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張鴻漸 是方鴻漸 他的性格特徵是：既善良又迂執，既正直又軟弱，既不諳世事又玩世不恭。方鴻漸的思想性格，反映了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他的遭遇，也正是當時一部分較正直的知識分子的遭遇和困厄。 《圍城》的主人公方鴻漸，是舊中國一個到處尋找精神家園的高階知識分子的藝術形象，這位江南的紳士之子，在北平上大學期間，因為學不了他們家鄉很看重的土木工程，於是轉到社會學系，最後又轉到中國文學系而勉強畢業。由於一個偶然因素的出現（未來丈人的幫助）便毫無心理準備地走上了留洋之路，學中文的人出洋“深造”就顯得有些滑稽，但“到了歐洲，既不抄敦煌捲了，又不訪《永樂大典》，也找不到太平天國的文獻……四年中倒換了三所大學、倫敦、巴黎、柏林；隨便聽了幾門功課，興趣頗廣，但心得全無，除了“誇誇其談外，一無所有，臨回國時，在父親和丈人的威逼下，為了搪塞才挖空心思地買了“美國克萊登大學”的博士文憑。 在北平上大學期間，受個性解放新思潮的影響，萌生對自主愛情的嚮往，大著膽子給父親寫信要求解除包辦婚姻，最終被澆了一桶冷水，在與鮑小姐的調情，蘇文紈的應酬中，漸覺到“女朋友”和“情人”的不同，當遇到“摩登社會里那樁罕物——唐曉芙時，他真正墜入了愛河，但他倆處於萌芽狀態的愛情卻在蘇文紈的無情報復下夭折了。 陳道明扮演的方鴻漸 也許是為了逃避心靈的痛苦，方鴻漸和趙辛楣等走上了去三閭大學的求職之路，三閭大學雖然地處湖南一個偏僻的鄉下，但遠非一方淨土，這裡有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稱維護教育尊嚴，其實卻是酒色之徒的市儈校長高松年；有外形木訥，內心狡詐的假洋博士韓學愈；有在政界失足落水，混跡學校的舊官僚汪處厚；有專事吹牛拍馬，淺薄委瑣的勢力小人陸子瀟……清高孤傲無所作為的方鴻漸終於在三閭大學中幾十個知識分子的勾心鬥角和相互傾軋中被排擠出來，被解除了教師職務。 他還沒有在事業的挫折中清醒過來，便受到孫柔嘉的誘惑，而逃避到了“一個自己並沒確認是否愛他的孫柔嘉的婚姻中”，以為這裡是一個可以逃避失敗和壓抑，追求自由生活的幸福港灣，或許是孫柔嘉在婚前過於心計。婚後，方鴻漸忽然發現自己娶的好像是另外一個人，新家和舊家的矛盾又激化了他們之間的衝突，再加上他們性格不同，的確很難相容，終於不離而散，他丟下昨日的失望，懷著對明天莫名的祁盼，方鴻漸終於衝出了家庭的圍城。 方鴻漸悲劇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是其主觀原因，也有客觀生活環境對其的影響。 （一）方鴻漸自身方面的因素 方鴻漸性格中的最大特點是“面對現代社會殘酷的生存競爭和嚴重的精神危機而缺乏與之對抗所應有的理性，信仰，熱情和力量，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發自本性的怯懦，迷茫和盲動性。 早在大學讀書期間，方鴻漸便萌生自主戀愛的念頭，但在父親的痛罵下，頓時“嚇矮了半截”，一下子便打消了自己的念頭，不再妄想，開始讀叔本華，常自我安慰地對同學們說：“世間哪有戀愛，壓根兒是生殖衝動。”在這裡，方鴻漸的怯懦性格就暴露無遺了，在後來與女博士蘇文紈的交往中，明知自己與她“好比兩條平行的直線，不論彼此距離怎麼近，拉得怎麼長，始終合不攏成為一體。”但卻在蘇文紈的恩威並重，軟硬兼施中遲遲不敢表明自己的心。當他失去一生中最心愛的女性——唐曉芙時，心瘦弱到了極點宛如與活人幽明隔絕的孤鬼，瞧著陽世的樂事，自己插不進，但方鴻漸此時卻毫無力挽狂瀾的勇氣。只是吶吶的說：“你說的對，我是個騙子，我不敢再辯，以後決不來討厭了。”然後站起來就走。在這把握幸福的關鍵時刻，他不是積極主動的去爭取和解釋，卻把本存幸福的愛情結束的那麼輕率，這不能不說是發自他那本性的怯懦。 對於內心的痛苦，他從不敢直接面對，而是一味的迴避。他千里迢迢，歷經千辛萬苦到三閭大學求職，卻並不如意，受人排擠和誹謗，卻無力抗爭，受孫柔嘉的誘惑而任其擺佈；沒有接到下學年聘約，不是去斥責高松年食言，而是衝動的一走了之，逃避到孫柔嘉為其設定的“溫柔的網”中。可是他錯了，正象那句法國諺語：婚姻是一座被圍困的城堡，城外得人想衝進去，城裡得人想逃出來。這裡也不是方鴻漸的避難所和歸宿地。由於自身的懦弱，他寧肯自認失敗，卻不敢面對現實，被孫柔嘉連罵三聲“懦夫，我再不要看見你這個懦夫”像戲劇高潮般地對方鴻漸悲劇添上了極為傳神的點睛之筆。 “正如任何人不能選擇自己的出生一樣。人們也不能選擇自己出生就被包圍著的，被感染著的傳統文化。”方鴻漸出生於傳統士族文化家庭，父親是前清舉人，幼承家教，“國丈曾得老子指教，在中學會考考過第一。”可見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極深，中國的傳統文化主要是“儒道釋”文化，儒家主張積極入世，而方鴻漸雖沒有入世的精神，卻持著道家的處世態度，隨著歷史的演變，道家文化已經成為一種定勢根植於華人的國民意識中，道家的柔弱勝強、寧靜、少私寡慾等觀念，業已深入人心，成為華人的處世方式，它成為人們“全身選擇”的法寶，也是形成人民懦弱、無能、無力抗掙等性格的重要遺傳因素，使每一個接受傳統教育的人，不論你是否願意，都會在你的潛意識中留下痕跡，這是文化對人的制約性，而對於傳統文化有著深厚瞭解的方鴻漸，這種制約性就愈加強烈。我認為，這就是方鴻漸性格中最大劣根性的根源所在。 《圍城》方鴻漸(陳道明) 孰不知，面對虛偽醜惡，荒唐無聊的現實世界，面對新舊文化的尖銳衝突，面對各種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委曲求全、妥協退讓、客觀上只能助長惡勢力的囂張氣焰，這就導致了構成悲劇的“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衝突”，方鴻漸有的只是慾望本身，沒有的恰恰是把慾望化為實踐的真正動力，他只能在順境中馳騁自己的想象，而不能在逆境中改變自己的命運。對方鴻漸而言，他只有一條路，除了退怯、就是逃亡，在這矛盾和痛苦中徘徊、遲疑、苦悶、掙扎，從而決定了他悲劇的一生。 其次，方鴻漸在中西文化衝突中始終無法找到適合自己的人生座標，以致自己的思想和言行，處於無所適從的境地，這也是導致他悲劇人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歸國船上與已有未婚夫的鮑小姐的追逐尋歡，就顯示了方鴻漸玩世不恭，荒唐苟且的一面。他很怪鮑小姐行為不檢，但對鮑小姐的勾引又覺得十分興奮。因此，“他們倆的交情，像熱帶植物一樣迅速生長”。方鴻漸只覺得自己要鮑小姐，“但並不愛她”，“不愛她”卻和她發生了說不清的關係，鮑小姐把他玩弄而不理睬他後，他心頭直冒火“失望，遭欺騙的情慾，被損傷的驕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到翁，按下去又豎起來，反而搖擺的更厲害”。他明明被玩弄了，心頭的火還沒有平息，卻又安慰自己“並沒有吃虧”，“佔了便宜”。“鮑小姐談不上心和靈魂，只是塊肉，因為她沒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會變味。”反而自鳴得意起來，但他對真純自然，聰明嫵媚的唐曉芙的追求，卻又顯得極為認真，慎重的態度。但在關係到幸福與否的關鍵時刻，採取的卻是無所為的態度，在“失掉自主”的情況下，身不有己的與孫柔嘉結了婚，他就是這樣在兩種文化的交戰下，在極為矛盾的心態驅使下，一步步走進他人生的圍城，他曾想擺脫一切束縛，過一種自由自主的生活，可最終又陷進了新的圍城。 方鴻漸形容博士文憑“彷彿有夏娃，亞當下身那片樹葉的作用”卻又在無法擺脫崇洋風氣的左右下，不得不買張假文憑向家裡交待，為了藏拙，還故做地在家信中“千叮萬囑”，“生平最恨‘博士’之稱，此番未能免俗，不足為外人道，但當了“洋博士”的方鴻漸“榮歸故里”之時，在本縣兩個記者口口聲聲叫他“方博士”時，他身心龐然膨脹，人格偉大了好些”，他身上也有真正坦率的一面，在給三閭大學的登記標中如實填寫自己未得到過學歷，只是“遊學生”，直到在三閭大學碰到以同樣方式騙取博士文憑的韓學愈，方才覺得自己撒了謊，又要講良心，真是大傻瓜，只得到一個“幫閒打雜”的副教授，連蘇小姐都嘲笑他。 方鴻漸萬里回鄉找職業的坎坷經歷，也表現出他對社會，對人生的矛盾態度，最初靠“丈人”幫忙在銀行做職員，如籠中之鳥，一飲一啄，聽命於人，卑微又低下，“丈人”容不得他自由戀愛，下了逐客令，他“高視闊步”地走出經理室，高傲又自信，“彷彿銀行全在他口袋裡似的”，這位封建世家出身喝過洋墨水的大公子，一面講面子，自視很高，旅途中覺得與李梅亭，顧爾謙這樣的宵小之徒為伍簡直是“可恥的墮落”，他對高松年用政客手腕辦教育，也極為反感，可他知道被解聘離開三閭大學的最後一刻，還幻想著校長派人送來教授聘書。回到上海再度失業後，孫柔嘉要他進自己的姑母的工廠做事，他大喊道：“資本家走狗的走狗是不做的。”這是他偏偏忘記曾經做“丈人”的周經理也是地地道道的資本家。 方鴻漸 “任何人對文化的選擇，首先都要受制於文化對他自身的限制。”複雜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他複雜而矛盾的人生理想和性格特徵。方鴻漸生存活於三，四十年代，正直中國新舊文化的交替階段，才留學西洋，受西方現代文化尊重個性，重視人的價值，鼓勵個人發展的影響，方鴻漸的主體意識已經覺醒，有了追求自由生活的理想和願望，但在強大的中國傳統文化專制的束縛下，他的理想和願望化為泡影。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的是將社會的外在規劃化為個體的內在欲求，從而使人處處以公眾的道德尺度制約自己的行動，異化自我以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新舊文化，東西文化的矛盾衝突不僅表現在方鴻漸生活的外部環境，悲劇人生的客觀因素中，更積澱和內化於他的心靈深處，直接構築著他的“精神圍城”，在這兩種價值取向迥然不同的文化的夾擊，形成了方鴻漸對立的人生態度和雙重人格——認真而有玩世，正直而有脆弱。 （二）方鴻漸悲劇的社會根源 “任何悲劇衝突，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現實的社會矛盾的反映。” 首先，現實世界的虛偽醜惡，荒唐無聊是導致他悲劇的重要原因。 方鴻漸生存的環境，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社會、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侵略與反侵略……中國被捲進了時代的旋渦。 其次，中國的傳統生存結構——家族本位制內部的明爭暗鬥及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也是導致方鴻漸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中國傳統生活規則中，“人”只有在社會關係中才能體現和確認，每個人的自身價值與意義都顯現在與他人的對應關係上，建立關係的成與敗，意味著自身追求的成敗。而方鴻漸的性格特點恰恰絕定了他與這些關係的親密程度，從而形成了方鴻漸悲劇的社會根源。 《圍城》出版於1947年，標題“圍城”對作品具有突出意義。表面看“圍城”二字涵義是小說中一段對話描寫，將婚姻比作“被困的城堡”，未婚想進，已婚想出，比喻揭示婚戀中人複雜心態，也是對人倫中夫婦關係的嘲諷。但整部小說反映遠比上述含義更為深廣，作者將這種心態傾向擴充套件到人生萬物，包括職業、人生的願望等方面。小說的中心就是主人公進出於事業、愛情、家庭幾座圍城，結果屢屢敗北，象徵當時人生有著“一無可進的進口，一無可去的去處”的困厄，反映了抗戰時期上層知識分子的生活和心態，具有強烈的社會意義，也包含深刻的人生哲理
不是張鴻漸 是方鴻漸 他的性格特徵是：既善良又迂執，既正直又軟弱，既不諳世事又玩世不恭。方鴻漸的思想性格，反映了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他的遭遇，也正是當時一部分較正直的知識分子的遭遇和困厄。 《圍城》的主人公方鴻漸，是舊中國一個到處尋找精神家園的高階知識分子的藝術形象，這位江南的紳士之子，在北平上大學期間，因為學不了他們家鄉很看重的土木工程，於是轉到社會學系，最後又轉到中國文學系而勉強畢業。由於一個偶然因素的出現（未來丈人的幫助）便毫無心理準備地走上了留洋之路，學中文的人出洋“深造”就顯得有些滑稽，但“到了歐洲，既不抄敦煌捲了，又不訪《永樂大典》，也找不到太平天國的文獻……四年中倒換了三所大學、倫敦、巴黎、柏林；隨便聽了幾門功課，興趣頗廣，但心得全無，除了“誇誇其談外，一無所有，臨回國時，在父親和丈人的威逼下，為了搪塞才挖空心思地買了“美國克萊登大學”的博士文憑。 在北平上大學期間，受個性解放新思潮的影響，萌生對自主愛情的嚮往，大著膽子給父親寫信要求解除包辦婚姻，最終被澆了一桶冷水，在與鮑小姐的調情，蘇文紈的應酬中，漸覺到“女朋友”和“情人”的不同，當遇到“摩登社會里那樁罕物——唐曉芙時，他真正墜入了愛河，但他倆處於萌芽狀態的愛情卻在蘇文紈的無情報復下夭折了。 陳道明扮演的方鴻漸 也許是為了逃避心靈的痛苦，方鴻漸和趙辛楣等走上了去三閭大學的求職之路，三閭大學雖然地處湖南一個偏僻的鄉下，但遠非一方淨土，這裡有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稱維護教育尊嚴，其實卻是酒色之徒的市儈校長高松年；有外形木訥，內心狡詐的假洋博士韓學愈；有在政界失足落水，混跡學校的舊官僚汪處厚；有專事吹牛拍馬，淺薄委瑣的勢力小人陸子瀟……清高孤傲無所作為的方鴻漸終於在三閭大學中幾十個知識分子的勾心鬥角和相互傾軋中被排擠出來，被解除了教師職務。 他還沒有在事業的挫折中清醒過來，便受到孫柔嘉的誘惑，而逃避到了“一個自己並沒確認是否愛他的孫柔嘉的婚姻中”，以為這裡是一個可以逃避失敗和壓抑，追求自由生活的幸福港灣，或許是孫柔嘉在婚前過於心計。婚後，方鴻漸忽然發現自己娶的好像是另外一個人，新家和舊家的矛盾又激化了他們之間的衝突，再加上他們性格不同，的確很難相容，終於不離而散，他丟下昨日的失望，懷著對明天莫名的祁盼，方鴻漸終於衝出了家庭的圍城。 方鴻漸悲劇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是其主觀原因，也有客觀生活環境對其的影響。 （一）方鴻漸自身方面的因素 方鴻漸性格中的最大特點是“面對現代社會殘酷的生存競爭和嚴重的精神危機而缺乏與之對抗所應有的理性，信仰，熱情和力量，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發自本性的怯懦，迷茫和盲動性。 早在大學讀書期間，方鴻漸便萌生自主戀愛的念頭，但在父親的痛罵下，頓時“嚇矮了半截”，一下子便打消了自己的念頭，不再妄想，開始讀叔本華，常自我安慰地對同學們說：“世間哪有戀愛，壓根兒是生殖衝動。”在這裡，方鴻漸的怯懦性格就暴露無遺了，在後來與女博士蘇文紈的交往中，明知自己與她“好比兩條平行的直線，不論彼此距離怎麼近，拉得怎麼長，始終合不攏成為一體。”但卻在蘇文紈的恩威並重，軟硬兼施中遲遲不敢表明自己的心。當他失去一生中最心愛的女性——唐曉芙時，心瘦弱到了極點宛如與活人幽明隔絕的孤鬼，瞧著陽世的樂事，自己插不進，但方鴻漸此時卻毫無力挽狂瀾的勇氣。只是吶吶的說：“你說的對，我是個騙子，我不敢再辯，以後決不來討厭了。”然後站起來就走。在這把握幸福的關鍵時刻，他不是積極主動的去爭取和解釋，卻把本存幸福的愛情結束的那麼輕率，這不能不說是發自他那本性的怯懦。 對於內心的痛苦，他從不敢直接面對，而是一味的迴避。他千里迢迢，歷經千辛萬苦到三閭大學求職，卻並不如意，受人排擠和誹謗，卻無力抗爭，受孫柔嘉的誘惑而任其擺佈；沒有接到下學年聘約，不是去斥責高松年食言，而是衝動的一走了之，逃避到孫柔嘉為其設定的“溫柔的網”中。可是他錯了，正象那句法國諺語：婚姻是一座被圍困的城堡，城外得人想衝進去，城裡得人想逃出來。這裡也不是方鴻漸的避難所和歸宿地。由於自身的懦弱，他寧肯自認失敗，卻不敢面對現實，被孫柔嘉連罵三聲“懦夫，我再不要看見你這個懦夫”像戲劇高潮般地對方鴻漸悲劇添上了極為傳神的點睛之筆。 “正如任何人不能選擇自己的出生一樣。人們也不能選擇自己出生就被包圍著的，被感染著的傳統文化。”方鴻漸出生於傳統士族文化家庭，父親是前清舉人，幼承家教，“國丈曾得老子指教，在中學會考考過第一。”可見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極深，中國的傳統文化主要是“儒道釋”文化，儒家主張積極入世，而方鴻漸雖沒有入世的精神，卻持著道家的處世態度，隨著歷史的演變，道家文化已經成為一種定勢根植於華人的國民意識中，道家的柔弱勝強、寧靜、少私寡慾等觀念，業已深入人心，成為華人的處世方式，它成為人們“全身選擇”的法寶，也是形成人民懦弱、無能、無力抗掙等性格的重要遺傳因素，使每一個接受傳統教育的人，不論你是否願意，都會在你的潛意識中留下痕跡，這是文化對人的制約性，而對於傳統文化有著深厚瞭解的方鴻漸，這種制約性就愈加強烈。我認為，這就是方鴻漸性格中最大劣根性的根源所在。 《圍城》方鴻漸(陳道明) 孰不知，面對虛偽醜惡，荒唐無聊的現實世界，面對新舊文化的尖銳衝突，面對各種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委曲求全、妥協退讓、客觀上只能助長惡勢力的囂張氣焰，這就導致了構成悲劇的“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衝突”，方鴻漸有的只是慾望本身，沒有的恰恰是把慾望化為實踐的真正動力，他只能在順境中馳騁自己的想象，而不能在逆境中改變自己的命運。對方鴻漸而言，他只有一條路，除了退怯、就是逃亡，在這矛盾和痛苦中徘徊、遲疑、苦悶、掙扎，從而決定了他悲劇的一生。 其次，方鴻漸在中西文化衝突中始終無法找到適合自己的人生座標，以致自己的思想和言行，處於無所適從的境地，這也是導致他悲劇人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歸國船上與已有未婚夫的鮑小姐的追逐尋歡，就顯示了方鴻漸玩世不恭，荒唐苟且的一面。他很怪鮑小姐行為不檢，但對鮑小姐的勾引又覺得十分興奮。因此，“他們倆的交情，像熱帶植物一樣迅速生長”。方鴻漸只覺得自己要鮑小姐，“但並不愛她”，“不愛她”卻和她發生了說不清的關係，鮑小姐把他玩弄而不理睬他後，他心頭直冒火“失望，遭欺騙的情慾，被損傷的驕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到翁，按下去又豎起來，反而搖擺的更厲害”。他明明被玩弄了，心頭的火還沒有平息，卻又安慰自己“並沒有吃虧”，“佔了便宜”。“鮑小姐談不上心和靈魂，只是塊肉，因為她沒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會變味。”反而自鳴得意起來，但他對真純自然，聰明嫵媚的唐曉芙的追求，卻又顯得極為認真，慎重的態度。但在關係到幸福與否的關鍵時刻，採取的卻是無所為的態度，在“失掉自主”的情況下，身不有己的與孫柔嘉結了婚，他就是這樣在兩種文化的交戰下，在極為矛盾的心態驅使下，一步步走進他人生的圍城，他曾想擺脫一切束縛，過一種自由自主的生活，可最終又陷進了新的圍城。 方鴻漸形容博士文憑“彷彿有夏娃，亞當下身那片樹葉的作用”卻又在無法擺脫崇洋風氣的左右下，不得不買張假文憑向家裡交待，為了藏拙，還故做地在家信中“千叮萬囑”，“生平最恨‘博士’之稱，此番未能免俗，不足為外人道，但當了“洋博士”的方鴻漸“榮歸故里”之時，在本縣兩個記者口口聲聲叫他“方博士”時，他身心龐然膨脹，人格偉大了好些”，他身上也有真正坦率的一面，在給三閭大學的登記標中如實填寫自己未得到過學歷，只是“遊學生”，直到在三閭大學碰到以同樣方式騙取博士文憑的韓學愈，方才覺得自己撒了謊，又要講良心，真是大傻瓜，只得到一個“幫閒打雜”的副教授，連蘇小姐都嘲笑他。 方鴻漸萬里回鄉找職業的坎坷經歷，也表現出他對社會，對人生的矛盾態度，最初靠“丈人”幫忙在銀行做職員，如籠中之鳥，一飲一啄，聽命於人，卑微又低下，“丈人”容不得他自由戀愛，下了逐客令，他“高視闊步”地走出經理室，高傲又自信，“彷彿銀行全在他口袋裡似的”，這位封建世家出身喝過洋墨水的大公子，一面講面子，自視很高，旅途中覺得與李梅亭，顧爾謙這樣的宵小之徒為伍簡直是“可恥的墮落”，他對高松年用政客手腕辦教育，也極為反感，可他知道被解聘離開三閭大學的最後一刻，還幻想著校長派人送來教授聘書。回到上海再度失業後，孫柔嘉要他進自己的姑母的工廠做事，他大喊道：“資本家走狗的走狗是不做的。”這是他偏偏忘記曾經做“丈人”的周經理也是地地道道的資本家。 方鴻漸 “任何人對文化的選擇，首先都要受制於文化對他自身的限制。”複雜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他複雜而矛盾的人生理想和性格特徵。方鴻漸生存活於三，四十年代，正直中國新舊文化的交替階段，才留學西洋，受西方現代文化尊重個性，重視人的價值，鼓勵個人發展的影響，方鴻漸的主體意識已經覺醒，有了追求自由生活的理想和願望，但在強大的中國傳統文化專制的束縛下，他的理想和願望化為泡影。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的是將社會的外在規劃化為個體的內在欲求，從而使人處處以公眾的道德尺度制約自己的行動，異化自我以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新舊文化，東西文化的矛盾衝突不僅表現在方鴻漸生活的外部環境，悲劇人生的客觀因素中，更積澱和內化於他的心靈深處，直接構築著他的“精神圍城”，在這兩種價值取向迥然不同的文化的夾擊，形成了方鴻漸對立的人生態度和雙重人格——認真而有玩世，正直而有脆弱。 （二）方鴻漸悲劇的社會根源 “任何悲劇衝突，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現實的社會矛盾的反映。” 首先，現實世界的虛偽醜惡，荒唐無聊是導致他悲劇的重要原因。 方鴻漸生存的環境，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社會、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侵略與反侵略……中國被捲進了時代的旋渦。 其次，中國的傳統生存結構——家族本位制內部的明爭暗鬥及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也是導致方鴻漸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中國傳統生活規則中，“人”只有在社會關係中才能體現和確認，每個人的自身價值與意義都顯現在與他人的對應關係上，建立關係的成與敗，意味著自身追求的成敗。而方鴻漸的性格特點恰恰絕定了他與這些關係的親密程度，從而形成了方鴻漸悲劇的社會根源。 《圍城》出版於1947年，標題“圍城”對作品具有突出意義。表面看“圍城”二字涵義是小說中一段對話描寫，將婚姻比作“被困的城堡”，未婚想進，已婚想出，比喻揭示婚戀中人複雜心態，也是對人倫中夫婦關係的嘲諷。但整部小說反映遠比上述含義更為深廣，作者將這種心態傾向擴充套件到人生萬物，包括職業、人生的願望等方面。小說的中心就是主人公進出於事業、愛情、家庭幾座圍城，結果屢屢敗北，象徵當時人生有著“一無可進的進口，一無可去的去處”的困厄，反映了抗戰時期上層知識分子的生活和心態，具有強烈的社會意義，也包含深刻的人生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