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福也。神，祥，福，這些帶示字旁的字，都是來源於上古時代，中國先人的祭祀活動。中國古人，透過祭祀，溝通天與人。神，指造化之良能，人透過祭祀活動，溝通了天地，瞭解了造化的執行規律，從而實現趨福避禍的目的。這和其他的民族非常不一樣，其他民族的祭祀活動，很多都是為了想象出來其實根本不存在的那個死後彼岸世界而服務。

而中國的先人，祭祀鬼神和祖先，都是為了活人生活的更美好而服務。華人，只崇拜人的智慧，和傑出的祖先。鬼神，只是為人而服務的僕人。而其他民族，則不然，他們把人貶低，抬高鬼神，認為人只是鬼神的奴僕和家畜，強調無條件的恐懼和敬畏，並不追求人類自身的智慧。

不詳之器，不合天倫，違逆造化，所以會帶來禍殃。中國古人認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命雖然一波波的凋謝了，但是它們都能在凋謝前開化結果，把生命的接力棒，交給下一代繼續往下傳承。這就是生生不息。而人為的殺伐呢，則會把這些中斷這些接力賽，這是違背天地之德的。

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這是老子《道德經》裡的一句話，夫唯兵者，這個兵是指兵器武器而言的，是一個不祥之物，萬物生長都是道的作用，都不喜歡砍伐，砍伐則破壞了道，所以有道的人是不會這麼做的。

老子的道是一種哲學思想，要順其自然行事，這個自然也就是道。

老子又說：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這是對軍隊的稱呼，從這句話可以看出老子是反對用強兵的，所以老子講柔弱勝剛強，上善若水。

老子的這種思想和《孫子兵法》有異取同功之理，孫子兵法講，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總之老子講的是道，這個道就是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故稱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老子厭惡戰爭。

他直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在老子觀點裡，即便勝利也並非什麼美好的事，要以喪禮處之。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這句話出自《道德經》第三十一章。

我們先來看前一章老子說了什麼：“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有道之聖人輔佐君王治理天下，用的是天道，而不是強兵黷武。以道治天下，則民復樸，守其真，百姓皆謂我自然，天下無不治。

以兵強天下，君王好戰，強兵黷武，則“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在消滅對手的同時，也在大量消耗自己國家的力量，最終受苦的就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所以老子給統治者的建議，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千萬不要使用武力。因為兵者，是不祥之器。

一個人好勇鬥狠，到處找高手過招，想要打遍天下無敵手，可能嗎？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旦遇到真正的高手，就是自己的末日。

國家也是同樣的道理，君王強兵黷武，以兵強天下，老百姓的賦稅必然加重。

久而久之，到老百姓都沒錢交賦稅了，軍隊養不起了，要麼被對手反殺，要麼國內民眾揭竿而起。

所以老子說，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天下長治久安的結果，只是君王以道治天下的結果而已。取強者，為之敗之，執者失之。

故有道者不處，有道之君王，並不會以這種方式去得有天下，而是輔萬物常自然而不敢為，為無為，則無不治。

這句話出自《道德經.恬淡為上》第三十一篇。是說，精兵利器，實在是個不吉祥的東西，人們都厭惡它，所以有道的人決不用它來解問題。……

在春秋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相互攻戰是十分普遍經常有的事。老子所處的時代，戰爭規模越來越大，每次戰爭，小的戰爭少則投入數萬兵力，多則投入數十萬的兵力，傷亡極其殘眾，可想而知。不管戰爭誰勝誰負，在戰爭期間受傷害最大的永遠是普通百姓。在每次發生戰爭，人們都要背井離鄉，四處逃亡避難。因此，在當時的背景下，老子看來，兵器是不祥之器，要儘量避免戰爭。

老子把對兵器的看法融入到自己的哲理中，他認為，戰爭是有悖於大道的，是得道之人深惡痛絕的。他認為，戰爭是不得已才運用的手段，和平的解決方式才是最好的。所以，在古禮中，常常以喪禮的方式來對待勝利。

需要指出的是，老子在這裡談論戰爭問題，並不是為用兵者出謀劃策，而是為了反對戰爭。

在當代的借鑑意義：沒有人希望自己生活在動亂的國家和社會，人人都希望社會和平安定。但和平並不是從不切實際的空洞願望中得來的，缺乏理智的訴求，激進暴力的行為，會導致更多的矛盾與衝突。真正的和平應以慈悲、智慧、平等、無我為核心和出發點，面對社會的紛爭與衝突，不應因情緒高漲而以暴力對抗製造禍端，而應透過對話代替對抗、交流代替衝突的方式，維護社會的和平與穩定。

出自《道德經》，原文“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所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兵器是不吉利的東西，所以人們都厭惡它，心中有道的人是不會接觸它的。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戰事最為頻繁的時期，每個諸侯國都處於戰亂之中，善武強兵成了各國的必修之事。然而，那個時代的思想家和軍事家們卻對戰爭持有鮮明的抵制態度，戰爭雖然難以避免，但是發動戰爭卻不可不慎更不能以戰為樂。

兩千多年前，周王室衰微，諸侯並起，烽火連天。鑑於“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老子失望至極，作為道家思想的創始人，老子致力於“柔弱”，“無為”，參悟迴歸自然，天人合一的大道，著下了這部《道德經》。

其實不光是老子對戰爭的厭惡。我們可以翻看先秦的作品，有不少著作和論述都帶有同樣的思想，作為兵家之祖的孫子，在“作戰篇”中寫到:“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同為著名軍事家的孫臏也指出:“夫樂兵亡者，而勝利者辱，並非所樂也，而勝利所利也”。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其中“非攻”是尤為重要的一項。也就是要求人與人，國與國之間，不要相互攻擊。正是因為深深感觸到戰爭所帶來的這種異常的殘酷性，先秦學者才極力反對戰爭。這些論述，充分體現了“兵者不祥之器”“有道不處”的概念。

在美國聯合國總部大廈面前，矗立著一座“搶筒上卷”的雕像，這是盧森堡在1988年送給聯合國的禮物，顯然，打著結的搶已不能作為武器使用，它象徵著世界人民愛好和平的強烈渴望。

不僅僅是老子，反戰幾乎可以說是歷來所有偉大思想家的共同主張。第二次世界大戰據統計，共有61個國家和地區，20億人口被迫捲入，大約有5000萬至7000萬人因戰爭而死亡，帶來了人類史上的一場浩劫。

《道德經》中的反戰主義

老子認為“武力是帶來兇災的不祥之物。”用兵是出於“不得已”的，即便是為了除暴救民而用兵，也應當“恬淡為上”。在戰爭者的心理定位上，老子呼籲“戰勝了也不要得意洋洋，得意洋洋的表現說明其戰爭的目的還是喜歡殺人”。老子還說過如果不得以參與戰爭的話，要“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也可見《道德經》中所洋溢的人道主義呼聲。

這本借《道德經》來“論兵”的書，並不是主張要用兵或如何去用兵。恰恰相反的是，作者王真是主張戢戈止兵，偃武息爭的。作者牢牢地抓住老子不爭的思想而加以發揮。整本書都充滿了濃郁的反戰思想。更令人驚奇的是：作者王真竟然是一位擁有極大兵權的將軍。他是唐憲宗手下的一員大將。王真的軍職是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將軍。

王真寫這本書，直接的物件就是他的皇帝憲宗(書上每章的前面都寫：“臣真述曰”)。王真深刻地感到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 害，因而力陳戰爭的禍患：“夫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盈野。” （《上善若水章》第八） “臣敢借秦事以言之；李斯、趙高、白起、蒙恬之類，皆不以道佐其主，而直以武力暴強，吞噬攫搏……李斯父子糜潰於雲陽；白起齒劍於杜郵；趙高取滅於宮闈，此皆事之還也。且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十萬之師在野，則百萬之人流離於道路矣。”(《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又說：“夫窮兵黷武，峻制嚴刑，則人必無聊也。”(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為政者若能停止爭戰，不興兵革，社會才能安定，人民才能安寧。王真說：“王者既不責於人，則刑罰自然不用矣。刑罰不用， 則兵革自然不興矣。兵革不興，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天地不仁章》 第五)“治天下國家之人，尚以安靜不撓為本。……明王在上，兵革不興。”(《治大國章》第六十)王真認為老子著書立說最大的用意就在於：“勸人君無為於上，不爭於下。”這也是王真自己寫這本義述的真正動機。他又說：“竊嘗習讀五千之文，每至探索奧旨，詳研大歸，未嘗不先於無為，次於不爭，以為教父。”王真掌握了老子“無為”和“不爭”這兩個中心觀念，而後極力加以闡釋。關於“無為”, 他引申說：

“無為之事，蓋欲潛運其功，陰施其德，使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王者無為於喜怒，則刑賞不溢，金革不起；無為於求取，則賦斂不厚，供奉不繁。”(《天下皆知章》第二)“為無為者，直是戒其人君無為兵戰之事也。語曰：‘舜何為哉，恭己南面而已!’”(《不尚賢章》第三)“無為者，即是無為兵戰之事。兵戰之事，為害之深，欲愛其人，先去其害。”(《營魄抱一章》第十)“無為”的反面是“有為”“有事”。王真說：“及其有事也，則以賦稅奪人之貨財；及其有為也，則以干戈害人性命。”“無為”的思想蘊涵了“不爭”。王真極力陳述爭端的根源與弊害，並強調“不爭”的重要性。他說：“暴慢必爭，忿至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專恣必爭。夫如是王者有一於此，則師興於海內，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於其國……是以王者知安人之道，必當先除其病，俾之無爭則戰可息矣，戰可息則兵自戢矣，是故其要在於不爭。”“夫爭者兵戰之源，禍亂之本也。故經中首尾重疊唯以不爭為要也。”

王真的《義述》，將老子形而上的意味完全擯棄。例如第四章“道衝而用之”，分明是說“道”體的，但王真卻將它賦與現實的意義，他解說：“此章言人君體道用心，無有滿溢之志，長使淵然澄靜。”又如第八章“上善若水”，王真解說：“特諭理兵之要深至矣。夫上善之兵，方之於水，然水之溢也，有昏墊之災；兵之亂也，有塗炭之害。”這種解釋雖然未必與老子原義相同，但能和老子另一基本思想吻合：即掌握權力者，萬萬不應該造成塗炭百姓的災害。

在書後王真附了一封給唐憲宗的信。唐憲宗看了之後，也回了他一封簡短的信，信上說：“省閱之際，嘉嘆良深，秋涼，卿比平安。”這幾句話不僅道出了共鳴之意，也表露了親切的人情味。王真接到信以後，又上書給唐憲宗，再度痛陳兵革之害：“……塗萬姓之肝腦，決人忿欲，毒痛海內，災流天下……。”慷慨陳詞，王真的道德勇氣和他對百姓的愛心，令人感佩。讀這本《義述》,覺得一股強烈的人道主義的精神在字裡行間跳蕩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