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
程頤，字正叔。十八歲的時候，上書朝廷，希望皇上詔令罷黜世俗的說教，以王道作為本心。遊歷太學時，聽見胡王爰問他的學生，顏子喜歡什麼學問，程頤於是回答說：
“學習是為了要達到聖人的‘道’的境界。可以透過學習聖人而達到其境界嗎？答：是的。學習的道如何？說：天地儲藏的精華，得到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質既真又靜，他們在未發的時候，五性都具備了，五性是仁、義、禮、智、信。形既生了，外物碰觸到形狀就會牽動其中心，其中心動，七情就會表現出來。七情叫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感熾熱而會更加激盪，其性格就會明確地表露出來。因此覺悟的人制約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乎中庸之道，端正心術，修養性情；愚蠢的人則就不知道抑制自己的情感，而是放縱自己的情感以至於滑向邪惡、古怪，桎梏自己的性情而喪失自己。
“然而，學習的道理，一定須先明白於心中，知道自己所修養的目的、手段，然後應該努力實踐以達到這個目的，這就是所謂‘自明而誠’。至誠的道理，在於很虔誠地相通道，誠實地相通道，才能夠獲得應有的結果，獲得了應有的結果就會努力固守，仁義忠信不離於心，匆忙之際一定像這樣，顛沛流離之時一定像這樣，為人處事、說話、沉默也一定像這樣，如此長久而不存過失，那麼，居守就會安穩，動容周旋符合禮，而邪惡、古怪的心思就不會自己產生了。
“因此，顏子所做的事，可以說是：‘不合乎禮的不要看，不合乎禮的不要聽，不合乎禮的不要說，不合乎禮的不要採取行動。’孔仲尼稱讚不已，還說：‘得一善行就衷心信服，就牢牢地記在心裡而沒有忘記、失掉。’又說：‘不遷怒於人，不第二次犯同樣的過失。’‘有不善的行為沒有不知道的，知道了的沒有再做過它。’這就是忠實地喜好它，並從學習中得到了真諦。然而，聖賢之人則不透過思考就可以得到學習的真諦，不需要努力就可符合於道；然而顏子則必須透過思考而後才能得到學習的真諦，必須透過努力而後才能符合於道。他與聖人的差別就在於這一丁點兒，所沒有達到的就努力持之以恆，而不是去變更或丟掉它。以他好學的上進之心，透過一些年的努力，那麼在不會很長的日子裡就會成功。
“後人沒有達到這個境界，以為聖人本來就是生而知之的，而不是透過學習就可以達到的，因此，為學的道理漸漸喪失。不努力求助於自己，反而求助於外界，以博聞強記、虛浮華麗的辭章為工巧，誇耀、粉飾自己的言論，很少有達到明道境界的人。而現在的學習，則與顏子所喜歡的不同了。”
胡王爰看見他的這篇文章後，對他感到很是驚奇，於是延請相見，安排他任學職。呂希哲最先以老師的禮節跟隨程頤學習。
不久，詔令他擔任秘書省校書郎，待入朝覲見之後，又提升他為崇政殿說書。於是，他上疏說：“溫習與智長，感化與心成。現在，那些善於教化其子弟的人，也必須延請著名德高望重的儒士們，使他們與之相處，以熏陶成性，潛移默化。況且陛下正年富力強，雖睿智聖哲得力於天資聰穎，而教化、修養之道不可不到。大概一日之中，接見賢哲士大夫的時候很多，親近寺人宮女的時候很少，那麼氣質變化，自然而成。希望皇上挑選著名儒士入侍君側，勸講聖賢之道，講解罷留的標準，隨時與儒士探討，即使有些小的失誤，隨事談出看法，日積月累，堅持久遠，就一定能夠修養成高尚的聖賢德性。”程頤每次進講，態度特別莊嚴，其中夾有諷刺、勸諫。聽說皇上在宮中盥洗而避開螞蟻，就問：“有這樣的事嗎？”皇上回答說“：是的。我的確害怕傷害了螞蟻。”程頤說“：把這樣的心思推廣於四海萬民身上，是作為帝王的要道。”
神宗喪期還沒有結束，冬至那天，百官上表稱賀，程頤說：“季節時序變遷，皇上思念先帝殷切深厚，希望改朝賀為安慰。”喪期結束以後，有關衙署請求舉行樂舞、置辦酒宴，程頤又說“：喪期滿了應該用吉禮，而且還當根據事情的性質和實際情況舉行樂舞，現今特設宴請，是喜慶的事情。”都據此照辦。哲宗皇帝曾經因為瘡疹不愈而有好些天不到邇英殿上朝，程頤到宰相那裡問皇帝安否，並說：“皇上不臨朝上殿，太后不應當獨自坐朝稱制。況且皇上有病，大臣難道可以不知道嗎？”第二天，宰相以下的官員開始奏請政事，詢問皇上病況。
蘇軾不喜歡程頤，程頤的門人學生賈易、朱光庭為此憤憤不平，聯合一起攻擊蘇軾。胡宗愈、顧臨指責程頤不適合於朝廷使用，孔文仲的指責、議論尤為激烈，於是出朝管勾西京國子監。好久以後，加封直秘閣，又上表謝。董敦逸又提起他對朝廷有怨望的話，故被去官。紹聖年間，程頤被削奪原籍、放逐到涪州。李清臣擔任洛陽西京河南府尹，當天就強迫他走，程頤想去與叔母話別也未被允許，第二天臨別贈送他銀子百兩，程頤沒有接受。徽宗即位的時候，遷徙至峽州，不久就恢復了他的官職，在徽宗崇寧年間又被削奪了官職。卒年七十五歲。
程頤對書是無所不讀，他的學問是以誠為本，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指導，擴充套件到《六經》各書。行動舉止，言談緘默，都以聖人為導師，不達到聖人的境界不停止追求。張載稱讚他們兄弟二人十四五歲的時候，便超然脫俗想效法聖人，故最終得到了孔子、孟子沒有被後人傳承的學問，成為各個儒生倡導的楷模。他的話的重要，就像布帛菽粟等穿的、吃的一樣，瞭解德性的人尤其尊敬、崇尚他。他曾經說：“現今農夫歷經嚴寒、酷暑與風雨，深耕土地，多次鋤草，播種五穀，我得到了以它為食；百工技藝之人，製造了各種器物，我得到了以它為用；身披介冑計程車兵，穿著鎧甲，拿著武器，以此駐守疆土國防，我因此而得以安寧。我沒有什麼功德澤惠於別人，而只是虛度歲月光陰，安閒享樂為天地間的一隻蠹蟲，只是聯綴輯錄聖人留下來的書籍，希望有所補益。”於是撰著《易傳》、《春秋傳》以傳於社會。《易傳·序》說：
“易，是變易，隨時變易以適應道。我著書籍，內容廣大，全部備有，打算以此弄通性命的道理，勾通黑暗、模糊與光明、清楚之間的聯絡，窮盡事物的變化之情狀，以此揭示事物的發展、變化及其結果產生的原因所表現出的道理。聖人對後世的憂慮、擔心，可以說是論述圓滿了。離古代雖然很遙遠，但留下來的經典還存在，然而，從前的一些儒學之士在失意的時候留下來的一些話，後來的學者們讀誦他們的言論，但忘了領會他們的意思，從秦朝以後各代，大概沒有傳學的人了。我出生於儒學形成的千年之後，追悼儒士們的聖學於晦澀與湮廢之中，將會使後人按照流傳去尋找源頭，這就是我寫作這個《傳》的原因。
“《易》中有聖人之道表現在四個方面‘：以論來顯示其辭藻，以動勢來顯示其變化，以所做器具來顯示其跡象，以八卦卜筮來顯示占卜吉凶。’吉凶消長的道理，進退存亡的道理存在於辭藻之中，推敲考查易卦可以知道變遷，象與佔在辭藻、變化之中。‘君子處靜觀察其象而玩味辭藻，動中觀察其變動而玩賞所佔卜卦’，講求辭藻不達其意的人有，但沒有不透過辭藻的表達而能夠表明自己的意思的人。最微細的是理，最顯著的是象。體與用為同一源流，顯著與微細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觀察會通之處以行其典禮，那麼，辭就無所不備。故善於學習的人，尋求表達的言論一定很相近，容易找到相近意思的人，並不一定知道怎樣用言論去表達。我所做的《易傳》所傳授的是優美的語言，以優美的語言表達所要表達的意思，則在人的所作所為了。”
《春秋傳·序》說：
“天下的民眾，一定要有傑出才能的人作為他們的君長，由這樣的人來治理國家，爭戰奪地的事情就會平息，引導萬民勞動就會獲得生活的條件，滿足自己生養的願望，教育他們就會使倫理明曉，然後人道興起、流行，天道成立，地道安定。堯、舜二帝以上各代，聖賢不斷出現於社會，隨時都有所作為，順應時代發展的風氣，不以古代的成法來開啟人的智慧，而是各因時間的變異、社會的變化來立法治政。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三王接替興起，曆法都已具備，以子、醜、寅月分別為建正，崇尚忠直、質樸、文才的風氣更盛，做人的道理已全部具備，天地運轉的規律已相當周全。聖賢的帝王既不重複行事立法，天下後來的帝王雖然有仿效古代聖賢的跡象，但多心懷私意，系膽大妄為而已。事情發生謬誤，是從秦代以建亥為正月開始；道的背離，是從漢代專門以智謀來治理國家世事為端緒，這樣怎麼能重新瞭解先王聖賢的治道呢？
“孔夫子生當西周末年，認為聖人不可能重新推行原有的舊法，順從天時、適應時勢的治理也不會重新出現，於是寫作《春秋》，為以後百代帝王不可變更的大法。所謂‘考察於三王而沒有謬誤，建正於天地而沒有違背，質證於鬼神而沒有疑問，歷經百世千年以待聖人檢驗而沒有疑惑’即是指此。先世儒士的傳記，子游、子夏不能夠讚頌一句話，優美的語言是文字不能形容的，言論不能侷限於此。這個道理，只有顏子曾經聽說過。‘推行夏代計算年月時序的歷法，乘載殷商時代式樣的車輛，穿戴西周時代式樣的衣服、帽子，聽樂則是《韶舞》之類，這是最適當、準確的標準。後世判斷史書就以《春秋》筆法為標準，主要是指褒揚善舉、貶損惡行之類，至於經營治世、管理國家的大法，就不知道了。
“《春秋》大義包含數十個方面，其含義很大、廣泛，其光明顯著像太陽、星星，是容易看見的。只是其中細微的辭意、隱寓的含義，按照時序的不同來確定合宜的東西，就難以知道了。有的抑制，有的放縱；有的給予，有的削奪；有的推進，有的退後；有的細微，有的顯著；而完全根據義理安排，文辭質量的適中，寬泛猛烈的合宜，是與非的公道，成為判斷、權衡事物的標準，推測揣度道理的準則。大概觀察百物而後可以識別化工的神韻，聚集很多的材料而後可以知道修建房子的用途，想從一件事情、一種含義中去窺測聖人的用心，不是具有上等的智慧是不能做到這一點的。所以學習《春秋》的人必須認真仔細品味，心領神會，然後才能通曉其細微末節。後來帝王知曉《春秋》微言大義，其德性如果不是像禹、湯一樣，是不能夠效法夏、商、週三代的治世的。
“從秦朝以來，《春秋》等聖人之學沒有人傳承，我追思聖人之志，擔憂它不被後世所明瞭，因此，特別寫作《春秋傳》以闡明聖人的意旨，使後世的人們能夠通曉文辭、尋思其微言大義，瞭解它的意思而後在言行中效法它，那麼，三代的治世就可以重新出現了。這個《傳》，雖然說不能窮極聖人在其中隱含的最深奧的道理，但可以說，學者差不多可把它作為登堂入室的門徑，是指導其入門之作。”
程頤平生從教始終誨人不倦，所以當時的學者屬他的門徒學生的人最多，由於其學術淵源的影響，都為當時學士名流。涪州人為程頤在北巖建祠，當時人們俗稱他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1220)，南宋寧宗皇帝詔令賜給諡號叫作“正公”。理宗淳..元年(1241)，追封為伊陽伯，詔入孔子廟庭一齊祭祀。
答：
程頤，字正叔。十八歲的時候，上書朝廷，希望皇上詔令罷黜世俗的說教，以王道作為本心。遊歷太學時，聽見胡王爰問他的學生，顏子喜歡什麼學問，程頤於是回答說：
“學習是為了要達到聖人的‘道’的境界。可以透過學習聖人而達到其境界嗎？答：是的。學習的道如何？說：天地儲藏的精華，得到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質既真又靜，他們在未發的時候，五性都具備了，五性是仁、義、禮、智、信。形既生了，外物碰觸到形狀就會牽動其中心，其中心動，七情就會表現出來。七情叫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感熾熱而會更加激盪，其性格就會明確地表露出來。因此覺悟的人制約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乎中庸之道，端正心術，修養性情；愚蠢的人則就不知道抑制自己的情感，而是放縱自己的情感以至於滑向邪惡、古怪，桎梏自己的性情而喪失自己。
“然而，學習的道理，一定須先明白於心中，知道自己所修養的目的、手段，然後應該努力實踐以達到這個目的，這就是所謂‘自明而誠’。至誠的道理，在於很虔誠地相通道，誠實地相通道，才能夠獲得應有的結果，獲得了應有的結果就會努力固守，仁義忠信不離於心，匆忙之際一定像這樣，顛沛流離之時一定像這樣，為人處事、說話、沉默也一定像這樣，如此長久而不存過失，那麼，居守就會安穩，動容周旋符合禮，而邪惡、古怪的心思就不會自己產生了。
“因此，顏子所做的事，可以說是：‘不合乎禮的不要看，不合乎禮的不要聽，不合乎禮的不要說，不合乎禮的不要採取行動。’孔仲尼稱讚不已，還說：‘得一善行就衷心信服，就牢牢地記在心裡而沒有忘記、失掉。’又說：‘不遷怒於人，不第二次犯同樣的過失。’‘有不善的行為沒有不知道的，知道了的沒有再做過它。’這就是忠實地喜好它，並從學習中得到了真諦。然而，聖賢之人則不透過思考就可以得到學習的真諦，不需要努力就可符合於道；然而顏子則必須透過思考而後才能得到學習的真諦，必須透過努力而後才能符合於道。他與聖人的差別就在於這一丁點兒，所沒有達到的就努力持之以恆，而不是去變更或丟掉它。以他好學的上進之心，透過一些年的努力，那麼在不會很長的日子裡就會成功。
“後人沒有達到這個境界，以為聖人本來就是生而知之的，而不是透過學習就可以達到的，因此，為學的道理漸漸喪失。不努力求助於自己，反而求助於外界，以博聞強記、虛浮華麗的辭章為工巧，誇耀、粉飾自己的言論，很少有達到明道境界的人。而現在的學習，則與顏子所喜歡的不同了。”
胡王爰看見他的這篇文章後，對他感到很是驚奇，於是延請相見，安排他任學職。呂希哲最先以老師的禮節跟隨程頤學習。
不久，詔令他擔任秘書省校書郎，待入朝覲見之後，又提升他為崇政殿說書。於是，他上疏說：“溫習與智長，感化與心成。現在，那些善於教化其子弟的人，也必須延請著名德高望重的儒士們，使他們與之相處，以熏陶成性，潛移默化。況且陛下正年富力強，雖睿智聖哲得力於天資聰穎，而教化、修養之道不可不到。大概一日之中，接見賢哲士大夫的時候很多，親近寺人宮女的時候很少，那麼氣質變化，自然而成。希望皇上挑選著名儒士入侍君側，勸講聖賢之道，講解罷留的標準，隨時與儒士探討，即使有些小的失誤，隨事談出看法，日積月累，堅持久遠，就一定能夠修養成高尚的聖賢德性。”程頤每次進講，態度特別莊嚴，其中夾有諷刺、勸諫。聽說皇上在宮中盥洗而避開螞蟻，就問：“有這樣的事嗎？”皇上回答說“：是的。我的確害怕傷害了螞蟻。”程頤說“：把這樣的心思推廣於四海萬民身上，是作為帝王的要道。”
神宗喪期還沒有結束，冬至那天，百官上表稱賀，程頤說：“季節時序變遷，皇上思念先帝殷切深厚，希望改朝賀為安慰。”喪期結束以後，有關衙署請求舉行樂舞、置辦酒宴，程頤又說“：喪期滿了應該用吉禮，而且還當根據事情的性質和實際情況舉行樂舞，現今特設宴請，是喜慶的事情。”都據此照辦。哲宗皇帝曾經因為瘡疹不愈而有好些天不到邇英殿上朝，程頤到宰相那裡問皇帝安否，並說：“皇上不臨朝上殿，太后不應當獨自坐朝稱制。況且皇上有病，大臣難道可以不知道嗎？”第二天，宰相以下的官員開始奏請政事，詢問皇上病況。
蘇軾不喜歡程頤，程頤的門人學生賈易、朱光庭為此憤憤不平，聯合一起攻擊蘇軾。胡宗愈、顧臨指責程頤不適合於朝廷使用，孔文仲的指責、議論尤為激烈，於是出朝管勾西京國子監。好久以後，加封直秘閣，又上表謝。董敦逸又提起他對朝廷有怨望的話，故被去官。紹聖年間，程頤被削奪原籍、放逐到涪州。李清臣擔任洛陽西京河南府尹，當天就強迫他走，程頤想去與叔母話別也未被允許，第二天臨別贈送他銀子百兩，程頤沒有接受。徽宗即位的時候，遷徙至峽州，不久就恢復了他的官職，在徽宗崇寧年間又被削奪了官職。卒年七十五歲。
程頤對書是無所不讀，他的學問是以誠為本，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指導，擴充套件到《六經》各書。行動舉止，言談緘默，都以聖人為導師，不達到聖人的境界不停止追求。張載稱讚他們兄弟二人十四五歲的時候，便超然脫俗想效法聖人，故最終得到了孔子、孟子沒有被後人傳承的學問，成為各個儒生倡導的楷模。他的話的重要，就像布帛菽粟等穿的、吃的一樣，瞭解德性的人尤其尊敬、崇尚他。他曾經說：“現今農夫歷經嚴寒、酷暑與風雨，深耕土地，多次鋤草，播種五穀，我得到了以它為食；百工技藝之人，製造了各種器物，我得到了以它為用；身披介冑計程車兵，穿著鎧甲，拿著武器，以此駐守疆土國防，我因此而得以安寧。我沒有什麼功德澤惠於別人，而只是虛度歲月光陰，安閒享樂為天地間的一隻蠹蟲，只是聯綴輯錄聖人留下來的書籍，希望有所補益。”於是撰著《易傳》、《春秋傳》以傳於社會。《易傳·序》說：
“易，是變易，隨時變易以適應道。我著書籍，內容廣大，全部備有，打算以此弄通性命的道理，勾通黑暗、模糊與光明、清楚之間的聯絡，窮盡事物的變化之情狀，以此揭示事物的發展、變化及其結果產生的原因所表現出的道理。聖人對後世的憂慮、擔心，可以說是論述圓滿了。離古代雖然很遙遠，但留下來的經典還存在，然而，從前的一些儒學之士在失意的時候留下來的一些話，後來的學者們讀誦他們的言論，但忘了領會他們的意思，從秦朝以後各代，大概沒有傳學的人了。我出生於儒學形成的千年之後，追悼儒士們的聖學於晦澀與湮廢之中，將會使後人按照流傳去尋找源頭，這就是我寫作這個《傳》的原因。
“《易》中有聖人之道表現在四個方面‘：以論來顯示其辭藻，以動勢來顯示其變化，以所做器具來顯示其跡象，以八卦卜筮來顯示占卜吉凶。’吉凶消長的道理，進退存亡的道理存在於辭藻之中，推敲考查易卦可以知道變遷，象與佔在辭藻、變化之中。‘君子處靜觀察其象而玩味辭藻，動中觀察其變動而玩賞所佔卜卦’，講求辭藻不達其意的人有，但沒有不透過辭藻的表達而能夠表明自己的意思的人。最微細的是理，最顯著的是象。體與用為同一源流，顯著與微細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觀察會通之處以行其典禮，那麼，辭就無所不備。故善於學習的人，尋求表達的言論一定很相近，容易找到相近意思的人，並不一定知道怎樣用言論去表達。我所做的《易傳》所傳授的是優美的語言，以優美的語言表達所要表達的意思，則在人的所作所為了。”
《春秋傳·序》說：
“天下的民眾，一定要有傑出才能的人作為他們的君長，由這樣的人來治理國家，爭戰奪地的事情就會平息，引導萬民勞動就會獲得生活的條件，滿足自己生養的願望，教育他們就會使倫理明曉，然後人道興起、流行，天道成立，地道安定。堯、舜二帝以上各代，聖賢不斷出現於社會，隨時都有所作為，順應時代發展的風氣，不以古代的成法來開啟人的智慧，而是各因時間的變異、社會的變化來立法治政。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三王接替興起，曆法都已具備，以子、醜、寅月分別為建正，崇尚忠直、質樸、文才的風氣更盛，做人的道理已全部具備，天地運轉的規律已相當周全。聖賢的帝王既不重複行事立法，天下後來的帝王雖然有仿效古代聖賢的跡象，但多心懷私意，系膽大妄為而已。事情發生謬誤，是從秦代以建亥為正月開始；道的背離，是從漢代專門以智謀來治理國家世事為端緒，這樣怎麼能重新瞭解先王聖賢的治道呢？
“孔夫子生當西周末年，認為聖人不可能重新推行原有的舊法，順從天時、適應時勢的治理也不會重新出現，於是寫作《春秋》，為以後百代帝王不可變更的大法。所謂‘考察於三王而沒有謬誤，建正於天地而沒有違背，質證於鬼神而沒有疑問，歷經百世千年以待聖人檢驗而沒有疑惑’即是指此。先世儒士的傳記，子游、子夏不能夠讚頌一句話，優美的語言是文字不能形容的，言論不能侷限於此。這個道理，只有顏子曾經聽說過。‘推行夏代計算年月時序的歷法，乘載殷商時代式樣的車輛，穿戴西周時代式樣的衣服、帽子，聽樂則是《韶舞》之類，這是最適當、準確的標準。後世判斷史書就以《春秋》筆法為標準，主要是指褒揚善舉、貶損惡行之類，至於經營治世、管理國家的大法，就不知道了。
“《春秋》大義包含數十個方面，其含義很大、廣泛，其光明顯著像太陽、星星，是容易看見的。只是其中細微的辭意、隱寓的含義，按照時序的不同來確定合宜的東西，就難以知道了。有的抑制，有的放縱；有的給予，有的削奪；有的推進，有的退後；有的細微，有的顯著；而完全根據義理安排，文辭質量的適中，寬泛猛烈的合宜，是與非的公道，成為判斷、權衡事物的標準，推測揣度道理的準則。大概觀察百物而後可以識別化工的神韻，聚集很多的材料而後可以知道修建房子的用途，想從一件事情、一種含義中去窺測聖人的用心，不是具有上等的智慧是不能做到這一點的。所以學習《春秋》的人必須認真仔細品味，心領神會，然後才能通曉其細微末節。後來帝王知曉《春秋》微言大義，其德性如果不是像禹、湯一樣，是不能夠效法夏、商、週三代的治世的。
“從秦朝以來，《春秋》等聖人之學沒有人傳承，我追思聖人之志，擔憂它不被後世所明瞭，因此，特別寫作《春秋傳》以闡明聖人的意旨，使後世的人們能夠通曉文辭、尋思其微言大義，瞭解它的意思而後在言行中效法它，那麼，三代的治世就可以重新出現了。這個《傳》，雖然說不能窮極聖人在其中隱含的最深奧的道理，但可以說，學者差不多可把它作為登堂入室的門徑，是指導其入門之作。”
程頤平生從教始終誨人不倦，所以當時的學者屬他的門徒學生的人最多，由於其學術淵源的影響，都為當時學士名流。涪州人為程頤在北巖建祠，當時人們俗稱他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1220)，南宋寧宗皇帝詔令賜給諡號叫作“正公”。理宗淳..元年(1241)，追封為伊陽伯，詔入孔子廟庭一齊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