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劇作《麥克白》-------一部刨析人物人物心理的偉大篇章莎士比亞在劇作《麥克白》中，透過對原編年紀事史的改編，反映了文藝復興時期新的社會罪惡，深入細緻地刻畫了麥克白的獨特個性心理特徵，展示了人物內心善與惡的交戰、正義與邪惡的激烈衝突，揭示了他不可避免的悲劇命運和悲劇實質。 其實仔細想想莎士比亞的劇中人物,是真實的、是活著的,是具有強烈生命力的,因此,他總能震撼我們,讓我們去思考。麥克白一生由興衰交織而成。慾望帶來的興,因此令人滿足,卻也容易地導致了他迷失方向而走向衰敗。 如何處理好自己的人生起伏,更是我們一個重要的課題。總而言之,莎士比亞的劇作帶給我們的啟發,不只是我們的行事方針,也會是我們生活的智慧。其文學作品的哲學內容,也指導著我們去思考,去探索我們該用何種態度去面對我們的生活。 在這裡本人覺得《麥克白》非常值得品讀。莎士比亞悲劇《麥克白》在現代莎評專家無意識和心理分析的影響下逐漸顯現出現代主義的光澤。上個世紀初，英國著名莎學專家A．C．布拉德雷將莎士比亞悲劇的氣氛的烘托歸納為三類：反常的精神狀態、超自然的因素和偶然事件等。而在世紀末，它又在解構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的關照下展示著一種“另類”的文字。曾豔兵在運用拉康的無意識語言論分析它，產生了語言的悲劇的概念。悲劇性的氣氛和超自然的因素及異常心態如幻覺、幻視和幻聽等，都是人物內心無意識或“本我”的外化。黑暗的色彩和流血的主題使得劇作的悲劇性越發凸現，悲劇心理特徵愈加明顯。主要人物在弒君犯罪前後所表現的人性和人格上的精神分裂在人物行動中都無不體現了變態心理的特徵，正揭示了他們進入漫漫長夜受煎熬的心路歷程。本文擬從超自然因素、色彩和人物變態心理等方面剖析《麥克白》中的悲劇心理特徵。 悲哀的將來 ——《麥克白》的悲劇性淺析莎士比亞的《麥克白》是一出享譽世間的偉大的悲劇。該劇所講述的是蘇格蘭一位驍勇善戰的大將麥克白企圖篡位卻最終失敗的故事。該劇取材於霍林謝德的《編年史》，是蘇格蘭歷史上的真實事件。這本應是一個極為普通的歷史故事，所反映的無非是惡有惡報的世間常理，但經過莎士比亞的絕妙的設想與超凡的創作能力，將鬼神與哲學的因素灌輸其中，使萬惡的麥克白具有了特殊的悲劇性，也使該劇成為了世界戲劇史上的不朽之作。劇中，麥克白在戰勝挪威軍歸來時聽信了女巫對自己未來必將為王的語言，便產生了妄圖篡位的想法，並在麥克白夫人的誘導下終成大錯。由此，一般來說，對於麥克白悲劇產生的原因，大多認為是外來因素，即女巫的預言和麥克白夫人的勸誘，這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明顯的問題。誠然，麥克白是聽信了女巫對於自己將來的預言才動了歹念，並在夫人的慫恿下犯下了不可饒入的罪行。但若要將悲劇的成因歸於此，就等於承認了《麥克白》的悲劇源於麥克白聽信毫無根據並毫無善念的語言，而非麥克白本身的問題。換句話說，《麥克白》的悲劇性不在於麥克白本身，而是源於外界。這顯然與莎士比亞為麥克白這個人物的設定的悲劇性是相悖的。那麼，麥克白自身的悲劇性在於何處呢？有觀點認為，麥克白的悲劇性在於他違反了神——即上帝——的意志，因而遭受到了上帝的懲罰。在西方，存在“神聖必然”，即神聖自由的觀點。該觀點認為，神聖者的自由在於賦予了人自由地選擇善惡的能力，而非遏制、救贖世人之罪的意志。因此，若將麥克白的悲劇性定位於此，等於把神聖者當成了一個懲治人類的君主，這無疑是否定了“神聖必然”，並在一定程度上將神聖者世俗化、人間化，破壞了其博愛的形象。因而將麥克白的悲劇性的成因歸結為違反了神的意志是不成立的。拋開神的因素，麥克白的悲劇性是另有成因的。根據劇情的延展得知，麥克白的整個悲劇過程是分為三個階段的，即“過去（曾在）→當前→將來”。過去的麥克白是位立下赫赫戰功、受到眾人以致君王愛戴的名將，而當前的麥克白聽信了女巫對於他的將來的預言之後，便產生了要使將來實現的惡念。他的整個人生並非具有流暢的時間性，而是被他自己的意志割裂開來的。也就是說，過去（曾經）與將來是毫無關聯的，而從將來的形態中也看不到曾在的存在。他的人生時間上的割裂性造成了他的悲劇性，因而說來其悲劇性在於他自身。但是，既然人類有自由選擇善惡的能力，那麼倘若麥克白選擇了將曾在繼續延展成將來的話，他豈不就能避免悲劇的出現，而其悲劇性也就化為烏有了？他可以做出如此的選擇嗎？當然不可以。而這也正是三女巫、何卡忒及麥克白夫人在劇中存在的真正意義。在哲學觀點中，外在是促成內在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沒有了女巫、赫卡忒與麥克白夫人這些外在因素的存在，麥克白自身的恐懼、膽怯與麥克白夫人斥責他的“充滿著太多的人情的乳臭”的天性，使他不會如此之快便實現惡行。女巫告訴了麥克白他的將來，而這些預言一部分的實現使他對語言信以為真，增加了他的膽量與野心，促進了事態的發展。而以極惡形象出現的麥克白夫人則是使事態進展迅速的最大因素。在劇中，麥克白夫人的惡毒甚至使人毛骨悚然，：“來，注視著人類惡念的魔鬼們！解除我女性的柔弱，用最兇惡的殘忍自頂至踵灌注在我的全身；凝結我的血液，不要讓悔恨透過我的心頭，不要讓天性中的惻隱搖動我的狠毒的決意！來，你們這些殺人的助手，你們無形的軀體散滿在空間，到處找尋為非作惡的機會，進入我的婦人的胸中，把我的乳水當作膽汁吧！來，陰沉的黑夜，用最昏暗的地獄中的濃煙罩住你自己，讓我的銳利的刀瞧不見它自己切開的傷口，讓晴天不能從黑暗的重衾裡探出頭來高喊‘住手，住手！’”（第一幕第五場）以及之後在勸誘麥克白殺鄧肯時說的：“我曾哺育過嬰孩，知道一個母親是怎樣憐愛那吮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會在她看著我的臉微笑的時候，從它的柔軟的嫩嘴裡摘下我的乳頭，把它的腦袋砸碎，要是我也像你一樣，曾經發誓下這樣毒手的話”（第一幕第七場）。正是他的這種超越人情界限的惡毒大大地堅定了麥克白的決心，也展示出了她罪惡的本性。為了達到目的，她甚至於不惜讓自己的雙手沾滿淋漓的鮮血。但她最終還是由於對於罪行的過度恐懼而患上了夢遊症，並在瘋癲之中死去。這也正體現了“惡有惡報”的世間常理。從上述分析來看，她們的存在與麥克白的悲劇的形成是息息相關的，並非莎翁的無用之筆。另外，我們還可以從作品中看到一些有關於悲劇性的其它的東西。這裡存在一個“負罪”的概念。在麥克白的人生中，“罪過”並非是一種感覺，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具有實質感的物質。正是這些罪過的不斷增加、積累，最終將麥克白的人生壓垮。而這些罪過的積累無疑是他自身所造成的。但是他對於這些罪過也並非無所顧忌、毫無恐懼感。就在罪惡的伊始，他的眼前便由於恐懼而產生了幻象：“在我面前搖晃著、它的柄對著我的手的，不是一把刀子嗎？來，讓我抓住你。我抓不到你，可是仍舊看見你。不祥的幻象，你只是一件可視不可觸的東西嗎？或者你不過是一把想象中的刀子，從狂熱的腦筋裡發出來的虛妄的意匠？我仍舊看見你，你的形狀正像我現在拔出的這一把刀子一樣明顯。你指示著我所要去的方向，告訴我應當用什麼利器。我的眼睛倘不是受了其他直覺的嘲弄，就是兼顧了一切感官的機能。我仍舊看見你；你的刃上和柄上還流著一滴一滴剛才所沒有的血”（第二幕第一場）。在殺死鄧肯後“這是什麼手！嘿！它們要挖出我的眼睛。大洋裡所有的水，能夠洗淨我手上的血跡嗎？不，恐怕我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無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紅呢”（第二幕第二場）的叨唸，以及當他見到班戈的鬼魂後的種種窘態，都說明了他對於犯下罪行的恐懼。但是他並沒有因為恐懼而停止自己的一切罪惡的行為。在原考特爵士叛變而被罷免後，麥克白接過了“考特”這一爵位。但他比考特爵士更勝一籌，根據瑪爾康的敘述，原考特爵士在行刑前的一刻“他很坦白地供認他的叛逆，請求您寬恕他的罪惡，並且表示深切的悔恨。他的一生行事，從來不曾像他臨終的時候那樣值得欽佩”（第一幕第四場）。但是麥克白至死都不肯低頭：“我不願投降，我不願低頭吻那瑪爾康小子足下的泥土，被那些下賤的民眾任意唾罵”（第五幕第七場）。或許是他為了保持自己一向高貴的姿態，抑或是知道自己的罪行已積累到無法挽回的地步，總之他沒有低頭。而這正是他自己所造成的罪過的不斷增加造成的。然而麥克白雖然沒有低頭，但並不代表他沒有懊悔過。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在他殺死鄧肯後“這是什麼手！嘿！它們要挖出我的眼睛。大洋裡所有的水，能夠洗淨我手上的血跡嗎？不，恐怕我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無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紅呢”，他在說是“他的這隻手”殺死了鄧肯，而非“竟然是他的手”殺死了鄧肯。之所以他的懊悔不濟於事，正是由於他對於懊悔物件的判斷錯誤。同時這也說明了罪過的本源在於麥克白本身，而非其他任何因素，這與前面提到的麥克白的悲劇性來自內在而非外在是正相吻合的。並沒有認清罪惡根源的他只有在不斷的懊悔當中接連犯下罪行，並終嘗惡果。當然懊悔也並非存在於麥克白一人身上，麥克白夫人在篡位成功後再也沒有慫恿過他去做任何事，而是每天在擔驚受怕中度過，就連在夢遊中都無意識地想要洗淨她的手。但極惡的她顯然已沒有了挽回的餘地。有意思的是，在麥克白面對令自己萬分恐懼的罪惡時，他還能為自己進行辯護。在麥克白為慶祝自己成為君王大設筵席的時候，在班戈的鬼魂面前，他如此為自己辯護：“在人類不曾制定法律保障公眾福利以前的古代，殺人流血是不足為奇的事；即使在有了法律以後，慘不忍聞的謀殺事件，也隨時發生”（第三幕第四場）。他將自己的這種殺人的罪行與低級別文明社會時的殺人行為相比，他的這一說法很類似於中國古代為政治變革提出的正當理由。在中國古代，儒家以“自然”和“道義”為變革提供了正當性理由。所謂“自然”是指順應自然——即社會——的規律發展；“道義”則是指根據“仁義、德性、平等、自由”等理由對政治進行變革，但是這些理由在麥克白的身上都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無濟於事，因為在西方是不存在這種觀念的，所有的僅僅是上帝樹立的“愛”的誡律，而殺死鄧肯稱王這件事便已經破壞了愛的關係（鄧肯與麥克白既是親戚又是君臣的關係），踐踏了“愛”的誡律。破壞了誡律的麥克白並非是受到了誡律的懲罰，而是走出了本應有的軌跡，自取滅亡。在該劇中，也體現出了莎士比亞“以惡制惡”的觀點。三個女巫以啞謎的形式告訴麥克白他的將來，誘導他去犯下罪行，在這裡她們無疑是以惡魔的形象出現的。而麥克白夫人的“惡”促使了麥克白這一“惡”的消亡。以惡制惡，不傷害“善”這一面的任何成分，看來這似乎是莎翁所希望看到的。
莎士比亞劇作《麥克白》-------一部刨析人物人物心理的偉大篇章莎士比亞在劇作《麥克白》中，透過對原編年紀事史的改編，反映了文藝復興時期新的社會罪惡，深入細緻地刻畫了麥克白的獨特個性心理特徵，展示了人物內心善與惡的交戰、正義與邪惡的激烈衝突，揭示了他不可避免的悲劇命運和悲劇實質。 其實仔細想想莎士比亞的劇中人物,是真實的、是活著的,是具有強烈生命力的,因此,他總能震撼我們,讓我們去思考。麥克白一生由興衰交織而成。慾望帶來的興,因此令人滿足,卻也容易地導致了他迷失方向而走向衰敗。 如何處理好自己的人生起伏,更是我們一個重要的課題。總而言之,莎士比亞的劇作帶給我們的啟發,不只是我們的行事方針,也會是我們生活的智慧。其文學作品的哲學內容,也指導著我們去思考,去探索我們該用何種態度去面對我們的生活。 在這裡本人覺得《麥克白》非常值得品讀。莎士比亞悲劇《麥克白》在現代莎評專家無意識和心理分析的影響下逐漸顯現出現代主義的光澤。上個世紀初，英國著名莎學專家A．C．布拉德雷將莎士比亞悲劇的氣氛的烘托歸納為三類：反常的精神狀態、超自然的因素和偶然事件等。而在世紀末，它又在解構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的關照下展示著一種“另類”的文字。曾豔兵在運用拉康的無意識語言論分析它，產生了語言的悲劇的概念。悲劇性的氣氛和超自然的因素及異常心態如幻覺、幻視和幻聽等，都是人物內心無意識或“本我”的外化。黑暗的色彩和流血的主題使得劇作的悲劇性越發凸現，悲劇心理特徵愈加明顯。主要人物在弒君犯罪前後所表現的人性和人格上的精神分裂在人物行動中都無不體現了變態心理的特徵，正揭示了他們進入漫漫長夜受煎熬的心路歷程。本文擬從超自然因素、色彩和人物變態心理等方面剖析《麥克白》中的悲劇心理特徵。 悲哀的將來 ——《麥克白》的悲劇性淺析莎士比亞的《麥克白》是一出享譽世間的偉大的悲劇。該劇所講述的是蘇格蘭一位驍勇善戰的大將麥克白企圖篡位卻最終失敗的故事。該劇取材於霍林謝德的《編年史》，是蘇格蘭歷史上的真實事件。這本應是一個極為普通的歷史故事，所反映的無非是惡有惡報的世間常理，但經過莎士比亞的絕妙的設想與超凡的創作能力，將鬼神與哲學的因素灌輸其中，使萬惡的麥克白具有了特殊的悲劇性，也使該劇成為了世界戲劇史上的不朽之作。劇中，麥克白在戰勝挪威軍歸來時聽信了女巫對自己未來必將為王的語言，便產生了妄圖篡位的想法，並在麥克白夫人的誘導下終成大錯。由此，一般來說，對於麥克白悲劇產生的原因，大多認為是外來因素，即女巫的預言和麥克白夫人的勸誘，這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明顯的問題。誠然，麥克白是聽信了女巫對於自己將來的預言才動了歹念，並在夫人的慫恿下犯下了不可饒入的罪行。但若要將悲劇的成因歸於此，就等於承認了《麥克白》的悲劇源於麥克白聽信毫無根據並毫無善念的語言，而非麥克白本身的問題。換句話說，《麥克白》的悲劇性不在於麥克白本身，而是源於外界。這顯然與莎士比亞為麥克白這個人物的設定的悲劇性是相悖的。那麼，麥克白自身的悲劇性在於何處呢？有觀點認為，麥克白的悲劇性在於他違反了神——即上帝——的意志，因而遭受到了上帝的懲罰。在西方，存在“神聖必然”，即神聖自由的觀點。該觀點認為，神聖者的自由在於賦予了人自由地選擇善惡的能力，而非遏制、救贖世人之罪的意志。因此，若將麥克白的悲劇性定位於此，等於把神聖者當成了一個懲治人類的君主，這無疑是否定了“神聖必然”，並在一定程度上將神聖者世俗化、人間化，破壞了其博愛的形象。因而將麥克白的悲劇性的成因歸結為違反了神的意志是不成立的。拋開神的因素，麥克白的悲劇性是另有成因的。根據劇情的延展得知，麥克白的整個悲劇過程是分為三個階段的，即“過去（曾在）→當前→將來”。過去的麥克白是位立下赫赫戰功、受到眾人以致君王愛戴的名將，而當前的麥克白聽信了女巫對於他的將來的預言之後，便產生了要使將來實現的惡念。他的整個人生並非具有流暢的時間性，而是被他自己的意志割裂開來的。也就是說，過去（曾經）與將來是毫無關聯的，而從將來的形態中也看不到曾在的存在。他的人生時間上的割裂性造成了他的悲劇性，因而說來其悲劇性在於他自身。但是，既然人類有自由選擇善惡的能力，那麼倘若麥克白選擇了將曾在繼續延展成將來的話，他豈不就能避免悲劇的出現，而其悲劇性也就化為烏有了？他可以做出如此的選擇嗎？當然不可以。而這也正是三女巫、何卡忒及麥克白夫人在劇中存在的真正意義。在哲學觀點中，外在是促成內在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沒有了女巫、赫卡忒與麥克白夫人這些外在因素的存在，麥克白自身的恐懼、膽怯與麥克白夫人斥責他的“充滿著太多的人情的乳臭”的天性，使他不會如此之快便實現惡行。女巫告訴了麥克白他的將來，而這些預言一部分的實現使他對語言信以為真，增加了他的膽量與野心，促進了事態的發展。而以極惡形象出現的麥克白夫人則是使事態進展迅速的最大因素。在劇中，麥克白夫人的惡毒甚至使人毛骨悚然，：“來，注視著人類惡念的魔鬼們！解除我女性的柔弱，用最兇惡的殘忍自頂至踵灌注在我的全身；凝結我的血液，不要讓悔恨透過我的心頭，不要讓天性中的惻隱搖動我的狠毒的決意！來，你們這些殺人的助手，你們無形的軀體散滿在空間，到處找尋為非作惡的機會，進入我的婦人的胸中，把我的乳水當作膽汁吧！來，陰沉的黑夜，用最昏暗的地獄中的濃煙罩住你自己，讓我的銳利的刀瞧不見它自己切開的傷口，讓晴天不能從黑暗的重衾裡探出頭來高喊‘住手，住手！’”（第一幕第五場）以及之後在勸誘麥克白殺鄧肯時說的：“我曾哺育過嬰孩，知道一個母親是怎樣憐愛那吮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會在她看著我的臉微笑的時候，從它的柔軟的嫩嘴裡摘下我的乳頭，把它的腦袋砸碎，要是我也像你一樣，曾經發誓下這樣毒手的話”（第一幕第七場）。正是他的這種超越人情界限的惡毒大大地堅定了麥克白的決心，也展示出了她罪惡的本性。為了達到目的，她甚至於不惜讓自己的雙手沾滿淋漓的鮮血。但她最終還是由於對於罪行的過度恐懼而患上了夢遊症，並在瘋癲之中死去。這也正體現了“惡有惡報”的世間常理。從上述分析來看，她們的存在與麥克白的悲劇的形成是息息相關的，並非莎翁的無用之筆。另外，我們還可以從作品中看到一些有關於悲劇性的其它的東西。這裡存在一個“負罪”的概念。在麥克白的人生中，“罪過”並非是一種感覺，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具有實質感的物質。正是這些罪過的不斷增加、積累，最終將麥克白的人生壓垮。而這些罪過的積累無疑是他自身所造成的。但是他對於這些罪過也並非無所顧忌、毫無恐懼感。就在罪惡的伊始，他的眼前便由於恐懼而產生了幻象：“在我面前搖晃著、它的柄對著我的手的，不是一把刀子嗎？來，讓我抓住你。我抓不到你，可是仍舊看見你。不祥的幻象，你只是一件可視不可觸的東西嗎？或者你不過是一把想象中的刀子，從狂熱的腦筋裡發出來的虛妄的意匠？我仍舊看見你，你的形狀正像我現在拔出的這一把刀子一樣明顯。你指示著我所要去的方向，告訴我應當用什麼利器。我的眼睛倘不是受了其他直覺的嘲弄，就是兼顧了一切感官的機能。我仍舊看見你；你的刃上和柄上還流著一滴一滴剛才所沒有的血”（第二幕第一場）。在殺死鄧肯後“這是什麼手！嘿！它們要挖出我的眼睛。大洋裡所有的水，能夠洗淨我手上的血跡嗎？不，恐怕我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無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紅呢”（第二幕第二場）的叨唸，以及當他見到班戈的鬼魂後的種種窘態，都說明了他對於犯下罪行的恐懼。但是他並沒有因為恐懼而停止自己的一切罪惡的行為。在原考特爵士叛變而被罷免後，麥克白接過了“考特”這一爵位。但他比考特爵士更勝一籌，根據瑪爾康的敘述，原考特爵士在行刑前的一刻“他很坦白地供認他的叛逆，請求您寬恕他的罪惡，並且表示深切的悔恨。他的一生行事，從來不曾像他臨終的時候那樣值得欽佩”（第一幕第四場）。但是麥克白至死都不肯低頭：“我不願投降，我不願低頭吻那瑪爾康小子足下的泥土，被那些下賤的民眾任意唾罵”（第五幕第七場）。或許是他為了保持自己一向高貴的姿態，抑或是知道自己的罪行已積累到無法挽回的地步，總之他沒有低頭。而這正是他自己所造成的罪過的不斷增加造成的。然而麥克白雖然沒有低頭，但並不代表他沒有懊悔過。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在他殺死鄧肯後“這是什麼手！嘿！它們要挖出我的眼睛。大洋裡所有的水，能夠洗淨我手上的血跡嗎？不，恐怕我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無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紅呢”，他在說是“他的這隻手”殺死了鄧肯，而非“竟然是他的手”殺死了鄧肯。之所以他的懊悔不濟於事，正是由於他對於懊悔物件的判斷錯誤。同時這也說明了罪過的本源在於麥克白本身，而非其他任何因素，這與前面提到的麥克白的悲劇性來自內在而非外在是正相吻合的。並沒有認清罪惡根源的他只有在不斷的懊悔當中接連犯下罪行，並終嘗惡果。當然懊悔也並非存在於麥克白一人身上，麥克白夫人在篡位成功後再也沒有慫恿過他去做任何事，而是每天在擔驚受怕中度過，就連在夢遊中都無意識地想要洗淨她的手。但極惡的她顯然已沒有了挽回的餘地。有意思的是，在麥克白面對令自己萬分恐懼的罪惡時，他還能為自己進行辯護。在麥克白為慶祝自己成為君王大設筵席的時候，在班戈的鬼魂面前，他如此為自己辯護：“在人類不曾制定法律保障公眾福利以前的古代，殺人流血是不足為奇的事；即使在有了法律以後，慘不忍聞的謀殺事件，也隨時發生”（第三幕第四場）。他將自己的這種殺人的罪行與低級別文明社會時的殺人行為相比，他的這一說法很類似於中國古代為政治變革提出的正當理由。在中國古代，儒家以“自然”和“道義”為變革提供了正當性理由。所謂“自然”是指順應自然——即社會——的規律發展；“道義”則是指根據“仁義、德性、平等、自由”等理由對政治進行變革，但是這些理由在麥克白的身上都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無濟於事，因為在西方是不存在這種觀念的，所有的僅僅是上帝樹立的“愛”的誡律，而殺死鄧肯稱王這件事便已經破壞了愛的關係（鄧肯與麥克白既是親戚又是君臣的關係），踐踏了“愛”的誡律。破壞了誡律的麥克白並非是受到了誡律的懲罰，而是走出了本應有的軌跡，自取滅亡。在該劇中，也體現出了莎士比亞“以惡制惡”的觀點。三個女巫以啞謎的形式告訴麥克白他的將來，誘導他去犯下罪行，在這裡她們無疑是以惡魔的形象出現的。而麥克白夫人的“惡”促使了麥克白這一“惡”的消亡。以惡制惡，不傷害“善”這一面的任何成分，看來這似乎是莎翁所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