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這麼說。

商鞅與秦孝公一起，耗盡一生，變法圖強，把秦國拉上戰車。秦國也因為商鞅的變法，成為一個公利，實用主義的國家。

商鞅的死，是必須的，他的存在，必定要阻礙新王的權威。只有商鞅死了，贏駟才能立威，新法才能繼續順利無阻推行，老世族才能收聲，不敢亂動。

新法的繼續推行，就是對商鞅的最大肯定。

就現在的話說商鞅就是工作狂，他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人，與秦孝公變法圖強，讓秦在短時間俯視六國，對於商鞅的結局，在他開始改革的那一刻起結局就已經註定了，他嚴重的威脅到了王公貴族們的利益。

我的看法可能有一些偏頗，隨意看看別介意。商鞅屬於法家重症患者，對民眾輕罪重判，輕視教化，臭名昭著的連坐法就是出自他手。甚至生養他的母親都不照顧一下，奴隸身份伴隨其一生。。。是他提倡君王和百姓絕對對立；國富則民弱，民福則國一定弱。他不曾溫柔對待民眾，又哪來的民眾虧欠他這一說。“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司馬遷《史記》如是說。

在我看來，再得到權利的同時，也得承擔風險，說不得不公平。

商鞅的功績不用多說，自魏國入秦，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後兩次實行以廢井田、開阡陌，實行縣制，獎勵耕織和戰鬥，實行連坐之法”為主要內容的變法。自此讓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鬥力不斷加強，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富強的集權國家。

凡事有利有弊，他讓秦國各方面得到迅猛發展的同時，大大得罪了老秦貴族，廢井田，開阡陌讓老秦利益以及受到重大損失，實行限制，讓老秦貴族的權利大大縮水，在每個貴族家族中哪裡會不出幾個紈絝子弟，而這些人必定促犯各種刑法，而變法前貴族間漠視刑法比比皆是，變法後一人犯法一族同罪，連坐讓貴族損失慘重，最終只能咬牙支援商鞅的變法，也由於秦孝公這個強大君王的的大力支援，老秦貴族勢力一在減弱，你說能不讓廣大貴族恨之入骨嗎。

而在秦孝公死後，新君掌握不了朝堂，畢竟就算變法，老秦貴族還是掌握大多的權利及兵力，新君為了保證自己更好掌握朝堂，只能把商鞅推出去以息老貴族的怒火，更不必說商鞅在變法中也得罪過新君。

商鞅是個載入史冊的人物。對秦國在戰國時代從七國中脫穎而出，並最後一騎絕塵居功至偉。也為華夏最終一統奠定了基礎。

功成名就，大權在握。可能商君有點飄飄然了，沒有急流勇退，忘記了自己始終是個“打工者”是角色。最後落得身雖敗而名永存的結局。

無論怎樣說，秦國的後繼者（秦惠文王）政府和人民都是對商君刻薄寡恩的! 完全是卸磨殺驢!

商君不同於後來的李斯，李斯見風使舵，蠅營狗苟，利用公權還篡改遺照!所以一定層面說是死有餘辜。

商君至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待見了，告老還鄉，財產充公，落得個平頭百姓足矣……

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徒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秦孝公繼位之初，接手的是一個面臨危機空前嚴重的秦國，在這種情況下，發出了上述求賢令，開出了很優厚的條件，強秦者，甚至可以“與之分土”，其態度之誠懇，為東方諸侯所不能比。

在這種情況下，商鞅入秦。拉開了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變法。

終其一生，商鞅是不幸的，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最後被五牛分屍；但他又是幸運的，商君之法，在秦國堅持了百年。後偶來漢承秦制，依然在延續。

那麼，問題就來了，商鞅被無情對待了嗎？

這個問題，我按照商鞅的生前和身後分別作答。

生前

變法過程中，遭到了以甘龍、杜摯等保守勢力的強力阻撓，甚至太子嬴駟亦是橫加干涉，在這種情況下，商鞅使出鐵的手段：

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

也就是說，將秦孝公庶兄公子贏虔削鼻，公孫賈黥刑，新法得以順利推行。在那個“刑不上大夫”的時代，顯然，這是破天荒的舉動，也為嬴駟埋下了復仇的種子。

另外，如果秦孝公不支援商鞅的話，他也是無法處置太子太傅的，所以商鞅是被充分信任的，所謂“士為知己者死”，這種信任，其實就是一種大恩。

身後

秦惠文王上位後，以甘龍、杜摯為首的保守派對商鞅發起清算運動，秦惠文王亦想立威，就利用贏虔等人羅織的商鞅罪名，將其五牛分屍。但是，華人怨聲載道，秦惠文王又成功的將這種民怨引到了甘龍等身上，於是便將甘龍、杜摯等守舊貴族一網打盡，並且為商鞅昭雪。

秦惠文王當年為太子時，觸犯新法，被貶民間，因此新法對秦國的好處，他是有切身體會的，在商鞅死後，他依然踐行商君法，這本身就是對商鞅的肯定，所以也不能說他殺了商鞅，就是對其無情。

商鞅最在乎的就是自己二十年嘔心瀝血的新法，只要還在秦國推行，就是對他最大的情。所以，無論生前還是死後，商鞅都是被厚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