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 戴望舒（1905～1950{1905年3月5日}）,現代詩人。原名戴朝?u。筆名艾昂甫、江思等。 浙江杭縣（ 今餘杭市）人。代表作：《雨巷》並因此作被稱為雨巷詩人，此外還有《尋夢者》、《單戀者》、《煩憂》等。1923年入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1925年轉入上海震旦大學學習法文，並於翌年就讀於該校法科。

先後創辦過《瓔珞》、《文學工場》、《新詩》等刊物。1926年春，開始在與施蟄存合編的《瓔珞》旬刊上發表詩歌，處女作《凝淚出門》。1928年《雨巷》一詩在《小說月報》上刊出，受到人們注意，他由此獲得雨巷詩人稱號。這一時期的作品在藝術上保留著中國古代詩歌傳統及歐洲浪漫主義詩歌的痕跡，並帶有明顯的法國象徵派詩人魏爾蘭、中國的李金髮等人的影響。

1929 年出版的詩集《 我底記憶》大部為此時期的作品。1932年《現代》月刊創刊，他曾在該刊發表許多著、譯作。同年11月赴法國，曾在巴黎大學、里昂中法大學肄業或旁聽，並繼續從事著、譯活動。編定詩集《望舒草》於1933年出版。這一階段的詩作數量較多，藝術上也較成熟，在創作中最具代表意義，他由此成為中國新詩發展史中現代派的代表詩人。

1935年從法國回國。1937年出版詩作合集《望舒詩稿》。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在上海繼續著譯， 1938年5月赴香港。與許地山等人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任理事。其間主編《星島日報》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國作家》等。香港為日軍佔領後，以抗日罪名被捕，陷獄中數月，健康受到很大損害。

抗戰開始後的作品，從生活、情緒到藝術風格轉向積極明朗。1941年所作《獄中題壁》和稍後的《我用殘損的手掌》，表現了民族和個人的堅貞氣節。這一時期作品後來收入《災難的歲月》，1948年出版。抗戰勝利後回上海，在上海師範專科學校任教。1948年再次去香港，1949年輾轉到北京，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在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工作。

1989年《戴望舒詩全編》出版。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夢鷗。浙江杭縣人。1923年秋入上海大學中文系。1925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做宣傳工作。1928年在上海與人合辦一線書店，出版《無軌列車》半月刊。被查封后改名水沫書店，出版《新文藝》月刊。

1931年加入中國左聯。1932年自費赴法國，在里昂中華大學肄業。一年後到巴黎大學聽講，受法國象徵派詩人影響。1935年回國。次年創辦《新詩》月刊。1938年避居香港，主編《星島日報》副刊《星座》及詩刊《頂點》。還曾主編過《珠江日報》和《大眾日報》副刊。

同時組織“文協”香港分會並任理事。1941年，日本佔領香港後曾被捕入獄，受傷致殘，表現了高尚的民族氣節。1949年回到內地在國際新聞局法文組從事翻譯。1950年因氣喘病去世。詩集有《我的記憶》《望舒草》《望舒詩稿》《災難的歲月》《戴望舒詩選》《戴望舒詩集》，另有譯著等數十種。

為中國現代象徵派詩歌的代表。 戴望舒的詩歌主要受中國古典詩歌和法國象徵主義詩人影響較大，前者如晚唐溫庭筠、李商隱，後者如魏爾倫、果爾蒙、耶麥等，作為現代派新詩的舉旗人，無論理論還是創作實踐，都對中國新詩的發展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在詩的內容上他注重詩意的完整和明朗，在形式上不刻意雕琢。

戴望舒一生與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緣，他的初戀是施蟄存的妹妹施絳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第二任夫人是楊靜。 雨巷 撐著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著 一個丁香一樣的 結著愁怨的姑娘 。

她是有 丁香一樣的顏色， 丁香一樣的芬芳， 丁香一樣的憂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這寂寥的雨巷， 撐著油紙傘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地 默默彳亍著， 冷漠，悽清 ，又惆悵。 她靜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飄過 像夢一般地， 像夢一般地悽婉迷茫。

像夢中飄過 一枝丁香的， 我身旁飄過這女郎； 她靜默地遠了，遠了， 到了頹圮的籬牆， 走盡這雨巷。 在雨的哀曲裡， 消了她的顏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悵。 撐著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飄過 一個丁香一樣的 結著愁怨的姑娘。

戴望舒：象徵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內容（藍棣之） 曾經有人說戴望舒詩是詩壇的“尤物”，大概是說它美豔而富於可怕的誘惑性吧，自然這是寓貶於褒的。我願意在正面意義上使用“尤物”這個詞，我認為戴詩美麗而富於感情，有親切、柔美的抒情風格。戴詩的魅力來自他那誠摯而憂傷的感情。

他的詩與20世紀20年代臻於高潮的英語系的現代主義詩的重“知性”不盡相同，他的詩主情，情是他的詩的骨子。儘管他很快就拋開了浪漫派，而傾向於象徵派，甚至後來還傾心於後期象徵派，但他的詩一直有浪漫主義的情愫。他的《詩論零札》認為詩所表現的，是情緒的抑揚頓挫，是去掉了音樂與繪畫成分的純粹的情緒。

他的詩集，無論是《我的記憶》，還是《望舒草》，或者《災難的歲月》，都是抒情和以情取勝的。如果拿40年代成長起來的穆旦的詩加以比較，一個重知性，一個重感情，區別是很顯然的。番草在紀念戴望舒的文章中曾說，當時他們那一批詩人所喜愛的詩，是兼有浪漫主義的情愫與象徵主義的意象。

戴望舒的詩風大體上可以說是象徵主義的，但它沒有象徵主義的神秘與晦澀，更非只是官能的遊戲。戴望舒的詩是感情的，但不是感傷的。感傷是感情的矯飾虛偽，是感情的泛濫，戴詩裡沒有這樣的東西。所以，在《望舒草》出版的那個時候，曾經有朋友說他的詩是象徵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內容。

杜衡也說戴詩很少架空的感情，鋪張而不虛偽，華美而有法度，的確走的是詩歌的正路。 戴望舒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對政治和愛情作理想主義的苦苦追求，但其結果，卻是雙重的失望。在他的詩中，姑娘的形象往往寄寓著他的理想，而孤獨的遊子的形象則往往是詩人自己。

他的詩常常表現出遊子追求理想的命定的徒勞，而這裡的特點恰好又是對沒有希望的理想付出全部的希望與真情。戴望舒曾熟讀法國象徵主義詩人魏爾倫。蘇聯學者契爾卡斯基說過，就多愁善感的氣質說，戴望舒也接近魏爾倫。魏爾倫《無言的歌集》表達了巴黎公社失敗後，不知所措的知識分子苦悶沮喪的情緒，其基調是對於詩人的理想和他周圍的骯髒生活相脫節的悲劇感。

戴望舒的詩，則表現了從五四運動激昂地飛騰起來的理想，同淹沒於血泊之中的1925—1927年大革命現實相脫節的悲劇感。他的詩自然不是反抗的和戰鬥的，但也不是環境的奴隸。他的成名作《雨巷》裡的那位丁香一樣的姑娘，顯然受到命運的打擊，但她沒有乞求或頹唐，她是冷漠和高傲的，她仍然是那樣的嫵媚動人，她在沉重的悲哀下沒有低下人的尊貴的頭，像一面旗子一樣地忍受著落到頭上的磨難。

詩人在這裡堅持了人的尊嚴和頑強生命力的思想。人和理想，惶惶不安的人和無法實現的理想，這就是戴望舒詩的悲劇主題。 戴望舒譯法國詩歌 戴望舒是知名的詩人，也是一位成果斐然的翻譯家。對於他的譯詩，陳玉剛主編的《中國翻譯文學史稿》和陳丙瑩撰寫的《戴望舒評傳》曾闢有專節進行論述。

陳丙 瑩對戴的譯詩給予了極高評價，說戴望舒的譯詩“以中國現代文學語言曲盡西方詩歌(特別是精微的象徵派詩)深蘊的內容與繁富的音節，更是成了詩歌翻譯學者們 學習的範本。” 戴望舒從三十年代開始翻譯法國詩歌，僅收錄在《戴望舒譯詩集》中的就有包括雨果、魏爾倫、果爾蒙、保爾·福爾、耶麥、比也 爾·核佛爾第、蘇佩維艾爾、瓦雷裡、阿波里奈爾、愛呂亞、勃德萊爾等詩人的詩作75首。

關於譯詩，戴望舒和艾略特一樣，曾持“詩不能譯”的觀點，但後來的 實踐改變了他的看法。他在1944年的《詩論零札》中說：“說‘詩不能翻譯’是一個通常的錯誤，只有壞詩一經翻譯才失去一切。因為實際它並沒有‘詩’包涵 在內，而只是字眼和聲音的炫弄，只是渣滓。

真正的詩在任何語言的翻譯裡都永遠保持它的價值。而這價值，不但是地域，就是時間也不能損壞的。翻譯可以說是詩 的試金石，詩的濾羅。不用說，我是指並不歪曲原作的翻譯。”戴的譯詩特別強調“忠實”。傳神地體現出原詩的詩味、詩性與詩境。請看他翻譯的魏爾倫的那首著 名小詩《瓦上長天》。

魏爾倫的法文原詩為： Le ciel est，par-dessus le toit, Si bleu，si calme ! Un arbre，par-dessus le toit Berce sa palme。 La cloche dans le ciel qu’on voit Doucement tinte。

Un oiseau sur l’arbre qu’on voit Chante sa plainte。 Mon Dieu, mon Dieu，la vie est la, Simple et tranquille． Cette paisible rumeur-la, Vient de la ville。

Qu’as-tu fait,o toi que voila pleurant sans cesse， 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 De ta jeunesse ? 再看戴望舒的譯詩： 瓦上長天 瓦上長天 柔復青! 瓦上高樹 搖娉婷 天上鳥鈴 幽復清 樹間小鳥 啼怨聲。

帝啊，上界生涯 溫復淳 低城飄下 太平音。 ——你來何事 淚飄零， 如何消盡 好青春？ 陳丙瑩評析道： 在經過精心地雕字琢句譯成的魏爾倫的詩中，我們會感到年青的戴望舒從這位異國的象徵派大師俏麗的傷感的詩句中找到了知音。

……詩人在翻譯這些跳蕩、輕倩的詩句時一定是很激動的。 這 首小詩意象很美，“碧瓦青天，高樹清鈴，天上靜穆，人間溫存，然而，如此良宵，‘我’卻感到身世飄搖，心中不由然升起無端的苦惱憂愁……”周寧在《外國名 詩鑑賞辭典》中如是評說。他還說：“象徵派詩人魏爾倫的詩，極富音樂性，其許多小詩的魅力，盡在於此，國內譯魏爾倫的詩，相對而言還是較多的，有些詩的意 境譯得很高明(中國詩學中的意境大概是空間意義上的)，但傳神地翻譯再現其詩的音樂性的，卻很少，或許這是不可強求的，是語言本身的侷限，筆者對比過數首 詩的譯文與原文；最後覺得，還是戴望舒先生譯的《瓦上長天》，雖能傳其音樂性之神。

”這是為什麼呢?是不是因為戴望舒是詩人，因而詩心相通，詩情與共，善 於用詩的語言“以詩譯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