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說大清王朝外官向京官送禮的相關事體，那麼，就必須清楚什麼是京官，什麼是外官。
京官，一般是指在京師任職的中央系統的官員。
相對於京官而言，外官則是指地方官員和朝廷差遣外出的官員。
外官要向京官送禮，其間的道理，有人情也有政治，比較清楚，這裡就不細說了。
話入正題。
本文出自清人何剛德的筆記《春明夢錄》卷下。
清宣宗（愛新覺羅·旻寧）道光（公元1782年～公元1850年）、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咸豐（公元1851年～公元1861年）以前，外官饋送京官，主要有以下三項：
一、夏季有冰敬。
所謂冰敬，就是指：在夏季到來之際，地方官員、下級官員為了給京官或上級官員送禮，便以消暑降溫為由，饋送錢財以示“恭敬”，還起了個好聽的名堂，稱之為“冰敬”。
須知，這一事體，不但清朝有，明朝也有。
二、冬季有炭敬。
與冰敬同理，炭敬則是指：每當冬日降臨，各地地方官員便以為京官購置取暖的木炭為名，向其“恭敬”錢財，此所謂“炭敬”。
三、出京上任前有別敬。
所謂別敬，就是地方官赴任前，在向京官告別時，致送禮金，以表達“恭敬”之情意。
有人把這解讀為“潛規則”。
有人把這解讀為公開“行賄受賄”。
還有人把這解讀為“獎金”、“年終獎”。
各人解讀，自有他們立意的根據，也有他們作文的用心。此處不做評議，點到為止，僅供大家參考而已。
冰敬、炭敬、別敬，這三項，算是清朝官場普遍存在的饋送。
除以上三項而外，還有一項，它流行於特定的群體之間。這特定的群體，一是同年；二是同鄉。
同鄉很好理解。
同年，需要簡單解釋一下：
唐代，同榜進士稱“同年”；明、清兩代，鄉試、會試同榜登科者皆稱“同年”；另，清代科考先後中式者，其中式之年甲子相同，亦稱“同年”。
清朝官場流行於同年、同鄉之間的饋送，稱之為“團拜項”。
也就是說，每一年，同朝為官的同年或者同朝為官的同鄉之間，要團拜一次。團拜時，外官同年要向京官同年饋送，外官同鄉要向京官同鄉饋送。
說到這裡，順便簡單說說外官饋送京官的背景，以便對這一事體有一個全面的瞭解。
清代的京官，在職位上，較地方官稍為清貴。但是，京官的收入卻遠遜於外官。單靠微薄的俸祿，要租房、要養家、要應酬、還要照顧親族，這對大部分京官而言，是遠遠無法應付生計的。
外官則不然，除了薪俸及朝廷發放的養廉銀（京官無此項收入。關於養廉銀，詳見文後補充資料）外，其他各種收入，才是他們的大筆進項。當然，這並非是說，外官完全都是貪汙受賄的。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外官可以利用地方行政、財政系統中的諸多“特性”，向鄉紳民眾設立不同的收費專案。
京官與外官之間收入懸殊，但是，京官處在中央系統，他們有職務上的優勢。所以，京官也可以利用行政系統的“特性”，去影響外官的銓評升降。
基於以上情況，京官與外官外之間，相互之間都有藉助對方需要，於是，基於雙方收入的差異，便形成一種經濟上的調劑。大小京官，莫不仰仗外官的冰敬、炭敬和別敬等。
到了清穆宗（愛新覺羅·載淳）同治（公元1862年～公元1874年）、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光緒（公元1875年～公元1908年）以後，外官對京官的饋送，已經發生了變化。
此時，冰敬不再是京官普遍的進項，而是變成了專有饋送：冰敬成了督撫（總督和巡撫合稱督撫，明清兩代的地方軍政長官。）送給軍機處京官（大臣）的專項禮金。
此時，除軍機處京官擁有冰敬和炭敬兩項饋送外，其餘京官就只剩下了炭敬一項饋送。
冰敬、炭敬的禮金數目，以八兩銀子為起點，到三百兩銀子封頂。
沈文肅（葆楨）向軍機處送禮金，不分什麼冰敬、炭敬、別敬等，他每年只送一次，每次每人送三百兩銀子。當然，軍機處的大臣，也有不收他所送禮金的。
至於地方官送給其他京官的炭敬禮金多少，則由地方官自由決定。
外官饋送京官禮金的多少，一般根據兩個標準：
一是所要饋送的京官官階大小；
一是與所要饋送京官的交情深淺。
外官對京官的饋送，最初的時候，大家都比較重視交情；到了後來，大家的關注點完全變了，基本上都是非常注重官階（權勢）了。
原本，京官可以普遍獲取的炭敬；到了後來，在普通京官中，炭敬也逐漸變得稀有了。只有那些與外官交情很好的普通京官，這個時候，才可以拿得到炭敬。
也就是說，在冰敬被軍機處專享之後，其他京官已與冰敬無緣了。
再到後來，炭敬也逐漸集中為高階官員享有；此外，只有數量較少的普通京官，需要依靠個人與外官的交情，才可以獲得炭敬。
不過，別敬還是比較普遍存在的。督撫、藩臬（藩臬指藩司和臬司。明清兩代的布政使和按察使的並稱。）等外官回到京師之後，除了“恭敬”朝中的權臣、親貴之外，他們還會對自己的同鄉、同年、還有那些他們所任職省份的京官普遍有所饋送。這種時候，所送別敬禮金的數目，基本上都是在十兩銀子左右。到後來，這別敬禮金的數目也有所縮水，竟然有人降低標準，只送六兩銀子。雖然別敬禮金的數目已經降低了標準，但是，因為京官日漸增多，對外官而言，這一趟下來，也要花費不菲的銀子。
到了清德宗光緒帝與清遜帝宣統（愛新覺羅·溥儀）之際，賄賂之風大盛。這個時候，那些個冰敬、炭敬、別敬等，基本上全都集中在權貴那裡了。於是，冰敬、炭敬、別敬等也就成了收受賄賂的名目、也就成了違制亂法的掩蓋。
此時，京官中地位比較低的、所在衙門沒有什麼實際權力的、職務沒有多少實質影響力的，他們基本上就與冰敬、炭敬、別敬等完全絕緣了。
這一時期，炭敬已經有了年末饋送的意涵了。大約也就是總結舊年，犒勞辛苦；迎接新歲，恭賀未來的意思吧。有人說炭敬就是“年終獎”，的確，這個時候的炭敬的確是在年終收到的；的確也是額外的進項，可看作是“獎”。但是，粗略對比之後，如果把炭敬說成是“年終獎”，這大概是讓人比較難以認同的吧。
這時候，饋送炭敬，為了隱晦，致函時不再明示所送禮金的數目。而是採取了一種所謂比較文雅的方式暗指贈銀數目。
這種所謂比較文雅的方式就是採用八韻、十韻或者數十韻的梅花詩來暗指。
如果饋送四十兩銀子，詩中會說：四十賢人。
如果饋送三百兩銀子，詩中會說：毛詩一部。
如此這般，是多麼地文雅啊！
那時候，滿清的皇親貴族中有一些掌握著實權，所以，就有人別有用意地送他們炭敬。
據說，有人曾送給濤貝勒（愛新覺羅·載濤）一千兩銀子，致函的封面上寫有“千佛名經”四個字。按照通行梅花詩的解讀，官場上都知道是送了一千兩銀子。由於濤貝勒那時還不知內情，他就把這封信函拿出來給人家看。等拆開信函後，才發現是一張一千兩的銀票。
附本文相關資料：
【養廉銀】清朝特有的官員薪資給付制度。創建於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本意是藉由高薪來培養鼓勵官員的廉潔習性，避免貪汙事件的發生，因而取名為“養廉”。養廉銀的來源，是地方的火耗或稅賦。因此，視各地富庶程度，養廉銀數額各不相同。一般而言，養廉銀為薪水的10倍到100倍。例如，臺灣巡撫劉銘傳的年薪為155兩，養廉銀則達一萬兩。而臺灣總兵年俸67兩，軍事加給144兩，而養廉銀則為1500兩。
〔“火耗”起於明神宗（朱翊鈞）年間（公元1573年～公元1620年），原指碎銀熔化重鑄為銀錠時的折耗。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賦稅一律徵銀上交國庫，要把百姓交的碎銀熔化，重鑄為上交的銀錠，熔化重鑄中，就有火耗。具體徵稅時，官方加徵的“火耗”，均大於實際的“火耗”，其間的差額，歸官員所有。清初也沿用了這種做法，而且，“火耗”不斷加重：一般州縣的火耗，每兩達二三錢，甚至四五錢。偏僻的州縣賦稅少，火耗更是數倍於正賦。雖然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順治（公元1644年～公元1661年）、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康熙年間（公元1662年～公元1722年）也發過禁令，但並不起作用，以後，朝廷也就默認了。〕
【沈葆楨】（公元1820年～公元1879年），原名沈振宗，字幼丹，又字翰宇，漢族，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晚清重臣，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中國近代造船、航運、海軍建設事業的奠基人之一。清朝抵抗侵略的封疆大吏林則徐之婿。
清文宗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應曾國藩之請，赴安慶大營，被委以重用。
清穆宗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臺灣，被高山族人民誤殺為藉口，發動侵臺戰爭。清廷派他為欽差大臣，赴臺辦理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籌劃海防事宜，辦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開始了他在臺灣倡導的近代化之路。
清德宗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回朝，被任為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負責督辦南洋水師。他以朝廷經費有限，分散建南、北洋水師力量不足，主動提議，先集中財力、物力、人力建設北洋水師。
清德宗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在江寧任上病逝，享年59歲。諡文肅，追贈太子太保。
【愛新覺羅•載濤】清德宗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生於北京。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封二等鎮國將軍。不久，晉輔國公。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襲貝勒。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加郡王銜，與鐵良等任總司稽察。清廷新設禁衛軍後，任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清遜帝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奉命管理軍諮處事務。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赴日、美、英、法、德、意、奧、俄八國考察陸軍，後派任赴英國專使大臣。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任軍諮大臣並掌管禁衛軍，後任蒙古鑲黃旗都統。1912年，與載洵等組織宗社黨，後解散。1917年，張勳復辟，任為禁衛軍司令。1918年，徐世昌任為將軍。1927年，任翊衛使。1929年，迫於生計，將貝勒府賣給當時的輔仁大學。1931年，被國民政府聘為國難會議會員。日軍侵華期間，拒絕到偽滿洲國任職。建國後，被任命為華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部馬政局顧問。歷任總後勤部民政局顧問、國家民委委員、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員。是第一至三屆全華人大代表，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1970年，在北京逝世，終年83歲，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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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說大清王朝外官向京官送禮的相關事體，那麼，就必須清楚什麼是京官，什麼是外官。
京官，一般是指在京師任職的中央系統的官員。
相對於京官而言，外官則是指地方官員和朝廷差遣外出的官員。
外官要向京官送禮，其間的道理，有人情也有政治，比較清楚，這裡就不細說了。
話入正題。
本文出自清人何剛德的筆記《春明夢錄》卷下。
清宣宗（愛新覺羅·旻寧）道光（公元1782年～公元1850年）、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咸豐（公元1851年～公元1861年）以前，外官饋送京官，主要有以下三項：
一、夏季有冰敬。
所謂冰敬，就是指：在夏季到來之際，地方官員、下級官員為了給京官或上級官員送禮，便以消暑降溫為由，饋送錢財以示“恭敬”，還起了個好聽的名堂，稱之為“冰敬”。
須知，這一事體，不但清朝有，明朝也有。
二、冬季有炭敬。
與冰敬同理，炭敬則是指：每當冬日降臨，各地地方官員便以為京官購置取暖的木炭為名，向其“恭敬”錢財，此所謂“炭敬”。
三、出京上任前有別敬。
所謂別敬，就是地方官赴任前，在向京官告別時，致送禮金，以表達“恭敬”之情意。
有人把這解讀為“潛規則”。
有人把這解讀為公開“行賄受賄”。
還有人把這解讀為“獎金”、“年終獎”。
各人解讀，自有他們立意的根據，也有他們作文的用心。此處不做評議，點到為止，僅供大家參考而已。
冰敬、炭敬、別敬，這三項，算是清朝官場普遍存在的饋送。
除以上三項而外，還有一項，它流行於特定的群體之間。這特定的群體，一是同年；二是同鄉。
同鄉很好理解。
同年，需要簡單解釋一下：
唐代，同榜進士稱“同年”；明、清兩代，鄉試、會試同榜登科者皆稱“同年”；另，清代科考先後中式者，其中式之年甲子相同，亦稱“同年”。
清朝官場流行於同年、同鄉之間的饋送，稱之為“團拜項”。
也就是說，每一年，同朝為官的同年或者同朝為官的同鄉之間，要團拜一次。團拜時，外官同年要向京官同年饋送，外官同鄉要向京官同鄉饋送。
說到這裡，順便簡單說說外官饋送京官的背景，以便對這一事體有一個全面的瞭解。
清代的京官，在職位上，較地方官稍為清貴。但是，京官的收入卻遠遜於外官。單靠微薄的俸祿，要租房、要養家、要應酬、還要照顧親族，這對大部分京官而言，是遠遠無法應付生計的。
外官則不然，除了薪俸及朝廷發放的養廉銀（京官無此項收入。關於養廉銀，詳見文後補充資料）外，其他各種收入，才是他們的大筆進項。當然，這並非是說，外官完全都是貪汙受賄的。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外官可以利用地方行政、財政系統中的諸多“特性”，向鄉紳民眾設立不同的收費專案。
京官與外官之間收入懸殊，但是，京官處在中央系統，他們有職務上的優勢。所以，京官也可以利用行政系統的“特性”，去影響外官的銓評升降。
基於以上情況，京官與外官外之間，相互之間都有藉助對方需要，於是，基於雙方收入的差異，便形成一種經濟上的調劑。大小京官，莫不仰仗外官的冰敬、炭敬和別敬等。
到了清穆宗（愛新覺羅·載淳）同治（公元1862年～公元1874年）、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光緒（公元1875年～公元1908年）以後，外官對京官的饋送，已經發生了變化。
此時，冰敬不再是京官普遍的進項，而是變成了專有饋送：冰敬成了督撫（總督和巡撫合稱督撫，明清兩代的地方軍政長官。）送給軍機處京官（大臣）的專項禮金。
此時，除軍機處京官擁有冰敬和炭敬兩項饋送外，其餘京官就只剩下了炭敬一項饋送。
冰敬、炭敬的禮金數目，以八兩銀子為起點，到三百兩銀子封頂。
沈文肅（葆楨）向軍機處送禮金，不分什麼冰敬、炭敬、別敬等，他每年只送一次，每次每人送三百兩銀子。當然，軍機處的大臣，也有不收他所送禮金的。
至於地方官送給其他京官的炭敬禮金多少，則由地方官自由決定。
外官饋送京官禮金的多少，一般根據兩個標準：
一是所要饋送的京官官階大小；
一是與所要饋送京官的交情深淺。
外官對京官的饋送，最初的時候，大家都比較重視交情；到了後來，大家的關注點完全變了，基本上都是非常注重官階（權勢）了。
原本，京官可以普遍獲取的炭敬；到了後來，在普通京官中，炭敬也逐漸變得稀有了。只有那些與外官交情很好的普通京官，這個時候，才可以拿得到炭敬。
也就是說，在冰敬被軍機處專享之後，其他京官已與冰敬無緣了。
再到後來，炭敬也逐漸集中為高階官員享有；此外，只有數量較少的普通京官，需要依靠個人與外官的交情，才可以獲得炭敬。
不過，別敬還是比較普遍存在的。督撫、藩臬（藩臬指藩司和臬司。明清兩代的布政使和按察使的並稱。）等外官回到京師之後，除了“恭敬”朝中的權臣、親貴之外，他們還會對自己的同鄉、同年、還有那些他們所任職省份的京官普遍有所饋送。這種時候，所送別敬禮金的數目，基本上都是在十兩銀子左右。到後來，這別敬禮金的數目也有所縮水，竟然有人降低標準，只送六兩銀子。雖然別敬禮金的數目已經降低了標準，但是，因為京官日漸增多，對外官而言，這一趟下來，也要花費不菲的銀子。
到了清德宗光緒帝與清遜帝宣統（愛新覺羅·溥儀）之際，賄賂之風大盛。這個時候，那些個冰敬、炭敬、別敬等，基本上全都集中在權貴那裡了。於是，冰敬、炭敬、別敬等也就成了收受賄賂的名目、也就成了違制亂法的掩蓋。
此時，京官中地位比較低的、所在衙門沒有什麼實際權力的、職務沒有多少實質影響力的，他們基本上就與冰敬、炭敬、別敬等完全絕緣了。
這一時期，炭敬已經有了年末饋送的意涵了。大約也就是總結舊年，犒勞辛苦；迎接新歲，恭賀未來的意思吧。有人說炭敬就是“年終獎”，的確，這個時候的炭敬的確是在年終收到的；的確也是額外的進項，可看作是“獎”。但是，粗略對比之後，如果把炭敬說成是“年終獎”，這大概是讓人比較難以認同的吧。
這時候，饋送炭敬，為了隱晦，致函時不再明示所送禮金的數目。而是採取了一種所謂比較文雅的方式暗指贈銀數目。
這種所謂比較文雅的方式就是採用八韻、十韻或者數十韻的梅花詩來暗指。
如果饋送四十兩銀子，詩中會說：四十賢人。
如果饋送三百兩銀子，詩中會說：毛詩一部。
如此這般，是多麼地文雅啊！
那時候，滿清的皇親貴族中有一些掌握著實權，所以，就有人別有用意地送他們炭敬。
據說，有人曾送給濤貝勒（愛新覺羅·載濤）一千兩銀子，致函的封面上寫有“千佛名經”四個字。按照通行梅花詩的解讀，官場上都知道是送了一千兩銀子。由於濤貝勒那時還不知內情，他就把這封信函拿出來給人家看。等拆開信函後，才發現是一張一千兩的銀票。
附本文相關資料：
【養廉銀】清朝特有的官員薪資給付制度。創建於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本意是藉由高薪來培養鼓勵官員的廉潔習性，避免貪汙事件的發生，因而取名為“養廉”。養廉銀的來源，是地方的火耗或稅賦。因此，視各地富庶程度，養廉銀數額各不相同。一般而言，養廉銀為薪水的10倍到100倍。例如，臺灣巡撫劉銘傳的年薪為155兩，養廉銀則達一萬兩。而臺灣總兵年俸67兩，軍事加給144兩，而養廉銀則為1500兩。
〔“火耗”起於明神宗（朱翊鈞）年間（公元1573年～公元1620年），原指碎銀熔化重鑄為銀錠時的折耗。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賦稅一律徵銀上交國庫，要把百姓交的碎銀熔化，重鑄為上交的銀錠，熔化重鑄中，就有火耗。具體徵稅時，官方加徵的“火耗”，均大於實際的“火耗”，其間的差額，歸官員所有。清初也沿用了這種做法，而且，“火耗”不斷加重：一般州縣的火耗，每兩達二三錢，甚至四五錢。偏僻的州縣賦稅少，火耗更是數倍於正賦。雖然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順治（公元1644年～公元1661年）、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康熙年間（公元1662年～公元1722年）也發過禁令，但並不起作用，以後，朝廷也就默認了。〕
【沈葆楨】（公元1820年～公元1879年），原名沈振宗，字幼丹，又字翰宇，漢族，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晚清重臣，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中國近代造船、航運、海軍建設事業的奠基人之一。清朝抵抗侵略的封疆大吏林則徐之婿。
清文宗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應曾國藩之請，赴安慶大營，被委以重用。
清穆宗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臺灣，被高山族人民誤殺為藉口，發動侵臺戰爭。清廷派他為欽差大臣，赴臺辦理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籌劃海防事宜，辦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開始了他在臺灣倡導的近代化之路。
清德宗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回朝，被任為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負責督辦南洋水師。他以朝廷經費有限，分散建南、北洋水師力量不足，主動提議，先集中財力、物力、人力建設北洋水師。
清德宗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在江寧任上病逝，享年59歲。諡文肅，追贈太子太保。
【愛新覺羅•載濤】清德宗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生於北京。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封二等鎮國將軍。不久，晉輔國公。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襲貝勒。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加郡王銜，與鐵良等任總司稽察。清廷新設禁衛軍後，任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清遜帝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奉命管理軍諮處事務。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赴日、美、英、法、德、意、奧、俄八國考察陸軍，後派任赴英國專使大臣。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任軍諮大臣並掌管禁衛軍，後任蒙古鑲黃旗都統。1912年，與載洵等組織宗社黨，後解散。1917年，張勳復辟，任為禁衛軍司令。1918年，徐世昌任為將軍。1927年，任翊衛使。1929年，迫於生計，將貝勒府賣給當時的輔仁大學。1931年，被國民政府聘為國難會議會員。日軍侵華期間，拒絕到偽滿洲國任職。建國後，被任命為華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部馬政局顧問。歷任總後勤部民政局顧問、國家民委委員、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員。是第一至三屆全華人大代表，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1970年，在北京逝世，終年83歲，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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