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搖撞騙，是很多歷史時期、很多社會狀態下都會存在的不法行為。以往的中國社會，很多時候，都有人治大於法制、人情高於法理的現實情況。正因為如此，所以，有些不法之徒，在深諳一般人的心理之後，找準空子，以能夠關說、可以搭橋等方式為幌子，進行招搖撞騙。而那些嚮往升遷、迷信權力的人，因為本心迷濛，往往就入了招搖撞騙者的圈套。
接下來，就講一例清朝時期涉及考官的招搖撞騙案件。
本文出自清人何剛德的筆記《春明夢錄》卷下。
話說，清朝時期，相比較而言，京師的招搖撞騙之風最為盛行，尤勝於其他地方。而且，因為招搖撞騙之風的盛行，京師的謠言也最多。
當時的御史上書言事之時，對於流傳在社會上的所有風聞都不會有所疏忽。只要聽到有違制亂法的傳聞，御史一般都會無所迴避和顧忌，馬上進行上疏彈劾，奏聞朝廷。如此一來，只要有官員被牽連到相關傳聞之中，大多數時候，他們是難以輕鬆解脫的。
所以說，身居“長安（意為京師，取白居易之典故）”，不能不謂之為：
是處在危險的境地啊！
贊老（即林紹年，字贊虞，福建閩縣人。筆記作者尊稱其為“贊老”）曾參奏陝西考官丁維禔，說是丁維禔透過囑託太監，花錢買了外放的差使。
朝廷收到林紹年的奏摺之後，降旨對其所奏之事進行查辦。
相關部門與官員奉旨之後，展開查辦工作。
筆記作者何剛德參與並承擔這一案件的審理，所以，他對這一案件知之甚詳。
當時，這件案子爆發以後，大家對案子的質疑和責難都非常激烈，而且，這件案子一經御史奏劾，立刻就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既然這一案件的反響如此強烈，那麼，關於這一案件的審理，承審官員不敢有絲毫的大意。
但是，從基本資料入手，查閱參奏這一案件的摺子，其中並沒有寫出什麼可以定案的真憑實據。奏摺之中，也沒有開列經得起檢驗的事實經過。奏摺中關於這一案件的描述，全都說是風聞而已。
因此，雖然案件重大，且為眾所重視，但是，接手之後，要認真審理起來，還實在是難以著手。
因為奏章所述，皆是風聞，所以，承接審理之後，要釐清案件的脈絡，要查證奏摺中的各項指斥，要核實案件中的人證、物證等，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案件的研究、審理、核實等，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費了很大的功夫，才有了一點點的端倪。
案件的起因，是丁維禔（筆記作者記得，此人是山東人）與江西人饒士騰兩人，都以翰林院編修的身份參加考差，而他們兩個人，住在同一個寓所之中。
所謂考差，就是考選差派制度，始於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雍正三年（公元1725）。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嘉慶五年（公元1800年）命令滿、漢二品以下進士出身的侍郎、內閣學士、三品京堂，以及未經考試試差的四、五品京堂，全都赴上書房參加考試，不願參加考試的，聽其自便。主政者命論、詩題各一個，稱之為大考差。此後，按照這一慣例，一直通行下去。
考差之時，碰巧，有一平日熟識的古玩店店員到丁維褆、饒士騰二人所居的寓所來拜訪，在得知這二人正在參加考差之後，古玩店店員對這二人說到：
“我有門路，可以透過太監，幫你們買到外放的差使。”
古玩店店員這麼一說，丁維禔與饒士騰兩人的反應並不相同。
丁維褆家底厚，比較富裕；饒士騰貧寒，沒有多少家財。聽完古玩店店員的話之後，丁維褆似乎就默許了；饒士騰自知財力不足，拿不出銀子來買外放的差使，但是，他也沒有直接阻攔或者斷然拒絕。
等到四川鄉試考官要確定的前一天，古玩店店員又跑過來說是：
四川鄉試的考官有缺可放。
也就是說，古玩店店員提前知道了四川鄉試考官有空缺，而且他知道放差的具體時間。
至於這一議價的事實情況，雙方之間有沒有什麼明確的約定，審訊過程中，也沒有發現確鑿的書面文字證據可以作為依憑。
到了第二天，四川鄉試考官的人選確實放出，但是，就名單看，丁維褆並沒有名列其中。這樣看來，古玩店店員的話並不完全可靠，丁維褆、饒士騰二人也沒有成為四川鄉試的考官，古玩店店員說是可以買到差使的話，也沒有得到事實的驗證。
沒過幾天，外放陝西鄉試考官的名單公示，丁維褆被確定為陝西鄉試的主考官。
這個時候，古玩店店員又來索賄（筆記作者即用此詞，此處借用，讀者如覺不妥，可在心中改過。）。
丁維褆覺得，古玩店店員說的話根本就不可靠，而且，自己外放陝西做鄉試主考官，完全和古玩店店員無關。所以，古玩店店員索賄時，丁維褆自然就對其置之不理。
等到丁維褆辦完陝西鄉試的差使，回到京師以後，風傳古玩店店員口中那位可以買差的太監，不時就跑去古玩店吵鬧，大概是說：我為你辦了事，卻沒收到你的錢吧。
於是，惹得沸沸揚揚，路人皆知。
之後，便有了林紹年參劾一事。
那麼，後來審理問詢這一案件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這一案件初審時，先提審的是饒士騰。
提審前，饒士騰還在外省，所以，他是從外省提解回來的。
饒士騰被提，到堂訊問。他的回答是，對於當堂所審問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情。
當時，也沒有什麼有力的證據可以出示，來讓饒士騰招供。
所以說，一開始，對饒士騰的審問有些不得要領。
最後，無果而散。
因為證據不足，也不能馬上就羈押饒士騰。初審饒士騰，無果而散。不想，饒士騰回到寓所之後，他馬上就自盡而亡了。
猜想，饒士騰的死，也是激於一時的氣憤和羞愧。他也是害怕到最後，沒辦法自白其身，於是，就尋了短見，算是給自己、給朝廷一個交代了。想一想，饒士騰的死，還真是讓人覺得可憐啊！
嗣後，即提解丁維褆到案。
丁維褆到案之後，無論如何訊問，他是一切全都不承認。
接下來，又提解古玩店店員到案，這人一味狡賴，不做招供。
其實，風傳的那位太監究竟是真是假；是否果有其人；若有其人，其人姓甚名誰，全都無法驗證核實。
經過對古玩店店員的再三審訊，他最後才供出，參與這一案件的，還有一位秀才、一位剃頭匠。這三人的關係是：古玩店店員受秀才指使，秀才又受剃頭匠左右。
既然古玩店店員招供有新的人員參與了這一案件，那麼，就馬上開始對新供出的人員進行審訊。
秀才比較狡猾，提解到堂之後，他便承認說：的確有關說鄉試考官人事安排的事情，並且，為了達到目的，過程中的確也行賄了，但是，最後事情沒有辦成而已。
至於太監是誰，過程中如何進行索賄，秀才說：這些事情都是剃頭匠經手處理的，他自己一概不清楚。
秀才之所以這麼說，主要原因是：他對於這一類案件非常熟悉，並知道其中的關節輕重。所以，秀才只挑揀對自己有利的情況進行招供，其餘的，一概推給剃頭匠。這樣一來，秀才就算是承認了罪行，按照他選擇性招供的行為，即使真給他定罪，處罰也不會重。秀才明白，只要自己招供、認罪，就不會吃眼前虧了。這裡所謂的眼前虧，就是刑訊，就是皮肉之苦。
最後，才將剃頭匠提解到堂。這剃頭匠倒是非常硬氣，他矢口否認與這一案件有關，完全不承認古玩店店員與秀才招供的那些事情。於是，就對剃頭匠進行了連日的熬審。
所謂熬審，是中國古代對被告人連續刑訊逼供的一種審問方式。清朝把熬審作為一種訴訟制度，並規定了官吏可以刑訊逼供的方式和界限。
據《清史稿·刑法志》記載：
“凡訊囚用杖（杖刑），每日不得過三十。熬審得用掌嘴、跪鏈等刑”。
對剃頭匠的熬審，就使用了跪鏈的方式。
所謂跪鏈，就是強制受審訊者將腿跪在鐵鏈上；有的，甚至強制受審訊者跪在燒紅的鐵鏈上，以至於受審訊者的腿部受傷致殘。
當時的情景，據筆記作者何剛德記述，剃頭匠跪鏈，跪了三句鍾（時長不詳，現在粵語中也有三句鍾一說，大概是三個小時。），以至於鐵鏈嵌入了他的肉中的深度有一寸左右。儘管這樣嚴刑審問，剃頭匠還是不肯招認，只是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
暫時對剃頭匠還是沒有辦法，只能再次審問丁維褆。
丁維褆回答說：
“他自己說他賣的是四川鄉試考官的差缺，我外放的是陝西鄉試主考官。這不是很明白嗎，一個四川、一個陝西，兩邊根本就沒有關聯啊。即使像他所說，外放四川鄉試考官的差缺出來之後，我有答應他什麼。那麼，請問他，我既然答應他了，他可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嗎？”
然後，再去詰問古玩店店員，他也是詞語遊移，沒有定向。
後來，經過多方印證，才知道，當初古玩店店員確實有說合的事實，即自己可以透過關節、獲取外放鄉試考官的差使；也才知道，當初古玩店店員提出可以說合買差時，丁維褆並沒有言辭拒絕。
然後，繼續嚴厲審問丁維褆，丁維褆又說：
“古玩店店員當日說自己有能力可以透過有力人士、獲取外放鄉試考官一事時，他也沒有直說，而是含含糊糊、隱約其辭。當時，他說完這話後，我就嚴詞斥責他了。事後，他又來向我索要報酬。這本來就是京師中閒人慣用的訛詐伎倆。這種拙劣的欺詐行為，怎麼能用它來定我的罪呢？”
聽丁維褆這麼一說，承審官當即就對他說道：
“有道是‘伐國不問仁人（要不要征伐別國，是不會去問仁愛之人的。）’，難道你不知道？。古玩店店員敢於在你面前唐突，提出賣差買差的話頭，他當時不會是無緣無故就這樣做的吧？況且，你知道他可以買差，你明知這是違法行為，你當時就應該舉發他，你為什麼明知不報呢？等到他後來與你吵鬧，如果你真是問心無愧，你就應該立即將他送官究辦，你為什麼不做啊？”
這些對丁維褆責備的話語，雖然是呆板的官腔官調，但是，既然這一事件已經被參奏成案，朝廷並已降旨查辦，這些官話還是不得不說的。
承審官說完這些話之後，丁維褆才無言以對了。
最後處理的結果，就是：
丁維褆不知檢束，議以革職處置。
其餘人犯，以招搖撞騙未成，擬分別處以流放的刑罰。
附本文相關資料：
【林紹年】（公元1845年～公元1916年），字贊虞，福建閩縣人。清穆宗（愛新覺羅·載淳）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任御史，以極諫慈禧動用海軍經費修頤和園，名噪四海。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遷雲南布政使，就擢巡撫，兼署雲貴總督。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上奏朝廷，呼籲實行立憲改革。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移廣西。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內召，以侍郎充軍機大臣，兼署郵傳部尚書，授度支部侍郎，支援改革。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因御史趙啟霖劾段芝貴案，替言官報不平，跟愛新覺羅·奕劻鬧翻，稱病退出軍機，外出任河南巡撫。清遜帝（愛新覺羅·溥儀）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調回中央任學部侍郎，後改任弼德院顧問大臣，隨即告病回鄉。公元1916年病逝於福州故里。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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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搖撞騙，是很多歷史時期、很多社會狀態下都會存在的不法行為。以往的中國社會，很多時候，都有人治大於法制、人情高於法理的現實情況。正因為如此，所以，有些不法之徒，在深諳一般人的心理之後，找準空子，以能夠關說、可以搭橋等方式為幌子，進行招搖撞騙。而那些嚮往升遷、迷信權力的人，因為本心迷濛，往往就入了招搖撞騙者的圈套。
接下來，就講一例清朝時期涉及考官的招搖撞騙案件。
本文出自清人何剛德的筆記《春明夢錄》卷下。
話說，清朝時期，相比較而言，京師的招搖撞騙之風最為盛行，尤勝於其他地方。而且，因為招搖撞騙之風的盛行，京師的謠言也最多。
當時的御史上書言事之時，對於流傳在社會上的所有風聞都不會有所疏忽。只要聽到有違制亂法的傳聞，御史一般都會無所迴避和顧忌，馬上進行上疏彈劾，奏聞朝廷。如此一來，只要有官員被牽連到相關傳聞之中，大多數時候，他們是難以輕鬆解脫的。
所以說，身居“長安（意為京師，取白居易之典故）”，不能不謂之為：
是處在危險的境地啊！
贊老（即林紹年，字贊虞，福建閩縣人。筆記作者尊稱其為“贊老”）曾參奏陝西考官丁維禔，說是丁維禔透過囑託太監，花錢買了外放的差使。
朝廷收到林紹年的奏摺之後，降旨對其所奏之事進行查辦。
相關部門與官員奉旨之後，展開查辦工作。
筆記作者何剛德參與並承擔這一案件的審理，所以，他對這一案件知之甚詳。
當時，這件案子爆發以後，大家對案子的質疑和責難都非常激烈，而且，這件案子一經御史奏劾，立刻就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既然這一案件的反響如此強烈，那麼，關於這一案件的審理，承審官員不敢有絲毫的大意。
但是，從基本資料入手，查閱參奏這一案件的摺子，其中並沒有寫出什麼可以定案的真憑實據。奏摺之中，也沒有開列經得起檢驗的事實經過。奏摺中關於這一案件的描述，全都說是風聞而已。
因此，雖然案件重大，且為眾所重視，但是，接手之後，要認真審理起來，還實在是難以著手。
因為奏章所述，皆是風聞，所以，承接審理之後，要釐清案件的脈絡，要查證奏摺中的各項指斥，要核實案件中的人證、物證等，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案件的研究、審理、核實等，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費了很大的功夫，才有了一點點的端倪。
案件的起因，是丁維禔（筆記作者記得，此人是山東人）與江西人饒士騰兩人，都以翰林院編修的身份參加考差，而他們兩個人，住在同一個寓所之中。
所謂考差，就是考選差派制度，始於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雍正三年（公元1725）。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嘉慶五年（公元1800年）命令滿、漢二品以下進士出身的侍郎、內閣學士、三品京堂，以及未經考試試差的四、五品京堂，全都赴上書房參加考試，不願參加考試的，聽其自便。主政者命論、詩題各一個，稱之為大考差。此後，按照這一慣例，一直通行下去。
考差之時，碰巧，有一平日熟識的古玩店店員到丁維褆、饒士騰二人所居的寓所來拜訪，在得知這二人正在參加考差之後，古玩店店員對這二人說到：
“我有門路，可以透過太監，幫你們買到外放的差使。”
古玩店店員這麼一說，丁維禔與饒士騰兩人的反應並不相同。
丁維褆家底厚，比較富裕；饒士騰貧寒，沒有多少家財。聽完古玩店店員的話之後，丁維褆似乎就默許了；饒士騰自知財力不足，拿不出銀子來買外放的差使，但是，他也沒有直接阻攔或者斷然拒絕。
等到四川鄉試考官要確定的前一天，古玩店店員又跑過來說是：
四川鄉試的考官有缺可放。
也就是說，古玩店店員提前知道了四川鄉試考官有空缺，而且他知道放差的具體時間。
至於這一議價的事實情況，雙方之間有沒有什麼明確的約定，審訊過程中，也沒有發現確鑿的書面文字證據可以作為依憑。
到了第二天，四川鄉試考官的人選確實放出，但是，就名單看，丁維褆並沒有名列其中。這樣看來，古玩店店員的話並不完全可靠，丁維褆、饒士騰二人也沒有成為四川鄉試的考官，古玩店店員說是可以買到差使的話，也沒有得到事實的驗證。
沒過幾天，外放陝西鄉試考官的名單公示，丁維褆被確定為陝西鄉試的主考官。
這個時候，古玩店店員又來索賄（筆記作者即用此詞，此處借用，讀者如覺不妥，可在心中改過。）。
丁維褆覺得，古玩店店員說的話根本就不可靠，而且，自己外放陝西做鄉試主考官，完全和古玩店店員無關。所以，古玩店店員索賄時，丁維褆自然就對其置之不理。
等到丁維褆辦完陝西鄉試的差使，回到京師以後，風傳古玩店店員口中那位可以買差的太監，不時就跑去古玩店吵鬧，大概是說：我為你辦了事，卻沒收到你的錢吧。
於是，惹得沸沸揚揚，路人皆知。
之後，便有了林紹年參劾一事。
那麼，後來審理問詢這一案件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這一案件初審時，先提審的是饒士騰。
提審前，饒士騰還在外省，所以，他是從外省提解回來的。
饒士騰被提，到堂訊問。他的回答是，對於當堂所審問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情。
當時，也沒有什麼有力的證據可以出示，來讓饒士騰招供。
所以說，一開始，對饒士騰的審問有些不得要領。
最後，無果而散。
因為證據不足，也不能馬上就羈押饒士騰。初審饒士騰，無果而散。不想，饒士騰回到寓所之後，他馬上就自盡而亡了。
猜想，饒士騰的死，也是激於一時的氣憤和羞愧。他也是害怕到最後，沒辦法自白其身，於是，就尋了短見，算是給自己、給朝廷一個交代了。想一想，饒士騰的死，還真是讓人覺得可憐啊！
嗣後，即提解丁維褆到案。
丁維褆到案之後，無論如何訊問，他是一切全都不承認。
接下來，又提解古玩店店員到案，這人一味狡賴，不做招供。
其實，風傳的那位太監究竟是真是假；是否果有其人；若有其人，其人姓甚名誰，全都無法驗證核實。
經過對古玩店店員的再三審訊，他最後才供出，參與這一案件的，還有一位秀才、一位剃頭匠。這三人的關係是：古玩店店員受秀才指使，秀才又受剃頭匠左右。
既然古玩店店員招供有新的人員參與了這一案件，那麼，就馬上開始對新供出的人員進行審訊。
秀才比較狡猾，提解到堂之後，他便承認說：的確有關說鄉試考官人事安排的事情，並且，為了達到目的，過程中的確也行賄了，但是，最後事情沒有辦成而已。
至於太監是誰，過程中如何進行索賄，秀才說：這些事情都是剃頭匠經手處理的，他自己一概不清楚。
秀才之所以這麼說，主要原因是：他對於這一類案件非常熟悉，並知道其中的關節輕重。所以，秀才只挑揀對自己有利的情況進行招供，其餘的，一概推給剃頭匠。這樣一來，秀才就算是承認了罪行，按照他選擇性招供的行為，即使真給他定罪，處罰也不會重。秀才明白，只要自己招供、認罪，就不會吃眼前虧了。這裡所謂的眼前虧，就是刑訊，就是皮肉之苦。
最後，才將剃頭匠提解到堂。這剃頭匠倒是非常硬氣，他矢口否認與這一案件有關，完全不承認古玩店店員與秀才招供的那些事情。於是，就對剃頭匠進行了連日的熬審。
所謂熬審，是中國古代對被告人連續刑訊逼供的一種審問方式。清朝把熬審作為一種訴訟制度，並規定了官吏可以刑訊逼供的方式和界限。
據《清史稿·刑法志》記載：
“凡訊囚用杖（杖刑），每日不得過三十。熬審得用掌嘴、跪鏈等刑”。
對剃頭匠的熬審，就使用了跪鏈的方式。
所謂跪鏈，就是強制受審訊者將腿跪在鐵鏈上；有的，甚至強制受審訊者跪在燒紅的鐵鏈上，以至於受審訊者的腿部受傷致殘。
當時的情景，據筆記作者何剛德記述，剃頭匠跪鏈，跪了三句鍾（時長不詳，現在粵語中也有三句鍾一說，大概是三個小時。），以至於鐵鏈嵌入了他的肉中的深度有一寸左右。儘管這樣嚴刑審問，剃頭匠還是不肯招認，只是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
暫時對剃頭匠還是沒有辦法，只能再次審問丁維褆。
丁維褆回答說：
“他自己說他賣的是四川鄉試考官的差缺，我外放的是陝西鄉試主考官。這不是很明白嗎，一個四川、一個陝西，兩邊根本就沒有關聯啊。即使像他所說，外放四川鄉試考官的差缺出來之後，我有答應他什麼。那麼，請問他，我既然答應他了，他可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嗎？”
然後，再去詰問古玩店店員，他也是詞語遊移，沒有定向。
後來，經過多方印證，才知道，當初古玩店店員確實有說合的事實，即自己可以透過關節、獲取外放鄉試考官的差使；也才知道，當初古玩店店員提出可以說合買差時，丁維褆並沒有言辭拒絕。
然後，繼續嚴厲審問丁維褆，丁維褆又說：
“古玩店店員當日說自己有能力可以透過有力人士、獲取外放鄉試考官一事時，他也沒有直說，而是含含糊糊、隱約其辭。當時，他說完這話後，我就嚴詞斥責他了。事後，他又來向我索要報酬。這本來就是京師中閒人慣用的訛詐伎倆。這種拙劣的欺詐行為，怎麼能用它來定我的罪呢？”
聽丁維褆這麼一說，承審官當即就對他說道：
“有道是‘伐國不問仁人（要不要征伐別國，是不會去問仁愛之人的。）’，難道你不知道？。古玩店店員敢於在你面前唐突，提出賣差買差的話頭，他當時不會是無緣無故就這樣做的吧？況且，你知道他可以買差，你明知這是違法行為，你當時就應該舉發他，你為什麼明知不報呢？等到他後來與你吵鬧，如果你真是問心無愧，你就應該立即將他送官究辦，你為什麼不做啊？”
這些對丁維褆責備的話語，雖然是呆板的官腔官調，但是，既然這一事件已經被參奏成案，朝廷並已降旨查辦，這些官話還是不得不說的。
承審官說完這些話之後，丁維褆才無言以對了。
最後處理的結果，就是：
丁維褆不知檢束，議以革職處置。
其餘人犯，以招搖撞騙未成，擬分別處以流放的刑罰。
附本文相關資料：
【林紹年】（公元1845年～公元1916年），字贊虞，福建閩縣人。清穆宗（愛新覺羅·載淳）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任御史，以極諫慈禧動用海軍經費修頤和園，名噪四海。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遷雲南布政使，就擢巡撫，兼署雲貴總督。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上奏朝廷，呼籲實行立憲改革。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移廣西。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內召，以侍郎充軍機大臣，兼署郵傳部尚書，授度支部侍郎，支援改革。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因御史趙啟霖劾段芝貴案，替言官報不平，跟愛新覺羅·奕劻鬧翻，稱病退出軍機，外出任河南巡撫。清遜帝（愛新覺羅·溥儀）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調回中央任學部侍郎，後改任弼德院顧問大臣，隨即告病回鄉。公元1916年病逝於福州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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