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史書《尚書》介紹《尚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書，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歷史典籍之一。古人“尚”與“上”通用，“書”原來就是史，上古時，史為記事之官，書為史官所記之史，由於這部書所記載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書》。《尚書》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尚書者，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故謂之《尚書》。”（王充《論衡?正說篇》）《尚書》也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檔案彙編，它的“典”、“謨”、“訓”、“誥”、“誓”、“命”六體，有的是講演辭，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談話記錄。《尚書》記事的內容，上起原始社會末期的唐堯，下至春秋時的秦穆公。《尚書》按時代先後，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共100篇。《尚書》是由誰編纂的呢？歷來有不同的說法，但司馬遷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編纂的。孔子是中國古代文化承上啟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禮、樂廢，《詩》、《書》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遊列國之後回到魯國，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編訂《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上面，還為《尚書》寫了序。司馬遷說，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史記?孔子世家》）因此，《尚書》被儒家列為經典之一。孔子收徒講學時，還選用了這些典籍作為教材。他認為這六種教材，可以使人“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 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禮記?經解》）這說明了“六經”的教育意義和教育價值。 《尚書》是中國上古時代歷史文獻的彙集。因為它廣泛記敘了中國當時的政治歷史與社會情況，所以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史學的發軔之作。在先秦時代，《尚書》只稱為《書》，有時也加上時代名稱，分別稱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到了漢代才稱為《尚書》，表示它是上古時代的書。相傳孔子曾經對於《書》的各篇加以刪定，“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並且將《書》作為教授弟子的一種教本。大約到戰國時期《書》才正式編定。秦代禁止民間私藏《詩》、《書》，但秦王朝任博士之職者仍可以擁有。經秦博士整理寫定的《書》約有百篇。漢代所流行的伏生本《尚書》“可能是秦的官本，乃經秦博士加以部分的編理的”（陳夢家《尚書通論》第111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經過秦漢之際的社會大動盪，《書》漸漸亡佚。據說秦博士伏生把《書》藏在牆壁裡，但還是丟了數十篇，到漢惠帝時，他才找到二十九篇，用以在齊、魯地區教授學生。伏生所傳授的《尚書》用漢代隸書寫定，後來便被稱為《今文尚書》。另外，漢代還有用先秦時代的古文所寫定的《尚書》被稱為《古文尚書》。這部書“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這部書又稱為孔壁《尚書》，它比《今文尚書》多出十六篇。經漢魏之際的社會動亂以後，這部《尚書》亡佚殆盡。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傳》五十八篇，說是漢代孔安國為之作傳的《尚書》傳本，比《今文尚書》多出二十五篇。自唐以後，對於梅賾所獻的這部書不斷有人懷疑，據《朱子語類》載，宋代朱熹曾疑此書“平易易曉”，與伏生書“艱澀難曉”殊不類，所以懷疑其為“假書”，並且所謂的“孔傳”也非孔安國所作，亦是“偽書”。此後學術界疑此書的人漸多。清代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列舉證據，反覆辨析此書之偽，自此定讞，此後這部在學術界即被稱為《偽古文尚書》，其註解亦被稱為“偽孔傳”。《尚書》在中國學術史的重大影響，特別表現在由它引起的長時期的經今文學與經古文學的鬥爭和宋元明清時代的辨偽求實學風的發展這樣兩個方面。《尚書》在中國學術史上有著極重要的地位。因為它儲存了中國上古時代最為重要的政治歷史文獻，所以成為歷代人們瞭解和研究上古歷史的最重要的文獻依據。早在先秦時代，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大師，以及《左傳》、《國語》、《韓非子》、《呂氏春秋》、《禮記》等書，都曾引用《尚書》來闡述歷史和自己的理論。漢代自武帝時《尚書》被立為《五經》之一，並設立博士以後，官學和私家研討《尚書》之風都十分興盛。大史學家司馬遷撰寫堯舜禹及夏商周時代的歷史，許多地方都是以《尚書》的記載為藍本的，直到今天我們認識古代歷史，《尚書》仍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正由於它無比重要，所以對於《尚書》的研討態度及方法，就成為構成不同學派（特別是經今文學與經古文學）的主要依據，並且隨著時代演進，學派間相互辨難，這就大大促進中國古代經學、史學等的發展。一部書能夠影響整個中國古代學風，並引起歷代人們研讀的巨大興趣，無出《尚書》其右者。《尚書》各篇的撰寫與編定時代不一，但可以看出，其編寫者已經有了越來越自覺的史學意識。成書於殷周時代的《盤庚》及周初八誥，不僅史料價值最高，而且其記事、記言與寫人都已粗具規模，行文述事亦很有邏輯。《盤庚》三篇除記載王誥辭以外，還以簡略的語言記載了遷都的過程。《召誥》記載周營建東都雒邑事，開始就說：“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已經完整地記載了事情的時間地點和經過。《多士》、《多方》兩篇記載周公對於殷遺民和諸方國首領的誥辭，也都是先簡略寫事情原委，再寫誥辭內容。而《洛誥》則將所述事情的時間地點記於文末，最後言“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指明這是周公攝政稱王第七年十二月的事情。時代比殷盤周誥稍晚的《顧命》篇則以精煉的語言將武王逝世、周公攝政、還政成王繁瑣雜亂的史事細節寫得清清楚楚，還營造出靜穆肅莊的王室大事的氛圍。總之，《尚書》各篇在記事方面雖然還處於初步發展的階段，但已具備記事本末的雛形。此外，在史學語言的應用上，《尚書》諸篇也多獨具匠心。雖然由於時代懸隔今天讀起來有佶屈聱牙之感，但在當時卻是十分生動的。《尚書》不僅為後世人們認識中國上古時代的歷史提供了極為寶貴資料，而且其寫作為後世史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我們今天研讀《尚書》的時候，應當瞭解其成書源流，分辨今、古文《尚書》的不同。《偽古文尚書》的價值雖然遠遠趕不上今文《尚書》，但是它畢竟為時代較早的魏晉時代所編撰，其所依據的材料有不少現在已經見不到了，所以它也是有重要價值的篇章。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把《尚書》列為禁書，規定民間所藏的《尚書》均需燒燬。此後，引起了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的爭論。秦焚書時，濟南有個名叫勝的博士伏生，他秘密地把《尚書》藏在宅中的牆壁間。漢初局勢穩定之後，他從壁中取出藏書時，書已散亂不堪，只得28篇。伏生用這28篇的不全《尚書》，講學於齊魯之間。由於這些篇章是用當時的隸書寫成的，故稱為今文《尚書》。這部書被漢朝政府列於學官，據多數學者的考證，認為它是真的。漢武帝時，魯恭王劉餘為了擴大自己的宮殿範圍，拆毀了孔子的舊宅，並從孔宅牆壁中發現了許多用蝌蚪文字（漢以前的大篆或籀文）寫成的竹簡，為古文《尚書》。當時的學者孔安國（孔子的後代），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書》互相校讀了一遍，多出了16篇。這部古文《尚書》一直沒有被漢朝所重視，也沒有列於學官，又沒有人傳授。到王莽時才把這部古文《尚書》列於學官。到東漢時，才逐漸盛行，當時的大學者馬融、鄭玄等人併為它作註釋，於是才盛行於世。但它與今文《尚書》相比較，還是不如今文《尚書》被人重視。東晉元帝（司馬睿）時，豫章內史梅賾曾經向朝廷獻上25篇的古文《尚書》（它與漢代的古文《尚書》也不同），還有偽造的孔安國《尚書傳》。東晉政府把它列於學官，影響較大，在社會上流傳了很長的時間。到唐朝貞觀五年（631），唐太宗命令修撰群經正義，孔穎達作《尚書正義》和陸德明寫《經典釋文》時，都是根據梅跡所獻的這個本子。於是它便成了官府的標準本，以後又收入《十三經注疏》中，廣為流行。到了南宋初年，朱熹等學者開始懷疑梅賾這部書，認為從文字看，不像周秦時的文詞。到明清時，有更多的學者繼續指責梅跡這部書。明梅鷟作《尚書考異》，清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清惠棟作《古文尚書考》，都認為梅賾的《尚書》為偽書。這一來，梅賾的古文《尚書》其真偽，便成定論。由於漢朝時從孔府壁中取出的蝌蚪文《尚書》早已散失，東晉梅跡的古文《尚書》雖被認為是偽書，但它們被收入《十三經注疏》中，廣為流行，也就弄假成真了。我們今天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即今文《尚書》與梅氏所獻的古文《尚書》的合編本，共58篇，即《虞書》五篇、《夏書》四篇、《商書》十七篇、《周書》三十二篇。《尚書》為我們研究中國原始社會末期和夏商周奴隸社會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資料。如《堯典》記載著堯、舜、禹的“禪讓”故事，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度權位繼承情況。《禹貢》是中國最早的歷史地理文獻。《盤庚》記述商朝遷都情況。《尚書》是難讀的。司馬遷寫《史記》時，採用了《尚書》的材料，或錄全文，或取部分文字，但他運用了“以訓詁代經文”的原則，把《尚書》的原文翻譯了一遍，使先秦的古書，變成為漢代通行的語言文字。例如《尚書?堯典》中有“欽若昊天”的話，《史記?五帝本紀》便寫為“敬順昊天”。又如《堯典》中的“瞽子”，《五帝本紀》中改作“盲者”。所以我們可以把《尚書》和《史記》中的《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等對照來讀。歷代研究、註釋《尚書》的著作很多，最通行的是《十三經注疏》本的《尚書正義》，由於它是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的合編，其中真偽參半，我們必須予以分辨。即使是偽造的那一部分，也是出於魏晉人之手，對於研究《尚書》來說，也是有參考價值的。清代學者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註疏》，是比較好的注本，它吸收了清代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近人曾運乾的《尚書正讀》和牟庭的《同文尚書》等，也可供我們參考。《四庫提要·尚書正義》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為之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鷟《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一條，謂駒驪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為《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條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若璩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不雲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雲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為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惟德明於《舜典》下注雲：“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有‘睿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為穎達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此雖以末為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為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公武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一家，故云然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為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最早的史書《尚書》介紹《尚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書，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歷史典籍之一。古人“尚”與“上”通用，“書”原來就是史，上古時，史為記事之官，書為史官所記之史，由於這部書所記載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書》。《尚書》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尚書者，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故謂之《尚書》。”（王充《論衡?正說篇》）《尚書》也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檔案彙編，它的“典”、“謨”、“訓”、“誥”、“誓”、“命”六體，有的是講演辭，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談話記錄。《尚書》記事的內容，上起原始社會末期的唐堯，下至春秋時的秦穆公。《尚書》按時代先後，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共100篇。《尚書》是由誰編纂的呢？歷來有不同的說法，但司馬遷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編纂的。孔子是中國古代文化承上啟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禮、樂廢，《詩》、《書》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遊列國之後回到魯國，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編訂《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上面，還為《尚書》寫了序。司馬遷說，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史記?孔子世家》）因此，《尚書》被儒家列為經典之一。孔子收徒講學時，還選用了這些典籍作為教材。他認為這六種教材，可以使人“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 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禮記?經解》）這說明了“六經”的教育意義和教育價值。 《尚書》是中國上古時代歷史文獻的彙集。因為它廣泛記敘了中國當時的政治歷史與社會情況，所以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史學的發軔之作。在先秦時代，《尚書》只稱為《書》，有時也加上時代名稱，分別稱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到了漢代才稱為《尚書》，表示它是上古時代的書。相傳孔子曾經對於《書》的各篇加以刪定，“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並且將《書》作為教授弟子的一種教本。大約到戰國時期《書》才正式編定。秦代禁止民間私藏《詩》、《書》，但秦王朝任博士之職者仍可以擁有。經秦博士整理寫定的《書》約有百篇。漢代所流行的伏生本《尚書》“可能是秦的官本，乃經秦博士加以部分的編理的”（陳夢家《尚書通論》第111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經過秦漢之際的社會大動盪，《書》漸漸亡佚。據說秦博士伏生把《書》藏在牆壁裡，但還是丟了數十篇，到漢惠帝時，他才找到二十九篇，用以在齊、魯地區教授學生。伏生所傳授的《尚書》用漢代隸書寫定，後來便被稱為《今文尚書》。另外，漢代還有用先秦時代的古文所寫定的《尚書》被稱為《古文尚書》。這部書“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這部書又稱為孔壁《尚書》，它比《今文尚書》多出十六篇。經漢魏之際的社會動亂以後，這部《尚書》亡佚殆盡。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傳》五十八篇，說是漢代孔安國為之作傳的《尚書》傳本，比《今文尚書》多出二十五篇。自唐以後，對於梅賾所獻的這部書不斷有人懷疑，據《朱子語類》載，宋代朱熹曾疑此書“平易易曉”，與伏生書“艱澀難曉”殊不類，所以懷疑其為“假書”，並且所謂的“孔傳”也非孔安國所作，亦是“偽書”。此後學術界疑此書的人漸多。清代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列舉證據，反覆辨析此書之偽，自此定讞，此後這部在學術界即被稱為《偽古文尚書》，其註解亦被稱為“偽孔傳”。《尚書》在中國學術史的重大影響，特別表現在由它引起的長時期的經今文學與經古文學的鬥爭和宋元明清時代的辨偽求實學風的發展這樣兩個方面。《尚書》在中國學術史上有著極重要的地位。因為它儲存了中國上古時代最為重要的政治歷史文獻，所以成為歷代人們瞭解和研究上古歷史的最重要的文獻依據。早在先秦時代，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大師，以及《左傳》、《國語》、《韓非子》、《呂氏春秋》、《禮記》等書，都曾引用《尚書》來闡述歷史和自己的理論。漢代自武帝時《尚書》被立為《五經》之一，並設立博士以後，官學和私家研討《尚書》之風都十分興盛。大史學家司馬遷撰寫堯舜禹及夏商周時代的歷史，許多地方都是以《尚書》的記載為藍本的，直到今天我們認識古代歷史，《尚書》仍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正由於它無比重要，所以對於《尚書》的研討態度及方法，就成為構成不同學派（特別是經今文學與經古文學）的主要依據，並且隨著時代演進，學派間相互辨難，這就大大促進中國古代經學、史學等的發展。一部書能夠影響整個中國古代學風，並引起歷代人們研讀的巨大興趣，無出《尚書》其右者。《尚書》各篇的撰寫與編定時代不一，但可以看出，其編寫者已經有了越來越自覺的史學意識。成書於殷周時代的《盤庚》及周初八誥，不僅史料價值最高，而且其記事、記言與寫人都已粗具規模，行文述事亦很有邏輯。《盤庚》三篇除記載王誥辭以外，還以簡略的語言記載了遷都的過程。《召誥》記載周營建東都雒邑事，開始就說：“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已經完整地記載了事情的時間地點和經過。《多士》、《多方》兩篇記載周公對於殷遺民和諸方國首領的誥辭，也都是先簡略寫事情原委，再寫誥辭內容。而《洛誥》則將所述事情的時間地點記於文末，最後言“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指明這是周公攝政稱王第七年十二月的事情。時代比殷盤周誥稍晚的《顧命》篇則以精煉的語言將武王逝世、周公攝政、還政成王繁瑣雜亂的史事細節寫得清清楚楚，還營造出靜穆肅莊的王室大事的氛圍。總之，《尚書》各篇在記事方面雖然還處於初步發展的階段，但已具備記事本末的雛形。此外，在史學語言的應用上，《尚書》諸篇也多獨具匠心。雖然由於時代懸隔今天讀起來有佶屈聱牙之感，但在當時卻是十分生動的。《尚書》不僅為後世人們認識中國上古時代的歷史提供了極為寶貴資料，而且其寫作為後世史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我們今天研讀《尚書》的時候，應當瞭解其成書源流，分辨今、古文《尚書》的不同。《偽古文尚書》的價值雖然遠遠趕不上今文《尚書》，但是它畢竟為時代較早的魏晉時代所編撰，其所依據的材料有不少現在已經見不到了，所以它也是有重要價值的篇章。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把《尚書》列為禁書，規定民間所藏的《尚書》均需燒燬。此後，引起了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的爭論。秦焚書時，濟南有個名叫勝的博士伏生，他秘密地把《尚書》藏在宅中的牆壁間。漢初局勢穩定之後，他從壁中取出藏書時，書已散亂不堪，只得28篇。伏生用這28篇的不全《尚書》，講學於齊魯之間。由於這些篇章是用當時的隸書寫成的，故稱為今文《尚書》。這部書被漢朝政府列於學官，據多數學者的考證，認為它是真的。漢武帝時，魯恭王劉餘為了擴大自己的宮殿範圍，拆毀了孔子的舊宅，並從孔宅牆壁中發現了許多用蝌蚪文字（漢以前的大篆或籀文）寫成的竹簡，為古文《尚書》。當時的學者孔安國（孔子的後代），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書》互相校讀了一遍，多出了16篇。這部古文《尚書》一直沒有被漢朝所重視，也沒有列於學官，又沒有人傳授。到王莽時才把這部古文《尚書》列於學官。到東漢時，才逐漸盛行，當時的大學者馬融、鄭玄等人併為它作註釋，於是才盛行於世。但它與今文《尚書》相比較，還是不如今文《尚書》被人重視。東晉元帝（司馬睿）時，豫章內史梅賾曾經向朝廷獻上25篇的古文《尚書》（它與漢代的古文《尚書》也不同），還有偽造的孔安國《尚書傳》。東晉政府把它列於學官，影響較大，在社會上流傳了很長的時間。到唐朝貞觀五年（631），唐太宗命令修撰群經正義，孔穎達作《尚書正義》和陸德明寫《經典釋文》時，都是根據梅跡所獻的這個本子。於是它便成了官府的標準本，以後又收入《十三經注疏》中，廣為流行。到了南宋初年，朱熹等學者開始懷疑梅賾這部書，認為從文字看，不像周秦時的文詞。到明清時，有更多的學者繼續指責梅跡這部書。明梅鷟作《尚書考異》，清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清惠棟作《古文尚書考》，都認為梅賾的《尚書》為偽書。這一來，梅賾的古文《尚書》其真偽，便成定論。由於漢朝時從孔府壁中取出的蝌蚪文《尚書》早已散失，東晉梅跡的古文《尚書》雖被認為是偽書，但它們被收入《十三經注疏》中，廣為流行，也就弄假成真了。我們今天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即今文《尚書》與梅氏所獻的古文《尚書》的合編本，共58篇，即《虞書》五篇、《夏書》四篇、《商書》十七篇、《周書》三十二篇。《尚書》為我們研究中國原始社會末期和夏商周奴隸社會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資料。如《堯典》記載著堯、舜、禹的“禪讓”故事，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度權位繼承情況。《禹貢》是中國最早的歷史地理文獻。《盤庚》記述商朝遷都情況。《尚書》是難讀的。司馬遷寫《史記》時，採用了《尚書》的材料，或錄全文，或取部分文字，但他運用了“以訓詁代經文”的原則，把《尚書》的原文翻譯了一遍，使先秦的古書，變成為漢代通行的語言文字。例如《尚書?堯典》中有“欽若昊天”的話，《史記?五帝本紀》便寫為“敬順昊天”。又如《堯典》中的“瞽子”，《五帝本紀》中改作“盲者”。所以我們可以把《尚書》和《史記》中的《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等對照來讀。歷代研究、註釋《尚書》的著作很多，最通行的是《十三經注疏》本的《尚書正義》，由於它是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的合編，其中真偽參半，我們必須予以分辨。即使是偽造的那一部分，也是出於魏晉人之手，對於研究《尚書》來說，也是有參考價值的。清代學者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註疏》，是比較好的注本，它吸收了清代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近人曾運乾的《尚書正讀》和牟庭的《同文尚書》等，也可供我們參考。《四庫提要·尚書正義》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為之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鷟《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一條，謂駒驪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為《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條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若璩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不雲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雲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為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惟德明於《舜典》下注雲：“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有‘睿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為穎達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此雖以末為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為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公武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一家，故云然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為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