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規定。就明代來說，文官若父母去世，或是父親已死而祖父母去世，可以請假回家奔喪，並在家裡服三年之喪（實為二十七個月），稱為“持服”。喪服期滿後等待朝廷起用。倘若隱匿家中喪事，還要受罰。而如果皇帝認為該官員的職務特別重要，事關軍機要事，則可以將其“奪情起復”，提前結束其服喪期，回來供職。甚至可以不讓他服喪，就如張居正一樣。

當然，奪情一事往往會受到朝廷與士林中輿論的非議。因為古代王朝無不標榜以孝治天下，而父母死後在服制、飲食等方面抑制自己，表示對父母的哀悼，是儒家以禮的形式來表達孝思的重要方式。倘若一國的高官不為父母守喪，那就說明他是一個道德敗壞之徒，沒有作為領導人的資格。

而凡是武官，都沒有丁憂制度一說，即使是父母死了，不但不能（也不用）回家守喪，甚至在任上也不用服喪，照常任職即可。這樣一來，文官和武官，在倫理道德上被分隔開來，好像成了兩種人似的。到了明中後期，反而成為文官歧視武官的一種藉口。

對此，當時也有人建言，要求對武官也實施丁憂制度。例如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刑科給事中姜性就建議讓武臣也可守喪。姜性稱“況今承平日久，當此禮教大明之日，豈宜使武弁獨甘於匪類乎？”（《明神宗實錄》卷519）不守喪者即為“非類”，說明了守喪一事在當時的儒家倫理觀念中的重要地位。至於鎮守邊關及身處戰事中的將領，由督撫、巡按奏請留下任職，待事後再回家守制。不過，萬曆皇帝並沒有理會他的請求。

在溫相（溫長卿）的答案裡，談及了明代的相關情況。然而與明代相比，唐代在官員服喪守孝的問題上，卻可謂是截然不同的。

唐代的官員，不論文官、武官，抑或宦官、女官，在其父母去世後，理論上都需要辭官，並服喪守孝（而實際上是否會被奪情起復又是另一碼事兒了）。這種對“孝”的普遍的重視，首先就體現在“聞喪舉哀”上。

在得知自己父母去世的訊息後，無論身處何時、何地（即便是在戰時、戰地），官員都必須立刻“聞喪舉哀”，公開相關訊息，並向朝廷上報，申請解官守孝。如若不然，那就是“匿喪”。“匿喪”是屬於“十惡”之一的重罪，會被處以所謂“不孝流”【1】的流放刑罰。

注1：“不孝流”屬唐代法律上的“五流”（五種重流刑）之一，不能減刑、贖刑，遭逢大赦一般也不得赦免。

例如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時，殿中侍御史李鈞、京兆府法曹參軍李鍔兄弟二人在母親去世後，不為其舉哀。被發現後，兩人便都被處以了“不孝流”。

但是另一方面，中、晚唐時，各地藩鎮的節度使死後，子嗣、家屬為了自行推舉後繼者而匿喪數日的例子，卻也並不算鮮見。這種情況，朝廷則往往無可奈何，只得不了了之了。

在嚴格實行“聞喪舉哀”的同時，唐代亦同時存在著“奪情起復”的制度，以靈活應對現實狀況。

所謂“奪情起復”，就是在官員解官守孝但又未滿期（滿期通常為二十七個月）之前，甚至尚未開始服喪守孝時，下令其繼續任職，或重新授官，以處理各種軍、政公務。這一般是出於軍事等緊急事務的需要，抑或對大臣的重視與恩寵。

如唐高宗朝的宰相李義府，他在龍朔二年（662年）七月丁母憂，守孝兩個月後，於九月被奪情起復；

又如武周後期與唐中宗朝的女官上官婉兒，她丁母憂後，於中宗景龍三年（709年）十一月以“婕妤”身份起復；

再如晚唐時的大宦官楊復恭，其於懿宗鹹通十年（869年）丁憂後，被起復為樞密使。

武臣亦是如此，且唐代武臣被奪情起復後，常會在其官銜中掛上“起復”二字——

譬如穆宗長慶元年（821年）七月，成德軍內亂，前一年由魏博改任成德軍節度使的田弘正被殺。八月，唐廷起復田弘正之子田布為魏博節度使，期望其出兵征討成德軍，收拾殘局。此時，田布的官銜便為“起復寧遠將軍，守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同正員，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自古以來死者為重更別說是有養育之恩的父母了，在古代丁憂制度對於文官來說，非常寬鬆，但對於武將特別是正在打仗的武來說，接到父母的喪報，並不是你想回就可以回去的，在明朝朱元璋就規定，不管任何情況，武將都不需要丁憂，像之前的唐朝，宋朝也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