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講先天下之憂而憂、道家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儒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道家政治渺小藝術永恆
儒家講究禮儀 尊孔孟之道
道家講求修身養性~有樸素唯物主義
談到儒墨之間的共性，作為為主要的一個字就是字——愛。正是“愛”將儒墨同先秦的其他諸子區別開來。道家、法家、陰陽家都是不講“愛”這種情感的，唯有儒墨講。但也正是“愛”將儒家和墨家區別了開來。因為儒家的“愛”和墨家的“愛”是不一樣的，含義不一樣，出發點不一樣，想得出的結論更是不一樣。儒家講的“愛”是一種建立在血緣倫理情感基礎上的差別之愛，講得是一種“血濃於水”的親情。“仁者，愛人”，“仁，事親者也”，“孝悌，可謂仁之本也”……這一系列的闡述無不是在向我們傳達一個資訊：發自內心真實情感油然而生的“愛”絕對要受“愛的物件”的限制的。人不可能毫無差別、毫無區別地“濫愛”，而所謂的“博愛”，即使存在，也必須以這種“事親之愛”為基礎，為根本。否則，要麼是虛偽的，要麼是無力的。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及幼，以及人之幼”，正是這個道理。所以，才有了“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樣一個依次推進的過程。而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正是建立在這種愛有差等，貴賤有別的自覺情感之上。儒家正是這樣從自發情感出發，最後落實到和上下有別、和而不同的和諧社會的建構上，從而達到個人價值依託和社會和諧有序的雙重目標。
與儒家不同的是，墨家並沒有如此大的耐心去改造人性、塑造社會，它僅僅是從現實社會的狀況出發，對“愛”進行了發揮，從而得出了“兼愛、非攻”的觀點。如果說對“愛”的重視體現了儒墨之間的這種師承淵源，那麼，“兼相愛”則是墨子對“愛”獨特的發揮和見解了。墨子的“愛”已經不是建立在血緣倫理基礎上的差等之愛，而是一種出乎人之本能情感的一種“博愛”。儘管這種“博愛”沒有儒家那種自發的情感支援，但卻有著現實的利益依託——兼相愛，交相利。唯有彼此友善，才會有共同的利益，否則只能是兩敗俱傷。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當代學者劉木魚（劉鐸）評價法家思想“禮下小人，刑上大夫，刑禮不偏，謂之法家，謂之聖道”。
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講先天下之憂而憂、道家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儒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道家政治渺小藝術永恆
儒家講究禮儀 尊孔孟之道
道家講求修身養性~有樸素唯物主義
談到儒墨之間的共性，作為為主要的一個字就是字——愛。正是“愛”將儒墨同先秦的其他諸子區別開來。道家、法家、陰陽家都是不講“愛”這種情感的，唯有儒墨講。但也正是“愛”將儒家和墨家區別了開來。因為儒家的“愛”和墨家的“愛”是不一樣的，含義不一樣，出發點不一樣，想得出的結論更是不一樣。儒家講的“愛”是一種建立在血緣倫理情感基礎上的差別之愛，講得是一種“血濃於水”的親情。“仁者，愛人”，“仁，事親者也”，“孝悌，可謂仁之本也”……這一系列的闡述無不是在向我們傳達一個資訊：發自內心真實情感油然而生的“愛”絕對要受“愛的物件”的限制的。人不可能毫無差別、毫無區別地“濫愛”，而所謂的“博愛”，即使存在，也必須以這種“事親之愛”為基礎，為根本。否則，要麼是虛偽的，要麼是無力的。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及幼，以及人之幼”，正是這個道理。所以，才有了“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樣一個依次推進的過程。而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正是建立在這種愛有差等，貴賤有別的自覺情感之上。儒家正是這樣從自發情感出發，最後落實到和上下有別、和而不同的和諧社會的建構上，從而達到個人價值依託和社會和諧有序的雙重目標。
與儒家不同的是，墨家並沒有如此大的耐心去改造人性、塑造社會，它僅僅是從現實社會的狀況出發，對“愛”進行了發揮，從而得出了“兼愛、非攻”的觀點。如果說對“愛”的重視體現了儒墨之間的這種師承淵源，那麼，“兼相愛”則是墨子對“愛”獨特的發揮和見解了。墨子的“愛”已經不是建立在血緣倫理基礎上的差等之愛，而是一種出乎人之本能情感的一種“博愛”。儘管這種“博愛”沒有儒家那種自發的情感支援，但卻有著現實的利益依託——兼相愛，交相利。唯有彼此友善，才會有共同的利益，否則只能是兩敗俱傷。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當代學者劉木魚（劉鐸）評價法家思想“禮下小人，刑上大夫，刑禮不偏，謂之法家，謂之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