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清軍佔領山海關之後，推進速度快，既是偶然，也是人為。公元1644年清軍入關前後，可以說是佔盡了天時地利。

首先，在山海關守軍投降之後，接下來一旦入關，基本上是一馬平川，在平原上騎兵作戰，八旗騎兵那就是如魚得水，還有，外加清軍裹挾的漢人軍隊，對於地理環境的的熟悉，更加是一路順暢。

李自成的大順軍雖然人數眾多，但是進了北京城以後，上層人士沒有遠見，導致部隊腐化，難以抵擋清軍以及吳三桂的降兵。

中原自大規模農民起義以後，元氣盡喪，自從大順軍主力被擊垮以後，接下來無論是農民軍，還是明朝殘餘部隊，都不再是清軍對手。

北方基本淪陷，而南方也沒有積極加緊防禦，在李自成和清軍大戰時，南明朝廷仍舊爭鬥不止，互相征伐，沒能做到力量集中。

明朝是被李自成的大順軍滅亡的，所以清軍打著給明朝報仇的名義，所以就算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援，也沒有太多世家大族反對，雖然後來一路南下屠戮。

還有就是清軍的英勇善戰，無論如何，清軍的能征善戰還是要承認的，滿人本生活在關外的苦寒之地，漁獵為生，造就了他們堅韌的性格。

所以，清軍南下推進速度快既有自己本身強大的原因，也有歷史機遇的原因。

1.清軍入關之前，李自成已經把華北廣大地區來了個翻天覆地，大順軍與大明政府軍早拚了個魚死網破。大明成建制的部隊從山海關到京城已經一支不剩，像樣點的幾乎都在江淮一線。儘管山西保留了宣府大同的守軍，但人數有恨，且早已投降了李自成。

2.而李自成在山海關與吳三桂的爭戰中，早筋疲力竭、疲憊不堪了。清軍鐵騎突如其來，勝利的天平直接向吳三桂一方傾斜。李自成被吳三桂與滿清聯軍打出了心裡陰影，只有一路潰逃的份。由於以前劉宗敏等人在北京搜刮的金銀財寶早就運回陝西了，所以退到北京後，李自成也沒有停留，更沒必要了扺抗了，他直接往老家跑。 這極大地鼓舞了清軍計程車氣，加速了他們的推進。

3.南明初立，南明朝臣痛恨李自成者大有人在。是他逼崇禎上吊的，所以很多遺老遺少都蠱惑南明皇帝聯合清軍夾擊李自成。南明朝廷對清軍還沒有明確的政策，保不定認為，清軍就是來幫助他們滅李自成的，滅了高回去了，他們都顧著看闖賊的逃跑路線去了。莞爾一笑吧，容許我如此推斷！待清軍到了江淮一線的時候，“四鎮餘部”面無表情地直接投降了。

自古，守江必守淮。江淮失守，明軍殘餘軍事力量就形同虛設了。所以，過江之前，清軍基本上如入無人之境，處於跑步接收的狀態，根本就沒有遇到規模性的抵抗。

4.過了江之後，零星反抗時有發生，但是呈現此起披伏的態勢，隔靴搔癢，無濟於事。隨著戰爭的深入，後來遇到了點像樣的抵抗，卻不過是幾個原本降清將領的突然倒戈。因為這個時候只有他們還保留著成建制的部隊，有點武裝力量，但在火炮面前也不是很厲害。

5.多爾袞不僅是軍事家，還是傑出政治家。清軍打著替明朝皇帝報仇的旗號入關，這樣，明朝軍民望風而降者比比皆是！推進速度快就可想而知了。

總結：清朝是摘了李自成的勝利果實，清軍在華北和中原地區應該面對的勁敵，都被李自成打掉了。清軍不過是全副武裝來接受地盤罷了！

因為當時中國內部有好幾股政治、軍事集團，並不統一，彼此之間矛盾重重。所以清軍可以各個擊破。

當時的陝西、甘肅、陝西、河北、京城、山東大部、河南、安徽部分、湖北北部為李自成的勢力範圍，李自成的核心根據地是陝西、河南、湖北。山東、河北、京城都是立足未穩的新佔領地盤。

而當時的河南、山東、山西、河北、安徽等省份明朝的地主、士紳很多抵抗李自成，殺害大順任命的官員，這可以視為明朝殘餘的北方力量，這批人後來大部分投降了清朝，成為清軍南進的馬前卒。

你看闖王的大軍還殺死明軍總兵官、總兵至少十餘人，包括：

曹文詔、艾萬年、湯九州、俞沖霄（被俘，下落不明）、侯良柱、虎大威、王世國、尤世威、周遇吉、朱三樂、李守鑅等人

殺死或者俘虜明朝藩王10人以上，包括:

福王朱常洵（李自成部所殺）、唐王朱聿鏌（李自成部所殺）、崇王朱由樻（降李自成，後被處死）、秦王朱存樞（降李自成，死於清軍）、晉王朱審烜（降李自成）、代王朱傳火齊（李自成部所殺）、慶王朱倬紘（被農民軍所殺）、韓王朱亶火脊（李自成部所殺）、沈王朱洪桐（李自成部俘獲，下落不明）、趙王朱常臾（農民軍所俘，下落不明）等人。

整個北方如大同、榆林、開封、寧武關等地戰鬥都特別慘烈，明軍和李自成的戰鬥持續多年，華北、西北基本已經成為了焦土，投降的明朝官員被拷打要求交出金銀財Bora充作大順的餉銀，很多被活活打死，包括六部尚書、侍郎等高階官員。所以北方反李自成的勢力就投奔了清朝，或者組織民間的團練，以塢壁為核心來抵禦李自成的軍隊。

當時南京地區有史可法等人把守，南明以江蘇、安徽、浙江、湖北、江西等地為核心地盤，和大順、大西政權對峙，初期對滿清存有幻想，曾經想一同對付李自成。

大順軍敗回北京以後，李自成曾經考慮過據守北京，二十七、二十八兩日採取了備戰措施，責令軍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馬牆及護城河旁房屋。但是，經過斟酌，大順軍領導人終於決定放棄北京，主動西撤。

這是因為大順軍在北京地區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蹤而來的清軍一旦圍城，大順政權的領導人物和敗回兵將就可能成為甕中之鱉；加上城內居民親眼看到大順軍敗陣而回的狼狽情況，訛言四起，潛在的敵對勢力也待釁而動。

在這種形勢下，李自成斷然決定二十九日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後，立即率部西撤。離京前“分付闔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難”，同時下令放火焚燬明代宮殿和各門城樓。大順軍撤退時，“城中扶老攜幼西奔者絡繹不絕”，一些明朝降官如龔鼎孳、塗必泓等人也自動隨軍西行。這說明大順政權在當時仍有相當威望，城中官民對此後局勢的變化尚難逆料。　　

清軍在山海關地區作了短暫的休整，即向北京進發。四月三十日晚上，多爾袞在薊縣獲悉大順軍已經撤離北京，命令多鐸、阿濟格和吳三桂等帶領精兵火速追擊，目的是進一步重創大順軍，儘量截留被大順軍運走的金銀財物。

他自己率領部分兵力於五月初二日由朝陽門進入北京。當時北京城裡的官紳士民並不清楚吳三桂已經投降清朝等情況，紛紛傳說吳軍殺敗大順軍，奪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將送回北京即位，因此準備了皇帝的鹵簿法駕出城迎接。沒想到昂然而來的是清攝政王多爾袞，許多人大吃一驚偷偷溜走，少數官僚則將錯就錯地把多爾袞迎入劫後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愛新覺羅皇室腳下。　　

五月初八日，清軍在慶都（今河北省望都縣）城東追上大順軍。李自成命蘄侯谷英率兵阻擊，被清軍擊敗，谷英陣亡。接著，清軍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再次獲勝。大順軍在畿輔已無法立足，經井陘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關。追擊的清軍於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京師的再次易手，在明朝官紳中又一次造成重大的影響。大順軍進京時絕大部分明朝官紳都報名請用，清兵佔領北京後相當一批漢族官紳出於民族隔閡不願出仕清朝，紛紛南下。在爭取漢族縉紳勢力上，清廷顯然技高一籌。大順政權的追贓助餉，隨後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權又以從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紳曾經投降“闖賊”而大興“順案”，都使相當一部分官紳大失所望，另尋出路。

多爾袞進京初期比較謹慎，遇事多聽從范文程、洪承疇等漢族官僚的建議。為了取得漢族官紳地主的支援，他以為明帝復仇討賊相標榜，進京後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鑑於明朝後期黨爭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絕大多數又投降過大順政權，多爾袞不失時機地廣為招徠，入京之初就“大張榜示，與諸朝紳盪滌前穢”。“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

這就是說不管是東林一復社黨人還是魏忠賢閹黨，是明朝官員還是大順政權官員，只要歸附清朝就官復原職，甚至加官晉級。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今河北涿縣）人馮銓在天啟年間依附魏忠賢，爬到大學士，崇禎初革職為民，多爾袞入京後即以書徵至，委任為內院大學士，而且因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剛林、祁充格、寧完我之前。馮銓受寵若驚，請求將名次移後，多爾袞說：“國家尊賢敬客，卿其勿讓。”　　

多爾袞剛進關時曾經嚴令沿途軍民一律剃髮結辮，遵從滿俗。入京後又命令京師官民為崇禎帝弔孝三日後即剃髮改制。這一舉措立即引起漢族各階層居民的強烈反感。當時在北京的北韓使臣回國後評論道：“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及有剃頭之舉，民皆憤怒。或見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獨為此剃頭乎’；如此等事，雖似決斷，非收拾人心之道也。”

由於清廷立腳未穩，朝廷內新歸附的漢官非議甚多，在野的更驚畏不至，多爾袞不得不暫時收斂，五月二十四日諭兵部道：“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同年七月，又規定“近簡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蒞事”。

清廷佔領北京初期採取的措施，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漢族居民記憶猶新的清軍三次深入內地屠殺擄掠的殘暴形象，特別是對漢族文武官紳招徠有方，不僅使自己迅速在畿輔以及附近地區站穩了腳根，也為此後征服全國奠定了基礎。

1644年五月，大順軍西撤以後，山東、河北等地的大順地方政權被明朝官紳顛覆；清軍佔領了北京附近地區，由於強制推行剃頭等政策，京師附近的居民惶懼不寧，許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對清朝的統治。三河縣、昌平州、良鄉、宛平、大興、霸州、東安、武清、漷縣、天津等地“盜賊”“千百成群”，以至“輦轂近地，幾同化外”，連京師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為道路阻隔無法運入城內。

京師內外百姓流言四起，盛傳清軍將有屠民之舉。多爾袞等清廷統治者一再闢謠，安定民心，同時派兵遣將進行掃蕩，“輦轂之下，盜賊竊發，及至捕獲，少長盡置於法”，連“老稚不能彎弓操刃者”也濫加屠戮。在這種情況下，清廷需要一段穩定自己在京畿地區的統治和養兵蓄銳的時間。何況大順軍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顧忌，不敢輕易以主力南下。因此，畿南、山東和豫東地區在兩三個月裡處於近似權力真空的局面。　

弘光朝廷的按兵不動，給清廷以可乘之機。早在五月十二日，清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就上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同月二十五日，清廷派明降臣方大猷為監軍副使招撫山東。六月初四日，又派明降臣王鰲永以戶、工二部侍郎名義招撫山東、河南。⑤同月初十日，多爾袞派固山額真覺羅巴哈納、石廷柱統兵收取山東⑥，十四日派固山額真葉臣領兵收取山西。

覺羅巴哈納、石廷柱先聲奪人發出檄文說：“奉攝政王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同時又以平西王吳三桂名義大張文告，云為安撫殘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南下，牌仰山東等處速速投降”。只是由於“濟王”部下都是些烏合之眾，又得不到龜縮於江淮一帶南明閣部史可法等人的支援，德州知州張有芳惟恐貽禍地方，畿南、山東大批州縣就這樣拱手讓給了清朝。

1644年夏季以後，河南的局勢也很複雜。大順政權原已遍設官員的這塊中原地區，已經由於主力西撤而四分五裂。大順軍只控制著豫西等部分地區，其他地方一部分為死灰復燃的明朝官紳竊據，一部分被所謂“土寨豪傑”的地頭蛇盤踞；清方也乘虛而入，攫取了河南省黃河以北的懷慶、彰德、衛輝三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