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就是這類書中的代表。僅2016年前9個月，就至少有譯林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人民郵電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現代出版社推出了新版的《烏合之眾》，令人眼花繚亂。

《烏合之眾》在中國備受追捧是很容易理解的現象：我們曾經經歷那群體狂熱的年代，至今也依然時常見證“暴民”的破壞性，對群體的瘋狂非理性有著切膚之痛。而勒龐對群體狂熱給出的診斷又非常簡單直接，沒有理解上的門檻和障礙：個體的人是理性的，一旦到了集體裡面，就喪失了理性，“不善推理，卻急於行動”，“誇大自己的感情”，“只會被極端感情所打動”……這些簡潔而堅定的判斷，讓人們可以迅速拿來解釋身邊的現象，易學易用。

然而很遺憾的是，西方學界最近百年來對群體行為的研究，早已拋棄了勒龐的理論。可以說，勒龐在今天的主流社會心理學中並不佔據一席之地。用聖母大學社會學教授Daniel J. Myers在一篇論文（The Diffusion of Collective Violence: Infectiousness, Susceptibility, and Mass Media Networks）中的話來說，勒龐式的群體觀念已經被後來的學者們徹底駁斥了（“have been thoroughly debunked”）。Myers本人的研究重點即是社會運動和集體行動中的擴散模式。

其實仔細想想便很容易發現勒龐理論中的粗糙乃至不合理之處。當我們從個體走進集體，真的就會發生從理性到非理性的轉變嗎？這種突然的轉變未免過於神奇？回想我們置身集體的時刻，真的成了喪失了頭腦、任人擺佈的木偶嗎？這種理性-瘋狂的二分法，未免過於絕對？

和勒龐同一時代的，還有另一位法國心理學家，他對於群體行為的研究長期被學界遺忘，在公眾中更是毫無知名度。但是近十年來，他的作品被學界重新挖掘出來。今天的教授們驚訝地發現：原來他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洞見，在今天依然能帶來重大的啟發。

他的名字是加布裡埃爾・塔爾德（Gabriel Tarde）。塔爾德和勒龐都生活在19世紀末期的法國，當時社會正經歷著巨大的變化和動盪：1870年建立的第三共和國牢固確立了（男性公民的）普選權，1882年銀行和股票市場崩潰，1892年發生權錢勾結的“巴拿馬醜聞”，法德關係依然緊張，炸彈襲擊和刺殺事件也屢有發生。整個社會籠罩在一種空前活躍，但又惶惶不安的氣氛之中，社會情緒變得衝動、暴躁。

塔爾德和勒龐都在觀察這個動盪社會中風起雲湧的群體行動。但是，和勒龐把人群叫做“烏合之眾”、“群氓”（crowd）不同，塔爾德將人群叫做“公眾”（public）。

19世紀末，法國頒佈的新聞法案讓一大批面向普通大眾的報紙得以誕生。世紀之交時，最大的報紙發行量已經超過百萬。有了報紙，民眾雖然可能住在相距很遠的地方，但卻享有了同樣的資訊，有了共同的知識基礎，這讓他們可以無障礙地對話，可以分享同樣的參與熱情，這也就促使各類群體運動不斷髮生。

所以，塔爾德認為，當時法國所見證的並不是群氓時代的到來，而是公眾時代的到來。民眾是被建立在共同資訊基礎上的對話聯絡在一起的。他們並非一旦置身集體就愚不可及、只懂跟隨，而是具備自己的判斷力和反思精神，可以和他人進行有效的互動。

互動的妙處在於：當一個人是孤立狀態時，他往往只考慮自己。而當和其他人對話時，則往往能走出自我中心，考慮他人的感受。在群體之中時，我們真的都是沉浸在情緒中、不顧及他人的人嗎？或者，群體中的我們其實依然在進行個體之間的互動？

塔爾德的觀點在社交媒體時代尤其具有啟發意義：我們每個人在一次次的轉發、點贊、評論中，切切實實參與了對話，這些對話讓網路上的公眾群體形成。透過勒龐和塔爾德的不同觀點，我們也可以思考網際網路上的“烏合之眾”現象。當越來越多的“暴民”、“噴子”出現時，是將他們簡單歸類為“群氓”，還是承認他們的主體性，研究他們所共享的資訊、共同的身份認同，進而試圖去理解他們的互動行為？這種不同的理解方式，會影響我們採用不同的行為方式：是無視、批評那些“群氓”，還是嘗試開啟對話，在互動中影響對方？

事實上，勒龐觀點的危險之處正在於：他會導向一種對民眾的蔑視和不信任，對“控制盲流”等威權政策的支援。而塔爾德則展現了另一種可能性：透過提高資訊質量，透過促進對話質量，獲得更好的公眾群體。

遺憾的是，和勒龐的作品在市面上大行其道不同，我們幾乎找不到塔爾德的作品。期待有出版社把對勒龐的熱情分一點點給塔爾德，讓中國讀者獲得勒龐之外的另一種更值得聽取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