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集法家法、術、勢三派為一體，完成了法家學說的彙總與昇華！法家在戰國時期是最受歡迎的學派，後世雖然隱於儒家身後，但是受到歷代帝王的尊崇，也就是今人說的封建社會治國方略是外儒內法！儒家的孔子是聖人，且是人人知道的，那麼法家的韓非就是隱於孔子身後的“隱聖”了！

韓非是南韓王族後裔，是一個真真的王子！為了存韓退秦，韓非拜荀子名士為師，修習儒家法家學問，李斯是韓非的師兄。韓非深入理解了儒家，根據實際情況修習了法家學問。韓非身為南韓王子，自然對南韓的國學法家術治派有深入的研究，且發揚光大了。商鞅作為法治派開派祖師，不論是理論還是實踐均趨於化境，韓非全盤接收法治思想並有機結合了術治與勢治，形成了法家大作《韓非子》。

嬴政看了韓非的幾篇文章後，對韓非神往之，以為他是商鞅轉世，於是要求南韓交出韓非來秦國效力。韓非為了存韓，來秦國遊說嬴政攻趙伐楚存韓。嬴政以間諜罪將韓非入獄勘問，李斯怕韓非受到重用，於是給韓非毒藥，讓他自殺身亡！

二、韓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適應戰國末期治理亂世的歷史環境，對秦王朝統一中國功不可沒。"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中央提出的治國方略，韓非的法治思想是在戰國末期禮制遭到嚴重破壞的形勢下形成的治國思想。"以法為核心，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改造了傳統法律文化，對現代中國法治建設具有現實的針對性指導意義。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韓非用進化的歷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歷史，他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發展，並用這種發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對於當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有很強的借鑑意義。

韓非把社會現象同經濟條件聯絡起來，這在當時是極其難得的。韓非對經濟與社會治亂的關係有了初步認識，注意到人口增長與財富多寡的關係，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眾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

三、【韓非】(約前280—前233)戰國末哲學家,法家集大成者。出身南韓貴族世家。口訥,不善言談,善著書。與李斯同師事荀子。曾多次上書諫韓王安變法圖強未見用。對韓王“不務修明其法制”造成“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的現實政治不滿。為總結“往者得失之變”,乃著《孤憤》、《五蠹》、《說難》等十餘萬言。秦王政讀後,極為讚賞。

韓王安五年(前234),為韓王出使至秦。曾上書勸秦王政先伐趙緩伐韓,遭李斯、姚賈讒害,說韓非“終為韓而不為秦”(同上)。次年被迫服毒自殺。

其政治理論,集前期法家“法”(商鞅)、“術”(申不害)、“勢”(慎到)三派之長,指出:“法者,編著之圖籍,設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難三》)“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同上)“勢者,勝眾之資也。”(《八經》強調國君必須行法、執術、恃勢,使法、術、勢三者密切結合。提出“抱法處勢則治”。形成一套系統的法治理論。

其核心為加強君主集權,造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揚權》)的政治局面,以適應建立統的封建中央集權國家的歷史趨勢。提出嚴行賞罰,把“刑、德”看成是君主集中掌權的“二柄”。認為“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二柄》)。與儒家以仁義為德的觀點不同。稱讚商鞅以來秦國推行的獎勵耕戰的政策。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五蠹》)反對用“書簡之文”、“先王之語”(同上)教育百姓。堅持“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有度》,要求剪除私門勢力,選拔“法術之士”,使“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顯學》)。

由於韓非提出的法治理論和加強中央集權的政策,適應了戰國末期新興封建地主階級建立封建統一帝國的要求,其政治主張基本上被秦始皇和李斯所採用。

但由於其法治理論存在著嚴重的片面性,以致在實踐中導致“刑罰積而民怨背”,成為秦王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韓非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對秦以後的封建專制主義有深刻影響。

哲學思想淵源於老子,但透過繼承荀子的思想,改造了老子的學說。明確提出“理的範疇,與“道”相區分。認為“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之為物之制”,“成物之也”(《解老》),理具有普遍規律和特殊規律的含義。強調“緣道理以從事”,反對“無緣而妄意度”(《解老》)認為普遍的“道”,即存在於事物千差萬別的“理”中說“凡理者,方圓、短長、粗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同上)。接觸到一般寓於特殊的關係。

還繼承了荀子的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反對“營巫祝”、“信譏祥”。說:“用時日,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也。”(《亡徵》提出“形名參同”(《揚權》),強調事物形態與概念名稱之間要保持一致性。要求“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奸劫弒臣》),用“參驗”的方法來驗證人的認識,並把它歸結為刑名法術之學。

注意考察事物的矛盾性,強調對立面不可調和,提出“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顯學》)所說的楚人鬻楯矛的寓言,為中國“矛盾”一詞的由來。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上古”、“中古”、“近古”和“當今”幾個階段。認為“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五蠹》),歷史是不斷變化而不會倒退的。

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同上)。試圖從人口和社會財富的變化中尋找歷史變化的根據。認為“人民眾而貨財寡”是社會爭亂的原因(同上)。以人性“自為”(利己)為據,揭露了當時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利害交易關係,主張“不務德而務法”(《顯學》),完全否定了傳統倫理道德的價值,表明法治與儒家仁義的對立。

在美學上,以功利主義否定美與藝術。認為事物如果只具有審美的、藝術的價值,而不具有實用功利的價值,就毫無意義:“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外儲說右上》)提出“好質而惡飾”,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解老》),抨擊了儒家對“文”的追求，還提出畫鬼魅易、畫犬馬難的觀點,“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也”(《外儲說左上》)。反映出藝術應當符合生活真實的思想。但韓非的極端功利主義的美學思想.對後世沒有重大影響。有《韓非子》行世。

個人只瞭解韓非子被稱為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而沒有聽過“隱聖”一說，因此不好肯定的說韓非子是不是所謂的“隱聖”。甚至“法聖”是誰現在也有許多的說法，有人說是商鞅有人說是韓非子。如果韓非子真的是“隱聖”，麻煩有知道出處的解答一下。

而韓非子作為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極力鼓吹君主專制和封建中央集權，為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制度奠定理論基礎，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韓非子本名叫韓非，韓非子是後人對其和其著作的尊稱；他出生於南韓的貴族家庭，和秦國重臣李斯是師兄弟，師從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荀子。韓非子擁有出色的文章辯論能力，不過據說其本人口頭能力不怎麼樣有點口吃。還是秦王的秦始皇在讀過韓非子的作品後對他非常的欣賞，在韓非子到秦國後本來打算要重用他。

秦始皇

可是韓非子的師兄李斯妒忌韓非子的才能害怕他在秦國的地位會超過自己，於是就向秦始皇誹謗誣陷韓非子導致其最終被害。結合李斯後來聯合趙高改秦始皇遺詔害死扶蘇和蒙恬的行徑來看這不是不可能而是很可能的事。

就這樣一代偉大的法家聖人被人所害，不過韓非子雖然死於秦國，可是他的思想主張對秦始皇的影響卻很大。他提出的很多主張在後來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國都得到採用，而且後世的王朝也深受韓非子思想的影響，中國政治也有“外儒內法”的說法。

主之於刑名法術，學之以儒術，嘗為遊說之士

韓非子所學頗雜，但主之以刑名法術。他曾求學於荀子，而荀子本為楚蘭陵學之翹楚，被人奉為當時學界之圭臬。這個求學歷程對於韓非子而言影響應當不小，因為相比於其他法家人物，韓非子行文比較縝密，言理相合，同時也繼承了荀子重實不務虛的態度——荀子本人即戰國末之學術集大成者，被譽為東方亞里士多德。

《韓非子》一書中寓言較多，有時候人們很難分清他究竟在寫史實還是寫故事，有點像莊子，但二者差別也不小，因為韓非子本身還有縱橫家的特點，當時縱橫家教學，即以歷史人物為練習題，學生可憑此虛構故事，以鍛鍊自己的辯論說理技巧。

韓非子在刑名法術方面，主要繼承了商鞅的法，慎到和申不害的勢、術。韓非子對三人都有嚴厲的批評，並將三者統合到了一起。

內法外儒，也稱陰法陽儒。獨尊儒術，這樣的先例其實來自於荀子的另一個學生李斯，因為當時有儒生博士批評一官員拍秦始皇馬屁，李斯看準勢頭，認為這位儒生的勸諫不合時宜，順勢提出焚燬百家之書、六經之籍，並建議秦始皇釋出挾書令，以吏為師。這時候不是罷黜百家，而是燒燬百家著作，專門行法家之學。

漢初的黃老學，即有此背景，所以漢初仍沿襲了秦人的策略，以吏為師，貴族則學黃老之學。黃老之學本是雜湊而成，《左傳》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黃老學又比較崇尚無事之說，故國家政策，皆難以出於黃老之手。如曹相，其本人無所作為，別人想做事，他就把別人打一頓。他的政策，完全是沿襲著蕭何當年的東西一成不變，但他也不說放棄相位，可說尸位素餐了一輩子。但是他雖然無所作為庸庸碌碌，卻尚能堅持蕭何制定的政策，故太史公還是給了他一定的讚賞之辭。

漢武帝時期，因為黃老學和法家陰謀之術導致的外戚干政，使得黃老學成為貴族的忌諱。偏偏在決斷政策大事時，常常出現百家而百說的情況，其實所謂百家，不過數家而已。這是由於，所謂的家，在古代譬如講詩經，有多少個自成一家的老師，那麼就是多少家，以此類推，便成了百家之學，可見，百家並非僅指漢朝人（司馬談最先提出六家說，在先秦，只有儒墨兩家）所說的儒道墨名法陰陽五行諸家。

在古代大一統國家中，時間就是生命，如此往復不斷爭來爭去，政策卻始終定不下來，自然會引發執政者們的擔憂。加上當時的幾家其實更多偏向於卜筮之流，或如五行生剋等言之成理卻苦於不可證之流，那麼隨著文明的演進，這些學說自然要退出歷史的舞臺。

至於當時的道家，並非後世所謂的老莊，而是專指博採眾家之長的黃老學（除了儒墨名法等，還包括老子，但沒莊子），我們前面說過，黃老學已經因為它早期的外戚干政問題成了忌諱。

而名家，在公孫龍子以後基本上不太可能有什麼發展了，因為公孫龍子之後的名學巔峰，是後期墨家和荀子，尤其是荀子。一旦某個學說定下型來，那麼很長一段時間都很難有大的變化了，這一點我們參考一下西方哲學史就能知道。所以，後來不少學者都很輕視玄學中的名辯復興，因為邏輯上完全沒有發展，不過是鸚鵡學舌而已。

墨家在漢朝已經不存在了，《莊子·天下篇》給了我們兩個理由，一是墨家自苦，吃飯常常是普通人的一半，大禹累到半身不遂，他們就提倡自苦至此，這種苦行僧的生活絕非普通人能接受的；二是南方墨家，這些人接受了當時的名辯思潮，作了墨經（即《墨子》中關於邏輯的六篇），結果相互之間被貶低為“別墨”，既然連墨家主流都算不上，又怎麼可能延續下來？加上名學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之下已經達到了它的巔峰，再難有所突破，因此，衰落也是必然的。

那麼，唯獨只有吏可成為當時與儒家爭鋒的對手。但是吏本身文化水平不高，理論程度不足，加之當時一些吏又學儒術，盛讚儒術，儒家被提上議程就水到渠成了。但漢武帝比較任性，他用儒家治國取得了很大成效，尤其是在經濟、政治上面都有顯著提高後，就逐漸剛愎自用起來，這有點像秦始皇從一開始廣納賢才到後來下逐客令，再到接受李斯的馬屁和私心而焚書，最後坑儒和術士。

後期的漢武帝，對董仲舒的話很是厭惡，董仲舒有次勸諫他不要窮兵竇武，說上天做了懲罰，漢武帝就要殺掉董仲舒，從此以後董仲舒就不再進諫，漢武帝終於無所顧忌連年征戰，導致國庫空虛。可見，剛愎自用要不得，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作為執政者，真當時刻保持謙虛態度，聽人建議。

在漢武帝壓制儒家後，仍舊任用吏治，嚴刑酷法，令人心生畏懼，因此，韓非的思想成了內在的主流。這種法，跟我們現代人的法治有很大不同，不過，遵守法令的精神仍舊值得提倡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