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訊逼供始於上古時期。史書記載，帝堯時期有這麼一個貨，名叫丹硃，【心既頑嚚，又好爭訟】，帝堯解決丹硃的問題很是簡單明快，結結實實揍一頓，實話就都問出來了。

其實，刑訊逼供出現的時期應比史書所載的更早。史書記載，【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徵。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徵不享】，打仗的時候抓個舌頭，這是很正常的。畢竟皇帝先跟其他部落打，又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之後又和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抓舌頭不知抓了多少個了，只是當時的做法與一般情況不同，就算問出訊息來也得殺。

【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這倒不算刑訊，卻是最早的【威逼】。

刑訊逼供，古代叫【拷訊】【拷鞫】【掠治】，至清代改叫【熬審】。從古到今，花樣何止千萬。

歷史上真正出現刑訊逼供的記載，是在夏代。《史記·夏本紀》記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但之後倒是很和平，商周時期刑法雖然殘酷，但都是先定了罪，然後實施的懲罰。即便殘暴如商紂王，炮烙、蠆盆，也都是給已經定罪的人施加的。

至秦代時，秦二世胡亥二年，趙高誣陷李斯和他的兒子李由謀反，將他們逮捕，親自拷問，棒掠達一千多下。李斯忍受不了疼痛，就招認了謀反的罪名。

東漢末年，刑訊逼供稱為【考掠五毒】。《後漢書·獨行傳·戴就》記載【（薛安）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

中國古代法家制度下，幾乎只有刑法而沒有民法。在傳統宗法社會，刑訊逼供一直是合法的審訊方式，口供和畫押幾乎是唯一的定罪依據。

都知道唐武周時期的周興來俊臣，連狄仁傑也差點遭了毒手。狄仁傑被誣告謀反，酷吏來俊臣主審，狄仁傑迫於酷刑，只好表面認罪，暗地裡寫下血書訴狀，由其子上訴朝堂。武則天見到狀文後質問道：你既無罪，莫非罪狀上的畫押是假？狄仁傑悲憤地答道：我若不招供畫押，怎能活到現在？在皇權專制時期，酷吏操持生殺大權，受害者根本無權“保持沉默”；拒不認罪，必然招致酷刑折磨，甚至死於非命，反不如自誣誣人，免於眼前之災，再尋機翻供辯冤。但實際上，一旦認罪，再想逃出酷吏之手，勢必登天還難，只能寄希望于越訴一途。

其實，很少有人知道，北宋時還有個叫李元弼的傢伙。他將自己進行刑訊逼供的經驗寫成《作邑自箴》一書。在書中，李元弼系統地總結了拷訊之法，甚至說應用了許多心理學原理，使受刑者的心理壓力逐次加重，直至最後崩潰。比如在拷訊前，先報出拷打的數目，喝令拷打前先停頓一下，待受訊者“欲說不說，持疑之際”，乘勢大聲喝令“打！”但不一次打完，分幾次停頓，使之“自然畏懾，不敢抵諱”；若還不招供，則吊起一隻腳，罰其日夜站立，不準躺臥，“不過三兩日，便吐本情”。

刑訊逼供這種事，無非是想讓痛苦成為真相的試金石，似乎不幸者的筋骨和皮肉中蘊藏著檢驗真相的尺度。

但它的必然結果是：無辜者處於比罪犯更糟的境地。

關於中國的刑訊，大致可以拆分成兩個問題來說。一是理論和實踐的差異，二就是受限於書籍記載。就記載來看，目前從夏商周至春秋戰國時期為止，並未發現有關刑訊的詳實記載。類如《管子·恆公問》這種：

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矣。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

因為距離年代過於久遠而難以確證。宋元時的《文獻通考·刑考》雖有提及，卻語之寥寥。比如“象以典刑”其言解為執法須用刑，不越法便好……但是此後又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便幾如今日鼓吹的“寧可錯放一千，也不冤殺一個”之言論，那再談刑訊逼供，似乎就有些詭異了（這句話是我一直想吐槽的，中國多少年前就有的東西，今日卻只知從西方拿來說，唉……）

《周禮·秋官司寇》中曾提到“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此後詳解）”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即便在春秋戰國時期，難以斷言刑訊在當時各諸侯國中都是什麼模樣，也能知悉“獄訟以情為上而刑附之”是當時刑訊的基礎。不過就現在來看，比較確鑿的、關於刑訊的律法描述是從秦朝開始的，如《秦律十八種》（睡虎地秦律竹簡）記載的就很詳細。雖然我們都知道李斯是被趙高“榜掠千餘（捶擊千次），不勝痛，自誣服。”但就下述內容開始，還是以理論帶實踐的說一說。

在秦朝，刑訊被明確列入律法，而且所述內容詳細。《睡虎地秦律竹簡·封診式》第一句所言治獄，其首要在於“毋笞掠、人情為上”，所求是服眾。而“有恐為敗”或者說明當時可能有公檢法分離的情況，這個在第二段“凡訊獄”中，多少得到了證實（下為原文，可略）：

凡訊獄，必先盡聽其言而書之，各展其辭，雖智（知）其訑（誕，荒謬），勿庸輒詰。其詞已盡書而毋（無）解，乃以詰者詰之。詰之有（又）盡聽書而解辭，有（又）視其它毋（無）解者以復詰之。詰之極而數誕，更言不服，其律當治（笞）諒（掠）者，乃治諒（同前）。治諒之必書曰：爰書：以某數更言，毋（無）解辭，治（笞）訊某。

當時將刑訊叫訊獄，過程大致如下：

記載訴訟各方的言辭並記錄下來，即便有些內容過於荒誕也先不急於反駁質疑；

全部記錄下來後，針對其中的問題，由專人（詰者）質問；

詰問可能會很多樣，或有解釋的，或有反問的，但到最後出現諸多疑點時，也有直言不服的。

於是就要動刑，但還要記載下來，說清這是“律法規定之鞭撻”。

從這段內容來看，理論上還是很開明的。而且這也可以解釋，李斯自誣之謬，最終以“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收尾。也就是秦二世沒複審，所以才直接“具五刑、夷三族”。

到了漢代，在沿用秦律的基礎上，還出現了“榜、笞、立”的相關規定。比如《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曾詔曰：

“律雲‘掠者唯得榜、笞、立’……略……掠考多酷，鑽鑽之屬……略……書曰‘鞭作官刑’，豈雲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然而在《後漢書·酷吏列傳》中，曾記載了強項令董宣及其門下書佐水丘岑遭受刑訊的事情。“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水丘）岑”中，考即是上述的“掠考”。而這種殘酷，在《後漢書·鄭弘傳》中也有體現：

（河東太守焦貺）妻子閉系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

因為“掠考”，不僅導致焦貺死後，其妻被拷問連年，還使得其認識的門生故舊改名。漢代刑訊之甚，由此可見一斑。不過由於上述的規定，所以“榜（捶打）、笞（鞭撻）、立（罰站）”多隻用前兩者，但統稱為五毒之刑（笞杖徒流死）。

繼而是三國魏晉。三國時期，因戰亂頻繁，所謂的法治多傾向於軍法。訊問之事，少有見到，且多以領導者個人喜好為準。舉例來說：

《三國志·吳書·孫策傳》中，記有道士琅邪（人）于吉，因其做法擾亂了孫策宴客便被收押。後有婦女拜見孫策母親求救，其母勸孫策說“於先生也有幫吳軍作福，還醫護將士，不能殺。”孫策反駁：“這人是妖孽，惑亂人心，我宴請的賓客居然讓我去拜見他？必須除掉！”事後諸將連名陳乞仍未可，最後急命部下斬之並懸于吉首級於巿。（祈雨說、冤殺後孫策懼而死說等等，都是後世演繹）

《三國志·魏書·華佗傳》中，華佗因為不想給曹操治偏頭痛，便假稱“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由於華佗是虛詐被曹操發現，才被捕入獄。原本這事可能有所轉機，但因為荀彧的求情，導致曹操大怒，稱華佗是鼠輩並“遂考竟佗。”這就是刑訊，而後就是“佗臨死，託書獄吏，吏畏法不受，佗不強，索火燒之。”

曹操或者還好，被刺激後才刑訊華佗。而孫策卻因為其母、諸將士求情，連刑訊都沒有，就匆匆斬了于吉。這種情況一直延續了很久，直至南北朝為止。

南北朝時，逐漸恢復了“拷刑以法”的理念，於南朝梁出現“測囚之法”，而南朝陳又出現“立測法”。只是理念上，不再將刑訊視為是下下之選了，應該說是首選。

立測法就是南朝梁舊律的延續。假例有事發且證據充足但本人拒不認罪者，上測立。讓嫌犯站在一尺高的土垛上，兩足站立後，鞭二十，笞三十。之後複用諸般刑具後再上垛。每次測七刻，每逢七日一測。湊夠了一百五十下鞭子後，沒死沒招供的，免死。

《陳書·沈洙傳》中，記載了這一方法的改進。原本夜計時工具，有快慢緩急的作假手段，此後統一改為白日計時工具；犯人每每夜審時，從下午三四點鐘開始，到晚上九十點鐘才結束；但因為秋冬日短夏季日長，所以夜審較短時能抗住，太長時又容易誣告牽連他人，最終得以規定刑訊的具體時間，是日夜各自分十七刻。

這種立測法，在隋唐也有使用，時間依舊是三七日一測，但鞭數卻漲到了兩百下。只是說到唐代，我們都知道來俊臣、周興等酷吏的存在。但這時的刑訊，已經徹底蛻變成了法外之需，它是基於訊問者自身喜好出現的。否則以《羅織經》讓狄仁傑冷汗淋漓卻不敢喊冤來看，刑訊是非常多餘的存在。此後我們便能看到花樣繁多的刑訊名稱，和琳琅滿目的刑訊器具，只是我們更熟悉的依舊是“泥耳籠首”、“捶脅籤爪”、“懸發燻目”。

或者很多人認為宋代是開明的，但其實不然。宋代刑訊花樣之多，大多延傳自唐五代，並有了近一步的發展。《宋史·刑法志》直言“天下之獄不勝其酷。”而我們能看到的，有大致下列這些刑罰：

或斷薪為杖，掊擊手足，名曰：“掉柴”；

或木索並施，夾兩脰，名曰“夾幫”（注：明時名夾棍，此棍名曰“三尺木”）；

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

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與夾棍合併）；

那麼宋代的這些刑罰，是“不問罪之輕重，並從科罰。大率官取其十，吏漁其百。”不管你什麼罪，先過一遭再說。老爺們說十下，那不行，先來一百才過癮。或者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宋朝的起義次數才是頻發不斷的。

而後元代……不必贅述，《竇娥冤》中有一句話，我今日印象尤為深刻：

人是賤蟲，不打不招。左右，與我選大棍子打著。

這句話至後世，也逐漸成為民間私刑使用時最易提到的，比如說：

《蜜蜂計》小喜口呼：少爺，人是賤蟲，不打不成。將他吊起痛打，不怕他不招。

不過另一句，就是“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了（三木：桎、梏、拲）。這些酷刑的延展，最終導致了明清之後，上訪者甚眾，比如青天大老爺、攔轎喊冤之類的戲文我們都很清楚。

明代朱元璋認為“荊能去風”，於是原本的棍、杖便成了荊條。這近一步增加了刑訊的殘酷，以至於地方官府多有不忍，改以竹板代替。至於清代……私刑都氾濫成災，更遑論刑訊。成語如“屈打成招、逼供成冤”就出自清代《閱微草堂筆記》。而像“貼加官”這種往臉上糊紙的特有刑罰，基本和美國水刑一致，且還涉及“乾性溺斃”這種極其危險的生理損害。如果沒有一個大基數和長期的實驗，很難想象這種刑罰能如此成功。

最終，如果以總結來看，可以說從漢代以後，直至民國為止（比如渣滓洞），中國古代的官員，無一不以拷打為審案首選。這種殘酷，即便是秦律也難以比及。如果再對比秦律之前，甚至可以說他們都是泯滅人性的。只是說到“供認不諱”，其實仍然還是基於“有恐為敗”的思考，只不過同一句話，對他們來說這意味卻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