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河西走廊最西端，屹立著一座有著兩千多年的城市——酒泉。它東連張掖，南臨青海，北通內蒙，西達新疆，自古便是溝通中原與西域（今新疆）地區的鎖鑰之地。
酒泉鼓樓
河西四郡的第一個
1
戰國時期，月氏與烏孫遊牧於河西走廊東西兩端，戰國末年，月氏打敗烏孫，佔據整個河西走廊，秦漢之際，匈奴借中原動盪之際，東擊東胡，西逐月氏，佔據河西走廊。
西漢初“白登之圍”後，漢高祖深感諸侯王是更重要的威脅，漢朝無法出全力與匈奴對抗，故而採取“和親”政策，與匈奴修好，以緩和漢匈關係，雙方經濟都得到恢復和發展。
到漢武帝時，漢朝諸侯王威脅漸去，國庫也積攢和搶劫了足夠的錢，為了攻打匈奴，一方面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以尋找盟友，另一方面，積極準備軍事力量，籌劃對匈奴用兵。漢元光元年（前133）年“馬邑之謀”後，漢匈關係破裂，和親終止。漢武帝開始大規模對匈奴用兵。
從元光六年（前129年）起漢武帝 先後發動“河南之戰”、 “漠南之戰”；奪取河套等地，元狩二年（前121年），為徹底打敗匈奴右部，漢武帝遣霍去病等發動“河西之戰”，進擊河西走廊。
《漢書·霍去病傳》記載：
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得，得單于單桓、酋塗王，及相國、都尉以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捨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
是年，為加強對河西地區的控制與管理，漢武帝在河西疏勒河流域設酒泉郡。後又增設敦煌、張掖、武威，合成“河西四郡”。
酒泉“西漢勝蹟”公園內的霍去病群雕
千年古泉
匈奴勢力被逐出河西后，為進一步實施對西域的控制，繼續打擊匈奴，西漢政府派張騫等經營西域，至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域最後一個大國車師歸附漢朝，漢政府在烏壘城（今新疆輪臺縣境內）設西域都護府，至此，天山南北正式納入中國版圖，中原王朝的西北疆界擴充套件至伊犁河流域。
漢代絲綢之路與“河西四郡”
為加強對西域的控制，漢朝在酒泉置都尉，設烽燧，修關隘，築長城，其長城向北延綿至居延澤（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居延海），向西延伸至鹽澤（今新疆羅布泊）。酒泉作為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戰略地點，成為漢王朝經營西域的基地，敦煌則成為進出西域的前沿與橋頭堡。
西漢後期，中原動盪，逐漸喪失對西域的控制，東漢經歷了與西域的“三通三絕”之後，到東漢後期，中原勢力完全退出西域。
“甘肅”的二分之一
2
兩漢以降，中原地區經歷魏晉南北朝四百年分裂動盪時期，河西地區先後出現前涼、後涼、西涼、北涼等割據政權，並先後被曹魏、西晉、前秦、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權統治。
由於地理相對偏僻，遠離了中原的戰亂，政治較為穩定，經濟持續發展，民族融合。在佛圖澄、鳩摩羅什等高僧的推廣下，佛教發展迅速，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石窟、玉門昌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等都在這一時期開始興建。
唐初，酒泉設肅州，歸涼州總管府（後更名涼州都督府），武德八年（625年）置肅州都督府。
貞觀十四年（640年）唐滅高昌，九月在西州交河（今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遺址）置安西都護府，管理西域事務。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軍攻佔龜茲後，將安西都護府移至龜茲（今新疆庫車），武則天時期，又在天山以北設定北庭都護府。
在此期間，唐軍先後擊敗西突厥、吐蕃等對西域的進攻，穩定了對西域的統治，在這些軍事、政治活動中，酒泉不僅是重要的軍用物資轉運、供給基地，也是重要的人力補給站。
處於經營西域的需要，唐景雲元年（710年）置河西節度使，駐涼州，領涼州（今武威）、甘州（今張掖）、肅州（今酒泉）、瓜州（今甘肅瓜州）、沙洲（今敦煌）、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魯番）七州，加強了西北地區的軍事力量，保障了唐對河西、西域地區的控制，維護了絲綢之路的暢通，溝通了中外交往，繁榮了地方經濟。
“關西七衛”的依託
3
“安史之亂”後，酒泉地區先後為吐蕃、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統治。及至明代，退居塞外的北元政權仍然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經常威脅明北方邊境。
為了保證北方和西北邊疆安全，明中期在河西地區設甘肅鎮與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綏、固原、寧夏合稱“九邊”，作為修築長城、拱衛北境的主要力量。
明代疆域圖
同時，為了經營西域，“制馭境外之生夷，亦以扶綏境內之熟羌”，明在西北設“關西七衛”。
明代以嘉峪關為西北國門，嘉峪關以東為內地，嘉峪關以西稱“關西”。“關西七衛”即安定、阿端、曲先、罕東、沙州、赤斤蒙古、哈密等，又稱“西北七衛”、“蒙古七衛”。
其中安定、阿端、曲先、罕東歸西寧衛管轄，統轄範圍包括今青海湖西部及柴達木盆地西北地區；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三衛歸肅州衛管轄，統轄範圍包括今酒泉市所轄玉門市、敦煌市、瓜州縣、肅北蒙古族自治縣、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地區大部。
當時，這一地區基本上是以蒙古族為主的西部少數民族聚居區，明政府對他們進行防範的主要力量就是肅州及嘉峪關地區守軍。
尤其是明嘉靖後期，漠西蒙古不剌部佔據青海，西北大量少數民族內遷肅州、甘州境內，這些部族之間矛盾重重，彼此爭戰不休，影響著河西地區的社會穩定，而“外防大寇，內防諸番”成為明代中後期西北防禦的重點，肅州衛則是這一防禦重點中的中心城鎮，戰略地位尤為突出。
與內地諸衛不同，關西七衛以當地少數民族為主體，其官員則由蒙古貴族擔任，一般以世襲方式延續，朝廷以冊封的形式維繫統治，本質上是一種“羈縻”關係。
明政府給關外部族酋長一定的官爵封號，提供一些生產生活資料，使他們與明朝保持正常關係，既保護往來西域、西藏的使臣、商旅安全，又使“西戎、北虜兩不相通，則邊疆可永無虞，而國家之固如磐石矣。”
同時，關西七衛力量犬牙交錯，互相爭鬥，難以形成統一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這些部族對明政府的威脅，維繫明在西北的統治。
收復新疆的基地
4
清入主中原後，酒泉西部仍被新疆吐魯番地方政權控制。康熙年間派兵平定準噶爾部，關西成為供給前方的重要通道。為保證前方大軍糧食、物資供應，清朝調取糧車三千兩，招募車伕九千人，“自嘉峪關至哈密，安設十二臺，每臺各分車二百五十輛，令其陸續轉運”。
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五年（1718——1727年），清政府先後在關西建成赤斤、靖逆、柳溝、安西、沙州五衛，完全恢復了對嘉峪關以西至哈密地區的統治。
清代疆域圖
清同治初年，烏茲別克地方長官阿古柏在沙俄的支援下入侵新疆，沙俄也趁火打劫，派兵侵佔伊犁地區。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著手收復新疆，此時，日本侵犯臺灣，東南防務吃緊，清廷內部出現海防與塞防之爭。在陝甘總督左宗棠的極力主張下，清廷同意左宗棠率兵收復新疆。
新疆地處西北邊陲，遠離內地，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糧食匱乏，加之連年戰亂，戶口凋敝。因此，左宗棠認為“糧運兩事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鈍遲速，機括全系乎次”。
鑑於這種情況，左宗棠採取“緩進急戰”、“先北後南”的戰略，組織了一套龐大的機構，專門負責軍糧採運工作。
糧源和糧運分南北兩路，北路以歸化（今內蒙古呼和浩特）為起點，採購歸化、包頭、寧夏一帶糧食；南路以肅州為起點，在此設一糧局，採購甘州、涼州、肅州等地糧食，採用節節轉運的方式，用車輛運至安西，再以駝運至新疆巴里坤。
為了保障前線糧食的供給，左宗棠在在酒泉大力推行屯田，安置流民，疏通渠道，推動酒泉農業生產的恢復、發展；為保證後方物資及時運抵，左宗棠抽調大批軍民，修築了從蘭州經河西走廊到新疆的主幹通道，即後世之甘新公路，路面寬1~3丈，可供兩臺大車並行。
這一系列活動，有效保障了新疆的軍事行動和後勤供給。
除此之外，左宗棠在酒泉禁種鴉片，提倡種棉，修復書院，興辦義學，植樹造林，對於酒泉地區的發展功不可沒。
經過兩年多的準備，光緒二年（1876年）四月，左宗棠從蘭州移駐肅州，設大本營，揮軍西進。十月，收復北疆，至光緒四年（1878年）十一月，收復南疆大部，光緒六年（1880年），左宗棠出肅州坐鎮哈密，指揮三路大軍徹底擊潰阿古柏勢力。
光緒七年（1881年）初，中俄簽訂《伊犁條約》，中國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兩岸領土。（霍爾果斯以西地區和北面齋桑湖以東地區卻被沙俄強佔。）左宗棠在維護國家領土完整、民族利益方面作出重大貢獻。
清軍進軍新疆與收復伊犁示意圖
幾千年民族融合的城市文化
5
自漢代酒泉郡設立以後，酒泉就處在河西走廊的咽喉之地，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是中原王朝聯絡西域的鎖鑰之地，也是屏障關中、隔絕西北、西南少數民族聯絡的重鎮。
正是這樣的地理位置，使得酒泉融入了大量的少數民族文化。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及唐末五代時期，河西地區先後被鮮卑、突厥、回鶻、吐蕃、党項、蒙古等少數民族統治，酒泉地區的文化就融入了大量的少數民族基因，敦煌莫高窟自不必言說，酒泉地區的許多文化都具備這樣的色彩。
比如，酒泉市瓜州縣下轄布隆吉鄉，原名布隆吉爾，實為突厥語的漢譯，意思是露頭泉水多、水草豐茂的地方 。玉門市下轄赤金鄉，實為蒙古語“赤斤”即“衛”之音譯。
又如，酒泉市宗教信仰中，既有漢傳佛教一支，同時還有大量的藏傳佛教內容。酒泉市西南三十餘公里的文殊山石窟，從公元四世紀開始營建，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曆史。明嘉靖年間，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遊歷講法途經此處，自此成為藏傳佛教興盛之地。
長時期的文化融合，以及長期作為軍事重鎮的存在，使得酒泉文化具有了濃厚的豪邁、粗狂風格。酒泉人好酒善飲，尤其是融入了蒙古族食肥羊、飲烈酒的風氣，逢年過節，朋友歡聚、婚喪嫁娶，必備高度烈酒待客，吃手把肉、飲高度酒為酒泉民風一也。
時過境遷，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今日之酒泉，已不再具備昔日之繁榮，然而千年的文化積澱與民族融合，以及作為進出新疆的門戶之地，它在國防方面仍有重要地位。
甘肅河西走廊最西端，屹立著一座有著兩千多年的城市——酒泉。它東連張掖，南臨青海，北通內蒙，西達新疆，自古便是溝通中原與西域（今新疆）地區的鎖鑰之地。
酒泉鼓樓
河西四郡的第一個
1
戰國時期，月氏與烏孫遊牧於河西走廊東西兩端，戰國末年，月氏打敗烏孫，佔據整個河西走廊，秦漢之際，匈奴借中原動盪之際，東擊東胡，西逐月氏，佔據河西走廊。
西漢初“白登之圍”後，漢高祖深感諸侯王是更重要的威脅，漢朝無法出全力與匈奴對抗，故而採取“和親”政策，與匈奴修好，以緩和漢匈關係，雙方經濟都得到恢復和發展。
到漢武帝時，漢朝諸侯王威脅漸去，國庫也積攢和搶劫了足夠的錢，為了攻打匈奴，一方面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以尋找盟友，另一方面，積極準備軍事力量，籌劃對匈奴用兵。漢元光元年（前133）年“馬邑之謀”後，漢匈關係破裂，和親終止。漢武帝開始大規模對匈奴用兵。
從元光六年（前129年）起漢武帝 先後發動“河南之戰”、 “漠南之戰”；奪取河套等地，元狩二年（前121年），為徹底打敗匈奴右部，漢武帝遣霍去病等發動“河西之戰”，進擊河西走廊。
《漢書·霍去病傳》記載：
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得，得單于單桓、酋塗王，及相國、都尉以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捨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
是年，為加強對河西地區的控制與管理，漢武帝在河西疏勒河流域設酒泉郡。後又增設敦煌、張掖、武威，合成“河西四郡”。
酒泉“西漢勝蹟”公園內的霍去病群雕
千年古泉
匈奴勢力被逐出河西后，為進一步實施對西域的控制，繼續打擊匈奴，西漢政府派張騫等經營西域，至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域最後一個大國車師歸附漢朝，漢政府在烏壘城（今新疆輪臺縣境內）設西域都護府，至此，天山南北正式納入中國版圖，中原王朝的西北疆界擴充套件至伊犁河流域。
漢代絲綢之路與“河西四郡”
為加強對西域的控制，漢朝在酒泉置都尉，設烽燧，修關隘，築長城，其長城向北延綿至居延澤（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居延海），向西延伸至鹽澤（今新疆羅布泊）。酒泉作為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戰略地點，成為漢王朝經營西域的基地，敦煌則成為進出西域的前沿與橋頭堡。
西漢後期，中原動盪，逐漸喪失對西域的控制，東漢經歷了與西域的“三通三絕”之後，到東漢後期，中原勢力完全退出西域。
“甘肅”的二分之一
2
兩漢以降，中原地區經歷魏晉南北朝四百年分裂動盪時期，河西地區先後出現前涼、後涼、西涼、北涼等割據政權，並先後被曹魏、西晉、前秦、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權統治。
由於地理相對偏僻，遠離了中原的戰亂，政治較為穩定，經濟持續發展，民族融合。在佛圖澄、鳩摩羅什等高僧的推廣下，佛教發展迅速，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石窟、玉門昌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等都在這一時期開始興建。
唐初，酒泉設肅州，歸涼州總管府（後更名涼州都督府），武德八年（625年）置肅州都督府。
貞觀十四年（640年）唐滅高昌，九月在西州交河（今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遺址）置安西都護府，管理西域事務。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軍攻佔龜茲後，將安西都護府移至龜茲（今新疆庫車），武則天時期，又在天山以北設定北庭都護府。
在此期間，唐軍先後擊敗西突厥、吐蕃等對西域的進攻，穩定了對西域的統治，在這些軍事、政治活動中，酒泉不僅是重要的軍用物資轉運、供給基地，也是重要的人力補給站。
處於經營西域的需要，唐景雲元年（710年）置河西節度使，駐涼州，領涼州（今武威）、甘州（今張掖）、肅州（今酒泉）、瓜州（今甘肅瓜州）、沙洲（今敦煌）、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魯番）七州，加強了西北地區的軍事力量，保障了唐對河西、西域地區的控制，維護了絲綢之路的暢通，溝通了中外交往，繁榮了地方經濟。
“關西七衛”的依託
3
“安史之亂”後，酒泉地區先後為吐蕃、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統治。及至明代，退居塞外的北元政權仍然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經常威脅明北方邊境。
為了保證北方和西北邊疆安全，明中期在河西地區設甘肅鎮與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綏、固原、寧夏合稱“九邊”，作為修築長城、拱衛北境的主要力量。
明代疆域圖
同時，為了經營西域，“制馭境外之生夷，亦以扶綏境內之熟羌”，明在西北設“關西七衛”。
明代以嘉峪關為西北國門，嘉峪關以東為內地，嘉峪關以西稱“關西”。“關西七衛”即安定、阿端、曲先、罕東、沙州、赤斤蒙古、哈密等，又稱“西北七衛”、“蒙古七衛”。
其中安定、阿端、曲先、罕東歸西寧衛管轄，統轄範圍包括今青海湖西部及柴達木盆地西北地區；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三衛歸肅州衛管轄，統轄範圍包括今酒泉市所轄玉門市、敦煌市、瓜州縣、肅北蒙古族自治縣、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地區大部。
當時，這一地區基本上是以蒙古族為主的西部少數民族聚居區，明政府對他們進行防範的主要力量就是肅州及嘉峪關地區守軍。
尤其是明嘉靖後期，漠西蒙古不剌部佔據青海，西北大量少數民族內遷肅州、甘州境內，這些部族之間矛盾重重，彼此爭戰不休，影響著河西地區的社會穩定，而“外防大寇，內防諸番”成為明代中後期西北防禦的重點，肅州衛則是這一防禦重點中的中心城鎮，戰略地位尤為突出。
與內地諸衛不同，關西七衛以當地少數民族為主體，其官員則由蒙古貴族擔任，一般以世襲方式延續，朝廷以冊封的形式維繫統治，本質上是一種“羈縻”關係。
明政府給關外部族酋長一定的官爵封號，提供一些生產生活資料，使他們與明朝保持正常關係，既保護往來西域、西藏的使臣、商旅安全，又使“西戎、北虜兩不相通，則邊疆可永無虞，而國家之固如磐石矣。”
同時，關西七衛力量犬牙交錯，互相爭鬥，難以形成統一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這些部族對明政府的威脅，維繫明在西北的統治。
收復新疆的基地
4
清入主中原後，酒泉西部仍被新疆吐魯番地方政權控制。康熙年間派兵平定準噶爾部，關西成為供給前方的重要通道。為保證前方大軍糧食、物資供應，清朝調取糧車三千兩，招募車伕九千人，“自嘉峪關至哈密，安設十二臺，每臺各分車二百五十輛，令其陸續轉運”。
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五年（1718——1727年），清政府先後在關西建成赤斤、靖逆、柳溝、安西、沙州五衛，完全恢復了對嘉峪關以西至哈密地區的統治。
清代疆域圖
清同治初年，烏茲別克地方長官阿古柏在沙俄的支援下入侵新疆，沙俄也趁火打劫，派兵侵佔伊犁地區。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著手收復新疆，此時，日本侵犯臺灣，東南防務吃緊，清廷內部出現海防與塞防之爭。在陝甘總督左宗棠的極力主張下，清廷同意左宗棠率兵收復新疆。
新疆地處西北邊陲，遠離內地，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糧食匱乏，加之連年戰亂，戶口凋敝。因此，左宗棠認為“糧運兩事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鈍遲速，機括全系乎次”。
鑑於這種情況，左宗棠採取“緩進急戰”、“先北後南”的戰略，組織了一套龐大的機構，專門負責軍糧採運工作。
糧源和糧運分南北兩路，北路以歸化（今內蒙古呼和浩特）為起點，採購歸化、包頭、寧夏一帶糧食；南路以肅州為起點，在此設一糧局，採購甘州、涼州、肅州等地糧食，採用節節轉運的方式，用車輛運至安西，再以駝運至新疆巴里坤。
為了保障前線糧食的供給，左宗棠在在酒泉大力推行屯田，安置流民，疏通渠道，推動酒泉農業生產的恢復、發展；為保證後方物資及時運抵，左宗棠抽調大批軍民，修築了從蘭州經河西走廊到新疆的主幹通道，即後世之甘新公路，路面寬1~3丈，可供兩臺大車並行。
這一系列活動，有效保障了新疆的軍事行動和後勤供給。
除此之外，左宗棠在酒泉禁種鴉片，提倡種棉，修復書院，興辦義學，植樹造林，對於酒泉地區的發展功不可沒。
經過兩年多的準備，光緒二年（1876年）四月，左宗棠從蘭州移駐肅州，設大本營，揮軍西進。十月，收復北疆，至光緒四年（1878年）十一月，收復南疆大部，光緒六年（1880年），左宗棠出肅州坐鎮哈密，指揮三路大軍徹底擊潰阿古柏勢力。
光緒七年（1881年）初，中俄簽訂《伊犁條約》，中國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兩岸領土。（霍爾果斯以西地區和北面齋桑湖以東地區卻被沙俄強佔。）左宗棠在維護國家領土完整、民族利益方面作出重大貢獻。
清軍進軍新疆與收復伊犁示意圖
幾千年民族融合的城市文化
5
自漢代酒泉郡設立以後，酒泉就處在河西走廊的咽喉之地，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是中原王朝聯絡西域的鎖鑰之地，也是屏障關中、隔絕西北、西南少數民族聯絡的重鎮。
正是這樣的地理位置，使得酒泉融入了大量的少數民族文化。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及唐末五代時期，河西地區先後被鮮卑、突厥、回鶻、吐蕃、党項、蒙古等少數民族統治，酒泉地區的文化就融入了大量的少數民族基因，敦煌莫高窟自不必言說，酒泉地區的許多文化都具備這樣的色彩。
比如，酒泉市瓜州縣下轄布隆吉鄉，原名布隆吉爾，實為突厥語的漢譯，意思是露頭泉水多、水草豐茂的地方 。玉門市下轄赤金鄉，實為蒙古語“赤斤”即“衛”之音譯。
又如，酒泉市宗教信仰中，既有漢傳佛教一支，同時還有大量的藏傳佛教內容。酒泉市西南三十餘公里的文殊山石窟，從公元四世紀開始營建，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曆史。明嘉靖年間，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遊歷講法途經此處，自此成為藏傳佛教興盛之地。
長時期的文化融合，以及長期作為軍事重鎮的存在，使得酒泉文化具有了濃厚的豪邁、粗狂風格。酒泉人好酒善飲，尤其是融入了蒙古族食肥羊、飲烈酒的風氣，逢年過節，朋友歡聚、婚喪嫁娶，必備高度烈酒待客，吃手把肉、飲高度酒為酒泉民風一也。
時過境遷，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今日之酒泉，已不再具備昔日之繁榮，然而千年的文化積澱與民族融合，以及作為進出新疆的門戶之地，它在國防方面仍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