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嬌紅記》取材於北宋宣和年間一個真實的故事,並根據元代宋梅洞小說《嬌紅傳》改編。由明朝孟稱舜所寫,描述王嬌娘和書生申純的愛情因不被准許而雙雙殉情的悲劇。《嬌紅記》所表現的男女青年爭取婚姻自由的主題,在元明間的戲曲中曾被反覆表現過。但是,《嬌紅記》沒有停留在它以前的愛情作品已達到的高度,無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或反映現實的深度上,它都有其自身的特點,閃爍著新的思想的光輝,被列為中國古典十大悲劇之一。王嬌娘與申純相愛,婚事屢受間阻,終因抵擋不住帥節鎮的逼婚,最後雙雙殉情而死,死後合葬,名為“鴛鴦冢”。 劇本透過王嬌娘的嚴肅思考和清醒抉擇,明確地提出了追求“同心子”(亦即旨趣相投的心上人)的戀愛觀;並以殉情的悲劇對封建特權進行了批判。作者運用白描手法,傳情寫態,熔意鑄詞,把兩個悲劇主人公寫得十分生動,真切感人。《嬌紅記》的悲劇性不僅在於申純和王嬌娘兩人雙雙赴死這一結局,更在於一份真摯、美好的“知己之愛”終歸於毀滅。申、王的愛情不同於一般才子佳人式的愛情。它已經超越了從《牆頭馬上》、《西廂記》以來那種一見鍾情的愛情模式及其精神核心,並且開啟了賈寶玉和林黛玉這一曠世之戀的先河。這是《嬌紅記》的精華,也是深刻的悲劇性產生的關鍵因素。傳統的言情劇大抵有這樣一個敘事模式:偶然相遇——私訂終身——終成眷屬。以這樣的三部曲為故事情節的基本框架,再訴諸不同的表現形式,許多言情劇就有了似曾相識的感覺:其實質都是情慾+寂寞。這種愛情以色為先導,以欲為核心,存在著多向選擇的可能。戀愛的雙方是不確定的,只要符合一定的條件,即可透過上述三部曲發展為所謂的“佳配”。所以不但愛情的指向存在著不確定性,即使是愛情的目的也是模糊的。這和《嬌紅記》的愛情形成了極大的差異。後者的愛情超越了慾望,戀愛的雙方更需要精神上的交流和契合,“他”或“她”的選擇更具有不可替代性。於是,悲劇的產生也更加可能,更加必然,更具有深刻的意義。 嬌娘是作者著力歌頌的主要人物。她竭力思考婚姻戀愛各方面的問題,形成了自己的戀愛觀。 “婚姻兒怎自由,好事常差謬。多少佳人錯配了鴛鴦偶。”決不願再蹈“古來多少佳人,匹配匪才,鬱鬱而終”和覆轍,主動選擇了一條自己的道路:“與其悔之於後,豈若擇之於始。”她強調“擇”應是“自擇”。她對“卓文君之自求良偶”大加讚佩,認為“人生大幸,無過於斯”。嬌娘還進一步提出了選擇愛人的標準。她蔑視不學無術的紈袴子弟,也不要那些朝三暮四、輕薄無行的文人才士;她理想中的配偶是能夠和她“死共穴、生同舍”的“同心子”。她認為能和這樣的愛人結合,好使“身葬荒丘,情種來世,亦所不恨”。這一“同心子”的婚姻標準的提出值得我們重視,它把《西廂記》提出的,為以後許多愛情作品承襲的“郎才女貌”的婚姻標準,大大推進了一步,其實質是追求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礎上的愛情,帶有較濃厚的現代性愛的色彩。
《嬌紅記》取材於北宋宣和年間一個真實的故事,並根據元代宋梅洞小說《嬌紅傳》改編。由明朝孟稱舜所寫,描述王嬌娘和書生申純的愛情因不被准許而雙雙殉情的悲劇。《嬌紅記》所表現的男女青年爭取婚姻自由的主題,在元明間的戲曲中曾被反覆表現過。但是,《嬌紅記》沒有停留在它以前的愛情作品已達到的高度,無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或反映現實的深度上,它都有其自身的特點,閃爍著新的思想的光輝,被列為中國古典十大悲劇之一。王嬌娘與申純相愛,婚事屢受間阻,終因抵擋不住帥節鎮的逼婚,最後雙雙殉情而死,死後合葬,名為“鴛鴦冢”。 劇本透過王嬌娘的嚴肅思考和清醒抉擇,明確地提出了追求“同心子”(亦即旨趣相投的心上人)的戀愛觀;並以殉情的悲劇對封建特權進行了批判。作者運用白描手法,傳情寫態,熔意鑄詞,把兩個悲劇主人公寫得十分生動,真切感人。《嬌紅記》的悲劇性不僅在於申純和王嬌娘兩人雙雙赴死這一結局,更在於一份真摯、美好的“知己之愛”終歸於毀滅。申、王的愛情不同於一般才子佳人式的愛情。它已經超越了從《牆頭馬上》、《西廂記》以來那種一見鍾情的愛情模式及其精神核心,並且開啟了賈寶玉和林黛玉這一曠世之戀的先河。這是《嬌紅記》的精華,也是深刻的悲劇性產生的關鍵因素。傳統的言情劇大抵有這樣一個敘事模式:偶然相遇——私訂終身——終成眷屬。以這樣的三部曲為故事情節的基本框架,再訴諸不同的表現形式,許多言情劇就有了似曾相識的感覺:其實質都是情慾+寂寞。這種愛情以色為先導,以欲為核心,存在著多向選擇的可能。戀愛的雙方是不確定的,只要符合一定的條件,即可透過上述三部曲發展為所謂的“佳配”。所以不但愛情的指向存在著不確定性,即使是愛情的目的也是模糊的。這和《嬌紅記》的愛情形成了極大的差異。後者的愛情超越了慾望,戀愛的雙方更需要精神上的交流和契合,“他”或“她”的選擇更具有不可替代性。於是,悲劇的產生也更加可能,更加必然,更具有深刻的意義。 嬌娘是作者著力歌頌的主要人物。她竭力思考婚姻戀愛各方面的問題,形成了自己的戀愛觀。 “婚姻兒怎自由,好事常差謬。多少佳人錯配了鴛鴦偶。”決不願再蹈“古來多少佳人,匹配匪才,鬱鬱而終”和覆轍,主動選擇了一條自己的道路:“與其悔之於後,豈若擇之於始。”她強調“擇”應是“自擇”。她對“卓文君之自求良偶”大加讚佩,認為“人生大幸,無過於斯”。嬌娘還進一步提出了選擇愛人的標準。她蔑視不學無術的紈袴子弟,也不要那些朝三暮四、輕薄無行的文人才士;她理想中的配偶是能夠和她“死共穴、生同舍”的“同心子”。她認為能和這樣的愛人結合,好使“身葬荒丘,情種來世,亦所不恨”。這一“同心子”的婚姻標準的提出值得我們重視,它把《西廂記》提出的,為以後許多愛情作品承襲的“郎才女貌”的婚姻標準,大大推進了一步,其實質是追求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礎上的愛情,帶有較濃厚的現代性愛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