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抒發了作者個人的憤懣，但在不平之鳴中道出了一個真理：只有愛護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樂於為善”。此文從“責己”、“待人”兩個方面，進行古今對比，指出當時社會風氣澆薄，毀謗滋多，並剖析其原因在於“怠”與“忌”。行文嚴肅而懇切，句式整齊有變化，語言生動形象，刻畫入木三分。
第一段先說“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是“古之君子”的表現特徵，也是這段的中心論點。責己、待人是論題並列的兩個方面，論證也從此入手。首論“責己也重以周”。文章以一向被古人尊為聖君或聖賢的舜和周公為例，這就增強了說服力和可信性，因為取的是楷模，是無可非議的典範。但兩人的情況又有所不同，前者取其“仁義”，後者取其“多才多藝”，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德才並舉。古之君子去掉自身那些不如他們的缺點，努力符合他們所代表的道德行為規範，這正是責己重以周的表現。次談“待人也輕以約”。於人“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這是對他人缺點的態度；而對他人的優點卻唯恐其做了好事而得不到應有的利益。本來，做一件好事不難，具一技之長亦是易事，可是對他人來說，能做到這些亦足稱善了，這正是待人輕以約的表現。以上是古之君子責己待人的正確態度，但對文章來說卻非正題，而是陪襯，是客體，因為要探求謗毀之源的物件是“今之君子”的態度，那才是正題和主體。所以第二段馬上轉到對“今之君子”的表現的剖析上來。緊承上文，一個“則不然”即昭然揭示了“今之君子”的態度。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談古之君子的態度時用的是“責己”、“待人”；而現在談“今之君子”卻作了一個顛倒，變在“責人”、“待己”。雖是一字之差，表現卻恰好相反，同時也給論證提供了便利：只需點明其與古之君子的態度相悖即可。例如，對人的缺點，一個是“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一個是“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對人的優點，一個是“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個是“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等等。最後得出結論：今之君子責人詳、待己廉的實質是“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對自己比對普通人的要求還低，而對他人卻拿聖人的標準來衡量。當然，這種人連對己也談不上自尊，更何況他人了。行文至此，在充分擺事實、講道理之後，突然用一評論句收束，簡捷有力，而又見得跌宕有致，開合自如，誠非大手筆不能為之。最後一段用三句話，既交代了文章的寫作目的，呼籲當權者糾正這股毀謗歪風，又語重心長、寄託了作者對國是的期望。
韓愈的議論文一般都具有結構嚴謹、說理透闢、邏輯嚴密的特點，《原毀》也不例外。文章的宗旨在於探索毀謗之根源，從古今君子之對比入手，先古後今，由正到反，最後揭示根源，間架細密，環環相扣，足見作者結構佈局之匠心。文章最突出的特點還是對比和排比修辭手法的運用。通篇以古今君子相對比，比較他們對人對己態度的不同；而在描述古或今之君子的表現時，其對人對己的不同又構成一比；最後再以“某良士”、“某非良士”的一反一正的“試語”相對比，甚至把對比和一定的形象性描寫結合起來，揭露的作用更鮮明尖銳。兩個“責於己曰”、“早夜以思”等排比。 全用重周、輕約、詳廉、怠忌八字立說。然其中只以一‘忌’字，原出毀者之情，局法亦奇。若他人作比，則不免露爪張牙，多作仇憤語矣。（《古文觀止》）
文章抒發了作者個人的憤懣，但在不平之鳴中道出了一個真理：只有愛護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樂於為善”。此文從“責己”、“待人”兩個方面，進行古今對比，指出當時社會風氣澆薄，毀謗滋多，並剖析其原因在於“怠”與“忌”。行文嚴肅而懇切，句式整齊有變化，語言生動形象，刻畫入木三分。
第一段先說“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是“古之君子”的表現特徵，也是這段的中心論點。責己、待人是論題並列的兩個方面，論證也從此入手。首論“責己也重以周”。文章以一向被古人尊為聖君或聖賢的舜和周公為例，這就增強了說服力和可信性，因為取的是楷模，是無可非議的典範。但兩人的情況又有所不同，前者取其“仁義”，後者取其“多才多藝”，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德才並舉。古之君子去掉自身那些不如他們的缺點，努力符合他們所代表的道德行為規範，這正是責己重以周的表現。次談“待人也輕以約”。於人“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這是對他人缺點的態度；而對他人的優點卻唯恐其做了好事而得不到應有的利益。本來，做一件好事不難，具一技之長亦是易事，可是對他人來說，能做到這些亦足稱善了，這正是待人輕以約的表現。以上是古之君子責己待人的正確態度，但對文章來說卻非正題，而是陪襯，是客體，因為要探求謗毀之源的物件是“今之君子”的態度，那才是正題和主體。所以第二段馬上轉到對“今之君子”的表現的剖析上來。緊承上文，一個“則不然”即昭然揭示了“今之君子”的態度。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談古之君子的態度時用的是“責己”、“待人”；而現在談“今之君子”卻作了一個顛倒，變在“責人”、“待己”。雖是一字之差，表現卻恰好相反，同時也給論證提供了便利：只需點明其與古之君子的態度相悖即可。例如，對人的缺點，一個是“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一個是“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對人的優點，一個是“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個是“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等等。最後得出結論：今之君子責人詳、待己廉的實質是“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對自己比對普通人的要求還低，而對他人卻拿聖人的標準來衡量。當然，這種人連對己也談不上自尊，更何況他人了。行文至此，在充分擺事實、講道理之後，突然用一評論句收束，簡捷有力，而又見得跌宕有致，開合自如，誠非大手筆不能為之。最後一段用三句話，既交代了文章的寫作目的，呼籲當權者糾正這股毀謗歪風，又語重心長、寄託了作者對國是的期望。
韓愈的議論文一般都具有結構嚴謹、說理透闢、邏輯嚴密的特點，《原毀》也不例外。文章的宗旨在於探索毀謗之根源，從古今君子之對比入手，先古後今，由正到反，最後揭示根源，間架細密，環環相扣，足見作者結構佈局之匠心。文章最突出的特點還是對比和排比修辭手法的運用。通篇以古今君子相對比，比較他們對人對己態度的不同；而在描述古或今之君子的表現時，其對人對己的不同又構成一比；最後再以“某良士”、“某非良士”的一反一正的“試語”相對比，甚至把對比和一定的形象性描寫結合起來，揭露的作用更鮮明尖銳。兩個“責於己曰”、“早夜以思”等排比。 全用重周、輕約、詳廉、怠忌八字立說。然其中只以一‘忌’字，原出毀者之情，局法亦奇。若他人作比，則不免露爪張牙，多作仇憤語矣。（《古文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