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論“生知”與“學知”——讀《論語•季氏篇》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篇》）
《中庸》20章以孔子這句話為基礎，區分一個“知”與“行”，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陽明先生又把《中庸》20章與《孟子》“盡心篇”首章貫通起來，曰：“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
“生而知之”與“安而行之”，簡稱“生知安行”。前者說“知”，後者說“行”，且“生”與“安”相呼應，為最高境界。
“學而知之”與“利而行之”，簡稱“學知利行”。同樣是前者說“知”，後者說“行”，“學”與“利”相呼應，是次一級的境界。
一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可見，孔子承認有“生而知之者”，只是孔子自謙，說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而是能敏而好學，學而不厭。但“生知”不是宗教意義上的“先知”，不是一出生就全知全能，如佛教虛構的故事：釋迦牟尼一降生，於十方各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舉手唱言：“天上地下，唯我獨尊”。
在古漢語中，“生”通“性”，“生而知之”即“性而知之”，如《中庸》雲：“自誠明，謂之性”。其實，“生知”也是“學知”，只是“學知”入於精微，能夠實現“感而遂通”，內外渾融，心物不貳，好像“知”是從自家心性中自然流露出來，孟子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
什麼是“生知”？陽明先生指出：“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傳習錄》227條）
陽明先生說：“聖人亦是學知，眾人也是生知”。儒家所謂“一貫之道”與佛教鼓吹入不貳法門，區別就在於，儒家不離開“學知”而懸空虛說“生知”，故陽明說“聖人也是學知”。《論語》中數章記載孔子的話，可做印證。如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從功夫論上考察，“生知”在“學知”之上，學者須透過“學知”來實現“生知”，此孔子所謂“下學而上達”。
但“生知”既是功夫，也是本體，本體是致廣大而盡精微，故“生知”在“學知”之上，也下貫到“學知”中。換言之，“生知”是“學知”成為可能的內在根據與邏輯前提，凡是在“學知”中，必然也在“生知”中，故陽明先生說“眾人也是生知”，這就把孔門所言“學知”——為己成德之學，與博學多識區分開來。陽明先生反覆叮囑：學問功夫須曉得頭腦。頭腦是軀幹的主宰，陽明所謂“頭腦”，即是以“生知”本體來提撕“學知”功夫。
孔子不承認自己是“生而知之者”，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孔子前後兩次謙虛，言辭雖不同，義理卻是貫通的。這個“仁”的境界，就相當於《中庸》所謂“率性”或“生知安行”。
孔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這句話出現一個“安”與“利”，便能體會出，“仁”與“知”境界之高下。“安仁”與“利仁”正分別對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
“生知”高於“學知”，這層意思落在“仁”與“知”上，即是“仁”高於“知”。“仁”，作為德性之全體，必然涵攝“知”，故仁者必“知”，“知”乃“仁”之必要條件，如子曰：“未‘知’，焉得‘仁’”？知者未必“仁”，“知”非“仁”之充分條件，如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二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中庸》以“安而行之”配“生而知之”，合稱為“生知安行”。陽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決不是一個“知”與一個“行”，從外面去合二歸一，好似粘合起來。要領會“知行合一”，須注意，陽明曾點出“知行的本體”。
分別以“生”、“安”來修飾“知”與“行”，“知”“行”的涵義就發生變化了，境界也提升了。“知”本來低於“仁”，但“生而知之”，此“知”合於德性，合外內之道，“生知”即是“仁”。同理，“安而行之”，這個“行”從性體上發出來，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行為，“安行”即是“道”，《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
“生而知之”與“安而行之”，雖分一下“知”“行”，也只是一個，“生知安行”對應陽明所言“知行的本體”。
“學而知之”與“利而行之”，對應“知行合一”，如陽明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透過做“知行合一”的功夫，來複其“知行的本體”。
至於“困而知之”與“勉強而行之”，體會這個“困”與“勉”，學問功夫不曉得“頭腦”，“知”與“行”還沒有契入德性，在外面遊離著，“知”、“行”必然闢為兩截用功夫。
三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這種情況可以暫時擱置一邊，不用考慮。孔子在本章為“學”區分三個等級：“生知”；“學知”；“困學”。《中庸》卻要把三種境界貫通起來，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陽明先生卻指出：“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體會“及其知之，一也”，既然“生知”“學知”“困知”可以統一起來，那麼這個“知之”，只能取最高境界的“生知”，而不能取“學知”，更不能取“困知”。
《中庸》如此表述，文辭上似乎背離了孔子，從義理上考察，卻是要把孔子隱而未發的這層意思給闡發清楚。從功夫境界上看，“生知”在“學知”“困知”之上，但“生知”既是功夫，也是本體，必然下貫到“學知”“困知”中。換言之，“生知”作為本體，周流不息，人人本具，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既然人人具足“生知”之本體，修學的資質與生俱來，後天不修學，就沒有任何理由。所以，陽明說：“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冉求為自己不精進修學尋找藉口，對孔子說：“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答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今女畫”，如孟子所言“自暴自棄”，陽明先生指出：“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用其力於仁”，正是以“生知”之本體為“學知”或“困知”開示一個“頭腦”。以“生知”來提撕“學知”、“困知”，修學功夫曉得“頭腦”，就不須用力了，故曰：“我未見力不足者”。
公孫丑是孟子的學生，他向孟子訴修道之苦：“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修道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老師只能作為助緣從旁開示引導，怎麼可能為學生降低一下修道的標準？
結合冉求與公孫丑心中的困惑，再來讀《中庸》20章，就好領會子思的一番良苦用心。
“平時袖手談心性”，這是後世讀書人的通病。儒家開示“生知”之本體，不是高高在上，成為供眾人瞻仰的目標，而是要降落下來，從真切篤實的為學功夫中去體會“生知”之本體。與其仰而嘆息，不如俯身躬行，《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惟精惟一，精微莫測，卻為學者開示了一段最笨拙的功夫：“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四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孔子不以聖與仁自居，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這分明是生知安行的境界。
孔子不說自己為“生知”，只以“學”字開示弟子。須知，孔子不必標榜自己，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為了接引弟子，也是說給後人聽的。“生知”高於“學知”，“安行”高於“利行”，孔子只是把“生知安行”降臨到“學知利行”上，體會“學而不厭”與“誨人不倦”，不厭、不倦有微言大義，近似於《中庸》所謂“至誠無息”。
人飢餓了，要吃飯，吃飽了，就不能再繼續進食，食物對人也不再具有吸引力了，所謂“飽後思味，則濃淡之境都消”。“學”如何能夠做到“不厭”？越“學”，心中越是虛靈，物我內外貫通起來，才能做到“學而不厭”。達巷黨人說：“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說自己“空空如也”，應結合“大”與“空”，來體會“學而不厭”。
“生知”與“時中”對應，這是最高的境界；“學而知之者，次也”，從“學知”須體會出一個“恆”來。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經常點出一個“恆”來論“學”，只是後人沒有領會其義。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亡”與“有”，“虛”與“盈”，“約”與“泰”，對立的兩方相互轉化、相互過渡，這“變易”本身就是在說“空”與“恆”，《繫辭》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可惜，後世學者對“難乎，有恆矣”斷句有誤，把這一章的意思給領會顛倒了。
五
孔子曰：“知者利仁”。《繫辭》雲：“變而通之以盡利”。人們往往把“利”與“義”對立起來，卻忘卻了“利”之本義：“利，義之和也”。《中庸》以“利而行之”與“學而知之”搭配，“利”字義深。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孔子把“利”看做是“知”上達“仁”的階梯。“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以“故”來說“性”，也是此意，只是要把“生知”下降到“學知”上，透過“學知”來實現“生知”。
孟子區分“故”與“智”：“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每個人都有“智”，但“智”陷於穿鑿，流於自私，所謂“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孟子以“禹之行水”為比喻，開示學者如何用功夫。“智”以“生知”為頭腦，即是“利”，就可以避免自私穿鑿，所謂“故者以利為本”。
從“學知”中須體會出“恆久”這層意思，對於“利行”，須體會出“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這正是說“利”，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既然不能脫離“學知”而懸空虛說“生知”，同理，先要有一感一應，然後才能實現“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先要“思”，然後才能做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孔子論“生知”與“學知”——讀《論語•季氏篇》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篇》）
《中庸》20章以孔子這句話為基礎，區分一個“知”與“行”，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陽明先生又把《中庸》20章與《孟子》“盡心篇”首章貫通起來，曰：“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
“生而知之”與“安而行之”，簡稱“生知安行”。前者說“知”，後者說“行”，且“生”與“安”相呼應，為最高境界。
“學而知之”與“利而行之”，簡稱“學知利行”。同樣是前者說“知”，後者說“行”，“學”與“利”相呼應，是次一級的境界。
一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可見，孔子承認有“生而知之者”，只是孔子自謙，說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而是能敏而好學，學而不厭。但“生知”不是宗教意義上的“先知”，不是一出生就全知全能，如佛教虛構的故事：釋迦牟尼一降生，於十方各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舉手唱言：“天上地下，唯我獨尊”。
在古漢語中，“生”通“性”，“生而知之”即“性而知之”，如《中庸》雲：“自誠明，謂之性”。其實，“生知”也是“學知”，只是“學知”入於精微，能夠實現“感而遂通”，內外渾融，心物不貳，好像“知”是從自家心性中自然流露出來，孟子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
什麼是“生知”？陽明先生指出：“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傳習錄》227條）
陽明先生說：“聖人亦是學知，眾人也是生知”。儒家所謂“一貫之道”與佛教鼓吹入不貳法門，區別就在於，儒家不離開“學知”而懸空虛說“生知”，故陽明說“聖人也是學知”。《論語》中數章記載孔子的話，可做印證。如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從功夫論上考察，“生知”在“學知”之上，學者須透過“學知”來實現“生知”，此孔子所謂“下學而上達”。
但“生知”既是功夫，也是本體，本體是致廣大而盡精微，故“生知”在“學知”之上，也下貫到“學知”中。換言之，“生知”是“學知”成為可能的內在根據與邏輯前提，凡是在“學知”中，必然也在“生知”中，故陽明先生說“眾人也是生知”，這就把孔門所言“學知”——為己成德之學，與博學多識區分開來。陽明先生反覆叮囑：學問功夫須曉得頭腦。頭腦是軀幹的主宰，陽明所謂“頭腦”，即是以“生知”本體來提撕“學知”功夫。
孔子不承認自己是“生而知之者”，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孔子前後兩次謙虛，言辭雖不同，義理卻是貫通的。這個“仁”的境界，就相當於《中庸》所謂“率性”或“生知安行”。
孔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這句話出現一個“安”與“利”，便能體會出，“仁”與“知”境界之高下。“安仁”與“利仁”正分別對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
“生知”高於“學知”，這層意思落在“仁”與“知”上，即是“仁”高於“知”。“仁”，作為德性之全體，必然涵攝“知”，故仁者必“知”，“知”乃“仁”之必要條件，如子曰：“未‘知’，焉得‘仁’”？知者未必“仁”，“知”非“仁”之充分條件，如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二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中庸》以“安而行之”配“生而知之”，合稱為“生知安行”。陽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決不是一個“知”與一個“行”，從外面去合二歸一，好似粘合起來。要領會“知行合一”，須注意，陽明曾點出“知行的本體”。
分別以“生”、“安”來修飾“知”與“行”，“知”“行”的涵義就發生變化了，境界也提升了。“知”本來低於“仁”，但“生而知之”，此“知”合於德性，合外內之道，“生知”即是“仁”。同理，“安而行之”，這個“行”從性體上發出來，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行為，“安行”即是“道”，《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
“生而知之”與“安而行之”，雖分一下“知”“行”，也只是一個，“生知安行”對應陽明所言“知行的本體”。
“學而知之”與“利而行之”，對應“知行合一”，如陽明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透過做“知行合一”的功夫，來複其“知行的本體”。
至於“困而知之”與“勉強而行之”，體會這個“困”與“勉”，學問功夫不曉得“頭腦”，“知”與“行”還沒有契入德性，在外面遊離著，“知”、“行”必然闢為兩截用功夫。
三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這種情況可以暫時擱置一邊，不用考慮。孔子在本章為“學”區分三個等級：“生知”；“學知”；“困學”。《中庸》卻要把三種境界貫通起來，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陽明先生卻指出：“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體會“及其知之，一也”，既然“生知”“學知”“困知”可以統一起來，那麼這個“知之”，只能取最高境界的“生知”，而不能取“學知”，更不能取“困知”。
《中庸》如此表述，文辭上似乎背離了孔子，從義理上考察，卻是要把孔子隱而未發的這層意思給闡發清楚。從功夫境界上看，“生知”在“學知”“困知”之上，但“生知”既是功夫，也是本體，必然下貫到“學知”“困知”中。換言之，“生知”作為本體，周流不息，人人本具，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既然人人具足“生知”之本體，修學的資質與生俱來，後天不修學，就沒有任何理由。所以，陽明說：“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冉求為自己不精進修學尋找藉口，對孔子說：“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答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今女畫”，如孟子所言“自暴自棄”，陽明先生指出：“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用其力於仁”，正是以“生知”之本體為“學知”或“困知”開示一個“頭腦”。以“生知”來提撕“學知”、“困知”，修學功夫曉得“頭腦”，就不須用力了，故曰：“我未見力不足者”。
公孫丑是孟子的學生，他向孟子訴修道之苦：“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修道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老師只能作為助緣從旁開示引導，怎麼可能為學生降低一下修道的標準？
結合冉求與公孫丑心中的困惑，再來讀《中庸》20章，就好領會子思的一番良苦用心。
“平時袖手談心性”，這是後世讀書人的通病。儒家開示“生知”之本體，不是高高在上，成為供眾人瞻仰的目標，而是要降落下來，從真切篤實的為學功夫中去體會“生知”之本體。與其仰而嘆息，不如俯身躬行，《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惟精惟一，精微莫測，卻為學者開示了一段最笨拙的功夫：“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四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孔子不以聖與仁自居，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這分明是生知安行的境界。
孔子不說自己為“生知”，只以“學”字開示弟子。須知，孔子不必標榜自己，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為了接引弟子，也是說給後人聽的。“生知”高於“學知”，“安行”高於“利行”，孔子只是把“生知安行”降臨到“學知利行”上，體會“學而不厭”與“誨人不倦”，不厭、不倦有微言大義，近似於《中庸》所謂“至誠無息”。
人飢餓了，要吃飯，吃飽了，就不能再繼續進食，食物對人也不再具有吸引力了，所謂“飽後思味，則濃淡之境都消”。“學”如何能夠做到“不厭”？越“學”，心中越是虛靈，物我內外貫通起來，才能做到“學而不厭”。達巷黨人說：“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說自己“空空如也”，應結合“大”與“空”，來體會“學而不厭”。
“生知”與“時中”對應，這是最高的境界；“學而知之者，次也”，從“學知”須體會出一個“恆”來。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經常點出一個“恆”來論“學”，只是後人沒有領會其義。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亡”與“有”，“虛”與“盈”，“約”與“泰”，對立的兩方相互轉化、相互過渡，這“變易”本身就是在說“空”與“恆”，《繫辭》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可惜，後世學者對“難乎，有恆矣”斷句有誤，把這一章的意思給領會顛倒了。
五
孔子曰：“知者利仁”。《繫辭》雲：“變而通之以盡利”。人們往往把“利”與“義”對立起來，卻忘卻了“利”之本義：“利，義之和也”。《中庸》以“利而行之”與“學而知之”搭配，“利”字義深。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孔子把“利”看做是“知”上達“仁”的階梯。“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以“故”來說“性”，也是此意，只是要把“生知”下降到“學知”上，透過“學知”來實現“生知”。
孟子區分“故”與“智”：“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每個人都有“智”，但“智”陷於穿鑿，流於自私，所謂“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孟子以“禹之行水”為比喻，開示學者如何用功夫。“智”以“生知”為頭腦，即是“利”，就可以避免自私穿鑿，所謂“故者以利為本”。
從“學知”中須體會出“恆久”這層意思，對於“利行”，須體會出“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這正是說“利”，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既然不能脫離“學知”而懸空虛說“生知”，同理，先要有一感一應，然後才能實現“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先要“思”，然後才能做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