰期.神宗年幼即位,張居正出任首輔十六年,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國家大事皆由其主理,內閣制至此已發展至巔峰.
神宗以後內閣權力日漸衰退.居正死後兩年,即禍發身後；蓋神宗親政不免追修受制的前怨,而張居正一手提升之閣權,亦因而大變.
神宗親政後對張居正的報復,令繼位之閣臣懍於專制君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加上各部大臣與言官俱求擺脫內閣制縛,致後來之閣臣不敢攬權自恣,只能外採輿論,內迎君主旨意,內閣權力難復舊觀.此外,萬曆中葉,神宗荒廢政事,長居深宮,不與閣臣接觸.其時內閣或比附結黨,或受制閹宦,或淪為宦官鷹犬.熹宗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政,內閣作用更蕩然無存.思宗剛愎自用,國家又內外交困,內閣己不能發揮作用.
特點：
1. 形成時期長,而且始終沒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終不是中央一級正式的行政機構
從永樂開始,歷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於內閣,皇帝「其不接見臣下而能統治天下者,以有閣臣票擬故耳」.但是,他們誰也不敢擔當違反祖制的罪名,誰也不願從己經取得徹底勝利的皇權中,又拿出一部分給閣臣分享.所以內閣進展緩慢,而且始終未能成為中央一級正式的行政機構.
2. 內閣與皇權矛盾重重,又始終屈服在皇權的重壓下
閣臣與皇帝矛盾,除了反映為封還詔旨一類以外,很多反映為閣臣在中葉以後不斷提出辭職.
皇權與內閣矛盾,亦反映為明代閣臣善終者少,有政績的不多.明代內閣權力不穩定,雖然有嚴嵩,張居正之顯赫,但他們一是乘皇帝靜攝而代行皇權.一般閣臣來說,由於基本上都是文學侍從之臣出身,入閣後權力之大小,只決定於票擬被採用的情況,所以呈現為不穩定,沒有保障,沒有連續性.
與漢、唐、宋相比,明代輔相的業績並不顯著,這一方面固然與入閣前之資歷有關.漢、唐、宋之宰相都要經歷郡邑,而明之閣臣卻基本上出於翰林院.他們沒有從政經驗,不知民間疾苦,對政事自然難以提出切實可行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則由於他們權力不穩定,被司禮監擠著,被皇權壓著,即使有抱負也難於施展.
顯然,這樣的內閣只能助長皇權,而不可監督、約束皇權.有明一代,內閣始終未能成為對皇權的威脅,從這個角度來說,朱元璋廢丞相的目的是達到了.
3. 內閣受制於司禮監,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禮監的路子
在中樞系統中,內閣有票擬權,司禮監有批朱權,是內外相維的雙軌制.但雙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內閣難以與司禮監抗衡,雙方權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為轉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們之間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維相濟,而只能有對權力的激烈爭奪.皇帝寵信司禮時,司禮盡奪內閣權力,如劉瑾、魏忠賢時；否則就是權相出現,如嚴嵩、張居正時.
嚴嵩、張居正之顯赫,還得討好司禮監,就是明證.
綜觀有明一代,內閣對宦官之干政,雖亦起過一點制衡作用,如成化年間,由於閣臣一再堅持,汪直主持的西廠一度被撤.但總的來說,內閣是越來越受制於司禮.內閣為司禮監扼制,以致明代成了宦官為禍最烈的朝代.
發展：
明太祖廢丞相後,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君權空前加強,全國政務最後都叢集到他身上,弄得他十分繁忙,遇到重大問題又無處商量.於是便在洪武十三年(1380),置四輔官以協贊政務.不久,四輔官因年老致仕或病死,未再設定.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又仿效宋朝制度,置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秩皆五品.不過,當時重大政務仍由明太祖自操威柄.
明成祖即位後,選拔一批親信的大臣“並直文淵閣,預機務”,閣臣的設定從此成為常制,內閣制度基本形成.
成祖時,內閣之稱謂、體制、職責各方面,基本上形成,但地位仍只五品,既無獨立之辦公室,六部的奏章,亦不先往內閣,故權力仍不大.到後來,楊士奇、楊榮、胡廣等先後入閣,實權與地位皆有所提升.終明之世,內閣制度的演變,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仁、宣時期內閣權勢顯著提升.仁宗即位,閣臣由五品提升為三品,大學士楊士奇等與吏部尚書蹇義同有密封奏事權.而楊士奇等為三孤（從一品）升尚書,形成雖居內閣,官以尚書為尊.此時期內閣制度的另一演變,乃條旨制度之出現.條旨又稱票擬,即閣臣草擬對各種奏疏之處理意見,用小條貼於奏章上,供皇帝參考採用.由是閣臣取得處理國家大事之實權,利用詳審奏章加以票擬之機會壓制六部,票擬往往成為敕諭發至全國執行,閣權日重.
土木之變後,景帝即位,內閣制亦起變化.從不置官屬變為下轄誥敕房、制敕房,兩房均設中書舍人任書辦.英宗復辟後,內閣製得進一步發展,乃首輔制度之出現.內閣大學士多至六、七人,少則三、四人,多以入閣先後、資歷及君主之意願,選定一人為首輔首揆,即內閣首領,一切大事及票擬,均由首輔主決,《廿二史札記‧明內閣首輔之權最重條》謂：大事皆首輔主持,次揆以下,不敢與較.至此,內閣制度逐漸完備,首輔成實際上之宰相.
第二階段是世宗嘉靖至神宗萬曆年間,乃內閣制之全盛時期.
英宗時又發展出影響內閣權力之司禮監.時內閣所擬之批答需交宮中司禮太監批紅,即由司禮監之秉筆太監遵照閣中票來字樣,用硃筆楷書批之.由於正統以後,君主寵信宦官,以致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閣臣不得不仰俯宦官鼻息,內閣權力一度衰落.
內閣制之演變由憲、孝以至世、穆,力權日見提升.閣臣每以宰輔自居,世宗嘉靖初年,楊延和以迎立有功,又得君主重用,使閣權漸重.其後,夏言、嚴嵩、相繼為首輔,儼如宰相.至穆宗徐階、高拱主持內閣,獨斷專行,形成世宗、穆宗間閣權的高峰期.神宗年幼即位,張居正出任首輔十六年,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國家大事皆由其主理,內閣制至此已發展至巔峰.
神宗以後內閣權力日漸衰退.居正死後兩年,即禍發身後；蓋神宗親政不免追修受制的前怨,而張居正一手提升之閣權,亦因而大變.
神宗親政後對張居正的報復,令繼位之閣臣懍於專制君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加上各部大臣與言官俱求擺脫內閣制縛,致後來之閣臣不敢攬權自恣,只能外採輿論,內迎君主旨意,內閣權力難復舊觀.此外,萬曆中葉,神宗荒廢政事,長居深宮,不與閣臣接觸.其時內閣或比附結黨,或受制閹宦,或淪為宦官鷹犬.熹宗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政,內閣作用更蕩然無存.思宗剛愎自用,國家又內外交困,內閣己不能發揮作用.
特點：
1. 形成時期長,而且始終沒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終不是中央一級正式的行政機構
從永樂開始,歷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於內閣,皇帝「其不接見臣下而能統治天下者,以有閣臣票擬故耳」.但是,他們誰也不敢擔當違反祖制的罪名,誰也不願從己經取得徹底勝利的皇權中,又拿出一部分給閣臣分享.所以內閣進展緩慢,而且始終未能成為中央一級正式的行政機構.
2. 內閣與皇權矛盾重重,又始終屈服在皇權的重壓下
閣臣與皇帝矛盾,除了反映為封還詔旨一類以外,很多反映為閣臣在中葉以後不斷提出辭職.
皇權與內閣矛盾,亦反映為明代閣臣善終者少,有政績的不多.明代內閣權力不穩定,雖然有嚴嵩,張居正之顯赫,但他們一是乘皇帝靜攝而代行皇權.一般閣臣來說,由於基本上都是文學侍從之臣出身,入閣後權力之大小,只決定於票擬被採用的情況,所以呈現為不穩定,沒有保障,沒有連續性.
與漢、唐、宋相比,明代輔相的業績並不顯著,這一方面固然與入閣前之資歷有關.漢、唐、宋之宰相都要經歷郡邑,而明之閣臣卻基本上出於翰林院.他們沒有從政經驗,不知民間疾苦,對政事自然難以提出切實可行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則由於他們權力不穩定,被司禮監擠著,被皇權壓著,即使有抱負也難於施展.
顯然,這樣的內閣只能助長皇權,而不可監督、約束皇權.有明一代,內閣始終未能成為對皇權的威脅,從這個角度來說,朱元璋廢丞相的目的是達到了.
3. 內閣受制於司禮監,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禮監的路子
在中樞系統中,內閣有票擬權,司禮監有批朱權,是內外相維的雙軌制.但雙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內閣難以與司禮監抗衡,雙方權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為轉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們之間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維相濟,而只能有對權力的激烈爭奪.皇帝寵信司禮時,司禮盡奪內閣權力,如劉瑾、魏忠賢時；否則就是權相出現,如嚴嵩、張居正時.
嚴嵩、張居正之顯赫,還得討好司禮監,就是明證.
綜觀有明一代,內閣對宦官之干政,雖亦起過一點制衡作用,如成化年間,由於閣臣一再堅持,汪直主持的西廠一度被撤.但總的來說,內閣是越來越受制於司禮.內閣為司禮監扼制,以致明代成了宦官為禍最烈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