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凡是到過曲阜參觀遊覽的人，大都對孔廟裡的成化碑留有深刻的印象。

曲阜作為孔子故里，有眾多的名勝古蹟，更有為數眾多的石碑。

據統計，這裡有各種碑碣數千幢。這些石碑包括祀孔碑、謁孔碑、功德碑、蠲免差徭碑、“旌忠”“節孝”碑以及各種墓碑、題記等，這些碑碣除了大量的用漢文刻成外，還有一些少數民族文字，如滿文、蒙古文字等。

無論從年代跨度上，數量上，還是從歷史、藝術價值上，曲阜的石碑都堪與西安碑林相媲美。

然而，孔廟的成化碑何以能給人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

第二部分

成化碑全稱《御製重修孔子廟碑》，立於明朝成化四年（1468），故通常稱為成化碑。

1464年，明憲宗朱見深即位，逾年改元成化，即位之年便下令重修曲阜的闕里孔子廟，成化四年竣工，成化碑即立於此年。

該石碑立於孔廟奎文閣院同文門前的東側，碑身與碑額通高6米有餘，碑身寬2. 2米，厚約0. 5米；刻有十分規整的26行正楷大字；碑額部分精雕細刻有盤龍旭日。

碑身下有高1. 25米的龜趺（贔屓），雕刻也十分精細。

第三部分

成化碑的形制和書法固然引人注目，但最為引人注目的還是它的內容。

碑文除了簡述修建孔廟的經過外，主要是對孔子之道的讚揚。

碑文開頭即說：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慼系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

接著，碑文又對孔子之道進行闡述說：

“蓋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無載於六經者是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所未有者！”

第四部分

在先秦時期，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派僅僅是諸子百家中的一派，孔子去世後，在孔子弟子和孔子後學的宣揚之下，儒家成了諸子學說中的“顯學”。

到了西漢武帝時期，為了適應其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被定於一尊，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從此便與中國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

東漢末年以來，道教產生，佛教傳入，從此，儒、佛、道的鬥爭與融合便貫穿了魏晉隋唐的社會歷史之中。

然而，儒家思想畢竟適應了中國傳統的宗法農業社會，所以，總體來講，不論社會經歷了怎樣的艱難曲折，孔子和儒家的思想一直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根本。

宋明時期，理學產生，儒家之學被髮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唐代韓愈首倡的儒家“道統”說也得到更進一步的申說，孔子與政治的聯絡也自然更為密切。

第五部分

明朝建立以後，明太祖朱元璋十分注意利用孔子和儒學，開了明代尊孔的先河。

正如成化碑碑文中所說：“迨我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以京師達於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即遣官致祭，為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太宗文皇帝重修廟宇而一新之，亦為之以紀其實而立碑焉。”

明初尊孔，不僅在天下提倡儒學，更對孔子後裔加以優渥，到孔子故里進行祭祀，其後，明代其他帝王也紛紛效仿。

明憲宗即是如此，他“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修之”。工程完畢之後，自然也要立碑，向天下昭示其尊孔之意。

對此，明憲宗自白道：“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缺。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為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冀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太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

碑文最後說：“用是為文勒石，樹於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這樣，成化碑之立，其用意是昭昭然的。從這裡看出，曲阜孔子廟越修越大，也就像孔子思想歷久不衰那樣，是因為它與封建政治之間的緊密關聯，是因為“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成化碑把尊崇孔子之道推到了極致，它充分道出了歷代封建王朝尊崇孔子的原因所在，說明了儒家思想與封建政治之間的關係，是歷代帝王尊孔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