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自題金山畫像》自嘲之語。當風燭殘年的蘇軾從海南島儋州貶所北歸途經潤州（鎮江）時，在金山寺看到李公麟（北宋名畫家，蘇軾好友）所畫東坡像，回顧一生，心潮難平，感慨萬千，寫下了《自題金山畫像》。蘇軾的前半生躊躇滿志，決心用自己的滿腔熱血經世濟民。政治上充滿銳氣，直言敢諫，不願苟同流俗阿附權貴。由於他坦誠相言，仕途沉浮不定，半生坎坷不平，屢遭貶謫。他在病逝前兩個月，對自己的後半生進行了無奈的總結：“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不繫之舟”，是對自己無所繫念，隨緣自適的生活態度的形象比喻，含有隨波漂泊於生滅流轉的人生苦海而毫不在乎的意思。而後兩句不免帶有心酸的意味。古人云：“剛直太過，取禍之道”，由於他見解獨立，不知迎合權勢，曾被貶謫到湖北黃州，貶謫到廣東惠州，貶謫到海南儋州，終於貶到天涯海角。作者說這是自己一生的功業。他這種談笑於生死之際的曠達情懷，歷經磨難仍積極向上的樂觀精神，任性逍遙隨緣自適的性情，是在貶謫黃州後才真正樹立起來的。作者因“烏臺詩案”貶到黃州，這時的佛道思想對他起了重要的淨化作用。他經常到寺廟中焚香靜坐，躬察自省，他要摒棄一切私念雜塵，超凡脫俗。儘管他還是以儒家的忠義思想自勵，但已參入了大量的佛道信仰。外儒內佛，以求身處逆境而能精神解脫。以儒家的思想入世，以佛道思想超世，以出世的態度做入世的事業。無論窮達都能保持人格的獨立、思想的自由。他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區別對待，以“內佛外儒”的形式把二者統一起來，儒家的淑世精神與佛道化解人生苦難的虛幻意識互補，致使他的人生觀，沒有發展到對社會、對人生的厭惡和傷感。他懂得人生的藝術，他熱愛生活，所以在被貶黃州期間，也沒有沉溺於感情的深淵，仍能涉筆成趣，觸處生春。蘇軾在新舊兩黨的夾縫中度過了他坎坷的一生。宋神宗元豐二年御史諫官何正臣、舒■、李定等牽強附會，以“諷刺新法”、“訕謗朝廷”等罪名將蘇軾逮捕入獄。經過幾個月的折磨，蘇軾被貶到黃州，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籤書公事。這就是蘇軾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擊，故他曾悲憤地說：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 但是，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中的挫折，最終並未使他就此沉淪下去。雖然他也違心地表示過自己不再賦詩著文，可是在壓抑中產生的強烈的創作激情一旦“沖壞藩牆”、“則文思如泉湧”，“仍復袞袞多言”(《答秦太虛書》)一發不可收抬。悲憤出詩人，“秀句出寒餓，身窮詩乃亨!”(《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在貶官黃州的五年中，蘇軾寫下了大量作品，黃州時期成為他文學創作的黃金時代，特別是詞，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的技巧和風格，都標誌著蘇軾步入了自己的成熟期。故他曾自豪地說： “日近新闋甚多，篇篇皆奇”(《與陳季常書》)， “亦自是一家”(《與鮮于子駿書》)。可見黃州詞在蘇軾的文學生涯裡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值得我們予以足夠的重視。
蘇軾《自題金山畫像》自嘲之語。當風燭殘年的蘇軾從海南島儋州貶所北歸途經潤州（鎮江）時，在金山寺看到李公麟（北宋名畫家，蘇軾好友）所畫東坡像，回顧一生，心潮難平，感慨萬千，寫下了《自題金山畫像》。蘇軾的前半生躊躇滿志，決心用自己的滿腔熱血經世濟民。政治上充滿銳氣，直言敢諫，不願苟同流俗阿附權貴。由於他坦誠相言，仕途沉浮不定，半生坎坷不平，屢遭貶謫。他在病逝前兩個月，對自己的後半生進行了無奈的總結：“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不繫之舟”，是對自己無所繫念，隨緣自適的生活態度的形象比喻，含有隨波漂泊於生滅流轉的人生苦海而毫不在乎的意思。而後兩句不免帶有心酸的意味。古人云：“剛直太過，取禍之道”，由於他見解獨立，不知迎合權勢，曾被貶謫到湖北黃州，貶謫到廣東惠州，貶謫到海南儋州，終於貶到天涯海角。作者說這是自己一生的功業。他這種談笑於生死之際的曠達情懷，歷經磨難仍積極向上的樂觀精神，任性逍遙隨緣自適的性情，是在貶謫黃州後才真正樹立起來的。作者因“烏臺詩案”貶到黃州，這時的佛道思想對他起了重要的淨化作用。他經常到寺廟中焚香靜坐，躬察自省，他要摒棄一切私念雜塵，超凡脫俗。儘管他還是以儒家的忠義思想自勵，但已參入了大量的佛道信仰。外儒內佛，以求身處逆境而能精神解脫。以儒家的思想入世，以佛道思想超世，以出世的態度做入世的事業。無論窮達都能保持人格的獨立、思想的自由。他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區別對待，以“內佛外儒”的形式把二者統一起來，儒家的淑世精神與佛道化解人生苦難的虛幻意識互補，致使他的人生觀，沒有發展到對社會、對人生的厭惡和傷感。他懂得人生的藝術，他熱愛生活，所以在被貶黃州期間，也沒有沉溺於感情的深淵，仍能涉筆成趣，觸處生春。蘇軾在新舊兩黨的夾縫中度過了他坎坷的一生。宋神宗元豐二年御史諫官何正臣、舒■、李定等牽強附會，以“諷刺新法”、“訕謗朝廷”等罪名將蘇軾逮捕入獄。經過幾個月的折磨，蘇軾被貶到黃州，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籤書公事。這就是蘇軾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擊，故他曾悲憤地說：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 但是，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中的挫折，最終並未使他就此沉淪下去。雖然他也違心地表示過自己不再賦詩著文，可是在壓抑中產生的強烈的創作激情一旦“沖壞藩牆”、“則文思如泉湧”，“仍復袞袞多言”(《答秦太虛書》)一發不可收抬。悲憤出詩人，“秀句出寒餓，身窮詩乃亨!”(《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在貶官黃州的五年中，蘇軾寫下了大量作品，黃州時期成為他文學創作的黃金時代，特別是詞，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的技巧和風格，都標誌著蘇軾步入了自己的成熟期。故他曾自豪地說： “日近新闋甚多，篇篇皆奇”(《與陳季常書》)， “亦自是一家”(《與鮮于子駿書》)。可見黃州詞在蘇軾的文學生涯裡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值得我們予以足夠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