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龐宏波
4月30日，張昭過完了他在復星的lastday。
8個月，張昭主動離開復星。8個月前，張昭還被看作是樂視影業的“守夜人”。在經歷了2017年樂視體系危機、2018年稅收政策調整、2019年國家內容方向調整之後，張昭放下重擔。但因為“守夜人”這個角色，在外界看來張昭上一次的離開帶著一定的悲情色彩。
在到復星之前，張昭找了一張紙，用毛筆在上面寫了兩個大字“改變”另加了三感嘆號。“怎麼放下身段去變得柔軟，又堅持又融合，是我思考的問題”，在2019年底見到張昭時，張昭用這句話來談論自己的“到來”。
而現如今，距離張昭入職復星僅僅過去8個月，這8個月又究竟發生了什麼讓其“閃電”離職呢？
“疫情導致的整個行業的停擺期是做堅決調整的最好時期，就是要快，而且越快越好。”疫情對於整個影視產業的影響，實際上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這種嚴重程度，對於產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但也因為這次的“暫停鍵”，讓整個產業看到了徹底變革的契機。在整個行業接下來不得不面臨的重建期，張昭認為要“搶時間”。
從復星離開後，張昭坦言目前有兩個最重要的工作：一是扶持青年創作者，完善中國電影急缺的監製體系；二是做產業梳理，透過自己親歷的產業發展來回顧之前20年中國電影發展的脈絡，從而找到疫情之後的“產業解決方案”。而這樣做的目的在於讓價值資本看到影視產業的希望。
“沒有一階段一階段，是一條直線。”
“我這個人是分成兩面的，一面是職業經理人，所有的平臺、資本都有他們的需求。職業經理人的張昭是去滿足那個需求的；我的另一面是產業人，推動產業發展到一個對的方向。有時候這個東西是完全兩張皮的，有時候是硬幣的兩面。但骨子裡我是一個產業人，這是我的骨水。”
作為“職業經理人”的張昭，連續經歷了2017年樂視體系危機、2018年行業稅務調整、2019年內容方向調整、2020年新冠病毒的疫情。而伴隨著“四次危機”，“職業經理人”的張昭從樂視體系脫離和融創結合隨後離開加入復星，然後又離開。“大家把我看作是一個職業經理人，從一個平臺到另一個平臺，是運營平臺的boss。這沒錯，也是我擅長的，職業經理人就是要滿足資本的要求。對我自己來說，我經歷了這麼一波又一波，也是給你更多的機會，把問題看的更清楚。”
事實上，在2016年樂視影業11部影片片片過億的時候，張昭就開始思考第二曲線的問題。但在整個行業狂飆突進的階段，想要做出改變是極其困難的。而現如今，疫情強制“暫停”影視行業，讓張昭看到了改變的機會。
“如果行業還在老路上迅猛發展，實際上也沒有機會讓大家來聽我講行業是怎麼一回事。對我來說，經歷了這麼多，其實就是一個逐漸獲取更多聽眾的機會。”
“對我個人來說，想法一直是挺成熟的。疫情後的產業深度調整需要一些不同的做法，一些個人的做法。有的時候個人的作用更大，因為自由。大的公司有大的公司的邏輯，成本也高，而這個時候單兵突擊有好處，相對來說有更大的自由度。”
疫情下的行業震盪。
現階段，疫情對於整個行業的影響已經迫使產業鏈的諸多環節進入到了深度調整期。在“行業熱點”密集爆發的當下，實際上任何行業的調整都更容易理解。
目前來說，疫情對於行業的影響遠遠沒有結束。在“集體期待”影院開門的同時，絕大多數人還抱著疫情結束恢復常態的幻想。事實上，隨著影院大面積登出、行業裁員和公司轉型，整個影視行業從“冷凍狀態解凍之後”，才是行業挑戰的開始。
影院的開門成本將會高於關門的成本，而大眾消費心理的恢復還需要面對內容端的供給矛盾。一方面，海外疫情會延長引進片的供給，另一方面，中國產頭部影片是否敢於在疫情結束後初期上映依然是一個疑問。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培育和恢復大眾觀影心理，就成為了一個極大的挑戰。
4月初期，張昭在談到疫情影響的時候，表示：“這個行業實際上需要3到5年的重建期，現在是時候正視絕望，並且打破幻想。”
但從另外一面來看，20年前中國電影票房不足10億，10年前中國電影票房首次突破100億。而在2019年，不到10年的時間裡，票房體量翻了6倍。過快的產業發展，除了驗證整個產業“剛需”的同時，實際上也存在著不小的行業泡沫。疫情對整個產業的突然暫停，或許會讓整個行業進入到從大到強的第二階段。
張昭認為，“其實整個行業的元素實力是挺強的，影院、基礎設施、創作力量實際上都在。但是怎麼面向未來是一個問題，所以也有一些迫不及待，想盡快把這個做起來。”
另外，需要面對的一個現實是產業發展和資本需求的矛盾。雖然整個產業的發展方向是清晰可見的，延長電影的生命週期，透過“價值”來滿足“價格”。但是整個產業的發展需要資本的“輸血”，但資本本性決定了徹底性變革是很難實現的。尤其是碰到疫情更是如此，資本本身的損失慘重，而且在進入到任何一個行業當中，資本需要產業符合自身的邏輯，但資本在和產業結合的過程中，資本的屬性就會發生作用，這個屬性所發揮出來的作用未必是好的。
與此同時，整個中國電影產業實際上一直沒有讓資本看到一個長期可行的模式。上市公司的淨利潤之低、市值之低，放在資本市場是缺乏絕對優勢的。而整個產業的爆款邏輯，實際上也加重了現有資本的風險。
”過去我一直在做平臺的推進，光線時期，利用光線娛樂新聞網做了地網發行，讓中國的公司進來的時候是有宣發體系的，所以做了宣發平臺；樂視時期，主要是去推進流媒體平臺為內容導流，與此同時因為那個時候影院規模的擴大，所以地網也進一步擴大。接下來，下一步我們要面對的是移動網際網路品牌時代怎麼去做內容的品牌化，所以要解決基礎問題，最基礎的問題就是產品。”
為“後天”工作。
現如今，年輕一代已經成長為整個行業的中堅力量。在2018年電影市場盤點的時候，”新題材、新型別、新人才”就成為了市場的特點。而2019年，《哪吒》背後的餃子、《流浪地球》背後的郭帆、《少年的你》背後的曾國祥，頭部單片票房體量的提升進一步加深了行業“三新”的特點。
另外對於內容創作來說，同樣需要完整的時間週期。而從時間線上來看，一個完整作品的打磨恰恰需要和傳統公司可能出現的調整週期相吻合。所以，張昭認為當下最核心的事在於把握年輕一代。
“過去和年輕導演們聊，很多都是看什麼時候給錢，能夠儘快拍。現在不一樣了，每一次聊都收穫很大，信心倍增。”
在張昭看來，中國電影產業主要欠缺兩個職位，一個是監製一個是策劃。張昭認為直到目前，國內電影產業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監製制度。儘管這兩年，監製盛行，但目前所停留在的是內容監製階段，保證電影順利拍完投入市場。但實際上，監製真正的作用在於和平臺和資本的對接，是將內容轉化成產品的一個紐帶。
所以接下來，張昭不排除將更多的精力投身在青年導演執導電影的監製工作上。
另外，目前整個電影產業和資本的結合並不順暢，資本對於電影產業存在很大的信任問題。“很多都不是長期資本，不是價值資本，過去我們也很少有和價值資本直接對話的機會。但現在行業整體的調整，實際上讓我們有了重新和價值資本對話的機會。”
從1996年美國留學歸來到2020年，張昭感慨歷史極其的相似。“不要忘了我是創作者出身，1996年從美國回來，自己當導演拍戲就知道沒有市場邏輯是走不通的。但從1997年到2000年，整個電影市場就經歷了一次調整。2000年我從上海到北京，正好是第六代導演崛起的時候。那個時候，羅異從滾石唱片拿了一點錢，我、張揚、刁亦男、賈宏聲幾個人在藝瑪天天聊劇本，然後羅異的老婆給我們做飯吃。那個時候唯一的收入是替滾石拍一些MV，但三年時間裡藝瑪做了七八個片子。”此後，隨著民營資本進入電影產業，電影市場的規模迅速擴張，而在第六代導演大背景下崛起的中堅力量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現如今，20年後中國電影似乎又回到了“苦日子”。同樣是青年導演崛起、同樣是整個產業的調整、但在5G時代，在移動網際網路時代，如何透過產品構建體系是很重要的課題。為此，張昭也不排除進行一些產業梳理，更重要的目的在於讓價值資本重新看到電影產業發展的希望。
除此之外，張昭也坦言，如果有資本或者說平臺願意堅守或者推動產業化和品牌化的邏輯，那自己當然也願意樂助其成。
在問及“8個月閃電離職對自己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時，張昭表示“如果大家看到我是一個產業人，那麼這條軌跡是很清楚的。對於今天這個階段來說，我骨子裡產業人的這種使命感會很強。強到我必須放棄一些東西，因為產業太難了。但現在也是最好的時機、去推動我想了很多年的產業模式。”
文 /龐宏波
4月30日，張昭過完了他在復星的lastday。
8個月，張昭主動離開復星。8個月前，張昭還被看作是樂視影業的“守夜人”。在經歷了2017年樂視體系危機、2018年稅收政策調整、2019年國家內容方向調整之後，張昭放下重擔。但因為“守夜人”這個角色，在外界看來張昭上一次的離開帶著一定的悲情色彩。
在到復星之前，張昭找了一張紙，用毛筆在上面寫了兩個大字“改變”另加了三感嘆號。“怎麼放下身段去變得柔軟，又堅持又融合，是我思考的問題”，在2019年底見到張昭時，張昭用這句話來談論自己的“到來”。
而現如今，距離張昭入職復星僅僅過去8個月，這8個月又究竟發生了什麼讓其“閃電”離職呢？
“疫情導致的整個行業的停擺期是做堅決調整的最好時期，就是要快，而且越快越好。”疫情對於整個影視產業的影響，實際上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這種嚴重程度，對於產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但也因為這次的“暫停鍵”，讓整個產業看到了徹底變革的契機。在整個行業接下來不得不面臨的重建期，張昭認為要“搶時間”。
從復星離開後，張昭坦言目前有兩個最重要的工作：一是扶持青年創作者，完善中國電影急缺的監製體系；二是做產業梳理，透過自己親歷的產業發展來回顧之前20年中國電影發展的脈絡，從而找到疫情之後的“產業解決方案”。而這樣做的目的在於讓價值資本看到影視產業的希望。
1為什麼離開？“沒有一階段一階段，是一條直線。”
“我這個人是分成兩面的，一面是職業經理人，所有的平臺、資本都有他們的需求。職業經理人的張昭是去滿足那個需求的；我的另一面是產業人，推動產業發展到一個對的方向。有時候這個東西是完全兩張皮的，有時候是硬幣的兩面。但骨子裡我是一個產業人，這是我的骨水。”
作為“職業經理人”的張昭，連續經歷了2017年樂視體系危機、2018年行業稅務調整、2019年內容方向調整、2020年新冠病毒的疫情。而伴隨著“四次危機”，“職業經理人”的張昭從樂視體系脫離和融創結合隨後離開加入復星，然後又離開。“大家把我看作是一個職業經理人，從一個平臺到另一個平臺，是運營平臺的boss。這沒錯，也是我擅長的，職業經理人就是要滿足資本的要求。對我自己來說，我經歷了這麼一波又一波，也是給你更多的機會，把問題看的更清楚。”
事實上，在2016年樂視影業11部影片片片過億的時候，張昭就開始思考第二曲線的問題。但在整個行業狂飆突進的階段，想要做出改變是極其困難的。而現如今，疫情強制“暫停”影視行業，讓張昭看到了改變的機會。
“如果行業還在老路上迅猛發展，實際上也沒有機會讓大家來聽我講行業是怎麼一回事。對我來說，經歷了這麼多，其實就是一個逐漸獲取更多聽眾的機會。”
“對我個人來說，想法一直是挺成熟的。疫情後的產業深度調整需要一些不同的做法，一些個人的做法。有的時候個人的作用更大，因為自由。大的公司有大的公司的邏輯，成本也高，而這個時候單兵突擊有好處，相對來說有更大的自由度。”
2為什麼是現在？疫情下的行業震盪。
現階段，疫情對於整個行業的影響已經迫使產業鏈的諸多環節進入到了深度調整期。在“行業熱點”密集爆發的當下，實際上任何行業的調整都更容易理解。
目前來說，疫情對於行業的影響遠遠沒有結束。在“集體期待”影院開門的同時，絕大多數人還抱著疫情結束恢復常態的幻想。事實上，隨著影院大面積登出、行業裁員和公司轉型，整個影視行業從“冷凍狀態解凍之後”，才是行業挑戰的開始。
影院的開門成本將會高於關門的成本，而大眾消費心理的恢復還需要面對內容端的供給矛盾。一方面，海外疫情會延長引進片的供給，另一方面，中國產頭部影片是否敢於在疫情結束後初期上映依然是一個疑問。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培育和恢復大眾觀影心理，就成為了一個極大的挑戰。
4月初期，張昭在談到疫情影響的時候，表示：“這個行業實際上需要3到5年的重建期，現在是時候正視絕望，並且打破幻想。”
但從另外一面來看，20年前中國電影票房不足10億，10年前中國電影票房首次突破100億。而在2019年，不到10年的時間裡，票房體量翻了6倍。過快的產業發展，除了驗證整個產業“剛需”的同時，實際上也存在著不小的行業泡沫。疫情對整個產業的突然暫停，或許會讓整個行業進入到從大到強的第二階段。
張昭認為，“其實整個行業的元素實力是挺強的，影院、基礎設施、創作力量實際上都在。但是怎麼面向未來是一個問題，所以也有一些迫不及待，想盡快把這個做起來。”
另外，需要面對的一個現實是產業發展和資本需求的矛盾。雖然整個產業的發展方向是清晰可見的，延長電影的生命週期，透過“價值”來滿足“價格”。但是整個產業的發展需要資本的“輸血”，但資本本性決定了徹底性變革是很難實現的。尤其是碰到疫情更是如此，資本本身的損失慘重，而且在進入到任何一個行業當中，資本需要產業符合自身的邏輯，但資本在和產業結合的過程中，資本的屬性就會發生作用，這個屬性所發揮出來的作用未必是好的。
與此同時，整個中國電影產業實際上一直沒有讓資本看到一個長期可行的模式。上市公司的淨利潤之低、市值之低，放在資本市場是缺乏絕對優勢的。而整個產業的爆款邏輯，實際上也加重了現有資本的風險。
”過去我一直在做平臺的推進，光線時期，利用光線娛樂新聞網做了地網發行，讓中國的公司進來的時候是有宣發體系的，所以做了宣發平臺；樂視時期，主要是去推進流媒體平臺為內容導流，與此同時因為那個時候影院規模的擴大，所以地網也進一步擴大。接下來，下一步我們要面對的是移動網際網路品牌時代怎麼去做內容的品牌化，所以要解決基礎問題，最基礎的問題就是產品。”
3“搶時間”為“後天”工作。
現如今，年輕一代已經成長為整個行業的中堅力量。在2018年電影市場盤點的時候，”新題材、新型別、新人才”就成為了市場的特點。而2019年，《哪吒》背後的餃子、《流浪地球》背後的郭帆、《少年的你》背後的曾國祥，頭部單片票房體量的提升進一步加深了行業“三新”的特點。
另外對於內容創作來說，同樣需要完整的時間週期。而從時間線上來看，一個完整作品的打磨恰恰需要和傳統公司可能出現的調整週期相吻合。所以，張昭認為當下最核心的事在於把握年輕一代。
“過去和年輕導演們聊，很多都是看什麼時候給錢，能夠儘快拍。現在不一樣了，每一次聊都收穫很大，信心倍增。”
在張昭看來，中國電影產業主要欠缺兩個職位，一個是監製一個是策劃。張昭認為直到目前，國內電影產業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監製制度。儘管這兩年，監製盛行，但目前所停留在的是內容監製階段，保證電影順利拍完投入市場。但實際上，監製真正的作用在於和平臺和資本的對接，是將內容轉化成產品的一個紐帶。
所以接下來，張昭不排除將更多的精力投身在青年導演執導電影的監製工作上。
另外，目前整個電影產業和資本的結合並不順暢，資本對於電影產業存在很大的信任問題。“很多都不是長期資本，不是價值資本，過去我們也很少有和價值資本直接對話的機會。但現在行業整體的調整，實際上讓我們有了重新和價值資本對話的機會。”
從1996年美國留學歸來到2020年，張昭感慨歷史極其的相似。“不要忘了我是創作者出身，1996年從美國回來，自己當導演拍戲就知道沒有市場邏輯是走不通的。但從1997年到2000年，整個電影市場就經歷了一次調整。2000年我從上海到北京，正好是第六代導演崛起的時候。那個時候，羅異從滾石唱片拿了一點錢，我、張揚、刁亦男、賈宏聲幾個人在藝瑪天天聊劇本，然後羅異的老婆給我們做飯吃。那個時候唯一的收入是替滾石拍一些MV，但三年時間裡藝瑪做了七八個片子。”此後，隨著民營資本進入電影產業，電影市場的規模迅速擴張，而在第六代導演大背景下崛起的中堅力量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現如今，20年後中國電影似乎又回到了“苦日子”。同樣是青年導演崛起、同樣是整個產業的調整、但在5G時代，在移動網際網路時代，如何透過產品構建體系是很重要的課題。為此，張昭也不排除進行一些產業梳理，更重要的目的在於讓價值資本重新看到電影產業發展的希望。
除此之外，張昭也坦言，如果有資本或者說平臺願意堅守或者推動產業化和品牌化的邏輯，那自己當然也願意樂助其成。
在問及“8個月閃電離職對自己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時，張昭表示“如果大家看到我是一個產業人，那麼這條軌跡是很清楚的。對於今天這個階段來說，我骨子裡產業人的這種使命感會很強。強到我必須放棄一些東西，因為產業太難了。但現在也是最好的時機、去推動我想了很多年的產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