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裡指的是天主教，天主教的教會屬於神職人員，是上帝派遣到人間的使者，負責教徒與上帝指教的“通訊工作”，傳達上帝的旨意，教皇屬於他們的老大，是全歐洲宗教界的領袖，上帝在人間的代言人。國王屬於一國君主，地方的行政長官。自歐洲中世紀自來，天主教信徒遍地都是，同時十一稅的徵收，也讓教會變成了富甲一方的組織。國王需要主教的形式權力分封，以及在教會中保持教徒的角色，同時國王為了獲得教會的支援，會送給教會很多封地，所以如果你去看天主堂一定是金碧輝煌，而基督堂就沒這麼宏大。

三國對應的

教皇＝皇帝

國王＝諸侯，袁術家族，劉表宗室，董卓何進士人集團

教會＝太監十常侍集團各地監軍

羅馬宮廷＝漢統治國家機器洛陽中樞

國家級別大主教通常是國王的弟弟親戚，新主教任職博弈是當時政治主題，國王無法審判其過失，羅馬梵蒂岡才有審判主教權，通常偏袒羅馬，中國皇帝除了可生育，和教皇職能差不多

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如果我們單純的看英格蘭、法蘭西和德意志這三個國家的教會，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剛好分別是三種情況。

（中世紀的君主都喜歡標榜自己對教會的這種扶持態度，但如果你覺得他們只是出於虔誠那就錯了，教會得到土地會引入人民，聚集工匠建造其教堂或者修道院，然後在教堂和修道院周圍就會形成城鎮，城鎮會引來商人和移民，修道院和教堂會引來朝聖者，教會是最好的開發者。而君主和貴族只要掌握任命這些教區的主教或者修道院的院長的權力，就能保證自己從中獲得一份好處，這就是主教授職權）

英格蘭、法蘭西都曾經是羅馬帝國的領土，也都有過基督教會。但法國所在的高盧是西羅馬帝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雖然羅馬帝國渙散衰退了，但高盧的教會並沒有渙散。不但沒有渙散，以里昂大主教為首的高盧教會還保持著自己的組織和活力。他們在促使高盧的新統治者，也就是進入羅馬帝國的日耳曼人裡的法蘭克人逐漸走出那種分割國土、諸王並立的局面。走向一個以國王為中心的統一的日耳曼-羅馬國王方面還成了重要的推手。

以里昂大主教為首的高盧教會不但在一千多年的時間裡扮演了一個推動法國走向統一的絕對君主國的角色。他們還在法蘭克人的墨洛溫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皈依基督教甚至與羅馬教皇達成同盟的過程中扮演了一箇中間人的角色。而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力量，一個最關鍵的原因是羅馬人的城市文明在高盧地方並沒有完全消失。基督教是一個城市裡形成的宗教，無論是信徒的捐款還是什一稅還是托缽僧團，他們的基礎都是城市生活。基督教的教階制也好，教區制也好在古代的社會里都依託於城市。基督教的主教管區和督主教管區都是城市，因為如果沒有集中居住的信徒，想依靠捐款和什一稅來維持教會幾乎不可能。基督教最重要的兩個托缽僧團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都發端於歐洲城市復興的13世紀就說明了這一點。

（加洛林王朝透過在普瓦迪埃會戰裡戰勝阿拉伯入侵者向整個基督教世界證明了自己的力量，而他們頭上沒有王冠這件事就給他們敞開和羅馬教廷之間建立同盟的大門）

也正因為如此法國和其他很多基督教國家都不同，法國有一個毫無爭議的核心和首都那就是巴黎城。而巴黎之所以得到這樣的地位並不是因為巴黎伯爵不斷當選為法國國王，相反雖然巴黎伯爵從厄德開始就連續作為法國貴族的領袖而被選為國王。但他們在巴黎城其實是作為巴黎大主教的附庸，也就是租戶存在的。一直到路易十四法國國王每年都要按照中世紀以來的傳統為巴黎城向巴黎大主教繳納租金。所以法國國王其實更喜歡住在巴黎之外，比如盧瓦爾河畔的城堡或者圖爾城。真正讓巴黎成為法國的核心和首都的，正是高盧教會。

如果我們理解了高盧教會的這種傳統和他們頑強生存下來所形成的力量，我們就理解了他們和羅馬教皇之間的特殊關係。那就是高盧教會和羅馬教會一樣都是羅馬帝國西部教會的遺存，他們之間與其說像後來教會所宣佈的那樣“法國是教會的長女”，其實更像是羅馬老大哥和高盧小兄弟之間的關係。高盧教會無論在力量還是影響還是威望上都無法和羅馬正面對抗，但他們又不願意和其他羅馬教廷建立的教會那樣以一種子女般的態度去崇拜羅馬教皇。

（坎特伯雷大主教不但是英格蘭教會的領袖，還成了全世界國教會的領袖）

和高盧教會相比英格蘭和德意志的教會與羅馬的關係就是兒女般的關係，但這兩個國家又各有不同。之所以說他們是兒女，是因為無論是英格蘭還是德意志，它們的教會其實都是來自羅馬的傳教士建立的。英格蘭古代曾經有過羅馬帝國的基督教會，但它已經被外來的日耳曼征服者摧毀了。英格蘭也有一定程度的羅馬人以來的城市生活，但它又不能和法國的羅馬城市相比。所以當羅馬的傳教士在不列顛重建了基督教會的時候。它在某些地區是可以依靠信徒的捐款和什一稅供養的，比如倫敦比如約克這樣的大城市。在有些地方則不行，因此國王和貴族為了在這些地方建立主教管區或者修道院，就必須向教會捐獻土地。讓教會成為地主，依靠土地的地租維持運轉。所以英國教會擁有的地產對它的存在的作用和法國的“多多益善”相比就更顯的“生死攸關”了。因為英格蘭的教會，如果沒有了手裡的土地在很多地方就無法生存。

而如果說英國的教會對土地的依賴程度比法國高，但它又比德意志的教會對土地的依賴程度小。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區，歷史上根本就沒被羅馬帝國統治過。也根本沒有什麼羅馬人的城市，德意志只在萊茵河兩岸有一些羅馬人留下的城市，比如皇都“特里爾”，比如美因茨都曾經是羅馬帝國的邊疆要塞。但拋開這些要塞或者口岸，或者深入萊茵河以東，就根本沒有什麼羅馬的城市文明瞭。

（第一代美因茨大主教，德意志的聖徒，聖博尼法斯，他還有一個更酷炫的頭銜叫德意志總主教，也就是整個德意志教會的領袖）

而且德意志的基督教化和加洛林法蘭克人對德意志人的武力征服其實是同步的。為了更好的統治這些被征服的德意志人，加洛林王朝用刀劍逼迫他們皈依基督教。為了保證他們不背叛基督教就必須建立主教管區。但被迫皈依的人是不會捐款的，也不會主動繳納什一稅。即使願意給，他們給的那些其實也養不活一個主教管區。所以就只能把土地賞給教會作為基金，然後讓教會依靠地租生存。

所以加入我們把德意志、英格蘭和法蘭西三個國家視為三個公司。那麼這三個公司裡德意志的股權教會掌握的最多。德意志帝國的帝國諸侯等級裡三分之二都是教會諸侯，也就是說教會在這個國家的股權裡掌握了過半數的股份。而英格蘭和法蘭西的教會持股比例就低得多。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教會幾乎都能不同程度的依靠土地以外的財產生存。這就決定個各國君主對教會和教皇的態度。英國和法國的君主都是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如果能從教會手裡敲一筆就敲一筆，如果不能也無所謂。因為這倆國家的教會雖然富裕，但都沒有威脅到王權。只有德意志一旦教會諸侯完全聽命於羅馬，那就會威脅到德意志君主的權威。所以德意志君主必須確保自己對教會的統治權。

（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一代又一代的德意志君主要率領那些不習慣南方的炎熱氣候的德意志騎士進軍義大利這個“老虎洞”，讓他們死於瘧疾和其他疾病最後勞而無功。只有從德意志作為教會和君主的合股公司這個前提出發才能加以解釋）

除了教會持股決定君主對教會以及教皇的態度，還有一個因素決定和各國教會對羅馬教皇的態度。那就是地理位置。從地理上說法國和德意志的教會僅靠教皇所在的義大利了，而英國就遠的多了。所以對法國教會來說教皇是一個近在肘腋，而且對自己虎視眈眈的勢力。如果他們想要維持自己的獨立地位，那就必須緊跟君主。所以高盧教會一旦碰上法國國王和教會發生矛盾，他們多數時候是會站在國王一邊的。

（紅衣主教黎塞留自己其實並不是法國教會的領袖，他兄弟里昂大主教才是。但他們兄弟倆幾乎都可以看作是充滿愛國心的法國紅衣主教的典範）

而英格蘭的教會和德意志的教會雖然都是羅馬教皇的親兒子但一個近一個遠。對英格蘭教會來說教皇簡直太可愛了，因為它又強大可以給自己提供輿論支援和正當性來反抗本國君主，同時它還遠不回來對自己指手畫腳。所以英國教會從來都拿教皇這面大旗當虎皮來嚇唬國王。有一個笑話說法國的教士一旦戴上紅帽子立刻就有了愛國心，而英國教士一旦戴上紅帽子馬上就跟國王對著幹。這個笑話就非常深刻的揭示了這兩個國家教會對羅馬教皇的態度。

（沃爾西其實對亨利八世是很順從的，但即使是他也不能完全屈服於國王，英國國王把自己的好朋友提拔到紅衣主教或者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職位上的結果，從亨利二世到亨利八世基本上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友盡”）

法國的教士在平時升遷當中需要討好羅馬，因為他們離羅馬太近。但他們一旦當上了紅衣主教，成為了法國教會的最高級別的首腦，他們就開始以高盧教會的繼承者自居，開始在教皇面前尋求某種自主性，他們就開始轉而求助於國王。而英國教會山高皇帝遠，在這裡應該是山高教皇遠，平時升遷主要看國王的臉色。但一旦成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或者約克大主教，他們就成了整個英國教會的領袖，為了維護他們的獨立性和財產不受國王篡奪，他們就必須轉而求助於給自己撐腰的羅馬。

（美因茨大主教勃蘭登堡的阿爾伯特，就是他為了還債說服薩克森選帝侯同意賣一次贖罪券結果就導致了馬丁路德貼論綱和宗教改革，他的本家親戚順便篡奪了條頓騎士團，這麼看這可真是他們家族的一盤大棋）

而最尷尬的其實是德意志的教會，他們的位置離羅馬更近，掌握的財富也比英國和法國大得多。同時德意志的君主又始終是選舉的。所以當他們發現一旦跟隨羅馬就可以擺脫皇帝的控制的時候，他們就在主教授職權之爭裡站在教皇一邊。而當他們發現教皇實力太強要反過來威脅他們的時候，他們又在之後的皇帝與教皇的鬥爭裡轉而支援皇帝，最終實現了自己對帝國的獨霸。

《金璽詔書》表面上看是實現了帝國諸侯等級對皇帝以及教皇的勝利，確認了他們對帝國權力的獨霸。但是如果考慮到帝國諸侯當中有三分之二的成員都是教會諸侯。七個選帝侯當中有三個都是德意志的大主教。說它實際上承認了教會諸侯對帝國的獨霸也沒什麼不可以。

（俯瞰整個薩爾茨堡城的霍亨薩爾茨堡，還有城下宏偉的大主教座堂，這些都是大主教一個人的）

從1648年到1803年帝國等級會議總決議之間，德意志教會至少渡過了一百多年的享樂生活。從最大的三個教會選帝侯，到第一親王大主教薩爾茨堡，到普通的邦君主教班貝格。到處都是教會諸侯的宮殿和大教堂。他們到處都過著奢華的生活，而且幾乎不受任何監督。只要他們不要太過分，不要像1582年的科隆大主教選帝侯那樣，為了跟妹子結婚居然要改宗新教，把科隆選侯大主教變成一個世俗的公國。那就幾乎不會受到任何反對，薩爾茨堡的邦君大主教甚至在城市裡給自己的女朋友造了一座“米拉貝爾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