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對詞的發展的貢獻主要有兩方面。第一，在形式上開創了漫詞長調。漫詞的出現不僅是篇幅拉長的問題，它使詞比起過去的小令來容量加大了，更能表現廣闊的生活內容；第二，也是最主要的，柳永把詞從深閏重樓里拉出來，詞的抒情主人公不再是深閏裡的思婦怨女，而是市井兒女，有專家說，柳永詞是專為市井的少男少女們歌唱。雖未脫綺靡香豔，但天地寬廣多了。而且，由於柳永長年浪跡漂泊，羈旅愁思，旅途風光，都入詞中，大大拓寬了詞的表現範圍。因為柳永詞語言柔美清新，內容又迎合當時的“大眾口味”，使得當時“有井水處皆歌柳詞”，對當時和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柳永在詞史上的影響是巨大而又深遠的。柳永詞由於三點原因而受到當時社會各階層普遍的喜愛：其一，語言俚俗淺近，易於被接受。《碧雞漫志》卷二稱柳詞“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後山詩話》稱柳詞“作新樂府，骫骨皮 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徐度在《卻掃篇》中說：“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宋翔鳳《樂府餘論》說：“耆卿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柳永詞首先被民間下層以及邊疆漢文化修養層次較低的少數民族所喜聞樂見是不容置疑的，《避暑錄話》卷下稱：“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就說明了其受歡迎的普遍程度。胡寅在《酒邊詞序》中也說：柳詞“好之者以為無以復加。”即使是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文人士大夫和社會上層，雖然口頭上和理智上表示反對，現實中也掩飾不住對柳詞的喜愛。仁宗在人前人後的兩套作為，以及晏殊、蘇軾等事實上是熟讀了柳詞卻加以貶斥的事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其二，大量創制新調，符合了人們的審美需求。李清照《詞論》說：柳永“變舊聲作新聲，大得聲稱於世。”在藝術欣賞方面，人們的審美心理永遠是“喜新厭舊”的。最動聽迷人、流行一時的樂曲也要逐漸被新興的音樂所替代，柳永“新聲”的出現，正好給人們帶來全新的藝術享受。其三，“豔冶”的話題，迎合了人們的性心理。《藝苑雌黃》說：“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概非羈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媟之語。”張端義《貴耳集》說：“蓋詞本管絃冶蕩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雖頗以俗為病，然好之者終不絕也。”男女性愛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因此也成為文學的永恆主題，這類題材的作品便受到了無論哪個階層、哪個時代的讀者的普遍歡迎。尤其是宋代都市經濟繁榮之後，出現了一個古代的“市民階層”，他們由中下層官員及家屬與僕人、衙門吏卒、商人、手工業者、藝人、城市貧民等等組成，他們在工作閒暇、茶餘飯後需要精神調劑，需要娛樂享受，而這個階層平日最大最多的娛樂方式就是赤裸裸地談論“性”話題。柳永詞因此深得他們的喜愛，趨之若鶩。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卻是柳永能一片真誠地對待新事物。柳永長期生活於歌伎舞女之間，他一面繼承敦煌曲子詞的傳統，一面從民間的“新聲”中汲取豐富營養，從而在形式、內容、手法以及語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創造，並由此而獲得很高聲譽。柳永在詞史上的地位也集中體現在這兩個方面：慢詞形式的大量創制和運用，從而使其成熟並得到推廣，成為兩宋詞壇的主要創作形式；民間文學與語言的汲取，以及俚俗詞派的創立。在詞史上，作品在當時能有如此巨大的影響，除柳永以外，恐怕很難找到第二個了。而且，柳永詞不僅在國內廣泛流傳，當時就傳播到西夏、高麗，在國際上也有一定影響。柳永以畢生精力從事詞的創作，在詞的創作上，他是個全才。他既有創意之才，又有創調之才，在創意與創調兩方面都充分表現出他的創新精神。後代詞人幾乎沒有不在這兩方面接受他的影響的。很明顯，如果沒有柳永的出現，詞的創作還很難擺脫小令的影響。正是因為柳永大量填寫慢詞並取得很大成功，“東坡、少遊輩繼起，慢詞遂盛”（宋翔鳳《樂府餘論》）。這說明，象蘇軾這樣的大詞人和秦觀這樣的“婉約之宗”，也都是在柳永的影響下大量從事慢詞寫作的。周邦彥受柳永的影響更為明顯。《柯亭詞論》說：“周詞淵源，全自柳出，其寫情用賦筆，純是屯田法。”不過，在接受柳永的影響方面，各有不同，有的在創意方面接受的多些，有的在創調方面接受的多些。而在創意、創調兩個方面同時接受柳永影響的詞人就很少了。蘇軾開創了豪放詞的創作，把詞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但他在創調方面卻沒有象柳永那樣做出大的貢獻。又如周邦彥，他在詞調、詞律的規範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在創意方面的進展卻微乎其微。可見，在中國詞史上能夠象柳永那樣在創意與創調兩個方面同時作出貢獻的詞人，在北宋以後的詞壇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了。王灼承認柳永詞“序事閒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陳振孫則推許柳詞“音律諧婉，語意妥帖”（所引皆同上）。元明以來，柳永作品廣受歡迎，而有關他的故事流傳也很廣泛，話本小說、雜劇戲曲中都有人寫過柳永的故事。話本上文提到了《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和《眾名姬春風吊柳七》，雜劇中則有《錢大尹智寵謝天香》、《風流冢》，院本有《變柳七》等等。蘇軾在中國詞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宋人王灼在《碧雞漫志》中說，詞到了蘇軾，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這是很確切的。
柳永對詞的發展的貢獻主要有兩方面。第一，在形式上開創了漫詞長調。漫詞的出現不僅是篇幅拉長的問題，它使詞比起過去的小令來容量加大了，更能表現廣闊的生活內容；第二，也是最主要的，柳永把詞從深閏重樓里拉出來，詞的抒情主人公不再是深閏裡的思婦怨女，而是市井兒女，有專家說，柳永詞是專為市井的少男少女們歌唱。雖未脫綺靡香豔，但天地寬廣多了。而且，由於柳永長年浪跡漂泊，羈旅愁思，旅途風光，都入詞中，大大拓寬了詞的表現範圍。因為柳永詞語言柔美清新，內容又迎合當時的“大眾口味”，使得當時“有井水處皆歌柳詞”，對當時和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柳永在詞史上的影響是巨大而又深遠的。柳永詞由於三點原因而受到當時社會各階層普遍的喜愛：其一，語言俚俗淺近，易於被接受。《碧雞漫志》卷二稱柳詞“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後山詩話》稱柳詞“作新樂府，骫骨皮 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徐度在《卻掃篇》中說：“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宋翔鳳《樂府餘論》說：“耆卿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柳永詞首先被民間下層以及邊疆漢文化修養層次較低的少數民族所喜聞樂見是不容置疑的，《避暑錄話》卷下稱：“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就說明了其受歡迎的普遍程度。胡寅在《酒邊詞序》中也說：柳詞“好之者以為無以復加。”即使是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文人士大夫和社會上層，雖然口頭上和理智上表示反對，現實中也掩飾不住對柳詞的喜愛。仁宗在人前人後的兩套作為，以及晏殊、蘇軾等事實上是熟讀了柳詞卻加以貶斥的事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其二，大量創制新調，符合了人們的審美需求。李清照《詞論》說：柳永“變舊聲作新聲，大得聲稱於世。”在藝術欣賞方面，人們的審美心理永遠是“喜新厭舊”的。最動聽迷人、流行一時的樂曲也要逐漸被新興的音樂所替代，柳永“新聲”的出現，正好給人們帶來全新的藝術享受。其三，“豔冶”的話題，迎合了人們的性心理。《藝苑雌黃》說：“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概非羈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媟之語。”張端義《貴耳集》說：“蓋詞本管絃冶蕩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雖頗以俗為病，然好之者終不絕也。”男女性愛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因此也成為文學的永恆主題，這類題材的作品便受到了無論哪個階層、哪個時代的讀者的普遍歡迎。尤其是宋代都市經濟繁榮之後，出現了一個古代的“市民階層”，他們由中下層官員及家屬與僕人、衙門吏卒、商人、手工業者、藝人、城市貧民等等組成，他們在工作閒暇、茶餘飯後需要精神調劑，需要娛樂享受，而這個階層平日最大最多的娛樂方式就是赤裸裸地談論“性”話題。柳永詞因此深得他們的喜愛，趨之若鶩。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卻是柳永能一片真誠地對待新事物。柳永長期生活於歌伎舞女之間，他一面繼承敦煌曲子詞的傳統，一面從民間的“新聲”中汲取豐富營養，從而在形式、內容、手法以及語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創造，並由此而獲得很高聲譽。柳永在詞史上的地位也集中體現在這兩個方面：慢詞形式的大量創制和運用，從而使其成熟並得到推廣，成為兩宋詞壇的主要創作形式；民間文學與語言的汲取，以及俚俗詞派的創立。在詞史上，作品在當時能有如此巨大的影響，除柳永以外，恐怕很難找到第二個了。而且，柳永詞不僅在國內廣泛流傳，當時就傳播到西夏、高麗，在國際上也有一定影響。柳永以畢生精力從事詞的創作，在詞的創作上，他是個全才。他既有創意之才，又有創調之才，在創意與創調兩方面都充分表現出他的創新精神。後代詞人幾乎沒有不在這兩方面接受他的影響的。很明顯，如果沒有柳永的出現，詞的創作還很難擺脫小令的影響。正是因為柳永大量填寫慢詞並取得很大成功，“東坡、少遊輩繼起，慢詞遂盛”（宋翔鳳《樂府餘論》）。這說明，象蘇軾這樣的大詞人和秦觀這樣的“婉約之宗”，也都是在柳永的影響下大量從事慢詞寫作的。周邦彥受柳永的影響更為明顯。《柯亭詞論》說：“周詞淵源，全自柳出，其寫情用賦筆，純是屯田法。”不過，在接受柳永的影響方面，各有不同，有的在創意方面接受的多些，有的在創調方面接受的多些。而在創意、創調兩個方面同時接受柳永影響的詞人就很少了。蘇軾開創了豪放詞的創作，把詞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但他在創調方面卻沒有象柳永那樣做出大的貢獻。又如周邦彥，他在詞調、詞律的規範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在創意方面的進展卻微乎其微。可見，在中國詞史上能夠象柳永那樣在創意與創調兩個方面同時作出貢獻的詞人，在北宋以後的詞壇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了。王灼承認柳永詞“序事閒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陳振孫則推許柳詞“音律諧婉，語意妥帖”（所引皆同上）。元明以來，柳永作品廣受歡迎，而有關他的故事流傳也很廣泛，話本小說、雜劇戲曲中都有人寫過柳永的故事。話本上文提到了《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和《眾名姬春風吊柳七》，雜劇中則有《錢大尹智寵謝天香》、《風流冢》，院本有《變柳七》等等。蘇軾在中國詞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宋人王灼在《碧雞漫志》中說，詞到了蘇軾，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這是很確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