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為宋代畫匠張擇端的傑作，是中國繪畫史上的瑰寶。然而，自此畫問世以來，描摹仿繪者就代不乏人，到底有多少個不同版本，也沒人說得清，致使今日存世的《清明上河圖》魚龍混雜，真偽難辨，究竟哪一本是張擇端的真跡呢？
畫家張擇端，字正道，密州諸城(今屬山東)人，幼年時在家鄉讀書，長成遊學於京城開封，後學繪畫，本工界畫，喜歡畫“舟車市橋郭徑”，傳說北宋徽宗時曾供職於翰林圖畫院。他的《清明上河圖》以長卷的形式，生動細膩地描繪了汴京東南城區河道兩岸街市的繁華圖景，展現了北宋都城的面貌特色及各類市民生活的現實場景。圖系絹本，淡墨著色，畫幅高約二十五釐米，長約五百二十八釐米，繪人物千餘，動物百餘，船二十餘艘，車轎二十餘乘，此外“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珍奇市易”，“八方爭湊，水陸成通”，一派繁榮太平景象。圖卷真實、全面、細緻地描繪了北宋都市生活的各個方面，時代氣息濃厚，刻畫生動入微，提供了許多文字無法描述的形象資料，對了解和研究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為第一手的重要材料。此圖的藝術手法也十分高超，橫向的全景式構圖，將極其繁複的場景處理得有條不紊，統一和諧，筆法精細謹嚴，設色清淡典雅，人物生動傳神，器物細緻逼真。作為舉世聞名的風俗畫佳作，此圖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難以估量，代表著宋代社會風俗畫的最高成就。
張擇端將這幅歌頌太平盛世的畫卷呈現給了皇帝，酷愛書畫且擅長丹青的徽宗見畫甚喜，他用瘦金體親筆在畫上題寫了“清明上河圖”五個字，並鈐上了皇帝專門用以鑑賞和收藏藝術品的雙龍小印，然後珍藏秘府。
然而靖康之難很快發生，繁華的汴京城轉瞬毀於戰火，宋代皇家秘府中的名畫與全部財寶也一起被金兵掠奪一空，《清明上河圖》也淪落到金兵手中。這幅畫是否引起金國上層統治者的注意，現已很難說，如《清明易簡圖》上據說有“金太祖題字”和“金章宗題簽”。不過它很快就以普通字畫的身價在民間輾轉變賣，北宋遺民張著、張公藥、酈權、王硐、張世積等人先後得到過此畫，賞畫思故國，他們分別於畫後題詠，留下感人詩篇，張著等還寫了記事題跋。
同時有人認為，張擇端隨著難民的隊伍流亡到南方，目睹了國家和民眾所遭受的災難，他的愛國情懷和藝術造詣，經過這段生活的磨鍊有了新的昇華。來到南宋臨安(今杭州)後，決定重新再作此圖。當時國破家亡的痛苦，震撼著廣大人民的心靈，一切愛國愛鄉的人們都對故都難以忘懷。張擇端也同樣懷念著汴京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緬懷往日的繁盛景象，常覺愴然欲涕。他早年熟悉且描繪過的汴河、街市、宮觀、樓閣，再次信筆繪來，一架架橋樑，一艘艘航船，一家家店鋪，一群群人物，綺妮的景色更加動人，都市的生活更加繁華。張擇端重繪此圖，不僅僅它是自己的得意之筆，更由於能在其中寄託深沉的感情。明代畫家董其昌《容臺文集》中評論道：“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但也有學者以為，根本不存在張擇端南渡後再繪一說。
不過，思念故國，收復失地，是南宋時期愛國主義的主題，《清明上河圖》成為了表現這一主題的重要藝術作品。隨著人們懷念汴京之情的日益強烈，這幅畫的社會意義和精神價值也不斷提高，於是有摹本開始出現，摹本所繪，人物愈多，事物愈繁，筆路愈細，價格也不斷攀升。總之，南宋以後，描摹仿繪者就代不乏人。
據說，元代時《清明上河圖》的真跡曾被重新收入皇宮，但不久就被翰林學士趙孟頫用贗品調包而盜了出來。也有人說，元宮真跡是被一裝裱匠用臨摹本換了出來，並隨即賣給了一位酷愛書畫的顯官。至正十一年(1351)，江蘇泰和人楊準購到此畫，曾將此畫的流落經過錄於圖後。明代弘治年間，畫落到大理寺卿朱文徵手中，常與文人雅士共賞，李祁、吳寬等人落有題跋。正德年間，畫為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所得，他在圖後二次書寫長篇跋文，對畫推崇備至，評價極高。到嘉靖年間，畫轉至兵部尚書陸完的手中，他亦作跋留念。此後為奸臣嚴嵩搞到，隆慶時，嚴家被抄。此畫再度收入皇宮。傳說，一小太監開啟內府藏閣的箱子，盜畫後正欲逃走，卻撞見來人，只好將畫藏在御花園的石罅中，不料當晚天降暴雨，接連二日三夜不停，石罅被水淹沒。等到雨停水退，小太監再來取時，一代名畫已糜爛不可復理。此畫真跡遭此滅頂之災而失傳，錢謙益《牧齋初學記》諸書對此事有較詳的記載。
也有人認為，此畫真跡遭毀是個謊言，實為一個叫馮保的太監從宮中偷走，為掩人耳目便捏造了這個故事。萬曆六年(1578)，馮保在圖後題跋，稱自己為“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兼掌御用幹事司禮監太監”。以後，此畫又被變賣，清乾隆年間，為學者型官員畢沅購得，其弟畢瀧也極讚賞，畫上鈐有兄弟二人的印記。畢沅死後，畢家被抄，此畫遂入清宮，收在迎春閣內，乾隆加以題跋，嘉慶也對其珍愛有加。1911年後，末代皇帝溥儀以賞弟弟溥傑為名，盜出宮外。1932年，建立偽滿洲國，此畫又來到長春的偽皇宮東院圖書樓中。1945年，日本戰敗，偽滿皇宮失火遭劫，大批文物失散，包括此畫。第二年，解放軍攻下長春，收集到偽滿失散的珍貴字畫十餘幅，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圖》，此畫最後調入北京故宮博物院。可惜，相傳徽宗所題五個字畫名的御書題簽，及皇帝專門用以收藏藝術品的雙龍小印，到明朝中葉就已亡佚，今日不復可見。也有學者認為，本來就沒有宋徽宗的題簽。
上述有關《清明上河圖》真跡的流傳歷史，其實只是許多種說法中的一種。由於摹本與真跡時或難分真偽，所以其流傳過程撲朔迷離，眾說紛紜，還有許多流傳國外者。據有關資料統計，僅清代皇宮所藏摹本就有十二幅，溥儀曾將其中四幅贈給胞弟溥傑。目前國內外公私所藏的《清明上河圖》有三十多幅，大陸藏十餘幅，臺灣藏有九幅，美國藏有五幅，法國藏有四幅，英國和日本各藏有一幅。至於流傳到社會上還有多少幅，沒有人能弄清楚。究竟哪一本是張擇端的真跡？書畫界與學術界經過長期探討，目標已集中在分別收藏於臺灣、北京和美國紐約的三本《清明上河圖》。
臺灣學者劉淵臨認為，收藏於臺灣故宮博物院的《清明易簡圖》，圖上有張擇端的親筆題款“翰林畫史臣張擇端進呈”，因而是“道地的真本”。學者鄭振鐸、徐邦達認為，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石渠寶笈三編》注錄本《清明上河圖》，從宋至今的流傳經過頭緒清楚，有關題跋、印鑑也都歷歷在目，此畫具有濃郁的北宋畫風，應是張擇端的真跡。而學者董作賓則認為，美國孟義君得自於抗戰勝利後之北平的《清明上河圖》，有北宋宣和年間的特殊證跡，認為該圖是張擇端獻給皇帝的真跡，定為“元秘府本”，現藏紐約的博物館。
有學者指出，要鑑別真偽，關鍵在於搞清《清明上河圖》別本產生初始的情況，及其歷史流傳的脈絡，方能還各本以歷史本來面目。據有關文獻資料分析，《清明上河圖》別本最初發現於元代，當時有“秘府本”與“似本”兩幅。當時，楊準跋文中稱：“圖初留秘府，後為官匠裝池者以‘似本’易去。”就是上面說到的元代時，裝裱匠以臨摹本偷換了真跡，這臨摹本後稱“似本”，實為元代作品，顯然是贗品。到了明代，又出現張英公收藏的“稿本”。王世貞《弁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圖別本跋》說到，張擇端的“稿本”，“于禁煙光景亦不似”。清明寒食，民俗禁菸，“不似禁菸光景”就是說畫得不是清明時節，或許是張擇端此畫的早期手筆。
先來看臺灣的《清明易簡圖》。沈德潛《清明易簡圖疏解》記：“張擇端清明畫圖，本有二幅，一在張英公家者，名《上河圖》，有張著跋；一留汴京者，無跋，意即《易簡圖》也。”沈氏明確告之，《清明易簡圖》是張公英所收藏的“稿本”之外的另一本《清明上河圖》。而“秘府本”真跡如果在明末的滅頂之災中失傳，那麼《清明易簡圖》最多是元代的“似本”，元人蘇舜舉在元貞元年(1295)首跋《易簡圖》時，就開宗明義道：“清明易簡新圖成。”說明它是新近畫就的，圖中還可見一些元代事物：如元代獨有的官方文化機構“奎章閣”，棉紡技術經黃道婆改良後才傳到北方的“吳淞細密花布”等。所謂張擇端的親筆題款一事，實是不可信的，主要是“翰林畫史”之稱，宋畫院並無此官稱；劉淵臨把張擇端稱為金人，而金朝也無此官稱。尤其是其畫上還有“金太祖題字”，從時間上就可看出這在作假，所以清乾隆題跋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蓋出於庸手妄作。”尤其是整部畫的風格，經仔細比較，與宋代畫院風格截然不同。所以判斷臺灣的《清明易簡圖》基本是贗品，至於是元代作品，還是明代作品，學術界還有爭論。
再看北京故宮的《清明上河圖》，除了上述題跋、印鑑、畫風諸證據外，其畫面上卻出現了扇子、西瓜、新酒、光身兒童、遮陽草帽等顯然是秋天的景色，恰如上述“于禁煙光景亦不似”的特點，那就有可能是“稿本”。此畫還不見有宋徽宗瘦金體的籤題和他的雙龍小印之印記，那麼是因為此“稿本”沒有呈現給皇帝，還是年代久遠，賞玩時時磨壞而在裝裱時被裁割了呢？然而也有學者不同意它描繪的是秋景(詳後謎)，並認為它就是真跡。指出判斷真偽幾個關鍵是：一看城牆畫得如何？宋代東京的內城與外城均為土牆，只有北京《寶笈三編》本畫的是土牆，其他各本均為磚牆。二看虹橋畫得如何？據《東京夢華錄》載，此橋是木結構的單孔橋，“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宛如飛虹”。也只有北京《寶笈三編》本屬於這一橋式，其他圖本均為大型單孔石拱橋。三看城樓畫得如何？北京《寶笈三編》本僅畫城樓，並無甕門，類似東京內城之制；其他圖本均有甕城，不符合東京外城之制。四從繪畫風格上看，只有北京《寶笈三編》本符合宋代畫院的筆法。以上諸點，可以證明北京《寶笈三編》本就是張擇端的真跡，不過這並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普遍承認。
關於美國紐約收藏的“元秘府本”，董作賓進行了詳盡考釋，根據徽宗瘦金體題跋，認定該圖是張擇端“宣和二年七月”之前進獻皇帝的真跡。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它是《清明上河圖》的晚期贗品，其題跋與別本往往有些許不同，但也難辨真偽。學者那志良1977年出版的《清明上河圖》研究成果，對臺灣、北京、美國紐約三個版本進行了認真的比較研究，最後還是不敢肯定哪個是張擇端的真跡。
這件享譽古今中外的傳世傑作，可稱中國繪畫史上的無價之寶。在它問世後的八百多年中，曾被無數收藏家和鑑賞家所讚歎欣賞，也時為藝術家和商人所描摹仿製，更是帝王權貴們蒐羅豪奪的物件，它輾轉飄零，歷經劫難，最後人們卻不識廬山真面目。除了其真偽難以辨認考訂以外，再如據圖後明人李東陽的題跋考證，《清明上河圖》的最前面還應有一段遠郊山水，但在現存畫卷中卻闕如。專家們還認為，此畫後半部不應該在剛一進入開封城便戛然而止，而應畫到金明池才結束。那麼，《清明上河圖》有沒有被後人裁去最前一段，或佚去後半部呢？
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為宋代畫匠張擇端的傑作，是中國繪畫史上的瑰寶。然而，自此畫問世以來，描摹仿繪者就代不乏人，到底有多少個不同版本，也沒人說得清，致使今日存世的《清明上河圖》魚龍混雜，真偽難辨，究竟哪一本是張擇端的真跡呢？
畫家張擇端，字正道，密州諸城(今屬山東)人，幼年時在家鄉讀書，長成遊學於京城開封，後學繪畫，本工界畫，喜歡畫“舟車市橋郭徑”，傳說北宋徽宗時曾供職於翰林圖畫院。他的《清明上河圖》以長卷的形式，生動細膩地描繪了汴京東南城區河道兩岸街市的繁華圖景，展現了北宋都城的面貌特色及各類市民生活的現實場景。圖系絹本，淡墨著色，畫幅高約二十五釐米，長約五百二十八釐米，繪人物千餘，動物百餘，船二十餘艘，車轎二十餘乘，此外“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珍奇市易”，“八方爭湊，水陸成通”，一派繁榮太平景象。圖卷真實、全面、細緻地描繪了北宋都市生活的各個方面，時代氣息濃厚，刻畫生動入微，提供了許多文字無法描述的形象資料，對了解和研究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為第一手的重要材料。此圖的藝術手法也十分高超，橫向的全景式構圖，將極其繁複的場景處理得有條不紊，統一和諧，筆法精細謹嚴，設色清淡典雅，人物生動傳神，器物細緻逼真。作為舉世聞名的風俗畫佳作，此圖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難以估量，代表著宋代社會風俗畫的最高成就。
張擇端將這幅歌頌太平盛世的畫卷呈現給了皇帝，酷愛書畫且擅長丹青的徽宗見畫甚喜，他用瘦金體親筆在畫上題寫了“清明上河圖”五個字，並鈐上了皇帝專門用以鑑賞和收藏藝術品的雙龍小印，然後珍藏秘府。
然而靖康之難很快發生，繁華的汴京城轉瞬毀於戰火，宋代皇家秘府中的名畫與全部財寶也一起被金兵掠奪一空，《清明上河圖》也淪落到金兵手中。這幅畫是否引起金國上層統治者的注意，現已很難說，如《清明易簡圖》上據說有“金太祖題字”和“金章宗題簽”。不過它很快就以普通字畫的身價在民間輾轉變賣，北宋遺民張著、張公藥、酈權、王硐、張世積等人先後得到過此畫，賞畫思故國，他們分別於畫後題詠，留下感人詩篇，張著等還寫了記事題跋。
同時有人認為，張擇端隨著難民的隊伍流亡到南方，目睹了國家和民眾所遭受的災難，他的愛國情懷和藝術造詣，經過這段生活的磨鍊有了新的昇華。來到南宋臨安(今杭州)後，決定重新再作此圖。當時國破家亡的痛苦，震撼著廣大人民的心靈，一切愛國愛鄉的人們都對故都難以忘懷。張擇端也同樣懷念著汴京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緬懷往日的繁盛景象，常覺愴然欲涕。他早年熟悉且描繪過的汴河、街市、宮觀、樓閣，再次信筆繪來，一架架橋樑，一艘艘航船，一家家店鋪，一群群人物，綺妮的景色更加動人，都市的生活更加繁華。張擇端重繪此圖，不僅僅它是自己的得意之筆，更由於能在其中寄託深沉的感情。明代畫家董其昌《容臺文集》中評論道：“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但也有學者以為，根本不存在張擇端南渡後再繪一說。
不過，思念故國，收復失地，是南宋時期愛國主義的主題，《清明上河圖》成為了表現這一主題的重要藝術作品。隨著人們懷念汴京之情的日益強烈，這幅畫的社會意義和精神價值也不斷提高，於是有摹本開始出現，摹本所繪，人物愈多，事物愈繁，筆路愈細，價格也不斷攀升。總之，南宋以後，描摹仿繪者就代不乏人。
據說，元代時《清明上河圖》的真跡曾被重新收入皇宮，但不久就被翰林學士趙孟頫用贗品調包而盜了出來。也有人說，元宮真跡是被一裝裱匠用臨摹本換了出來，並隨即賣給了一位酷愛書畫的顯官。至正十一年(1351)，江蘇泰和人楊準購到此畫，曾將此畫的流落經過錄於圖後。明代弘治年間，畫落到大理寺卿朱文徵手中，常與文人雅士共賞，李祁、吳寬等人落有題跋。正德年間，畫為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所得，他在圖後二次書寫長篇跋文，對畫推崇備至，評價極高。到嘉靖年間，畫轉至兵部尚書陸完的手中，他亦作跋留念。此後為奸臣嚴嵩搞到，隆慶時，嚴家被抄。此畫再度收入皇宮。傳說，一小太監開啟內府藏閣的箱子，盜畫後正欲逃走，卻撞見來人，只好將畫藏在御花園的石罅中，不料當晚天降暴雨，接連二日三夜不停，石罅被水淹沒。等到雨停水退，小太監再來取時，一代名畫已糜爛不可復理。此畫真跡遭此滅頂之災而失傳，錢謙益《牧齋初學記》諸書對此事有較詳的記載。
也有人認為，此畫真跡遭毀是個謊言，實為一個叫馮保的太監從宮中偷走，為掩人耳目便捏造了這個故事。萬曆六年(1578)，馮保在圖後題跋，稱自己為“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兼掌御用幹事司禮監太監”。以後，此畫又被變賣，清乾隆年間，為學者型官員畢沅購得，其弟畢瀧也極讚賞，畫上鈐有兄弟二人的印記。畢沅死後，畢家被抄，此畫遂入清宮，收在迎春閣內，乾隆加以題跋，嘉慶也對其珍愛有加。1911年後，末代皇帝溥儀以賞弟弟溥傑為名，盜出宮外。1932年，建立偽滿洲國，此畫又來到長春的偽皇宮東院圖書樓中。1945年，日本戰敗，偽滿皇宮失火遭劫，大批文物失散，包括此畫。第二年，解放軍攻下長春，收集到偽滿失散的珍貴字畫十餘幅，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圖》，此畫最後調入北京故宮博物院。可惜，相傳徽宗所題五個字畫名的御書題簽，及皇帝專門用以收藏藝術品的雙龍小印，到明朝中葉就已亡佚，今日不復可見。也有學者認為，本來就沒有宋徽宗的題簽。
上述有關《清明上河圖》真跡的流傳歷史，其實只是許多種說法中的一種。由於摹本與真跡時或難分真偽，所以其流傳過程撲朔迷離，眾說紛紜，還有許多流傳國外者。據有關資料統計，僅清代皇宮所藏摹本就有十二幅，溥儀曾將其中四幅贈給胞弟溥傑。目前國內外公私所藏的《清明上河圖》有三十多幅，大陸藏十餘幅，臺灣藏有九幅，美國藏有五幅，法國藏有四幅，英國和日本各藏有一幅。至於流傳到社會上還有多少幅，沒有人能弄清楚。究竟哪一本是張擇端的真跡？書畫界與學術界經過長期探討，目標已集中在分別收藏於臺灣、北京和美國紐約的三本《清明上河圖》。
臺灣學者劉淵臨認為，收藏於臺灣故宮博物院的《清明易簡圖》，圖上有張擇端的親筆題款“翰林畫史臣張擇端進呈”，因而是“道地的真本”。學者鄭振鐸、徐邦達認為，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石渠寶笈三編》注錄本《清明上河圖》，從宋至今的流傳經過頭緒清楚，有關題跋、印鑑也都歷歷在目，此畫具有濃郁的北宋畫風，應是張擇端的真跡。而學者董作賓則認為，美國孟義君得自於抗戰勝利後之北平的《清明上河圖》，有北宋宣和年間的特殊證跡，認為該圖是張擇端獻給皇帝的真跡，定為“元秘府本”，現藏紐約的博物館。
有學者指出，要鑑別真偽，關鍵在於搞清《清明上河圖》別本產生初始的情況，及其歷史流傳的脈絡，方能還各本以歷史本來面目。據有關文獻資料分析，《清明上河圖》別本最初發現於元代，當時有“秘府本”與“似本”兩幅。當時，楊準跋文中稱：“圖初留秘府，後為官匠裝池者以‘似本’易去。”就是上面說到的元代時，裝裱匠以臨摹本偷換了真跡，這臨摹本後稱“似本”，實為元代作品，顯然是贗品。到了明代，又出現張英公收藏的“稿本”。王世貞《弁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圖別本跋》說到，張擇端的“稿本”，“于禁煙光景亦不似”。清明寒食，民俗禁菸，“不似禁菸光景”就是說畫得不是清明時節，或許是張擇端此畫的早期手筆。
先來看臺灣的《清明易簡圖》。沈德潛《清明易簡圖疏解》記：“張擇端清明畫圖，本有二幅，一在張英公家者，名《上河圖》，有張著跋；一留汴京者，無跋，意即《易簡圖》也。”沈氏明確告之，《清明易簡圖》是張公英所收藏的“稿本”之外的另一本《清明上河圖》。而“秘府本”真跡如果在明末的滅頂之災中失傳，那麼《清明易簡圖》最多是元代的“似本”，元人蘇舜舉在元貞元年(1295)首跋《易簡圖》時，就開宗明義道：“清明易簡新圖成。”說明它是新近畫就的，圖中還可見一些元代事物：如元代獨有的官方文化機構“奎章閣”，棉紡技術經黃道婆改良後才傳到北方的“吳淞細密花布”等。所謂張擇端的親筆題款一事，實是不可信的，主要是“翰林畫史”之稱，宋畫院並無此官稱；劉淵臨把張擇端稱為金人，而金朝也無此官稱。尤其是其畫上還有“金太祖題字”，從時間上就可看出這在作假，所以清乾隆題跋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蓋出於庸手妄作。”尤其是整部畫的風格，經仔細比較，與宋代畫院風格截然不同。所以判斷臺灣的《清明易簡圖》基本是贗品，至於是元代作品，還是明代作品，學術界還有爭論。
再看北京故宮的《清明上河圖》，除了上述題跋、印鑑、畫風諸證據外，其畫面上卻出現了扇子、西瓜、新酒、光身兒童、遮陽草帽等顯然是秋天的景色，恰如上述“于禁煙光景亦不似”的特點，那就有可能是“稿本”。此畫還不見有宋徽宗瘦金體的籤題和他的雙龍小印之印記，那麼是因為此“稿本”沒有呈現給皇帝，還是年代久遠，賞玩時時磨壞而在裝裱時被裁割了呢？然而也有學者不同意它描繪的是秋景(詳後謎)，並認為它就是真跡。指出判斷真偽幾個關鍵是：一看城牆畫得如何？宋代東京的內城與外城均為土牆，只有北京《寶笈三編》本畫的是土牆，其他各本均為磚牆。二看虹橋畫得如何？據《東京夢華錄》載，此橋是木結構的單孔橋，“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宛如飛虹”。也只有北京《寶笈三編》本屬於這一橋式，其他圖本均為大型單孔石拱橋。三看城樓畫得如何？北京《寶笈三編》本僅畫城樓，並無甕門，類似東京內城之制；其他圖本均有甕城，不符合東京外城之制。四從繪畫風格上看，只有北京《寶笈三編》本符合宋代畫院的筆法。以上諸點，可以證明北京《寶笈三編》本就是張擇端的真跡，不過這並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普遍承認。
關於美國紐約收藏的“元秘府本”，董作賓進行了詳盡考釋，根據徽宗瘦金體題跋，認定該圖是張擇端“宣和二年七月”之前進獻皇帝的真跡。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它是《清明上河圖》的晚期贗品，其題跋與別本往往有些許不同，但也難辨真偽。學者那志良1977年出版的《清明上河圖》研究成果，對臺灣、北京、美國紐約三個版本進行了認真的比較研究，最後還是不敢肯定哪個是張擇端的真跡。
這件享譽古今中外的傳世傑作，可稱中國繪畫史上的無價之寶。在它問世後的八百多年中，曾被無數收藏家和鑑賞家所讚歎欣賞，也時為藝術家和商人所描摹仿製，更是帝王權貴們蒐羅豪奪的物件，它輾轉飄零，歷經劫難，最後人們卻不識廬山真面目。除了其真偽難以辨認考訂以外，再如據圖後明人李東陽的題跋考證，《清明上河圖》的最前面還應有一段遠郊山水，但在現存畫卷中卻闕如。專家們還認為，此畫後半部不應該在剛一進入開封城便戛然而止，而應畫到金明池才結束。那麼，《清明上河圖》有沒有被後人裁去最前一段，或佚去後半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