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歷史，如從廣義上算，自1206年大蒙古國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從狹義上算，則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漢地，改行漢法，建元中統，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作為大一統王朝，它的壽命並不長久。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國古代許多大一統王朝都是在內憂外患交織的情況下走向滅亡的，而元朝則有所不同。終元一代，基本沒有強大的外患，只在前期與西北察合臺、窩闊臺兩汗國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戰爭，到元朝中期戰事已完全平息。
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於內憂。由於內部治理不善，使得這樣一個盛極一時的大帝國，過早地崩潰了。內部治理的問題究竟何在呢？我們過去習慣於用“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危機深重”之類理由解釋一個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
但這類理由適用於任何朝代，無助於顯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確，也只是表層的闡釋。如果我們不滿足於此，就必須深入到各朝代的歷史事實中探究其衰亡的具體緣故。對於元朝，恐怕需要從文化背景方面去找原因。
也就是說，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於統治集團與被統治地區的文化差異未能彌合。 中國古代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後受到漢族農業文明的薰陶，走上漢化道路，是一個總的歷史趨勢。但如具體分析，它們各自受漢文化影響的深淺和疾緩，是大有差別的。
就元朝而言，它的漢化道路與北魏、金、清等進入內地的北族王朝相比，顯得尤為艱難、尤為迂迴曲折，可用“遲滯”二字概括。所謂“遲滯”，不是指停止不動，而是指進展遲緩（相對於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國的草原本位政策，決定了蒙古大汗對漢地只採取間接統治，重搜刮而輕治理，造成“漢地不治”的局面。
忽必烈即位後，改弦更張，推行漢法，將統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漢地，從而在漢化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漢法的方針，從一開始就是不徹底的。隨著政權設定大體完備和儀文禮制初步告成，進一步推行漢法、彌合文化差異的工作趨於停滯。
此後終元一代的漢化程序，雖在個別問題上還有發展，但總體來看並未越出忽必烈所畫的圈子。大量阻礙社會進步的蒙古舊制，因為牽涉到貴族特權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長期儲存。統治者熱衷於對外擴張、對內斂財，使社會元氣在尚未充分恢復的情況下不斷受到新的打擊。
凡此種種，都使得元朝成為一個沒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統王朝。 元朝漢化的遲滯，是一個很複雜、值得探討的題目。它有多種表現，其中的一些史學界已作過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視政策的推行等等。
此處想首先就統治集團的文化素質這一側面來說。在元朝，以皇帝為代表的蒙古貴族接受漢文化十分緩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始終對漢族地區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較隔膜。這應當是漢化遲滯的一項主要內容。 蒙古貴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薩滿教，後來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侶為帝師，對其狂熱崇拜，皇帝親自從之受戒。
元中期在各路廣修帝師殿，祭祀第一任帝師八思巴，其規模製度超出孔廟。相形之下，儒學在蒙古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遜色得多。由於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他們對儒家學說的概念、體系感到難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對儒學產生一些興趣，但體會粗淺，後來在理財問題上與儒臣發生分歧，認為後者“不識事機” ，與其漸漸疏遠。
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稱“李先生（按指其師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義，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 。元朝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體政治環境制約，都未能有很大作為。
就整個朝廷而言，可以說儒家思想始終沒有被明確樹立為治國主導方針，失去了“獨尊”的地位。 語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類似情況。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創制“蒙古新字”，頒行天下，凡官方文書必用其書寫，再以當地文字（漢文、畏兀兒文等）附之。
為推廣這種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廣設蒙古字學進行教授。大批漢人為獲進身之階，入蒙古字學讀書。精熟蒙古語、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傾向已成為漢族社會中並不鮮見的事例。蒙古語的語法、詞法還滲入漢語當中，形成一種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話”文體。
遼、金、清諸朝都曾創立自己的文字，但沒有哪種文字能對漢族地區產生這麼大的作用力。而漢語文對蒙古貴族的影響，卻比對其他北族王朝的統治民族弱得多。宮廷中主要使用蒙語。史料記載忽必烈與儒臣許衡的對話情況說：“先生每有奏對，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
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可見忽必烈雖有一定程度的漢語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脫離翻譯。這種情況在元朝諸帝中應當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後兩個皇帝——文宗和順帝，漢語文水平稍高，屬於例外。
元朝的儒臣們為了向皇帝灌輸儒家思想，不得不將經書、史書和有關講解用蒙文翻譯出來進講，花費九牛二虎之力，其間甘苦，可謂一言難盡。蒙古、色目大臣通漢文的，也是少數。清人趙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
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任官，執筆署事，寫“七”字之鉤不從右轉而從左轉，“見者為笑”。作為漢族地區的統治者，對漢語文如此生疏，其統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寫到這裡我想說說我的觀點，當今社會，沒有英語等級就不能……限制很多，其實這也是上層建築的意思。
如果讓每個國家都來學習中文，那我們還用的著天天A、B、C嘛。扯遠了。 與漢化遲滯的特點相聯絡，元朝的政治體制也呈現出鮮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謂“既行漢法，又存國俗”。 所謂“無制度”，不能理解為沒有制度，而應當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與漢族王朝傳統的典章制度差距較大，或者名同實異。
北魏、金、清諸朝制度都有類似性質，但不如元朝明顯。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執行，表面看並沒有很強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質上卻仍反映出文化差異的背景。這實際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體現。 不妨以吏員出職制度為例。
曾有一些學者引經據典，將元朝的吏員出職與漢代制度相比附。蒙古統治者在制定、完善這一制度時，並沒有過多顧及傳統漢族社會的有關典制。與其說元朝吏制是漢代制度的遺存或再生，不如說它是蒙古統治者特殊統治意識的滲透，是他們對漢地制度認識不深、漢化不徹底的產物。
而作為吏員出職對立面的科舉制度卻突然停廢，每當有恢復可能時，統治者總是作出對其不利的選擇。恢復後，也有名無實，對用人格局沒有根本觸動。統治者在制定制度、採取措施、進行各種選擇時，其統治意識會導致決策的偏差，對歷史產生影響，體現出偶然性，對此我們過去重視不夠。
事實上，元朝的很多制度變化，往往並不見得是制度自身發展就較大歷史範圍而言）的自然趨勢，而主要是因為打上了蒙古貴族統治意識的烙印，需要從文化差異的背景去解釋。官制的混亂蕪雜、分封制的重新抬頭、相權的膨脹、地方權力的集中，大抵都可作如是觀。
好象唐朝到清朝就元朝的狀元沒有用，所以好多的文學家都寫曲去了，要是在現代我們天天聽新歌，呵呵。 談到蒙古貴族對漢地制度認識粗淺隔膜的問題，還可以舉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孫鐵穆耳（成宗）為皇儲，授給他“皇太子寶”，武宗因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仁宗）協助奪位有功，也立他為“皇太子”，後來明宗同樣立其弟文宗為皇太子。
這在漢地制度中絕對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蒙古統治者昧於漢制，錯誤地將“皇太子”當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儲固定專用詞。泰定帝為對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將皇太后之號升格為“太皇太后”，大臣自當力爭，指出“與典禮不合”，此事方才作罷。
漢地傳統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作為授予元勳重臣的榮寵虛銜。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卻將它們作為賞賜隨意濫授，甚至授予僧侶、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跡於朝”。僅據仁宗延五年五月的記載，禮部一次就鑄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六枚準備頒發。
由於太尉等銜加授過濫，元中期人已漸漸不再稱它們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稱為“上公”、“三師”的另外三個更高的榮譽頭銜——太師、太傅、太保。文宗時官修《經世大典》，就乾脆說“中國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對車載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則用“或置或否”四字輕輕帶過。
這一概念變化甚至被明朝所襲用。 元朝漢化遲滯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學者從不同方面對此作過研究，概括起來，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進入中原以前從事比較單純的遊牧-狩獵經濟，對漢族農業文明幾乎全無接觸和了解。
而拓跋鮮卑在南下前長期附塞居住，與農業社會有較多接觸（契丹情況亦然），女真（滿族）人則很早就開始進行粗放的農業生產。因此前者認識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接受相關的一套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就要比後者困難得多。
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國後，所接觸唯一成體系的先進文化就是漢文化。而蒙古建國後，除漢文化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對本土文化貧乏的蒙古統治者來說，漢文化並不是獨一無二的藥方。
第三，儘管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在建立不久就陷於事實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國，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元朝在名義上一直還只是蒙古世界帝國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存在著一個強大而保守的草原遊牧貴族集團。
這就使得元朝統治集團仍不能擺脫草原本位政策的影響，長期難以做到完全從漢族地區的角度出發來看問題。這一情況，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備的。因此，很難將元朝漢化遲滯的責任歸咎於忽必烈。 在討論行元朝的時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許衡，他很早即就此問題發表過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見。
至元三年（1266），許衡向忽必烈上疏，論述“立國規模”，集中談到行用“漢法”的問題。當時忽必烈即位已經七年，漢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國家統治重心的轉移亦已完成。但在許衡看來，漢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長遠規劃，“日計有餘而月計不足”，“無一定之論”。
他說：“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可見他認為漢法還沒有完全實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元朝漢化程序的估計相當悲觀，認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則是由於“國朝土餘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
“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聖王為治之地，則必諮嗟怨憤，喧譁其不可也”。而且滅金以後“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更加大了改革難度。
因此許衡提出一套循序漸進的方針，“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要求忽必烈“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這樣才有可能達到“致治之功”。這篇奏疏非常有助於我們瞭解元初的政治形勢和元朝的歷史特徵。
類似的低沉論調，在其他幾個北族王朝是很難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為進入漢地的北方民族政權，其統治者都會在相當長時間裡保持比較強的民族意識。這種自身民族意識可能會引發文化衝突，如北魏的崔浩國史之獄、清朝的強制剃髮和文字獄，都釀成了大規模流血事件，並以統治者一方獲勝告終。
然而在個別問題上文化衝突的激烈程度，並不與文化差異的大小成正比。相反，這種個別衝突愈激烈，可能說明統治者虛弱自卑、對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嚴重。元朝的情況則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寬容頗為當代史學家所羨稱，而同時蒙古統治者的民族意識實際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
元王朝或許因此而早衰，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後能夠長久保持自己的傳統，為中華民族大家庭歷史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也反映出歷史的複雜性。
元朝的歷史，如從廣義上算，自1206年大蒙古國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從狹義上算，則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漢地，改行漢法，建元中統，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作為大一統王朝，它的壽命並不長久。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國古代許多大一統王朝都是在內憂外患交織的情況下走向滅亡的，而元朝則有所不同。終元一代，基本沒有強大的外患，只在前期與西北察合臺、窩闊臺兩汗國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戰爭，到元朝中期戰事已完全平息。
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於內憂。由於內部治理不善，使得這樣一個盛極一時的大帝國，過早地崩潰了。內部治理的問題究竟何在呢？我們過去習慣於用“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危機深重”之類理由解釋一個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
但這類理由適用於任何朝代，無助於顯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確，也只是表層的闡釋。如果我們不滿足於此，就必須深入到各朝代的歷史事實中探究其衰亡的具體緣故。對於元朝，恐怕需要從文化背景方面去找原因。
也就是說，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於統治集團與被統治地區的文化差異未能彌合。 中國古代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後受到漢族農業文明的薰陶，走上漢化道路，是一個總的歷史趨勢。但如具體分析，它們各自受漢文化影響的深淺和疾緩，是大有差別的。
就元朝而言，它的漢化道路與北魏、金、清等進入內地的北族王朝相比，顯得尤為艱難、尤為迂迴曲折，可用“遲滯”二字概括。所謂“遲滯”，不是指停止不動，而是指進展遲緩（相對於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國的草原本位政策，決定了蒙古大汗對漢地只採取間接統治，重搜刮而輕治理，造成“漢地不治”的局面。
忽必烈即位後，改弦更張，推行漢法，將統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漢地，從而在漢化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漢法的方針，從一開始就是不徹底的。隨著政權設定大體完備和儀文禮制初步告成，進一步推行漢法、彌合文化差異的工作趨於停滯。
此後終元一代的漢化程序，雖在個別問題上還有發展，但總體來看並未越出忽必烈所畫的圈子。大量阻礙社會進步的蒙古舊制，因為牽涉到貴族特權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長期儲存。統治者熱衷於對外擴張、對內斂財，使社會元氣在尚未充分恢復的情況下不斷受到新的打擊。
凡此種種，都使得元朝成為一個沒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統王朝。 元朝漢化的遲滯，是一個很複雜、值得探討的題目。它有多種表現，其中的一些史學界已作過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視政策的推行等等。
此處想首先就統治集團的文化素質這一側面來說。在元朝，以皇帝為代表的蒙古貴族接受漢文化十分緩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始終對漢族地區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較隔膜。這應當是漢化遲滯的一項主要內容。 蒙古貴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薩滿教，後來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侶為帝師，對其狂熱崇拜，皇帝親自從之受戒。
元中期在各路廣修帝師殿，祭祀第一任帝師八思巴，其規模製度超出孔廟。相形之下，儒學在蒙古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遜色得多。由於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他們對儒家學說的概念、體系感到難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對儒學產生一些興趣，但體會粗淺，後來在理財問題上與儒臣發生分歧，認為後者“不識事機” ，與其漸漸疏遠。
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稱“李先生（按指其師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義，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 。元朝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體政治環境制約，都未能有很大作為。
就整個朝廷而言，可以說儒家思想始終沒有被明確樹立為治國主導方針，失去了“獨尊”的地位。 語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類似情況。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創制“蒙古新字”，頒行天下，凡官方文書必用其書寫，再以當地文字（漢文、畏兀兒文等）附之。
為推廣這種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廣設蒙古字學進行教授。大批漢人為獲進身之階，入蒙古字學讀書。精熟蒙古語、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傾向已成為漢族社會中並不鮮見的事例。蒙古語的語法、詞法還滲入漢語當中，形成一種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話”文體。
遼、金、清諸朝都曾創立自己的文字，但沒有哪種文字能對漢族地區產生這麼大的作用力。而漢語文對蒙古貴族的影響，卻比對其他北族王朝的統治民族弱得多。宮廷中主要使用蒙語。史料記載忽必烈與儒臣許衡的對話情況說：“先生每有奏對，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
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可見忽必烈雖有一定程度的漢語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脫離翻譯。這種情況在元朝諸帝中應當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後兩個皇帝——文宗和順帝，漢語文水平稍高，屬於例外。
元朝的儒臣們為了向皇帝灌輸儒家思想，不得不將經書、史書和有關講解用蒙文翻譯出來進講，花費九牛二虎之力，其間甘苦，可謂一言難盡。蒙古、色目大臣通漢文的，也是少數。清人趙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
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任官，執筆署事，寫“七”字之鉤不從右轉而從左轉，“見者為笑”。作為漢族地區的統治者，對漢語文如此生疏，其統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寫到這裡我想說說我的觀點，當今社會，沒有英語等級就不能……限制很多，其實這也是上層建築的意思。
如果讓每個國家都來學習中文，那我們還用的著天天A、B、C嘛。扯遠了。 與漢化遲滯的特點相聯絡，元朝的政治體制也呈現出鮮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謂“既行漢法，又存國俗”。 所謂“無制度”，不能理解為沒有制度，而應當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與漢族王朝傳統的典章制度差距較大，或者名同實異。
北魏、金、清諸朝制度都有類似性質，但不如元朝明顯。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執行，表面看並沒有很強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質上卻仍反映出文化差異的背景。這實際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體現。 不妨以吏員出職制度為例。
曾有一些學者引經據典，將元朝的吏員出職與漢代制度相比附。蒙古統治者在制定、完善這一制度時，並沒有過多顧及傳統漢族社會的有關典制。與其說元朝吏制是漢代制度的遺存或再生，不如說它是蒙古統治者特殊統治意識的滲透，是他們對漢地制度認識不深、漢化不徹底的產物。
而作為吏員出職對立面的科舉制度卻突然停廢，每當有恢復可能時，統治者總是作出對其不利的選擇。恢復後，也有名無實，對用人格局沒有根本觸動。統治者在制定制度、採取措施、進行各種選擇時，其統治意識會導致決策的偏差，對歷史產生影響，體現出偶然性，對此我們過去重視不夠。
事實上，元朝的很多制度變化，往往並不見得是制度自身發展就較大歷史範圍而言）的自然趨勢，而主要是因為打上了蒙古貴族統治意識的烙印，需要從文化差異的背景去解釋。官制的混亂蕪雜、分封制的重新抬頭、相權的膨脹、地方權力的集中，大抵都可作如是觀。
好象唐朝到清朝就元朝的狀元沒有用，所以好多的文學家都寫曲去了，要是在現代我們天天聽新歌，呵呵。 談到蒙古貴族對漢地制度認識粗淺隔膜的問題，還可以舉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孫鐵穆耳（成宗）為皇儲，授給他“皇太子寶”，武宗因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仁宗）協助奪位有功，也立他為“皇太子”，後來明宗同樣立其弟文宗為皇太子。
這在漢地制度中絕對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蒙古統治者昧於漢制，錯誤地將“皇太子”當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儲固定專用詞。泰定帝為對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將皇太后之號升格為“太皇太后”，大臣自當力爭，指出“與典禮不合”，此事方才作罷。
漢地傳統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作為授予元勳重臣的榮寵虛銜。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卻將它們作為賞賜隨意濫授，甚至授予僧侶、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跡於朝”。僅據仁宗延五年五月的記載，禮部一次就鑄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六枚準備頒發。
由於太尉等銜加授過濫，元中期人已漸漸不再稱它們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稱為“上公”、“三師”的另外三個更高的榮譽頭銜——太師、太傅、太保。文宗時官修《經世大典》，就乾脆說“中國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對車載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則用“或置或否”四字輕輕帶過。
這一概念變化甚至被明朝所襲用。 元朝漢化遲滯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學者從不同方面對此作過研究，概括起來，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進入中原以前從事比較單純的遊牧-狩獵經濟，對漢族農業文明幾乎全無接觸和了解。
而拓跋鮮卑在南下前長期附塞居住，與農業社會有較多接觸（契丹情況亦然），女真（滿族）人則很早就開始進行粗放的農業生產。因此前者認識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接受相關的一套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就要比後者困難得多。
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國後，所接觸唯一成體系的先進文化就是漢文化。而蒙古建國後，除漢文化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對本土文化貧乏的蒙古統治者來說，漢文化並不是獨一無二的藥方。
第三，儘管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在建立不久就陷於事實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國，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元朝在名義上一直還只是蒙古世界帝國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存在著一個強大而保守的草原遊牧貴族集團。
這就使得元朝統治集團仍不能擺脫草原本位政策的影響，長期難以做到完全從漢族地區的角度出發來看問題。這一情況，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備的。因此，很難將元朝漢化遲滯的責任歸咎於忽必烈。 在討論行元朝的時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許衡，他很早即就此問題發表過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見。
至元三年（1266），許衡向忽必烈上疏，論述“立國規模”，集中談到行用“漢法”的問題。當時忽必烈即位已經七年，漢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國家統治重心的轉移亦已完成。但在許衡看來，漢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長遠規劃，“日計有餘而月計不足”，“無一定之論”。
他說：“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可見他認為漢法還沒有完全實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元朝漢化程序的估計相當悲觀，認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則是由於“國朝土餘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
“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聖王為治之地，則必諮嗟怨憤，喧譁其不可也”。而且滅金以後“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更加大了改革難度。
因此許衡提出一套循序漸進的方針，“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要求忽必烈“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這樣才有可能達到“致治之功”。這篇奏疏非常有助於我們瞭解元初的政治形勢和元朝的歷史特徵。
類似的低沉論調，在其他幾個北族王朝是很難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為進入漢地的北方民族政權，其統治者都會在相當長時間裡保持比較強的民族意識。這種自身民族意識可能會引發文化衝突，如北魏的崔浩國史之獄、清朝的強制剃髮和文字獄，都釀成了大規模流血事件，並以統治者一方獲勝告終。
然而在個別問題上文化衝突的激烈程度，並不與文化差異的大小成正比。相反，這種個別衝突愈激烈，可能說明統治者虛弱自卑、對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嚴重。元朝的情況則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寬容頗為當代史學家所羨稱，而同時蒙古統治者的民族意識實際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
元王朝或許因此而早衰，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後能夠長久保持自己的傳統，為中華民族大家庭歷史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也反映出歷史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