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法”，主要是商鞅的流派，就是要以足夠的制度來保證體系的運轉。韓非繼承了荀子的思想，他認為人性本惡，因此單單靠人的道德是不管用的，必須要有制度。此曰“法”。

而“術”，則是申不害的主要思想，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手腕”。法是看得見的條文制度，而術則是看不見的相關策略。法一經制定就不能隨意更改，而術則更講究靈活變通。

至於“勢”，是一個叫慎到的人的觀點，也就是君主統治所依託的權力和威勢。韓非把“勢”分為“自然之勢”和“人為之勢”，他認為，為人君主要儘可能把“人為之勢”給攥在自己手中，這樣才能夠實現對臣子的全面駕馭。

而“法術勢”三者，又都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韓非認為，講法兼勢，術為法用，而術可變勢。這三者就像五行一樣相生相剋，運用好了可以產生極其奇妙的效果。

西方人的權術思想，最早也不過只能追溯到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而中國在君主權力的運用方面的探討，早在韓非的時代就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了。

所以說，玩權術，西方人真不一定是華人的對手。

韓非是法家人物，對於國民的統治，主張用嚴刑酷法，愚民，弱民，疲民為手段，達到令從禁止、國家強大的目的。愚民，即不讓人民學習文化知識，讓人們只會生產勞動，不會思考社會問題，從而容易控制。弱民，就是使百姓只能夠到溫飽程度，或者半溫飽，不能使百姓小康，如果富足了，人就會惜命，不再能夠為國君赴湯蹈火。疲民，就是讓百姓整體為生計奔波，無暇顧及其他，只能被捆綁在土地上，其實也是愚民的一種變體。總之法家把人民當做會說話的牛馬，是一種變態的軍國主義。

韓非子是先秦時期法家之集大成者，創立了以法、術、勢為核心的法家政治思想體系，在當時和後世兩千多年來，影響重大而深遠，對今天加強法治建設，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個人的正心修身，亦頗具參考價值。

法，與今之法律、法治大抵相當， “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 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 臣之所師也”(《韓非子-定法》)，“ 民之軌,莫如法”《韓非子-有度》)。但法律決不是隨便制定的，而是 “以道為常,以法為本”(《韓非子-飾邪》)，是說法律必須體現道這個自然和社會的客觀規律，這樣的法才能成為治國之本，個人的正心修身也是如此，只要做到“以道為常”，在法律的約束下卻是最自由的。

術，是實施法治，治國安邦和個人正心修身的具體措施， “君無術則弊於 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 也”(《韓非子-定法》)。個人的正心修身也是如此，必須有具體的術來約束自己，才能在法律和制度的約束下，輕鬆愉快地工作生活和發展自我。

勢，是社會，乃至一切事物發展狀態的內在實質， “夫勢者,便治而利者也”(《韓非子-難勢》)， “勢者,勝眾之資也"(《韓非子-八經》)。我們現代人常說“形勢”，實際上形和勢是兩個方面的事情，形是勢的外在表現，我們有時候會做錯了事，就是因為只看到形，而沒有看到勢。

韓非法勢術的別具匠心的結合，堅持，這三者，放到社會的背景人性特點和其他相關的習慣，制度中加以考察。這使他的理論獲得了持久的生命力。給中國歷史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直到今天許多值得學習和借鑑的地方。

換現代來講，也是一起成功的炒作事件，社會心理學告訴我們，人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東西。

用人之道與馭人之術

韓非子的用人之道也可以說是駕馭人之術 有兩個層次。一是最高的權力者即皇帝駕馭百官用法術勢

它主要是 制定嚴格的法律。叫百官執行 違者必究。術即權術 即皇帝駕駛百官的權術 從心裡如何識別官員的忠於奸 勢其實是權勢。也是前兩者統一到勢字上 它重在如何加強皇權 以駕馭 百官。讓官員絕對服從旨意

那麼另一種是官員用人之道 即駕馭百姓之術。也是三個方面。即 循天 順人 賞罰分明 他說的天 就是老子講的 道字 因為韓非子 是法家 創始人老子 的繼承和發展者 他說的道 就是符合客觀規律。他認為從宇宙執行 到大小事情都存在客觀規律 要求制定的法律法規既嚴格 又要符合實際。順人 指的是要順認民意。即執法者既要嚴格執法還要及時。這樣的話就有獎賞 如果執法不力 或不作為 將受處罰 這樣才能做到賞罰分明 如賞罰不明 壞人得意 好人受氣 天下大亂了

二千多年前韓非子提出的 依法治國理念。在今天歐美國家的法律法規中也可見到他的 法家之術 所以肓目崇洋媚外者。還是多學些歷史吧

韓非子是戰國時期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散文家，其法家學說的創立，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奉為治國經要，使秦國富國強兵，最終統一“六國”。 韓非將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於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術、勢”的用人之道，對當今社會仍有重要影響，很有參考價值。

一、以法為本、法不阿貴

韓非子認為一個國家的強弱是可以轉化的，人人都遵守法律國家就強大，反之就陷入貧弱，所以要以法為本、依法治國，對於官員、百姓要以法為教，建立一個知法、守法的社會。

他還是第一個提出“法不阿貴”的法治觀念，法律不偏坦權貴，而且“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對於違法者還要依法、嚴厲處置。這種民主、法制觀念就是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於違法亂紀者一律嚴懲查辦。

法治、民主、平等的這些用人之道，對於當今社會尤為重要，不僅是國富民強的需要，亦是華人在經濟、文化等各領域與國際社會接軌、合作發展的需要。

二、恃吾不可叛、恃吾不可欺

韓非子認為英明的君主用人時候，不會依賴別人不背叛而依賴不可被背叛，不依賴別人不欺騙而要依賴不可被欺騙。所以需要使用權術，才能有效地控制臣下，用賞賜來使之賣命，用嚴厲的懲罰來禁絕一切邪惡的念頭。

他提出“御人七術”：一為“眾端參觀”，從各個方面參驗、觀察；二為“必罰明威”，必須懲罰以顯示君王的威嚴；三為“信賞盡能”，對盡力效忠的一定兌現獎賞；四為“一聽責下”，逐一聽取意見，督促他們行動；五為“疑詔詭使”，傳出可疑的詔令，詭詐地驅使臣子；六為“挾知而問”，掌握了事實反而詢問臣子；七為“例言反事”，故意說反話，做逆理的事來刺探臣子。

韓非子認為治理國家，拒絕道德判斷，他從“性本惡”出發，以法為根本，以權術御人，來掌控人心。其用人的權術之道還有“權借在下、利異外借、託於似類、利害有反、參疑內爭、敵國廢置”等“六微”，和“用床、在旁、父兄、養殃、民萌、流行、威強、四方”等“八防”。說明授權對上下、內外的微妙關係和影響，防止親人干政、上下籠絡人心、和流言武力影響國家穩定。

只能講這些用人權術有些是適用的，如調查研究、明察秋毫、辯證思維、公私分明等，但是用人不講究道德基礎而過分猜疑，就會造成內耗，所以韓非子在權術方面的用之之道並不完全適用。選人用人當以德才兼備，所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恰度授權，才能更好地造就人才，發揮人才的主觀能動作用。

三、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

韓非子認為光有“法”和“術”還不行，必須有“勢”做保證。“勢”，即權勢、政權，故提出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的觀點。

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徵諸侯者，以其威勢也”。

認為改革就要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鍊的人才來取代舊官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認為棟樑之才來自基層。

其用人之道的抱勢觀念有其積極一面，所謂民心所向，得民心者得天下。但也有值得引起反思的地方，如“新官到任三把火”，藉此整治不正之風、統一思想很有必要，但如果只追求培養親信而忽視“兼聽則明”，則很容易陷入官僚和個人主義危機，在選人用人方面必須警惕。

綜上所述，韓非子用人採用“法、術、勢”之道，有其積極方面和深遠影響，應辯證地看待和應用，但如果盲目全盤照搬，亦有不妥，嚴重的會適得其反，必須審時度勢，慎重處之。

韓非子提到的“法、術、勢”的用人之論，其實就是綜合了法家三派各自的優勢而論，歸根結底是為了解決推行法治過程中所面臨的一些阻力和問題，這是一種理想的理論。然而，法家三派之大成，早在戰國時代已經顯現其優劣，法治派在秦國變法、術治派在南韓變法、勢治派則在齊、楚、魏三國變法。術治、勢治試圖取捷徑達到法治，可事實是兩派把法家的法治道路嚴重走偏了，以至這些國家處於半法治的狀態，說到底，這種狀態歸根結底還是人治。

法家三派，是在認同法治的基本上提出各自的推行重點的，三派學子認為推行法治的全面實施有賴於君王、官員和普通眾民三個主體，這也是區分法家派別的標誌。勢治派認為法治的實施有賴於君王;術治派認為法治的實施有賴於官員;法治派認為法治的實施有賴於廣大的民眾。故而勢治派注意校究君王在推行法治時的種種舉措;術治派則注重在推行法治的過程中察諶整肅中層的官員;法治派則注重整肅規範民風。

在《商君書》中也將法治三派這三種著重作了較為深刻的比較原文為:

“國治: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有奸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應。囂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斷於家。治則家斷，亂則君斷。”

法治的推行不能長期依靠君王的賢能，也不能長期依賴官員的才幹，而是依靠廣大民眾心中有法，以法理明斷是非的意識。這樣一來，民眾知法、守法，就會對國家、官府下達的政令有強大的辨識能力，就不會行偏國家的政令。

政令是否有效實施，歸根還是民眾是否積極辨識響應和有效實施。勢治派注重君王之賢而不注重民眾的教化，好的政令下達民眾是否能積極響應，或者是否走樣?這幾乎沒有底;術治派依靠官員吏員精幹，政令的下達雖然得到實施，但是如果治下民眾風氣差，僅靠官員監督實施也是難以有效執行，“上令”雖好，至少民眾無法辨識其作用，積極性必然大打折扣，甚至是事不關己。如此一來華人之心很難凝聚，長期下來國力必削。

法家法治派在推行法治的過程中不遺餘力地從民眾著手，讓民眾明大是大非，樹立起法治意識，如此一來，國家政令的下達就會得到底層民眾的深度實施，管理百姓的官員也因為民眾知法懂法也不敢亂來胡來行偏走樣國家釋出的政令。說到底，官員的胡作為和亂作為都跟治下的百姓不懂法，不知法，法治觀念不強息息相關，給了官員有可鑽的空子。這是懶政的開始，也是民風墮落的根源。

勢治靠君王之賢力壓官民之良莠不齊，可賢君也是人，終會有生命結束的一天，賢君不在則無以為繼;術治賴於官吏之精幹，可再有才幹的官吏上遇昏君下理刁民，最終也是有心無力;唯法治，將法立於廣大民心之中，以民心為法統的根基，才是治國的根本。

韓非子試圖集法家三派之成果於法治推行之中，只能說只是一種理想的狀態，法家三派法治派推行的難度最大，術治派難度最小。因為它從整肅吏治下手，所以它的時代緊迫性達到了非常突出的地步才可以推行，然而能從根本解決問題的只有法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