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萌發於南北朝時期，隨著士族門閥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興起，魏晉以來選官注重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已無法繼續下去。創建於隋朝，自隋唐科舉制度確立以來，平民透過讀書考試獲取入仕機會，基本就是靠科舉。隋文帝即位以後，廢除九品中正制。據史載，開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詔舉“賢良”。應為開皇七年（587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詔令文武官員有職事者，可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結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饒”“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驕壯”等10科舉人。進士二科，並以“試策”取士。進士一詞初見於《禮記·王制》篇，其本義為可以進受爵祿之義。當時主要考時務策，叫試策。唐玄宗時禮部尚書沈既濟對這個變化有過很高的評價：“前代選用，皆州郡察舉……至於齊隋，不勝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住，烏聚雲合。”對於科舉的開創，史學界向來有異議。歷史學家俞大綱、唐長孺、何忠禮、金錚等認為唐朝開創了科舉。何忠禮《科舉制起源辨析——兼論進士科首創於唐》否認隋代有進士和進士科之說，他的理由亦有二：一是遍考《隋書》和隋代文獻，雖然記載了開皇和大業中所舉的眾多科名，卻未見進士科之名，也未見進士科考試之實；二是在唐、五代文獻中所載隋進士有房玄齡、溫彥博、侯君素、孫伏伽、張損之、楊纂等6人，可是經過考證、除楊纂的進士身份，因文獻闕如，無從查考外，其餘5人不是查無實據，就是以時制比附古制，將隋代以秀才、明經科察舉為官，比附成進士科登第，唐代雖有進士科開創於隋的記載，但也有進士科開創於唐的記載，所以他認為隋代實行的仍是察舉制，進士科也起源於唐。 俞大綱對隋置進士科一條頗有疑義，他說：“若謂察舉對策之法，已為完形之考試製度，則當上溯兩漢為權輿，若謂朝廷，開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試，始可謂完形之考試製度，則當以唐為始，不可謂肇基於隋，確定於唐矣。”提出士人“投牒自試”是科舉制度起源的主要標誌這一極有價值的見解。唐長孺提出了與俞大綱相似的看法，他認為唐代科舉制度的重要特點在於是否“准許懷牒自試”，而南北朝後期，已出現士人“懷牒自試”的個例，反映了當時科舉制度正在萌芽之中。 進入20世紀80年代，有學者著文指出：要確定科舉制度起源於何時，首先要把握住它區別於其他選舉制度的特殊本質，也就是解決什麼是科舉的問題。何忠禮在《科舉制起源辨析——兼論進士科首創於唐》一文中提出，考察整個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這樣三個特點：“第一，士子應舉，原則上允許‘投牒自進’，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特別推薦。這一點應是科舉制最主要的特點，也是與察舉制最根本的區別，第二，‘一切以程文為去留’，換言之，舉人及第或黜落必須透過嚴格的考校才能決定，第三，以進士科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試。”並透過多方面的論證，認為上述特點中的“投牒自進”和考試黜落法雖然在南北朝後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現卻在唐代，隋代儘管廢除了九品中正制，實行的仍然是察舉制。至於史書所載隋代已有進士科的說法，也查無實據。因此，科舉制度正式形成的時間不是在隋代而是在唐代。 積極影響（1）政治方面：科舉制改善了用人制度，使擁有才識的讀書人有機會進入各級政府任職。（2）教育、社會風氣方面：科舉制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士人用功讀書的風氣盛行。（3）文學藝術方面：科舉制也促進了文化藝術的發展，進士科重視考詩賦，大大有利於唐詩的繁榮。消極影響後期的科舉制度使儒學成為統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隊伍壯大，但導致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對薄弱。按照錢穆先生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一項好的制度若能長久永遠好下去，便將使政治窒息。”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特別是在封建社會下，科舉制度也會產生一些消極的影響。第一，由於統治者改變考試內容使科舉成為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枷鎖。明太祖將源於元朝的八股文體正式定為科舉考試文體。這種文體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段落組成，後四個段落中均有兩股對仗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八股文的主題須代聖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導寫文章。清朝將聖人擴大到孔門弟子及朱熹等理學家在內的聖賢，並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語氣為樣式。乾隆以後，試帖詩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專案。試帖詩與八股文一樣，有固定的程式，也是八聯十六句，不過八股變為六股。首聯如破題，次聯如承題，三聯如起講，四五聯如中股，六七聯如後股，八聯如束股。而且必須發揚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發自己的感想。定八股的原來用意本可能是要求用統一固定的格式寫，便於考官評分，以示“公平”。否則，各人有各人的寫作風格，必出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難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後來卻成了統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於考八股文，壓抑了那些本來不擅長科舉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識分子，無法在學術上、思想上進行創新。從而導致了思想上的落後，使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停滯不前。嚴復曾對科舉制這樣描述：“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資事畜。”第二，由於入仕途徑單一，只有透過科舉考試的人才能做官，而很多人又有做官就能發財的想法，所以導致追求部分士人產生了畸形的價值觀，從而催生一些家庭和社會悲劇。民間經常會有貧士高中之後拋妻棄子的悲劇發生，而魯迅筆下的孔乙己更是很多人悲慘的一生的縮影。這固然與個人本身密不可分，但是不得不說，是科舉制給了它這樣一塊生存的土壤。第三，科舉制度導致官場腐敗。科舉制度隨著歷史車輪的推進，出現了科舉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親師的教育又造成了師門關係的盛行。這樣造成了嚴重的師門裙帶關係現象。這些師門關係在官場中互相拉幫結派，並且官官相護。清朝乾隆年間的大貪官和珅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藉著乾隆皇帝對他的寵愛而一手遮天，收受賄賂，富可敵國。而且就多次利用科舉考試的題目為餌收取考生賄賂的錢財。這就不利於國家建設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社會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場的黑暗和社會的混亂。對外國的影響中國科考制度對歐美國家也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歷史學者、南京資訊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兼職教授倪方六表示，早在100年前，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即點破了——現在各國的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製度原來還是從中國學的。孫中山說的這話是有根據的，並非臆斷。 在14世紀，歐洲來華人士便將中國透過科舉，即統一考試的選拔人才模式，向本國做了詳細介紹和推薦。其中，英華人對此最有興趣，“英國當時的學術界和開明官員，力主仿效中國文官取士手段，機會均等，公開考試。1853年，英國王室任命查理·特羅維廉和斯坦福·諾斯科特兩位爵士，負責英國文官制度的改革和方案草擬。後他們向國會提交了《關於建立英國常任文官制度的報告》，報告中的主要觀點就是建議學習、實行中國的科舉制度，透過公開、競爭性的考試手段來招聘官員。” 據倪方六介紹，兩位爵士的報告被英國國會採納。此後、法國、美國等許多歐美國家都把中國的考試製度“拿了過去”。“歐美人認為，科舉比當時他們‘領導說了算’、‘世襲’等用人模式先進、公平，中國的科舉優點多多，至少使官員重視文化知識的學習，可以造就一批高素質的官員。”“西方當時有人驚歎，中國的科舉制度是一項偉大的制度。”倪方六表示，他們認為這一制度應該與中國古人發明“四大發明”一樣，是重要的發明創造，影響了全球的用人觀，直至目前，還有今後。 歐美人把科舉這一華人發明的選拔人才方式進行了改造，使之成為讓中國這位發明者反過頭來要學習、“取經”的考試模式。西方結合當時的工業革命和民主、人權的需要，考試內容豐富而又科學，智力水平、知識結構、實用技能、心理素質，統統納入考試的內容。除了筆試方式，歐美“科舉”中最重要的是口試和麵試製度的確立，比中國的“殿試”，由皇帝一人御筆欽點手段，更為完善和科學。歐美的“科舉”，即便順利通過了，也未必就能如中國的學子（舉人）一樣，立即可以獲得官職和榮耀，戴紅花騎大馬，還得實習和試用，至少半年以後才能正式上崗“當官”。
科舉萌發於南北朝時期，隨著士族門閥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興起，魏晉以來選官注重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已無法繼續下去。創建於隋朝，自隋唐科舉制度確立以來，平民透過讀書考試獲取入仕機會，基本就是靠科舉。隋文帝即位以後，廢除九品中正制。據史載，開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詔舉“賢良”。應為開皇七年（587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詔令文武官員有職事者，可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結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饒”“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驕壯”等10科舉人。進士二科，並以“試策”取士。進士一詞初見於《禮記·王制》篇，其本義為可以進受爵祿之義。當時主要考時務策，叫試策。唐玄宗時禮部尚書沈既濟對這個變化有過很高的評價：“前代選用，皆州郡察舉……至於齊隋，不勝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住，烏聚雲合。”對於科舉的開創，史學界向來有異議。歷史學家俞大綱、唐長孺、何忠禮、金錚等認為唐朝開創了科舉。何忠禮《科舉制起源辨析——兼論進士科首創於唐》否認隋代有進士和進士科之說，他的理由亦有二：一是遍考《隋書》和隋代文獻，雖然記載了開皇和大業中所舉的眾多科名，卻未見進士科之名，也未見進士科考試之實；二是在唐、五代文獻中所載隋進士有房玄齡、溫彥博、侯君素、孫伏伽、張損之、楊纂等6人，可是經過考證、除楊纂的進士身份，因文獻闕如，無從查考外，其餘5人不是查無實據，就是以時制比附古制，將隋代以秀才、明經科察舉為官，比附成進士科登第，唐代雖有進士科開創於隋的記載，但也有進士科開創於唐的記載，所以他認為隋代實行的仍是察舉制，進士科也起源於唐。 俞大綱對隋置進士科一條頗有疑義，他說：“若謂察舉對策之法，已為完形之考試製度，則當上溯兩漢為權輿，若謂朝廷，開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試，始可謂完形之考試製度，則當以唐為始，不可謂肇基於隋，確定於唐矣。”提出士人“投牒自試”是科舉制度起源的主要標誌這一極有價值的見解。唐長孺提出了與俞大綱相似的看法，他認為唐代科舉制度的重要特點在於是否“准許懷牒自試”，而南北朝後期，已出現士人“懷牒自試”的個例，反映了當時科舉制度正在萌芽之中。 進入20世紀80年代，有學者著文指出：要確定科舉制度起源於何時，首先要把握住它區別於其他選舉制度的特殊本質，也就是解決什麼是科舉的問題。何忠禮在《科舉制起源辨析——兼論進士科首創於唐》一文中提出，考察整個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這樣三個特點：“第一，士子應舉，原則上允許‘投牒自進’，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特別推薦。這一點應是科舉制最主要的特點，也是與察舉制最根本的區別，第二，‘一切以程文為去留’，換言之，舉人及第或黜落必須透過嚴格的考校才能決定，第三，以進士科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試。”並透過多方面的論證，認為上述特點中的“投牒自進”和考試黜落法雖然在南北朝後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現卻在唐代，隋代儘管廢除了九品中正制，實行的仍然是察舉制。至於史書所載隋代已有進士科的說法，也查無實據。因此，科舉制度正式形成的時間不是在隋代而是在唐代。 積極影響（1）政治方面：科舉制改善了用人制度，使擁有才識的讀書人有機會進入各級政府任職。（2）教育、社會風氣方面：科舉制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士人用功讀書的風氣盛行。（3）文學藝術方面：科舉制也促進了文化藝術的發展，進士科重視考詩賦，大大有利於唐詩的繁榮。消極影響後期的科舉制度使儒學成為統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隊伍壯大，但導致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對薄弱。按照錢穆先生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一項好的制度若能長久永遠好下去，便將使政治窒息。”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特別是在封建社會下，科舉制度也會產生一些消極的影響。第一，由於統治者改變考試內容使科舉成為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枷鎖。明太祖將源於元朝的八股文體正式定為科舉考試文體。這種文體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段落組成，後四個段落中均有兩股對仗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八股文的主題須代聖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導寫文章。清朝將聖人擴大到孔門弟子及朱熹等理學家在內的聖賢，並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語氣為樣式。乾隆以後，試帖詩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專案。試帖詩與八股文一樣，有固定的程式，也是八聯十六句，不過八股變為六股。首聯如破題，次聯如承題，三聯如起講，四五聯如中股，六七聯如後股，八聯如束股。而且必須發揚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發自己的感想。定八股的原來用意本可能是要求用統一固定的格式寫，便於考官評分，以示“公平”。否則，各人有各人的寫作風格，必出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難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後來卻成了統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於考八股文，壓抑了那些本來不擅長科舉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識分子，無法在學術上、思想上進行創新。從而導致了思想上的落後，使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停滯不前。嚴復曾對科舉制這樣描述：“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資事畜。”第二，由於入仕途徑單一，只有透過科舉考試的人才能做官，而很多人又有做官就能發財的想法，所以導致追求部分士人產生了畸形的價值觀，從而催生一些家庭和社會悲劇。民間經常會有貧士高中之後拋妻棄子的悲劇發生，而魯迅筆下的孔乙己更是很多人悲慘的一生的縮影。這固然與個人本身密不可分，但是不得不說，是科舉制給了它這樣一塊生存的土壤。第三，科舉制度導致官場腐敗。科舉制度隨著歷史車輪的推進，出現了科舉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親師的教育又造成了師門關係的盛行。這樣造成了嚴重的師門裙帶關係現象。這些師門關係在官場中互相拉幫結派，並且官官相護。清朝乾隆年間的大貪官和珅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藉著乾隆皇帝對他的寵愛而一手遮天，收受賄賂，富可敵國。而且就多次利用科舉考試的題目為餌收取考生賄賂的錢財。這就不利於國家建設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社會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場的黑暗和社會的混亂。對外國的影響中國科考制度對歐美國家也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歷史學者、南京資訊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兼職教授倪方六表示，早在100年前，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即點破了——現在各國的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製度原來還是從中國學的。孫中山說的這話是有根據的，並非臆斷。 在14世紀，歐洲來華人士便將中國透過科舉，即統一考試的選拔人才模式，向本國做了詳細介紹和推薦。其中，英華人對此最有興趣，“英國當時的學術界和開明官員，力主仿效中國文官取士手段，機會均等，公開考試。1853年，英國王室任命查理·特羅維廉和斯坦福·諾斯科特兩位爵士，負責英國文官制度的改革和方案草擬。後他們向國會提交了《關於建立英國常任文官制度的報告》，報告中的主要觀點就是建議學習、實行中國的科舉制度，透過公開、競爭性的考試手段來招聘官員。” 據倪方六介紹，兩位爵士的報告被英國國會採納。此後、法國、美國等許多歐美國家都把中國的考試製度“拿了過去”。“歐美人認為，科舉比當時他們‘領導說了算’、‘世襲’等用人模式先進、公平，中國的科舉優點多多，至少使官員重視文化知識的學習，可以造就一批高素質的官員。”“西方當時有人驚歎，中國的科舉制度是一項偉大的制度。”倪方六表示，他們認為這一制度應該與中國古人發明“四大發明”一樣，是重要的發明創造，影響了全球的用人觀，直至目前，還有今後。 歐美人把科舉這一華人發明的選拔人才方式進行了改造，使之成為讓中國這位發明者反過頭來要學習、“取經”的考試模式。西方結合當時的工業革命和民主、人權的需要，考試內容豐富而又科學，智力水平、知識結構、實用技能、心理素質，統統納入考試的內容。除了筆試方式，歐美“科舉”中最重要的是口試和麵試製度的確立，比中國的“殿試”，由皇帝一人御筆欽點手段，更為完善和科學。歐美的“科舉”，即便順利通過了，也未必就能如中國的學子（舉人）一樣，立即可以獲得官職和榮耀，戴紅花騎大馬，還得實習和試用，至少半年以後才能正式上崗“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