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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南風微涼南巷薄荷微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華人,漢族。英文:Confucius,KungTze。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載於語錄體散文集《論語》及《四書》中。

    孔子生魯國陬(zou)邑昌平鄉(今山東曲阜市城東南尼山附近;今尼山下有“坤靈洞”,傳說為孔子誕生地)。因父母禱於尼山而生,故名丘,字仲尼。(《孔子家語·本姓解》)

    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曆八月二十七日)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魯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農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是五行造身,兩儀成性。其餘聖人得金氣多者則剛明果斷,得木氣多者則樸素質直,得火氣多者則發揚奮迅,得水氣多者則明徹圓融,得土氣多者則鎮靜渾厚,得陽氣多者則光明軒豁,得陰氣多者則沉默精細。氣質既有所限,雖造其極,終是一偏底聖人。此七子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節目耳。

    孔顏窮居,不害其為仁覆天下,何則?仁覆天下之具在我,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

    相傳孔子號儒童菩薩。或曰:“吾夫子萬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又僧號比丘。丘,夫子諱也。比者,並也。僧,佛弟子,而與夫子並。彼且弟子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是不然。童者,純一無偽之稱也。文殊為七佛師,而曰文殊師利童子;善財一生得無上菩提,而曰善財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賢聖,有“童真住”,皆嘆德之極,非幼小之謂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語也。梵語比丘,此雲乞士,亦云破惡,亦云怖魔。比非比並之謂,丘非丘陵之謂,蓋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語南無,此雲歸命,南不取南北之南,無不取有無之無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國,必演揚佛法以度眾生;使釋迦而現魯邦,必闡明儒道以教萬世。蓋易地則皆然。大聖人所作為,凡情固不識也。為儒者不可毀佛,為佛者獨可毀儒乎哉?

    孔子年輕時做過魯國高官,治國極好,貪官紛紛逃往它國,它國領袖也變得很敬畏魯國。

    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從事教育,相傳所收弟子多達三千人,其中賢人72,教出不少有知識有才能的學生,“桃李滿天下”就出自此處。孔子任魯國司寇;後攜弟子周遊列國;最終返回魯國,專心執教。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對華夏民族的性格、氣質產生最大影響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千古聖人”,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並且被後世尊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萬世師表。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於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作《春秋》(有說法為《春秋》為無名氏所作,孔子修訂)。

    孔子的思想及學說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姜廣輝認為,“面對春秋時期諸侯爭戰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現實,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樣創造出一個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透過天啟和神諭來規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而是回首歷史,到上古“聖王”那裡去尋找智慧。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實際是以“述”為“作”,透過對歷史傳統作當代詮釋,來實現價值的疊加和轉換。他正直、樂觀向上、積極進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會。他的成功與失敗,無不與他的品格相關。他品格中的優點與缺點,幾千年來影響著華人,特別是影響著中國的知識分子。

    編輯本段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歲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對天下大事非常關注,對治理國家的諸種問題,經常進行思考,也常發表一些見解,到30歲時,已有些名氣。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出訪魯國時召見了孔子,與他討論秦穆公稱霸的問題,孔子由此結識了齊景公。魯昭公25年,魯國發生內亂,魯昭公被迫逃往齊國,孔子也離開魯國,到了齊國,受到齊景公的賞識和厚待,甚至曾準備把尼溪一帶的田地封給孔子,但被大夫晏嬰阻止。魯昭公27年,齊國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聽說後向齊景公求救,齊景公說:“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倉皇逃回魯國。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稱為“陪臣執國政”,因此孔子雖有過兩次從政機會,卻都放棄了,直到魯定公9年被任命為中都宰,此時孔子已51歲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績,被升為小司空,不久又升為大司寇,攝相事,魯國大治。魯定公12年,孔子為削弱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因為是魯桓公的三個孫子故稱三桓,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三桓),採取了墮三都的措施(即拆毀三桓所建城堡)。後來墮三都的行動半途而廢,孔子與三桓的矛盾也隨之暴露。魯定公13年,齊國送80名美女到魯國,季桓氏接受了女樂,君臣迷戀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魯國舉行郊祭,祭祀後按慣例送祭肉給大夫們時並沒有送給孔子,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魯國,到外國去尋找出路,開始了周遊列國的旅程,這一年,孔子55歲。

    孔子帶弟子孔子墓先到了衛國,衛靈公開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魯國的俸祿標準發給孔子俸粟6萬,但並沒給他什麼官職,沒讓他參與政事。孔子在衛國住了約10個月,因有人在衛靈公面前進讒言,衛靈公對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開監視孔子的行動,於是孔子帶弟子離開衛國,打算去陳國。路過匡城時,因誤會被人圍困了5日,逃離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衛國貴族公叔氏發動叛亂,再次被圍。逃脫後,孔子又返回了衛國,衛靈公聽說孔子師徒從蒲地返回,非常高興,親自出城迎接。此後孔子幾次離開衛國,又幾次回到衛國,這一方面是由於衛靈公對孔子時好時壞,另一方面是孔子離開衛國後,沒有去處,只好又返回。

    魯哀公2年(孔子59歲),孔子離開衛國經曹、宋、鄭至陳國,在陳國住了三年,吳攻陳,兵荒馬亂,孔子便帶弟子離開,楚華人聽說孔子到了陳、蔡交界處,派人去迎接孔子。陳國、蔡國的大夫們知道孔子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有意見,怕孔子到了楚國被重用,對他們不利,於是派服勞役的人將孔子師徒圍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後不靠店,所帶糧食吃完,絕糧7日,最後還是子貢找到楚華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師徒才免於一死。孔子64歲時又回到衛國,68歲時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魯國,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魯哀公16年,孔子73歲,患病,不愈而卒。

    編輯本段孔子品格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孔子63歲時,曾這樣形容自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遊列國9個年頭,歷盡艱辛,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還險些喪命,但孔子並不灰心,仍然樂觀向上,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安貧樂道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孔子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但他的安貧樂道並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貴,只求維護道,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孔子也曾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以好學著稱,對於各種知識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他多才多藝,知識淵博,在當時是出了名的,幾乎被當成無所不知的聖人,但孔子自己不這樣認為,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孔子學無常師,誰有知識,誰那裡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他就拜誰為師,因此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直道而行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張直道而行,他曾說:“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記》載孔子三十多歲時曾問禮於老子,臨別時老子贈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這是老子對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問題太深刻,講話太尖銳,傷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與人為善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等第,都是他的做人準則。

    編輯本段孔子思想

    孔子思想、學說的精華,比較集中地見諸於《論語》一書,共二十篇,一萬一千餘字。《論語》就是孔子的語錄,也有一些是對孔子弟子言行的記錄,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對孔子言行的追記。此書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它的思想內容、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們民族的血液,沉澱在我們的生命中,鑄成了我們民族的個性。《論語》一書集中闡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內涵----仁。“仁”是一切理論的中心,所有的關於“仁”、“樂”的規範,都不過是手段,是為實現“仁”這一道德的最後完美服務的。《論語》作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漢時期就傳入了北韓和日本,日本〈大寶令〉還指定它為日本學生的必修課。1594年,傳教士利瑪竇將它譯為拉丁文後,它又被轉譯為意、法、德、英、俄等多種文字,在西方各國廣泛傳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為“仁”即“愛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論點,提倡“忠恕”之道,又以為推行“仁政”應以“禮”為規範:“克己復禮為仁”。對於殷周以來的鬼神宗教迷信,採取存疑態度,以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又注重“學”與“思”的結合,提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和“溫故而知新”等觀點。首創私人講學風氣,主張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強調“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張,以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應實副其“名”,並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觀點。自西漢以後,孔子學說成為兩千餘年封建社會的文化正統,影響極深。

    說到治理國家,孔子重視民生疾苦,呼喚仁政,希望統治者以仁義之心待民,他說“苛政猛於虎”,他還強調無論什麼法令法規,統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在人際交往中,孔子強調的是忠和恕。

    “忠”就是以忠實誠信的態度對人,以恪盡職守的態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在為人處世上,孔子提倡自愛和愛人。孔子對天命持謹慎態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認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切要看個人後天的努力。當然,〈論語〉中也有一些思想是與歷史潮流相背離的,如他政治上的復古傾向,他對等級、秩序的過分強調,他的內斂的人格價值取向等,這一切都不可否認的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需要我們用現代意識對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類文明剛剛露出曙光的先秦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讓我們這些後人為之驕傲的。

    孔子思想在近現代以來的新發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儒學。新興的“大眾儒學”是當代新儒學發展的又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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