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一生，從政約四十年，基本上是在新舊黨爭的漩渦中坎凜起伏地度過的。但政治的挫折並沒有減弱他旺盛的創作精力。元豐三年（1080），御史官員從他的詩文中搜索材料，牽強附會，說他譏諷皇帝、詆譭朝廷，把他逮捕，製造了一起“文字獄”，史稱“烏臺詩案”，次年被貶謫，“安置黃州”（今湖北黃岡）。此後，蘇軾又幾經沉浮，先後被貶於定州、知州、惠州、直至儋州（今海南省）。伴隨著宦海沉浮，經歷了多年人生挫辱的他，也清楚的看到政治鬥爭中不可避免的陰暗、卑鄙和險惡，感受到人生的無奈。對世情冷暖的漸趨洞察，使得他在困苦的生活中，一直保持著開朗樂觀的精神面貌，並且積極地進行創作。 初到黃州，蘇軾即作詩“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初到黃州》）以輕鬆的口吻自我嘲解，但這只是其思想意識的表層的東西，作為遭受迫害的逐臣，憂讒畏譏戰戰兢兢的心態是最難以擺脫的，“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為，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雲擅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言者何所不至。若大霈之後，思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為深慮之，仍且密之為上。”（《與陳造書》）他那謹小慎微、惴惴不安的心情，完全流露於信的字裡行間。但這種心態與蘇軾獨立不屈的性格必然要在思想上發生衝突，因此其必然要在思想上衝破現狀，找尋新的精神支柱來進行自我調節。而佛老哲學“清淨無為”、“萬物齊一”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很好地解脫了他來自社會也來自個人的壓抑，成為他思想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儒、道、佛三種精神思想的融合，形成了他特有的豪邁、曠達和視險如夷的氣魄。文如其人，蘇軾的襟抱境界直接影響了他的藝術風格。“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 在黃州期間，蘇軾曾三遊赤壁，寫下了一詞二賦的千古名篇。在《念奴姣•赤壁懷古》中作者面對圖畫一般雄奇壯麗的山川景物，不禁引人追懷歷史往事，“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在三國赤壁古戰場，蘇軾觀賞江山風景，懷念英雄業績，感到自己的心情都為之振盪了。但望著滾滾東去的流水，作者建功立業的報復也付之流水，不禁黯然傷神，發出“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感慨。整首詞內容矛盾複雜，感情內涵十分豐富，既有對祖國壯麗河山的熱情禮讚，對樹功建業的英雄人物的忠心傾慕；又有人生如夢的消沉感喟，在上下幾千年，綿亙數千裡的宏大境界上，在浩渺的時空框架中發出功名虛幻的感嘆，把人生挫折的懊惱引向高遠之處。然而，整首詞的基調是積極的，追求理想的精神勝過了消極思想，雖然自然平淡，缺乏激烈抗爭的力量，卻也反映了蘇軾不甘沉淪的高傲性格。作者此時仍抱有積極入世的勇氣和信心，“願為穿雲鶻，莫做將雛鴨。”（《歧亭五首》之五）但也因環境的變化而發出人生空漠、無所寄託的感慨，“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前赤壁賦》）在《前赤壁賦》中，蘇軾以敘事為骨架，在描繪秋夜江景，穿插歷史事蹟的同時，著重以老莊闡發了人生哲理，“只用寥寥數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覺道出，同時把人在這個紅塵生活裡可享受的大自然豐厚的賜予表明。”（林語堂《蘇東坡傳》） 在黃州期間，當地一書生馬可卿替蘇軾向當地官府求來一塊數十畝的荒地，他親自耕種，這塊荒地在郡城舊營地的東面，因而取名“東坡”，他也自號“東坡居士”，意味著蘇軾對白居易晚年“知足保和”思想作風的仰慕，意味著他思想上的一個重要變化：佛老思想成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處世哲學。佛老思想原以清淨無為，超然外物為旨歸，但在蘇軾身上卻起了複雜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貴賤、譭譽得失視作毫無區別的東西，有逃避現實的消極作用；另一方面，又幫助他觀察問題比較通達，在一種曠達態度背後，堅持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執著和追求。如：“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既是寫雨後之實景，也是作者由此情此景中超然物外而對人生前程所作的一種展望與設想，又將立身之意志與超然之襟抱圓滿地融合為一處，用儒家用世之旨意與佛老曠達之精神圓滿融合自己為一人，表現出在逆境中超曠的人生態度和思想精神。 從被貶黃州以後蘇軾的詩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傲視磨難艱危，談笑生死，履險如夷，把儒家士大夫“仁者不憂”、“君子坦蕩蕩”、“浩然之氣”的精神與佛家“當下即是”、“看穿順逆”的思想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更為超脫達觀的人生哲學。同時，依靠藝術 的激情來完成心理上的宣洩，蘇軾曾經自述：“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酒氣拂，從十指出也。”也依靠佛老，保護了自己幻想中的具備完整人格的心靈世界。試看“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者甚幹忙？前事既定，誰弱又誰強？ 且趁閒身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百年裡，渾教是罪，三萬六千場，一葉輕舟穿淼茫。”（《雨夜宿淨行院》）“君看岸邊蒼石上，石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往，造物雖弛如吾何？”（《百步洪》）履危難而處之泰然，歷滄桑而洞觀人生，心胸豁達，情趣瀟灑，恬淡自適。 蘇軾曾寫到：“承喻慎靜以處憂患，非心愛我之深，何以及此，當謹置之座右也。”（《與章質夫三首》之一）正是他人生這裡的核心所指——“慎靜以處憂患”，他歷經磨難，始終保持著曠達開朗性格的奧秘也就在此！故能在寫完“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以雷鳴，敲門都不應，依仗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彀紋平。小舟從此適，江海寄餘生。”（《臨江仙•夜歸臨皋》）後，“折冠服江邊，拿舟長嘯去矣。”甚至把縣太爺都嚇了個半死，到處派人尋找，但當人們發現他之時，卻“鼻鼾如雷，猶未興矣。”只不過發發感慨，以期獲得平衡和寧靜罷了。 綜觀被貶黃州之後，蘇軾內心的儒家思想已變化為儒家思想與佛老思想矛盾地並存在一起。它們是矛盾的，因為前者的主要精神是積極入世而後者則是消極出世；但它們又在蘇軾身上是統一的，因為他習慣於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區別對待，因而大致以“外儒內道”的形式把兩者統一起來，也就是說，當他入世從政時，則主要信奉和推行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時時有佛老思想冒頭），當他貶官在野時，佛老思想則成為他的主要思想傾向（儒家思想也並不泯滅）。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篇》）這句話可移來評論蘇軾。反映在藝術上，則表現為其詩歌藝術日臻圓熟，並追求淡雅高遠的風格，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
蘇軾一生，從政約四十年，基本上是在新舊黨爭的漩渦中坎凜起伏地度過的。但政治的挫折並沒有減弱他旺盛的創作精力。元豐三年（1080），御史官員從他的詩文中搜索材料，牽強附會，說他譏諷皇帝、詆譭朝廷，把他逮捕，製造了一起“文字獄”，史稱“烏臺詩案”，次年被貶謫，“安置黃州”（今湖北黃岡）。此後，蘇軾又幾經沉浮，先後被貶於定州、知州、惠州、直至儋州（今海南省）。伴隨著宦海沉浮，經歷了多年人生挫辱的他，也清楚的看到政治鬥爭中不可避免的陰暗、卑鄙和險惡，感受到人生的無奈。對世情冷暖的漸趨洞察，使得他在困苦的生活中，一直保持著開朗樂觀的精神面貌，並且積極地進行創作。 初到黃州，蘇軾即作詩“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初到黃州》）以輕鬆的口吻自我嘲解，但這只是其思想意識的表層的東西，作為遭受迫害的逐臣，憂讒畏譏戰戰兢兢的心態是最難以擺脫的，“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為，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雲擅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言者何所不至。若大霈之後，思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為深慮之，仍且密之為上。”（《與陳造書》）他那謹小慎微、惴惴不安的心情，完全流露於信的字裡行間。但這種心態與蘇軾獨立不屈的性格必然要在思想上發生衝突，因此其必然要在思想上衝破現狀，找尋新的精神支柱來進行自我調節。而佛老哲學“清淨無為”、“萬物齊一”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很好地解脫了他來自社會也來自個人的壓抑，成為他思想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儒、道、佛三種精神思想的融合，形成了他特有的豪邁、曠達和視險如夷的氣魄。文如其人，蘇軾的襟抱境界直接影響了他的藝術風格。“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 在黃州期間，蘇軾曾三遊赤壁，寫下了一詞二賦的千古名篇。在《念奴姣•赤壁懷古》中作者面對圖畫一般雄奇壯麗的山川景物，不禁引人追懷歷史往事，“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在三國赤壁古戰場，蘇軾觀賞江山風景，懷念英雄業績，感到自己的心情都為之振盪了。但望著滾滾東去的流水，作者建功立業的報復也付之流水，不禁黯然傷神，發出“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感慨。整首詞內容矛盾複雜，感情內涵十分豐富，既有對祖國壯麗河山的熱情禮讚，對樹功建業的英雄人物的忠心傾慕；又有人生如夢的消沉感喟，在上下幾千年，綿亙數千裡的宏大境界上，在浩渺的時空框架中發出功名虛幻的感嘆，把人生挫折的懊惱引向高遠之處。然而，整首詞的基調是積極的，追求理想的精神勝過了消極思想，雖然自然平淡，缺乏激烈抗爭的力量，卻也反映了蘇軾不甘沉淪的高傲性格。作者此時仍抱有積極入世的勇氣和信心，“願為穿雲鶻，莫做將雛鴨。”（《歧亭五首》之五）但也因環境的變化而發出人生空漠、無所寄託的感慨，“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前赤壁賦》）在《前赤壁賦》中，蘇軾以敘事為骨架，在描繪秋夜江景，穿插歷史事蹟的同時，著重以老莊闡發了人生哲理，“只用寥寥數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覺道出，同時把人在這個紅塵生活裡可享受的大自然豐厚的賜予表明。”（林語堂《蘇東坡傳》） 在黃州期間，當地一書生馬可卿替蘇軾向當地官府求來一塊數十畝的荒地，他親自耕種，這塊荒地在郡城舊營地的東面，因而取名“東坡”，他也自號“東坡居士”，意味著蘇軾對白居易晚年“知足保和”思想作風的仰慕，意味著他思想上的一個重要變化：佛老思想成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處世哲學。佛老思想原以清淨無為，超然外物為旨歸，但在蘇軾身上卻起了複雜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貴賤、譭譽得失視作毫無區別的東西，有逃避現實的消極作用；另一方面，又幫助他觀察問題比較通達，在一種曠達態度背後，堅持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執著和追求。如：“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既是寫雨後之實景，也是作者由此情此景中超然物外而對人生前程所作的一種展望與設想，又將立身之意志與超然之襟抱圓滿地融合為一處，用儒家用世之旨意與佛老曠達之精神圓滿融合自己為一人，表現出在逆境中超曠的人生態度和思想精神。 從被貶黃州以後蘇軾的詩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傲視磨難艱危，談笑生死，履險如夷，把儒家士大夫“仁者不憂”、“君子坦蕩蕩”、“浩然之氣”的精神與佛家“當下即是”、“看穿順逆”的思想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更為超脫達觀的人生哲學。同時，依靠藝術 的激情來完成心理上的宣洩，蘇軾曾經自述：“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酒氣拂，從十指出也。”也依靠佛老，保護了自己幻想中的具備完整人格的心靈世界。試看“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者甚幹忙？前事既定，誰弱又誰強？ 且趁閒身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百年裡，渾教是罪，三萬六千場，一葉輕舟穿淼茫。”（《雨夜宿淨行院》）“君看岸邊蒼石上，石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往，造物雖弛如吾何？”（《百步洪》）履危難而處之泰然，歷滄桑而洞觀人生，心胸豁達，情趣瀟灑，恬淡自適。 蘇軾曾寫到：“承喻慎靜以處憂患，非心愛我之深，何以及此，當謹置之座右也。”（《與章質夫三首》之一）正是他人生這裡的核心所指——“慎靜以處憂患”，他歷經磨難，始終保持著曠達開朗性格的奧秘也就在此！故能在寫完“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以雷鳴，敲門都不應，依仗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彀紋平。小舟從此適，江海寄餘生。”（《臨江仙•夜歸臨皋》）後，“折冠服江邊，拿舟長嘯去矣。”甚至把縣太爺都嚇了個半死，到處派人尋找，但當人們發現他之時，卻“鼻鼾如雷，猶未興矣。”只不過發發感慨，以期獲得平衡和寧靜罷了。 綜觀被貶黃州之後，蘇軾內心的儒家思想已變化為儒家思想與佛老思想矛盾地並存在一起。它們是矛盾的，因為前者的主要精神是積極入世而後者則是消極出世；但它們又在蘇軾身上是統一的，因為他習慣於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區別對待，因而大致以“外儒內道”的形式把兩者統一起來，也就是說，當他入世從政時，則主要信奉和推行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時時有佛老思想冒頭），當他貶官在野時，佛老思想則成為他的主要思想傾向（儒家思想也並不泯滅）。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篇》）這句話可移來評論蘇軾。反映在藝術上，則表現為其詩歌藝術日臻圓熟，並追求淡雅高遠的風格，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