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隨著周王室衰微，天下無主，各諸侯國兼併戰爭日趨激烈，原有的社會秩序被打破，從而進入了一個劇烈的動盪時代。面對這種複雜的情況，各國諸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在君臣關係中，對臣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君命無二，古之制也。”“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甚至在這種忠君觀念的影響下，為效忠君主，臣子早已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忠於國君，對於臣子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做到禮敬君主。臣子必須要尊敬國君，如果侵犯了國君可能自己都不會饒恕自己。晉國大將先軫曾無禮地冒犯了晉襄公，這種行為違背了君臣倫理，而襄公又未懲罰，這就更加深了先軫的愧疚促使其以死謝罪。臣子竭盡所能效忠國君，甚至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春秋時期，臣子誓死追隨國君的事例不勝列舉

例如，晉獻公令荀息輔佐奚齊，但在裡克接連殺了荀息輔佐的奚齊和卓子之後，荀息以結束生命的方式遵循了自己的諾言，捍衛了對君主的忠貞。

又如，莒國柱厲叔侍奉莒敖公，認為莒敖公不知自己的才能，於是辭官隱居於海濱。之後莒敖公遇難，柱厲叔告別朋友，準備在莒敖公的墓前自殺。柱厲叔以自殺的方式即表達了對莒敖公的忠心又維護了君道，可以說是忠臣廉士了。

然而，並不是在任何時候臣子都應該為國君自殺，有些春秋人對自己在什麼情況下不應該為國君自殺是有清醒認識的，他們認為在兩種情況下不應該為國君而死，

一是國君為昏君，君無道。

二是國君利益與國家社稷利益發生矛盾時，應以國家利益為重。

君臣關係是不同於父子血緣關係的政治關係，合理的君臣關係並不只要求臣子愚昧無條件地服從君主，而是對君主也提出了要求。孔子對於君臣法則的要求就是“君君臣臣”，君主是君主，臣子是臣子，也就是君主盡君道，臣子盡臣道。之後的孟子更是直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華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遺憾的是，春秋時期，更多的臣子並不明智，國君不聽勸告昏庸無為時，他們並不是選擇離去，而是做了無謂的犧牲，伍子胥便是典型代表。

吳王夫差在打敗越國之後，並沒有滅亡越國，反而將越王勾踐置於會稽山之上，伍子胥對此極力反對，多次規勸夫差對越國斬草除根。但是夫差因受佞臣伯嚭影響和勾踐卑躬屈膝的迷惑，不僅未能聽從伍子胥之言，反而極度惱怒厭惡伍子胥。伍子胥在勸諫夫差無效的情況下，最終被迫自裁。

如果伍子胥能明白“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的道理，明哲保身，也不至於落得如此下場。

在各種利益衝突十分激烈的春秋時期，很多時候國君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這在國君為君無道胡作非為時表現尤甚，在面對這種情況時，有的臣子會選擇不為君主自殺，而是繼續活著為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