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華人心中，牛是勤勞無私、倔強勇武的代名詞，如“老黃牛”“牛脾氣”等。牛的這種形象與其在歷史上的作用息息相關。中國是農業古國，先民們馴化牛來耕地，由此，鐵犁牛耕成為中國古代的農業主要生產方式。
耕牛的形象深入人心，但牛在中國歷史上也曾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魏晉南北朝時期，牛車甚至取代了馬車，成為主要交通載具，帝王出行、名士清談都用牛車，這又是為什麼呢？
漢代：戰亂使得牛車地位上升代
牛車也稱大車、犢車。先秦時期以馬為貴，牛主要被用來耕田和運輸，並非用以載人。秦朝時，一些下層官吏和百姓也乘坐牛車出行，但普遍看來，牛車是卑賤的象徵。秦二世而亡，劉邦崛起建漢，但長期戰爭使得漢初民生凋敝，《史記·平準書》記載：“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子出行，連毛色相同的馬都湊不齊，文武百官也就沒那麼講究了，運貨的牛車成為漢初軍功階層的出行載具。文景之治後，漢代經濟恢復，馬車仍然是上層人士出行的首選。
漢武帝為削弱諸侯國勢力，採納主父偃建議，頒佈推恩令，諸侯國的政治、經濟實力驟減，有些諸侯王甚至入不敷出。在這種情況下，諸王自降標準，放棄馬車，乘坐牛車出行。雖然破落的王室貴胄乘坐牛車，但這也沒能提升牛車的地位。漢宣帝外祖母王媼因為貧窮乘坐牛車入宮，被當時的百姓戲稱為“黃牛嫗”；士人蔡義貧窮，經常步行，“好事者相合為義買犢車”之後才有了代步工具，這些事例即是牛車代表貧賤寫照。
漢末三國，牛車地位逐漸上升，這是由於馬在戰爭中被大量消耗的緣故。中原地區本不產馬，漢初為了對抗匈奴，頒佈了鼓勵民間養馬的《馬復令》。漢末以來，養馬令逐漸廢弛，曠日持久的戰爭使得馬越來越少，而牛因為耕地、運輸，數量沒有明顯的減少，逐漸為上層所用，甚至形成慣例，《晉書·輿服志》記載：“（牛車）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統治者乘用，牛車地位自然逐漸上升。在這一時期，名士乘牛車交遊也逐漸流行開來，赤壁之戰前夕，魯肅勸孫權切勿投降時曾經提及這一情況：
“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
漢末士人重氣節，尚節儉，而乘牛車或破車正是自己為官清廉、名士風度的體現。建安年間，士人和洽曾向選拔人才的崔琰進言，認為車的好壞是廉潔與否的體現：
“今朝廷之儀，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
——《三國志·魏書·和洽傳》
由於長期戰爭的緣故，漢代牛車地位逐漸上升，不僅統治者乘坐，士人也以此為榮，牛車逐漸完成從民間社會到貴族階層的躍進。但牛車真正廣泛應用並超越馬車，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
西晉：牛車等級提升
西晉時，牛車取代馬車，成為最主要的交通載具。無論是西晉貴族的重大禮儀活動，還是百姓的婚喪嫁娶與平時運輸，牛車得到社會各階層的認可，而馬除了軍旅與少數祭祀活動外，幾乎退出了社會生活。又因為西晉部分繼承了漢末的車輿禮制，皇帝出行也乘牛車，因此牛車身價倍增，成為標榜身份的載具。
《晉書·武帝紀》記載：“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就是寫照。根據《晉書·輿服志》統計，皇帝出行的車駕儀仗有畫輪車、御招車、御四望車等，都以牛駕車。即使是作戰，禮儀性的牛車也取代了馬車。西晉有一種牛車叫“五牛旗”，車由青、赤、黃、白、黑五色牛並駕，在牛背上樹立旗幟，纏繞不展，除非皇帝親征，旗幟才會舒展飛揚。
皇帝的牛車多樣，王公大臣的牛車等級也日趨完善。在晉制中，有皂輪車、雲母車、油幢車、通幰(xiǎn)車四種高階牛車，只供宗室諸王和位列三公者乘坐，這些牛車大多裝飾精美，以漆畫輪轂，用帷幔遮擋四周。四種車中最具特點的是通幰車，該車頂部從前到後由木杆支起巨大的篷幔，車廂和駕牛都在巨大的篷幔陰影之下，防止Sunny暴曬，車廂兩側有精美欄杆，車前開窗，車後有門，兩側封閉，留出通風氣孔，設計科學而精緻。
北齊徐顯秀墓壁畫中的牛車。徐顯秀曾被封為武安王，幰即帷幔，壁畫中的通幰車與《晉書·輿服志》的記載相吻合
在宗室諸王與三公之外，士大夫們上朝和交遊也喜歡乘坐牛車，但相應的規格等級會降低。雖然晉武帝在即位初期提倡節儉，但西晉的奢侈腐化之風迅速蔓延，牛車也成為攀比的物件，不僅裝飾越發豪華，形成多種“改裝牛車”，在速度上也開始比拼，形成了“賽牛車”的社會風氣，甚至引發了命案，其中最有名的便是石崇王愷鬥富。
《世說新語·汰侈》記載，石崇王愷鬥富時，爭相將自己的牛車裝飾得極為豪華，雙方乘坐各自牛車外出交遊，石崇的牛在形狀、氣力上都比不上王愷的牛，但兩車在競速回洛陽城的時候，石崇的牛車後發而先至，迅捷如同飛鳥，王愷的牛車拼了老命也追不上，總是落於下風。不甘失敗的王愷賄賂了石崇的駕車人，得到了答案。原來牛車本來不慢，但王愷的車伕駕馭不當，反而限制了牛車速度優勢的發揮，如果想爭勝，就在競速時任由牛車將重心側到一邊，這樣就減小了另一個車輪與地面的摩擦，速度自然提升。掌握了核心技術的王愷信心大增，在接下來的比賽中屢屢得勝，石崇在失敗後進行調查，得知有人洩密，大怒，殺掉了兩名洩密者。
西晉年間驕奢之風橫行，牛車和寶牛也經常成為貴族間比拼的犧牲品，正如石崇、王愷鬥富一樣，本來一場普普通通的牛車競速，在上層貴族墮落腐化的背景下，竟然演變成為了一場命案。西晉國祚不長，由此可見一斑。
南朝：牛車成清談“標配”
自西晉開始，牛車成為主人身份的象徵，統治者仍延續此制，梁武帝便經常“乘折角小牛車”出行，此風氣延續到東晉南朝。南朝四品官員便可配享牛車，之後推廣到郡一級的官員。士人乘牛車的風氣更進一步，因為牛車不僅象徵著地位、清廉，更是士人清談時不可或缺的“標配”。
南朝時，士人相遇不言治國、不談安民，時人認為這些治國安邦的內容都是“俗事”，相比之下，他們更喜歡老莊、周易這些“玄理”。為了彰顯自己的清高風流，士人往往聚在一起清談。《道德經》便是清談中經常要辯論的內容，傳說中老子寫就道德經後“騎青牛出函谷關”，一時傳為佳話，成為士人爭相模仿的物件，牛車清談之風逐漸發展起來。
明 《老子騎牛出關圖》，張路/繪
在這一時期，道教正在蓬勃發展，漢末以來，士人認為青牛是仙家坐騎，將牛神話，騎牛乘牛車也就此成為“羽化昇仙”的重要途徑。東晉南朝人認為，漢代的生活節奏太快，在環境優渥的江南，士人不擔心自己的爵位俸祿，又不用上陣廝殺，馬車所代表的快節奏生活為南朝人所擯棄，緩緩優行的牛車節奏慢，車內空間相比馬車更大，車內放置香料，香氣瀰漫，還能安置休閒倚靠的“憑几”……
封閉的空間，舒適的配置，牛車給人一種淡然、靜謐之感，這也正是士人們思考玄理時所需要的環境。
在漢代，儒家主導的社會下，士人乘車須講究“乘車之容”和“立車之容”，乘坐要時刻保持君子風度，這在顛簸的馬車上很難做到，牛車緩慢、步履穩健，正好符合士人清談時崇尚的大道至簡的自然主義，因此，閒暇之時，士林交遊，約上三五知己，乘牛車入山林，談玄論道，飲酒放浪，無比自在。
東晉時的《魏氏春秋》記載，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駕牛車出門，也不知目的地，任由牛恣意行走，走到道路窮盡處牛車停下來，阮籍放聲大哭，哭罷又像來時一樣慢悠悠回家去了。這恐怕也是魏晉名士們所追求的率真。
阮籍的“窮途之哭”
魏晉南朝的名士們乘牛車、服五石散、飲烈酒，袒胸露懷，恣意妄為是名士風流，然而有時也因牛車緩慢而誤事。東晉的丞相王導是出了名的懼內，妻子曹氏不準王導置妾，王導只能在別處偷偷修建館舍安置眾妾。曹氏知曉後，便前往館舍，王導怕小妾受辱，連忙駕牛車前去解圍。路上覺得牛車太慢，慌亂之中用清談道具麈尾驅趕牛車，司徒蔡謨知道後戲弄王導，稱皇帝要賞賜王丞相，“不聞餘物，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導大怒，稱自己與士林交遊，從沒聽說過蔡謨這個人。
南朝名士談玄乘牛車，紈絝子弟偏愛賽牛。南朝齊的新貴陳顯達等喜愛玩弄改裝牛車，有些“快牛”聞名天下，《南齊書·陳顯達傳》記載：“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
到南朝梁時，社會上多為牛車，以至於“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南朝士族逐漸墮落腐化，喪失北伐之志，養尊處優，體質羸弱不堪，“薰衣剃面 傅粉施朱”，出門要坐牛車，下車需要人扶持。《顏氏家訓·涉務篇》記述了一個故事，建康令王復生性儒雅，從沒見過馬，見到馬匹嘶噴，大驚失色，驚呼“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南朝士人腐化墮落至此，滅亡之際亦不遠矣。
北朝：牛車成為“漢化”標誌
南朝士人乘牛車清談，這一風氣也影響到了北朝。北朝多為少數民族政權，在馬上奪得天下，以馬為貴。而入主中原以後，為了更好地統治北方地區，北朝上層開始學習漢族的典章制度，牛車所代表的的車輿禮制也在其中。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橫掃北方群雄，兵臨瓜步，以至於南朝百姓“荷擔而立”，挑著擔子隨時準備逃跑，這樣一位馬上英雄，其座駕也是牛車。《魏書·禮志》記載，太武帝的座駕是“大樓輦，駕牛十二”，在英雄輩出的南北朝時期，太武帝的豪華牛車絕對夠排場。
北魏早期統治者乘坐牛車，但牛車尚未進入士人階層，真正使得牛車在北方社會推廣開要到孝文帝改革。孝文帝自平城遷都洛陽，實行漢化政策，典章制度學習南朝，乘坐牛車亦在學習之列。孝文帝改革後，北朝列卿以上的官員配享一駕馬車或一駕通幰牛車。由此，北朝官員開始乘牛車出行。
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琅琊王司馬金龍墓漆畫，漆畫上的牛車即通幰車，巨大的篷幔遮蔽駕牛和車廂。司馬金龍墓棺板上也有牛車造型，孝文帝改革後，牛車在北朝也成為地位的象徵
北朝牛車在廣泛使用的同時，把一些象徵寓意也帶到了北方。牛車代表清廉與靈性，成為士人高潔的象徵。財政大臣楊機奉公剋己，出入時“多乘小犢車”，被百姓視為清官；孝文帝之弟、北魏忠臣元勰遭到宣武帝猜忌，被宣召，元勰乘牛車入宮，牛似乎通靈性，“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似乎知道前方有不好的事情發生。果然，使者責備元勰遲到，將牛車牽走，元勰入宮被迫飲毒酒而身亡。
北魏的漢化適應了統治中原的需要，但漢化中將南朝士族腐化墮落的繁文縟節也全盤繼承了，失去了北方民族尚武精神，激化了鮮卑族內部矛盾，最終引發六鎮起義，政權覆亡。
北魏之後，北齊的牛車使用最為廣泛，高階官員的牛車要飾以純金純銀，縣級以上官員的牛車也要以純銅裝飾。牛車的廣泛使用也影響了各個方面的社會風俗，北周隱居計程車人韋瓊在離世前特意囑咐兒子，要以“牛車載柩”，牛車帶來了喪葬習俗的更易。
牛車出行圖。陝西禮泉唐代李震墓出土，隋唐典制中，牛車仍然作為等級的象徵出現，然而社會上更多地開始使用馬車
進入隋唐以後，牛車仍在使用。唐玄宗時，楊貴妃姐妹爭相以金銀珠玉裝飾牛車，裝飾繁重、花費巨大，牛甚至不能牽引沉重的車輛。雖然直到盛唐時期仍有裝飾華美、標榜等級的牛車，但李唐王朝重視馬政，中國逐漸恢復尚武開拓的精神，代表地位的牛車逐漸隱退回田間，士林放蕩的魏晉風度、帝王將相的等級載具也隨之湮沒在中古歷史當中，只有千年無言的牛車陶俑和壁畫在訴說牛車曾經的輝煌。
參考文獻：《史記·平準書》《漢書·外戚傳》《晉書·輿服志》《晉書·王導傳》《魏書·彭城王傳》《世說新語·汰侈》《世說新語·雅量》劉磐修《魏晉南北朝社會上層乘坐牛車風俗述論》高玉國《晉代牛車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與地位探析》袁延勝《從雲夢秦簡看秦國牛的用途》鄭巖《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譚燕鵬《田畝之外：中古時期牛的功用餘意探討》買發元《魏晉時期牛車形制研究》曾慶碩《漢畫中的牛車》張振剛《三國兩晉南北朝墓葬出土牛車俑群的初步研究》齊東方《中國古代喪葬中的晉制》
END
在我們華人心中，牛是勤勞無私、倔強勇武的代名詞，如“老黃牛”“牛脾氣”等。牛的這種形象與其在歷史上的作用息息相關。中國是農業古國，先民們馴化牛來耕地，由此，鐵犁牛耕成為中國古代的農業主要生產方式。
耕牛的形象深入人心，但牛在中國歷史上也曾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魏晉南北朝時期，牛車甚至取代了馬車，成為主要交通載具，帝王出行、名士清談都用牛車，這又是為什麼呢？
漢代：戰亂使得牛車地位上升代
牛車也稱大車、犢車。先秦時期以馬為貴，牛主要被用來耕田和運輸，並非用以載人。秦朝時，一些下層官吏和百姓也乘坐牛車出行，但普遍看來，牛車是卑賤的象徵。秦二世而亡，劉邦崛起建漢，但長期戰爭使得漢初民生凋敝，《史記·平準書》記載：“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子出行，連毛色相同的馬都湊不齊，文武百官也就沒那麼講究了，運貨的牛車成為漢初軍功階層的出行載具。文景之治後，漢代經濟恢復，馬車仍然是上層人士出行的首選。
漢武帝為削弱諸侯國勢力，採納主父偃建議，頒佈推恩令，諸侯國的政治、經濟實力驟減，有些諸侯王甚至入不敷出。在這種情況下，諸王自降標準，放棄馬車，乘坐牛車出行。雖然破落的王室貴胄乘坐牛車，但這也沒能提升牛車的地位。漢宣帝外祖母王媼因為貧窮乘坐牛車入宮，被當時的百姓戲稱為“黃牛嫗”；士人蔡義貧窮，經常步行，“好事者相合為義買犢車”之後才有了代步工具，這些事例即是牛車代表貧賤寫照。
漢末三國，牛車地位逐漸上升，這是由於馬在戰爭中被大量消耗的緣故。中原地區本不產馬，漢初為了對抗匈奴，頒佈了鼓勵民間養馬的《馬復令》。漢末以來，養馬令逐漸廢弛，曠日持久的戰爭使得馬越來越少，而牛因為耕地、運輸，數量沒有明顯的減少，逐漸為上層所用，甚至形成慣例，《晉書·輿服志》記載：“（牛車）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統治者乘用，牛車地位自然逐漸上升。在這一時期，名士乘牛車交遊也逐漸流行開來，赤壁之戰前夕，魯肅勸孫權切勿投降時曾經提及這一情況：
“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
漢末士人重氣節，尚節儉，而乘牛車或破車正是自己為官清廉、名士風度的體現。建安年間，士人和洽曾向選拔人才的崔琰進言，認為車的好壞是廉潔與否的體現：
“今朝廷之儀，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
——《三國志·魏書·和洽傳》
由於長期戰爭的緣故，漢代牛車地位逐漸上升，不僅統治者乘坐，士人也以此為榮，牛車逐漸完成從民間社會到貴族階層的躍進。但牛車真正廣泛應用並超越馬車，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
西晉：牛車等級提升
西晉時，牛車取代馬車，成為最主要的交通載具。無論是西晉貴族的重大禮儀活動，還是百姓的婚喪嫁娶與平時運輸，牛車得到社會各階層的認可，而馬除了軍旅與少數祭祀活動外，幾乎退出了社會生活。又因為西晉部分繼承了漢末的車輿禮制，皇帝出行也乘牛車，因此牛車身價倍增，成為標榜身份的載具。
《晉書·武帝紀》記載：“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就是寫照。根據《晉書·輿服志》統計，皇帝出行的車駕儀仗有畫輪車、御招車、御四望車等，都以牛駕車。即使是作戰，禮儀性的牛車也取代了馬車。西晉有一種牛車叫“五牛旗”，車由青、赤、黃、白、黑五色牛並駕，在牛背上樹立旗幟，纏繞不展，除非皇帝親征，旗幟才會舒展飛揚。
皇帝的牛車多樣，王公大臣的牛車等級也日趨完善。在晉制中，有皂輪車、雲母車、油幢車、通幰(xiǎn)車四種高階牛車，只供宗室諸王和位列三公者乘坐，這些牛車大多裝飾精美，以漆畫輪轂，用帷幔遮擋四周。四種車中最具特點的是通幰車，該車頂部從前到後由木杆支起巨大的篷幔，車廂和駕牛都在巨大的篷幔陰影之下，防止Sunny暴曬，車廂兩側有精美欄杆，車前開窗，車後有門，兩側封閉，留出通風氣孔，設計科學而精緻。
北齊徐顯秀墓壁畫中的牛車。徐顯秀曾被封為武安王，幰即帷幔，壁畫中的通幰車與《晉書·輿服志》的記載相吻合
在宗室諸王與三公之外，士大夫們上朝和交遊也喜歡乘坐牛車，但相應的規格等級會降低。雖然晉武帝在即位初期提倡節儉，但西晉的奢侈腐化之風迅速蔓延，牛車也成為攀比的物件，不僅裝飾越發豪華，形成多種“改裝牛車”，在速度上也開始比拼，形成了“賽牛車”的社會風氣，甚至引發了命案，其中最有名的便是石崇王愷鬥富。
《世說新語·汰侈》記載，石崇王愷鬥富時，爭相將自己的牛車裝飾得極為豪華，雙方乘坐各自牛車外出交遊，石崇的牛在形狀、氣力上都比不上王愷的牛，但兩車在競速回洛陽城的時候，石崇的牛車後發而先至，迅捷如同飛鳥，王愷的牛車拼了老命也追不上，總是落於下風。不甘失敗的王愷賄賂了石崇的駕車人，得到了答案。原來牛車本來不慢，但王愷的車伕駕馭不當，反而限制了牛車速度優勢的發揮，如果想爭勝，就在競速時任由牛車將重心側到一邊，這樣就減小了另一個車輪與地面的摩擦，速度自然提升。掌握了核心技術的王愷信心大增，在接下來的比賽中屢屢得勝，石崇在失敗後進行調查，得知有人洩密，大怒，殺掉了兩名洩密者。
西晉年間驕奢之風橫行，牛車和寶牛也經常成為貴族間比拼的犧牲品，正如石崇、王愷鬥富一樣，本來一場普普通通的牛車競速，在上層貴族墮落腐化的背景下，竟然演變成為了一場命案。西晉國祚不長，由此可見一斑。
南朝：牛車成清談“標配”
自西晉開始，牛車成為主人身份的象徵，統治者仍延續此制，梁武帝便經常“乘折角小牛車”出行，此風氣延續到東晉南朝。南朝四品官員便可配享牛車，之後推廣到郡一級的官員。士人乘牛車的風氣更進一步，因為牛車不僅象徵著地位、清廉，更是士人清談時不可或缺的“標配”。
南朝時，士人相遇不言治國、不談安民，時人認為這些治國安邦的內容都是“俗事”，相比之下，他們更喜歡老莊、周易這些“玄理”。為了彰顯自己的清高風流，士人往往聚在一起清談。《道德經》便是清談中經常要辯論的內容，傳說中老子寫就道德經後“騎青牛出函谷關”，一時傳為佳話，成為士人爭相模仿的物件，牛車清談之風逐漸發展起來。
明 《老子騎牛出關圖》，張路/繪
在這一時期，道教正在蓬勃發展，漢末以來，士人認為青牛是仙家坐騎，將牛神話，騎牛乘牛車也就此成為“羽化昇仙”的重要途徑。東晉南朝人認為，漢代的生活節奏太快，在環境優渥的江南，士人不擔心自己的爵位俸祿，又不用上陣廝殺，馬車所代表的快節奏生活為南朝人所擯棄，緩緩優行的牛車節奏慢，車內空間相比馬車更大，車內放置香料，香氣瀰漫，還能安置休閒倚靠的“憑几”……
封閉的空間，舒適的配置，牛車給人一種淡然、靜謐之感，這也正是士人們思考玄理時所需要的環境。
在漢代，儒家主導的社會下，士人乘車須講究“乘車之容”和“立車之容”，乘坐要時刻保持君子風度，這在顛簸的馬車上很難做到，牛車緩慢、步履穩健，正好符合士人清談時崇尚的大道至簡的自然主義，因此，閒暇之時，士林交遊，約上三五知己，乘牛車入山林，談玄論道，飲酒放浪，無比自在。
東晉時的《魏氏春秋》記載，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駕牛車出門，也不知目的地，任由牛恣意行走，走到道路窮盡處牛車停下來，阮籍放聲大哭，哭罷又像來時一樣慢悠悠回家去了。這恐怕也是魏晉名士們所追求的率真。
阮籍的“窮途之哭”
魏晉南朝的名士們乘牛車、服五石散、飲烈酒，袒胸露懷，恣意妄為是名士風流，然而有時也因牛車緩慢而誤事。東晉的丞相王導是出了名的懼內，妻子曹氏不準王導置妾，王導只能在別處偷偷修建館舍安置眾妾。曹氏知曉後，便前往館舍，王導怕小妾受辱，連忙駕牛車前去解圍。路上覺得牛車太慢，慌亂之中用清談道具麈尾驅趕牛車，司徒蔡謨知道後戲弄王導，稱皇帝要賞賜王丞相，“不聞餘物，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導大怒，稱自己與士林交遊，從沒聽說過蔡謨這個人。
南朝名士談玄乘牛車，紈絝子弟偏愛賽牛。南朝齊的新貴陳顯達等喜愛玩弄改裝牛車，有些“快牛”聞名天下，《南齊書·陳顯達傳》記載：“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
到南朝梁時，社會上多為牛車，以至於“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南朝士族逐漸墮落腐化，喪失北伐之志，養尊處優，體質羸弱不堪，“薰衣剃面 傅粉施朱”，出門要坐牛車，下車需要人扶持。《顏氏家訓·涉務篇》記述了一個故事，建康令王復生性儒雅，從沒見過馬，見到馬匹嘶噴，大驚失色，驚呼“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南朝士人腐化墮落至此，滅亡之際亦不遠矣。
北朝：牛車成為“漢化”標誌
南朝士人乘牛車清談，這一風氣也影響到了北朝。北朝多為少數民族政權，在馬上奪得天下，以馬為貴。而入主中原以後，為了更好地統治北方地區，北朝上層開始學習漢族的典章制度，牛車所代表的的車輿禮制也在其中。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橫掃北方群雄，兵臨瓜步，以至於南朝百姓“荷擔而立”，挑著擔子隨時準備逃跑，這樣一位馬上英雄，其座駕也是牛車。《魏書·禮志》記載，太武帝的座駕是“大樓輦，駕牛十二”，在英雄輩出的南北朝時期，太武帝的豪華牛車絕對夠排場。
北魏早期統治者乘坐牛車，但牛車尚未進入士人階層，真正使得牛車在北方社會推廣開要到孝文帝改革。孝文帝自平城遷都洛陽，實行漢化政策，典章制度學習南朝，乘坐牛車亦在學習之列。孝文帝改革後，北朝列卿以上的官員配享一駕馬車或一駕通幰牛車。由此，北朝官員開始乘牛車出行。
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琅琊王司馬金龍墓漆畫，漆畫上的牛車即通幰車，巨大的篷幔遮蔽駕牛和車廂。司馬金龍墓棺板上也有牛車造型，孝文帝改革後，牛車在北朝也成為地位的象徵
北朝牛車在廣泛使用的同時，把一些象徵寓意也帶到了北方。牛車代表清廉與靈性，成為士人高潔的象徵。財政大臣楊機奉公剋己，出入時“多乘小犢車”，被百姓視為清官；孝文帝之弟、北魏忠臣元勰遭到宣武帝猜忌，被宣召，元勰乘牛車入宮，牛似乎通靈性，“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似乎知道前方有不好的事情發生。果然，使者責備元勰遲到，將牛車牽走，元勰入宮被迫飲毒酒而身亡。
北魏的漢化適應了統治中原的需要，但漢化中將南朝士族腐化墮落的繁文縟節也全盤繼承了，失去了北方民族尚武精神，激化了鮮卑族內部矛盾，最終引發六鎮起義，政權覆亡。
北魏之後，北齊的牛車使用最為廣泛，高階官員的牛車要飾以純金純銀，縣級以上官員的牛車也要以純銅裝飾。牛車的廣泛使用也影響了各個方面的社會風俗，北周隱居計程車人韋瓊在離世前特意囑咐兒子，要以“牛車載柩”，牛車帶來了喪葬習俗的更易。
牛車出行圖。陝西禮泉唐代李震墓出土，隋唐典制中，牛車仍然作為等級的象徵出現，然而社會上更多地開始使用馬車
進入隋唐以後，牛車仍在使用。唐玄宗時，楊貴妃姐妹爭相以金銀珠玉裝飾牛車，裝飾繁重、花費巨大，牛甚至不能牽引沉重的車輛。雖然直到盛唐時期仍有裝飾華美、標榜等級的牛車，但李唐王朝重視馬政，中國逐漸恢復尚武開拓的精神，代表地位的牛車逐漸隱退回田間，士林放蕩的魏晉風度、帝王將相的等級載具也隨之湮沒在中古歷史當中，只有千年無言的牛車陶俑和壁畫在訴說牛車曾經的輝煌。
參考文獻：《史記·平準書》《漢書·外戚傳》《晉書·輿服志》《晉書·王導傳》《魏書·彭城王傳》《世說新語·汰侈》《世說新語·雅量》劉磐修《魏晉南北朝社會上層乘坐牛車風俗述論》高玉國《晉代牛車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與地位探析》袁延勝《從雲夢秦簡看秦國牛的用途》鄭巖《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譚燕鵬《田畝之外：中古時期牛的功用餘意探討》買發元《魏晉時期牛車形制研究》曾慶碩《漢畫中的牛車》張振剛《三國兩晉南北朝墓葬出土牛車俑群的初步研究》齊東方《中國古代喪葬中的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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