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工完全確立之前，一個人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的程度，反映了他的貧富水平。但是，自從分工確立了之後，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大部分都來自他人的勞動。所以，衡量貧富水平的尺度，變成了一個人能夠支配的勞動的多少，也就是他能夠購買的勞動的多少。一個人佔有著某種自己不願消費的貨物，然後又用它去交換他物。那麼，這一貨物的價值，就等於他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量。因此，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就是勞動。

對任何一個物品來說，其真實價格，或者說是取得它的實際代價，都是獲得它所付出的辛苦和麻煩。如果一個人佔有這一物品並願意用它來交換他物，那麼它對這個人的真正價值，等於這個人佔有它之後減少的辛苦和麻煩。貨幣或貨物與勞動等價，都可以用來購買物品，就像我們用自己的勞動取得的一樣，還能使我們免除相當的勞動。因為，它們含有一定勞動量的價值，我們完全可以用來交換其他有同量勞動價值的物品。勞動作為第一性價格，最初可以用來購買一切貨物和財富。在人世間，用來購買財富的，原本就是勞動，而不是金銀。所以，勞動的價值，等於一個佔有財富並願意用以交換他物的人，用它來購買或支配的勞動量。

霍布斯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國政治家、思想家、哲學家。生於英國威爾特省一個牧師家庭，早年就學於牛津大學，後做過貴族家庭教師，遊歷歐洲大陸。他創立了機械唯物主義的完整體系，認為宇宙是所有機械地運動著的廣延物體的總和。他繼承了F·培根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的觀點，但把邏輯的思維看作是觀念的加或減的機械運算，認為幾何學和力學是科學思維的理想楷模。他力圖以機械運動原理解釋人的情感、慾望，從中尋求社會動亂和安寧的根源。他提出“自然狀態”和國家起源說，認為國家是人們為了遵守“自然法”而訂立契約所形成的，是一部人造的機器，反對君權神授，主張君主專制。他把羅馬教皇比作魔王，僧侶比作群鬼，但主張利用“國教”來管束人民，維護“秩序”，著有《論物體》、《利維坦》、《論人》、《論社會》、《對笛卡爾形而上學的沉思的第三組詰難》等。——譯者注說過，財富就是權力。而事實上，並不是獲得或承繼了大宗的財產之後，人們就擁有了政治權力，不管這一權力是民政還是軍政方面的。財產只是獲得政權的一種手段，不是決定因素，人們未必能靠它獲得政權。財產向佔有他的人提供的權力，只是購買力，只是支配當時市場上各種勞動或勞動生產物的權力。而且，這種支配權的大小，恰恰跟他的財產多少成比例。也就是說，財產的大小，制約著他所能購買或支配的他人勞動量或勞動生產物的數量。一種物品的交換價值，必然與其可供人們支配的勞動量相等。

勞動可以用來衡量一切商品的交換價值，卻不能衡量一切商品的價值。我們往往很難確定兩個不同的勞動量的比例，因為決定這一比例的因素有很多。在分析時，除了要考慮花費在兩種工作上的時間，還要考慮它們的困難度和精巧度有什麼不同。同樣是用一個鐘頭完成的工作，困難工作所包含的勞動量，也許要比容易工作所包含的勞動量要多。需要經過十年學習才能做的工作，即使做一個小時，它所含的勞動量也可能比普通業務做一個月所含的要多。

然而，要找到衡量困難度和精巧度的準確尺度，卻不那麼容易。人們在進行交換時，透過市場議價來大致調整困難度和精巧度，從而使它們在大體上兩不相虧，而並沒有用任何準確的尺度。這麼做，雖然對日常買賣不夠準確，卻也足夠了。當然了，人們在交換不同的勞動生產物時，通常都會考慮上述困難度和精巧度。

此外，當商品種類多時，交換通常在商品之間進行；而當商品少時，則是用商品交換勞動。因此，在估定某一商品的交換價值時，衡量尺度自然也就是它所購得的另一種商品量，而不是它所購得的勞動量。而且，“一定分量的特定商品”跟“一定分量的勞動”相比，前者更容易讓人理解。因為，前者是一個物體，人們可以看得到摸得著；而後者卻只是一個概念，非常抽象，即使可以被人充分理解，它也不像具體的物體那樣明顯、自然。

隨著社會的發展，物物交換停止了，貨幣成了商品交換的一般媒介，人們開始用商品來交換貨幣。這時，如果屠戶需要麵包或麥酒，他會先拿著牛肉或羊肉去市場，把它換成貨幣，再到麵包店或酒店去，用貨幣購買麵包或麥酒。他所能購得的麵包或麥酒的量，取決於他售賣牛羊肉所得的貨幣量。因此，對屠戶來說，牛羊肉的價值，自然就是它能換得的貨幣量，而不是等量的麵包和麥酒量。同樣地，在說到家畜肉的價值時，用每磅值三四便士，比用每磅值三四斤麵包和三四夸脫麥酒都更合適。所以，人們在計算商品的交換價值時，多是以貨幣量為尺度，而不是按它所能換得的勞動或其他商品的量。

實際上，金銀雖然是一般媒介，卻也跟其他一切商品一樣，其價值高低、購買難易度都會隨時間而變化。在一定時期內，決定金銀可以支配的勞動量或他種商品量的因素，往往是當時已經發現的著名金銀礦山的出產量。16世紀，歐洲金銀的價值大幅下降，幾乎減少為原價的1/3，就是由於人們在美洲發現了許多金銀礦山。分析其原因，是因為發現大量金銀之後，金銀上市所需的勞動量相對減少，它所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也就相應減少了。但是，這次大量金銀的發現，只是金銀價值史上最大的一次變革，卻不是歷史上唯一的變革。

我們知道，測定其他物品數量的正確尺度，其本身絕對不能不斷變動。像是一步的遠近、一把所抓東西的多少、兩臂合抱的長度，都會因人而異，所以不能作為測定其他物品的尺度。這種情況，也同樣適用於自身價值不斷變動的商品。然而，勞動卻另當別論。因為，勞動本身是無差別的。

對於勞動者來說，無論何時何地，等量的勞動都有同等的價值。精力和熟練度差不多的勞動者，其勞動時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必然是等量的；他所付出的勞動代價，決定了他所能購買的貨物量。

事實上，同樣的勞動所能購買的貨物量，在不同時期也是不同的，會時多時少。但這種變動，只是貨物價值的變動，而購買這一貨物的勞動的價值，並沒有因此而發生變化。只要是難於購得或者需要花費大量勞動才能取得的貨物，無論何時何地都價值昂貴；相反的，只要某一貨物易於購得或取得，它的價值也必然低廉。因此，只有勞動才能隨時隨地地估量和比較各種商品的價值。無論何時何地，勞動的價值都不會變動，它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至於貨幣，它只是商品的名義價格。

對於勞動者來說，等量的勞動一般都有等量的價值；但是，對僱傭勞動者的僱主來說，等量勞動的價值卻會因時而變。因為，在不同時期，僱主購買勞動所需要的貨物量是不同的。因此，對他而言，勞動跟其他一切物品一樣，經常會發生價格變動。某一勞動，如果需要花費多量貨物才能購得，它的價格就高昂；反之，則價格低廉。換句話說，就是勞動價格高時，貨物的價格低；勞動價格低時，貨物的價格高。

因此，可以通俗地說，勞動價格也有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之分，這一點與商品是一樣的。勞動的真實價格，就是一定數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它們與勞動等量。勞動的名義價格，就是一定數量的貨幣，它不一定與勞動等量。只有勞動的真實價格，才能決定勞動者的貧富、勞動報酬的高低；名義價格則不具備這一功能。

勞動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的區別，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非常重要。一般情況下，同一真實價格的價值是相等的，而同一名義價格的價值則可能存在極大的差異。造成這一差異的原因，往往就是金銀價值的變動。所以，如果一個人要把土地永久地租出去，那麼他就不能用一定數額的、可能會發生變動的貨幣作為地租。不然，就不能保證土地的價值永久不變。一定數額的貨幣的價值變動，一般分為兩種：第一，隨著時代的變化，同一名稱的鑄幣所含的金銀分量會有所不同；第二，在不同的時代，同一分量的金銀價值也會不相同。

在國家的統治者看來，對國家有利的方法之一，就是減少鑄幣內所含純金屬的量。而增加鑄幣內所含純金屬的量，則不利於他們的統治。毫無疑問，各國都在逐步減少鑄幣內所含的純金屬量。就是因為這一變動，貨幣地租的價值才降低了。

歐洲金銀的價值之所以會降低，就是因為人們發現了美洲礦山。當時，雖然沒有確實的論據，卻有許多人都做出了同一種推測：金銀價值還會長時期地繼續下降。在這一情況下，即使用貨幣地租的不是若干磅鑄幣，而是若干盎司的純銀或某種成色的白銀，也不會增加貨幣地租的價值。就是這一推測，降低了貨幣地租的價值。

相較於貨幣地租，穀物地租更能保持原有的價值，即使是在鑄幣名實一致時也是如此。伊麗莎白伊麗莎白一世（1533—1603，1558—1603年在位）被普遍認為是英國曆史上最傑出的帝王之一。在她當政的45年間，英國的經濟繁榮昌盛，文學璀璨輝煌，軍事上一躍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海軍強國。在她生活的時代，英國國王不是隻充當傀儡的角色，因此英國黃金時代所取得的成就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應歸功於她。——譯者注在她在位的第18年，就對地租作了這一規定：國內各學院的地租，2/3用貨幣繳納，1/3用穀物繳納。如果不願意繳納那1/3的穀物地租，可以按照穀物的時價將其摺合成貨幣繳納。

在當時，由穀物摺合成的貨幣，也就佔全部地租的1/3；但現在，一個叫布勒克斯頓的博士卻說，這1/3的地租實際上是其餘2/3的2倍。照此推算，各學院的貨幣地租應該要減到原值的1/4，或是原穀物的1/4才對。然而，英國鑄幣單位至今仍然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同一數量的鑄幣，無論是鎊、先令還是便士，幾乎都含有同一分量純銀。由此推斷，是銀價下降導致了貨幣地租價值的跌落。

這時，如果鑄幣內所含的純銀量也減少了，貨幣地租就會損失得更大。在含銀量的變動方面，法蘭西鑄幣比蘇格蘭鑄幣要大很多，而蘇格蘭鑄幣比英格蘭鑄幣也要大。這麼一算的話，昔日有價值的地租現在幾乎沒有

《國富論》是經濟學中領域中比較重要的著作之一，國富民強一直是世界各國曆史裡都想做到的終極目標。　

在歷史裡，國富一定要民強，民強了，大部分人民富裕了，社會經濟才會跨越進步，科技也會發展，精神上的層次也會隨之進步，成就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

但這種時期只有國家發展後到一定局面，才會有所提現，國家各個行業方面發展平衡，金融經濟成了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推手，而不是“只”成就個人個體個別企業富裕，這裡是有一點矛盾的，只有大部分人和企業透過各種經濟分工，勞動工作收入高，帶動整個社會經濟，帶動人們教育認識對社會的回哺，才會真正提現《國富論》的經濟價值！

《國富論》裡那隻隱形的推手其實就是社會里的個人個體和企業，一層推一層，把自己的利益和社會的利益結合起來，實現推動社會經濟輪動，只有人有需求，社會有需求，科技有需求，國家有需求，社會分工及利益平衡，大部分人收入高了，需求的精神也提升了，實用價值高過慾望價值，商品價格才會降低！

《國富論》和社會價值觀一定是相互貼合的，這裡的精神層次高過了人們心中的慾望程度，說個簡單的比喻，兩個包包，同樣的材質，同樣的設計，同樣的做工，只是一個有奢侈品牌的標牌，一個沒有，作為我們自己會選擇那個，一個價格高昂，一個價值低廉，背後的經濟價值推手造成的推動也是不同的！虛擬的慾望和實體經濟的渴望同樣對國富能起到積極的作用，只不過是社會分工分配能否平衡！

《國富論》是國富民強一定要走的路線，社會經濟，社會分工，社會分層，社會分配，這些都平衡了，《國富論》就能真正體現其價值！在我們現在城市生存的壓力越來越大，各種費用佔領了我們社會分配的大部分，在城市生活的成本越來越高，但我們的社會分配大部分還是很低，人們對物質的慾望超過了實用價值，什麼時候我們的社會分配讓我們能達到基本滿足物質生活，各種的商品價格才能迴歸實用價值！

現在我們還是先好好掙錢，好好生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