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一百二十年祭，暨紀念譚嗣同君，兼談湖南人的血性

本文題目自是源於郭沫若先生當年的那篇《甲申三百年祭》（即他1944年所寫紀念1644年明朝滅亡、李自成失敗的文章），舍此與該文別無其他關係。

本文開始動筆寫作是在2018年6月11日（22日完稿），即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變法一百二十週年。滿清王朝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這天，戊戌變法在王朝的都城北京正式開始，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書，各項改革措施陸續開展，到9月21日被慈禧太后、榮祿、袁世凱等保守派所聯合絞殺，慈禧再次臨朝“訓政”，光緒遭囚禁於中南海瀛臺，康有為、梁啟超透過日本大使館外逃，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遭殺害於菜市口而終止，前後共計103天，故亦名“百日維新”。這是中國近代的一場具有愛國救亡意義的資產階級啟蒙改良運動。

關於戊戌變法的整個過程、主要人物、有關內容、歷史意義、後人評價等，大中學校統編之中國近代史教材及史學界學者教授們的專著論文、網上的論壇帖子……基本上是有公論、有定性、有確證了，且已是浩如煙海、汗牛充棟、家喻戶曉，這些方面我就不想多說了。 要是從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等的科學的角度來討論、分析、評價戊戌變法及其參與的種種歷史人物，肯定它有利有弊、有對有錯、有是有非，這沒問題；問題在於當今有部分“磚家”或別有用心之人企圖為歷史翻案，全盤否定戊戌變法，徹底打倒光緒、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相反倒要為慈禧、榮祿、袁世凱乃至之前的李鴻章等人唱讚歌，那就不是客觀、公正、全面、理性、有良知、有德行、有熱忱、有情懷的學術研究，而是別有用心、圖謀不軌，或太過無知、荒謬了，則不值得與之交流。

總體來說，“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推動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激起了民眾對滿清政府的憤恨，推動知識分子由維新向革命轉化；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透過強大的社會宣傳，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變法理論更加深入人心，民主思想進一步傳播，激起華人新一輪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熱潮，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對後來出現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五四新文化運動等，均起了重要推動作用。”這一段話是蓋棺論定、毋庸置疑的。

著名學者張敬偉在今年3月9日的《聯合早報》上發表文章《兩個甲子的中國戊戌年之辯》，說到戊戌變法後的這第三個戊戌年，中國的情況雖然已大不相同，但仍然需要頭腦清醒、居安思危，需要完善自身、砥礪改革。除此以外，張敬偉對失敗的戊戌變法，其歷史意義、積極影響還是表示肯定的。他還感嘆道：“戊戌六君子尤其是譚嗣同的慷慨就義，為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變法留下了令人唏噓的歷史教本。”對譚嗣同的英勇壯舉，給予了充分的同情與敬意。

此外，前段時間臺灣的風雲人物李敖去世，他曾寫過一部被書商炒成“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長篇歷史小說《北京法源寺》（根本不像是一部小說，但當然有他的很多優點、成就），其中有大篇幅的關於戊戌變法的情節，特別是譚嗣同赴難前與梁啟超的大段對話。這部小說是大力謳歌戊戌變法、謳歌康梁譚等人的；尤其譚嗣同，他在變法失敗之後以死來告誡後來人，只有透過革命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才能拯救中國。維新派的幾位主要首領，其實主要是康有為一人一直在頑固地主張不推翻皇帝與清朝、實行變法維新改良、走君主立憲制道路，也就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道路；而梁啟超、譚嗣同卻是堅決要求發動武裝革命，推翻滿清王朝。

在本書中，作者透過譚嗣同之口、之行，對“死君”與“死事”、“生”與“義”、“大義”與“小義”、“漢人”與“蠻夷”等重大的哲學、政治問題，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討。特別是李敖透過譚嗣同與梁啟超的長篇對話，塑造了這位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富有血性與勇氣、具備大無畏精神的湖南年輕人的偉大、光輝形象。

所以我這篇文章不想對戊戌變法再做太詳細深入、面面俱到的評價，我的觀點前面已基本上說清楚了，再說也沒有什麼新的、我個人的東西；作為一個湖南人，在紀念同鄉先賢譚嗣同之餘，我更想多說幾句關於湖南人亙古就有、與眾不同的強烈血性、耿直個性、鮮明特性、豐富性情的話題——當然，也要包括譚嗣同在內。

有確鑿史料證明，屈原不僅是生命完結在湖南（汨羅），他的祖籍也是在湖南（常德）。兩湖都是楚地，但是湖南人與湖北人的差別很大，湖南人繼承的是屈原的大氣與質樸，湖北人繼承的是宋玉的曲折與瑰麗。說到思想立場，湖南居長；說到藝術追求，兩湖各有特色。宋玉玩藝術，玩自我，沒有屈原的格局與情懷。湖北多水，河湖彎曲，故其人性格精明功利、目的明確，便有“九頭鳥”之說；湖南多山，河流更直，故其人性格耿介霸蠻、堅持原則，便有“南蠻子”之說。湘人歷經楚文化的激盪、土著文化的原生態、中原文化的洗練等融合，從而創造出了獨特、鮮明的湖湘文化。數量龐大、偉人輩出、繼往開來、綿綿不絕的湖湘人才梯隊，先後經過了屈賈等遠古諸賢、周程朱理學與嶽麓石鼓書院、嘉道經世派、湘軍集團、維新人士、辛亥民主革命派、xx新民派七大歷史階段。

關於湖南人的血性，湖湘文化中的革命鬥爭精神，其名言、文章與著作也有很多了。眾所周知，從清朝到民國乃至今天，湘軍都是中華勁旅，留下“中興將相，什九湖湘”、“無湘不成軍”、“半部中國近現代史由湘人寫就”、“湖南人材半國中”的說法，還有“惟楚有才，於斯為盛”（嶽麓書院門聯，上聯出自《左轉》、下聯出自《論語》）、“湖南人是中國的普魯士人、愛爾蘭人”（羅斯·特里爾）、“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楊度）、“中國只有三個半人：兩廣算一個人，湖南算一個人，江浙算一個人，山東算半個人”（錢鍾書）等等。湖南人也不光會打仗，還會讀書；這些年幾乎每年高考錄取分數線，湖南都是全國最高的省份之一。湖南人愛吃辣椒，正如一代偉人說的，“不吃辣椒不革命”，長年吃辣椒、重口味、講過癮、尚豪氣，才養成其刀剛火辣、敢作敢為、乾脆果斷、持之以恆的鮮明性格，流血不流淚、埋頭往前走，也就是“湖南騾子”精神：吃得苦，霸得蠻，捨得死，不服降；霸氣、匪氣、靈氣。忠誠擔當，求是圖強；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特立獨行，與眾不同；心憂天下，敢為人先；敢愛敢恨，多情多義；恩怨分明，嫉惡如仇；一見如故，視死如歸；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不重錢財，揮金如土；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不撞南牆不回頭，不到黃河心不死，打脫牙齒嚥進肚。

對湖南人火辣的性格、犟倔的脾氣、骨子裡的血性、不怕死的精神、愛“管閒事”的做派，沒必要死（天並未絕他）而要去死、沒必要做的事（無關個人名利）而要去做的獨特追求，外地人往往很難理解。你看，湖南人裡，光投水自盡的就有屈原、陳天華、姚宏業、蕭山令、朱湘等多人，或悲憤投江，或慷慨蹈海；曾國藩也是先後三次要跳江投湖；譚嗣同也是本可以活命而偏要“送死”的；雷鋒、歐陽海、羅盛教、譚千秋……都是做好事、救人家而死的；宋教仁反對袁世凱獨裁結果被他派人暗殺，蔡鍔反對袁世凱稱帝爾致鞠躬盡瘁病逝，“斷指將軍”黃興亦是革命到底爾致過早病逝；匡互生在“五四運動”中率隊“火燒趙家樓”；夏明翰“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還有後來人”；“民國名記”嚴怪愚多次揭露民國政界文壇醜聞而多次罹遇被害的險境；周敦頤撰文提出做人要像蓮花一樣“出淤泥而不染”；南宋鐘相楊么起義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狠狠打擊封建統治者；王夫之以一介儒生參與反清復明起義；彭玉麟錚錚鐵骨英勇作戰，統領湘軍水師為剿滅太平天國立下汗馬功勞；“睜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提出“經世致用”（湖湘傳統精髓）、“師夷長技以制夷”（影響後來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等）；近現代佛學泰斗虛雲大師一生一衲、一杖、一笠、一鐘行遍天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左宗棠“身無分文，心憂天下”，抬著棺材去收復新疆，朱總也是說要抬著一百口棺材殺盡天下貪官，九十九口給貪官，剩下一口留給自己；女中豪傑向警予很早自動放腳，還堅決拒絕國軍師長求婚；齊白石以一木工之身份，自學成才，自強不息，而為世界藝術巨匠；胡總堅持真理平反冤假錯案；李谷一快言快語，抨擊娛樂界醜陋現象不遺餘力；龍應臺在臺島撰寫大量犀利尖銳雜文，掀起一股“旋風”……

最後重點說三件事。

第一件，網上有人認為，湖南瀏陽人譚嗣同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竟然不逃走、不要命，甘願“等死”、“送死”，實在是“太傻了”；再說他死不死，又有什麼關係呢？中國能因為他一個人的死，改革就能成功、國家就能進步嗎？實在是“太幼稚、太可笑”了。云云。——說這話的人，自己才可笑。對真正的男人、真正的湖湘男兒譚嗣同，對能寫出“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如此氣壯山河詩歌的譚嗣同，他懂嗎？中國不正是因為有無數這些視死如歸、敢於鬥爭的先烈們在挺身而出、前仆後繼，才推動著歷史發展到今天嗎？譚嗣同的湖南人耿耿血性，對後世的一代代湖南革命先輩的莫大影響，又有誰能抹殺呢？

第二件，有人認為，在抗日戰爭早期，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之前，正是因為南京保衛戰的兩位主要軍事指揮官之一，湖南東安人唐生智、湖南益陽人蕭山令，是他們的頑強抵抗、拒絕投降，這才惹惱了日軍，遂於後來陷落南京後瘋狂發起“屠城”，30萬華夏同胞死於日軍之手；言下之意，要是唐生智、蕭山令們不作抵抗，主動投降獻城、開門迎敵，日軍就不會“屠城”，30萬民眾將免遭戕害。——這個說法就更無恥了。莫非抵抗倒是錯了，投降倒是對的？亦即是說，歷史往前八百年，岳飛“主戰派”也是錯的，秦檜“主和派”才是對的。但問題是，日軍真的會那麼仁慈，只要我方投降、獻城，他們就對中國軍民很友好，不殺我們，“大東亞共榮”了嗎？嘿嘿，人家幾萬人，殺我們幾十萬人，我們自己軟骨頭，不敢跟他們拼命，束手就擒，任其宰割；倒對最初保衛我們、誓死殺敵、英勇就義的血性將軍不滿起來，這又是什麼邏輯呢？

第三件，……

回望120年的戊戌變法，可悲，可嘆，可笑，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幸虧戊戌變法沒有成功。

戊戌變法一共是103天，又稱百日維新。這場幼稚而無為的變法沒有給滿清產生任何影響（留給我我們的就是一個北京大學）光緒和維新派任何一個政令都沒有實施，地方督撫也沒有一個響應的。應者了了。反對的一大群，我們也必須承認的是，慈禧是個保守派，但她也知道滿清已經到了非變法不可，但執政30多年了慈禧的知道。光緒聽從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維新變法根本成不了事。根本就是 紙上談兵。

從一開始慈禧應該是是支援康梁變法，即便光緒罷免禮部六堂官，慈禧依舊是支援的。但隨著事態的發展慈禧看到了危機，一是維新派要徹底拋開自己。讓光緒完全掌控權力，這在權力慾望極其強烈的慈禧看來。無疑是無法容忍的，再就是一群一天知縣，督撫都沒有當過的年輕人居然要舉國變法，而不經協商，試點。演練。就推行全國 。實在是太可怕 了。

返回頭我們再來看主持變法的康有為，此人就是個政治流氓，如果說梁啟超和譚嗣同還有者政治操守的話。那麼康有為則完全是個政客。既無才，也無德。沒有任何執政經驗。完全是 憑空想象，後來居然希望舉國遷往巴西，真不知道他是怎麼出來的。發動兵變囚禁慈禧，離間人家“母子”感情，這也是一個大臣應該做的嗎？他實際上就是 利益用光緒希望做高官而已。而梁啟超。譚嗣同都不過是空有一腔熱血，而無實際能力的書生吧了。但譚嗣同為變法而死的烈士壯舉值得讚賞自不待言。

而光緒則是志大才疏，目不識人。慈禧可以讓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榮祿。袁世凱對自己俯首聽命、光緒有誰?,一個也沒有。康熙和光緒都是6歲登基，但康熙14歲就親政了，光緒呢。為帝34年，卻沒有一天當家。親政以後仍然讓慈禧掌控權柄，可見光緒的能力如何了？而且變法本身就是錯誤，剝脫了旗人的利益，但也沒有給漢人利益，任何變法得罪人是肯定的，但也一定有得利的。得利就的會支援變法，但康梁的維新變法得罪了所有 的人。就是沒有得利的。維新變法不得人心可見一斑。

光緒自己能力不夠，也沒有權利。又所託非人，主持變法的又是一群無用的書生，失敗就是必然的，120年後今天我們再來看這次變法，除了感慨一番這外。實在是沒有什麼好說，這次變法在歷史上沒有任何影響，也沒有留下值得讚賞的東西。

後人看待一百多年前的戊戌變法，總有其時限性。首先作為百年前封建社會來講，變法圖強的初心是好的，但終究有其封建社會的侷限性，所以說變法是片面的、是不夠徹底的，也是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命運的。然而對於中國幾千年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等級森嚴體制來講，變法自強在當時社會也是大膽的、富有遠見的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