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和日本的交往，早在漢朝時期便開始了。到了唐朝，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進入了繁榮發展時期，而日本則處於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變革時代。日本鑑於唐朝發達的文化和成熟的政治制度，於是便派人前去唐朝學習。自此，中日兩國的交往出現了高潮。

公元630年，日本首次派使者前往唐朝，此後直到公元894年，在這二百六十多年的時間裡，日本共派“遣唐使”的次數達到十三次。除此之外，日本還派船迎送唐朝的赴日使者六次，總共十九次。

在初期的遣唐使團中，規模並不是很大，每次僅一二百人，一兩艘船。而到了八世紀以後，遣唐使團的規模開始增大，每次一般有五六百人前往，乘坐的船隻由兩艘增加到四艘。當然，除了人數上的規模外，使團的組織也更加多樣化，除了一些必要的官員之外，還有留學生、醫生、警衛、翻譯人員、僧人等。當時由於是乘木帆船渡海，所以還有大量的船匠、水手、舵師，這些人佔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另外，前往唐朝的留學生數量先後達到了一百三十二人次。 △遣唐使團遣唐使作為中日雙方交流的媒介，他們來到唐朝後，十幾年、幾十年地生活在這裡，對唐朝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都進行了深入的學習和研究，為唐朝時期中日友好往來奠定了基礎。

公元645年，日本開始實行封建改革，史稱“大化革新”。大化革新時期，日本派遣的留學生、僧人以及一些訪日人士在來到中國後，將唐朝的律令制度、學術文化、科學技術以至某些風俗習慣，都陸續帶到了日本。

在政治上：日本參照中國的制度，實行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

在經濟上：日本參照唐朝的經濟制度，實行班田法和租庸調製。

城市建設上：日本仿照唐長安城，先後營建了兩個都城，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奈良和京都。這兩個城市的佈局基本和長安城一樣，全城分為東西對稱的兩部分。其中，“坊”為住宅區，又分設東西兩個商業區。基本上就是長安城的縮小版。

文化方面： 日本早在五世紀就已經開始使用漢字進行交流了。但是，在學習了唐朝的楷書和草書之後，他們透過簡化融合，形成了新的表達記述語言的文字，叫做“假名”，而稱漢字為“真名”。這些新的日本字同早已使用的漢字一起，對日本變成了巨大的影響，成為了日本人民表達思想的主要工具，一直沿用至今。

除此之外，唐朝的繪畫、書法、音樂、舞蹈藝術，以及正月飲屠蘇酒、端午飲菖蒲酒、七夕、重陽等節令活動，都先後傳入日本。

以上種種，都是中日友好往來的見證。當然，這跟唐朝強大的是分不開的。

前面說到，在前往唐朝的一些留學生中，有些人大半輩子都生活在唐朝。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名叫阿倍仲麻呂的日本友人。

公元717年，剛滿十九歲的阿倍仲麻呂來到了長安，他被安排在太學讀書。學業完成之後，他便留在唐朝任職，一直沒有回國，後來擔任了唐朝的秘書監，負責唐朝有關圖書的一系列事情。

阿倍仲麻呂在唐朝生活的期間，還跟唐朝有名的詩人李白、王維等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公元753年，已經在中國生活了三十五年的阿倍仲麻呂請求隨日本遣唐使回國，朝廷批准了他。臨走前，王維還給他寫了一首詩來送別他。在這首詩中，王維表達了對阿倍仲麻呂最真摯的祝福，同時也表達了他們真誠的情誼。△阿倍仲麻呂

後來，訊息傳來，說阿倍仲麻呂在渡海的途中，遭遇風浪，不幸去世。訊息傳到長安後，所有人都以為他死了，十分悲痛。李白甚至還寫了一首哭阿倍仲麻呂的詩，以此來表達自己的哀思。

但其實，阿倍仲麻呂並沒有死，他碎屑破船飄到了越南，後來又輾轉回到長安。這一回，他便再也沒有回到日本，而是在長安一直住到逝世。他先後在唐朝生活了五十四年之久。

可以說，阿倍仲麻呂是中日兩國友好交流的象徵。

而有名的鑑真東渡日本的途中，先後共有三十六名華人和日本在五次東渡中犧牲。但儘管路途艱險，代價極重，鑑真東渡的決心始終堅定不移。

到達日本後，鑑真受到了日本朋友的隆重接待，為日本介紹了大量的中國醫藥知識，並且帶去了華人民的友誼，為促進兩國科技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鑑真東渡

唐朝和日本友好關係的發展，首先得益於唐朝的強大。除此之外，還離不開唐朝繁榮的文化以及相容幷蓄的文化包容態度，這些先進的科學文化技術，都促使日本向著唐朝學習。當然，唐朝和日本的友好交流發展，更離不開兩華人民的共同努力。

在《後漢書·光武帝本紀》和《後漢書·東夷傳》中記有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緩。”這一枚金印作為中日兩國最早交往的證明，成了日本國寶。

這應該是中日最早的有歷史記載的交往。

日本最早稱“和”或“倭”。“日本”這一稱呼大約使用於7世紀後期。

中國的《新唐書》則記載道：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倭國派使者祝賀唐朝平定高句麗，因為懂點漢語，所以討厭“倭”這一名稱，故改國號為“日本”，使者自稱這是因為地理位置靠近日出之處而命名的。

唐朝人張守節則記載“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

不管日本名稱由誰制定，但都與唐朝有關，可見唐朝與日本交往的密切程度。

日本和中國最交好的時期也就是在唐朝。

日本一直都是愛模仿借鑑他國先進文化的國家，而唐朝是當時世界範圍內最繁榮的一個國家，而且唐朝的對外政策是比較開放、開明和廣泛的，與世界許多國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頻繁。而當時日本處在從奴隸制時代向封建轉型時期，急需向國外尋找經驗。而唐朝就是它學習的範本。

於是，日本把目光，觸角投向了唐朝。

據史書記載，日本為了學習中國文化，開始向唐朝派遣使節團，因為是向唐朝學習，故為“遣唐使”。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從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間，唐朝時日本派來的遣唐使前後有13批，其中尤以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隨行的第八次遣唐使最為著名。

這些人在中國學習了各種技藝，回國以後便積極傳播唐朝的制度和文化。中國的典章制度、工農業生產技術、曆法、哲學、歷史學、文學、數學、醫藥學、建築學、美術、工藝等，都被介紹到日本。

遣唐使的目的在於向中國學習，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視使團人員的選拔，使團成員的素質都較高，特別是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官員。

如高向玄理、吉備真備曾長期在中國留學；不少成員是文章博士，山上憶良、小野篁、營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學之士(後二人受命而未成行)。

使團成員除約半數的舵師、水手之外，還有主神、卜部、陰陽師，醫師、畫師、樂師、譯語、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師、船匠、木工、鑄工、鍛工、玉工等各行工匠。隨行有長期居留的留學僧、留學生和短期入唐、將隨同一使團回國的還學僧、還學生。還有從事保衛的射手。初期使團共200餘人，乘船兩艘，以後增為4艘，人數增至500餘人。

日本派遣遣唐使，財力負擔很重。從任命使臣到出發，需準備兩三年，包括造船，籌辦禮品、衣糧、藥物、薪俸、留學生和留學僧在唐費用等等。

採取南島路和南路時，還不掌握季候風規律，海上驚濤駭浪，隨時會把船裂為兩截。幾乎往返途中總有船隻遇難，只有一次來去平安。

因此，遣唐使不僅出發前禱告神佛，航行中還祈禱佛教的觀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羅神。

採取北路時，遣唐使平均約7年半一次，以後由12年半到20年一次。838年以後，經過55年才考慮派遣，最後終於停止。9世紀以後，遣唐使雖然停止，並沒有妨礙中日文化繼續交流。

看來，日本為了學習先進文化，整個國家都願意在財力，物力，人力上舍得投入付出。這值得中國及其他國家學習。

1.政治、經濟制度方面

日本遣唐使、留學生和留學僧在傳播唐朝制度和文化中起了很大作用。他們以唐朝的制度為模式，進行政治改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大化改新”。

8世紀初制定的《大寶律令》和《養老律令》表明，日本大化革新後建立的政治、經濟體制均學習照搬於隋唐制度。

2.律法方面

在《律法》方面日唐篇目完全相同。日本現僅存名例、衛禁、職制、賊盜、鬥訟等篇，其條文除個別敘述外，均抄之於唐律。

3.官職設定方面

將《養老令》和《唐六典》對照，不難看出日本的官職設定雖有自己的特點（如突出了神祇官的地位），但總體結構與唐代官制大致相同。日本官制的權力分立雖不如唐制明顯，但制衡機制與唐制相同，行政權亦較突出，其他如官員選敘、考績等均如唐制。

4.建築方面

奈良時代 710～794 日本定都平城京（現奈良）。平城京是日本仿造中國唐朝都城長安建造的。

鑑真設計了唐招提寺，至今尤存，被日本視為藝術明珠。奈良的唐招提寺裡，至今還供奉著鑑真的塑像。

5.社會生活方面

日本受唐朝影響也很深，至今仍保留唐朝的某些風尚，如書法、飲食、茶道和節日等等。

透過中日兩國的不斷交往，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生產技術以至生活風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國的深刻影響。

6.文化方面

他們參照漢字創制了日本文字。

日本留學生在中國長期學習，與中國詩人學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其中最著名的是晁衡。本名阿倍仲麻呂，後改中國名字，與詩人李白、王維結下深厚友誼，歸航受阻，留唐官至秘書監。桔逸勢被唐人錄為秀才。

入唐的醫師、樂師、畫師，和各行業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業中具有根底，受到唐人推重，同時也從唐人獲益。

遣唐使大量輸入中國經史子集各類典籍，中國文化風靡日本封建社會上層，滲透到思想、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正倉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輸入的中國物質文化。

入唐留學生姓名可考的只20餘人，而隨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見於文獻的達90餘人。他們在中國巡禮名山，求師問法，帶回大量佛經、佛像、佛具等，同時傳入與佛教相關聯的繪畫、雕刻等，對促進日本文化的發展起了作用。

最澄、空海分別創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並且仿效唐朝，開創了日本佛教在山嶽建寺的風氣。空海所著《文鏡秘府論》《篆隸永珍名義》，圓仁留唐10年的日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研究中國和日本的文藝批評、文字學和歷史的重要文獻。

總結一下，從公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日本派遣遣唐使，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舉。遣唐使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