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的黑暗和骯髒是不可聞睹的，中國古代的官場尤其如此。幾千年了，那陰穢依然如故，真叫人痛心，嘆息、憎恨！官宦們凌駕於百姓之上，大官凌駕與小官之上，層層疊疊使百姓不得翻身，不見天日！
《官場現形記》裡所提到的盡是寫貪官汙吏，沒有一個乾淨的。而那千年社會現實中的官、吏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為了名和利，層層欺騙傾軋，無利不為，為名而勞。從古到今，清官可曾有幾個？古今中外，純粹的人又有幾名？可悲的世間，可憎的人類！
《官場現形記》是晚清譴責小說的開山之作，也是同類小說中較為優秀的作品之一。在當時享有極高的知名度，可謂轟動一時，所以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將它列為“四大譴責小說”之首。作品以官場為物件，著重揭露各種官僚的“齷齪卑鄙”“昏庸糊塗”（《官場現形記》），集中暴露晚清官場的汙濁，吏治的敗壞，統治集團的腐朽。
作者李寶嘉，又名寶凱，小名凱，字伯元，別號有南亭亭長，筆名遊戲主人、二春居士、謳歌變俗人等。江蘇武進人。 1867 年生於山東，六歲那年父親死了，由伯父李念仔撫養。李念仔歷任山東肥城和膠州知縣、 袞 州同知，東昌府知府，山東候補道。 1891 年，李念仔辭官，第二年回故鄉。這期間，李寶嘉一直隨伯父到任職地生活，基本上過著衣食不愁的公子哥兒的生活，閒居讀書。但這段生活經歷讓他在日常的見聞中熟悉了許多官場的內幕，為以後的創作《官場現形記》積蓄了素材。
李寶嘉歲伯父還鄉後不久就參加了科舉考試，結果名落孫山。此時他已經 26 歲，快近而立之年，實在無顏面再過依人寄食的生活。 1896 年，李寶嘉攜帶家眷來到上海，開始獨立謀生。當時全國各地都興起辦報，上海尤為洋務中心地，報業發展很快。李寶嘉利用自己的文字工夫，瞅準了辦報業，在此後的十年間，先後創辦《指南報》、《遊戲報》和《世界繁華報》，成為中國近代小報的先驅。而且應商務印書館之聘，他擔任了晚清四大小說雜誌之一的《繡像小說》的主編。在此期間，為了充實報紙版面，他親自寫了大量作品，再加上為他人寫的改稿，共計有長篇章回小說五種、長篇彈詞兩種、劇本一種、雜著好幾種。李寶嘉多才多藝，除精通詩詞外，書、畫、篆刻無一不精，這些作品散見名報刊，為他贏得極大聲譽。雖然如此，李寶嘉的後半生仍是貧困僚倒，晚景更是淒涼。 1906 年他去世時，喪葬費都是伶人孫菊仙贈送的。 ?
從 1903 年至 1905 年，李寶嘉隨寫隨刊，在《世界繁華報》上推出這部《官場現形記》，在社會上造成極大反響。按李寶嘉原來的寫作計劃，該書分為十編，每編十二回，可惜在第五編尚未全部完成之時，他就因病死去。因此我們現在看到的《官場現形記》只有六十回，最後的極少一部分，還是他的朋友代為補齊的。該書在《世界繁華報》上刊行的同時，報館就陸續刊印單行本。現存的版本有 1903 年《世界繁華報》本、 1904 年奧東書局石印本以及 1909 年崇本堂石印本。
作品涉及的官僚十分廣泛，外官從“未入流”的佐雜，到州府長吏，直至督撫大員；內官從小京官，到各衙門大吏，直到位居中樞的軍機、大學士。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胥吏，為了升官發財，無不蠅營狗苟，迎合、鑽營、矇混、羅掘、傾軋、極盡卑汙苟賤之能事。軍機大臣華中堂在京城開了個古董店，專門經營買賣官缺的生意。黃胖姑公然說出“一分行錢一分貨”（ 25 回）。最高統治者也公開提倡“撈錢”。一個旗員出身的兵部堂兼內務府大臣，被派赴江浙查辦重大案件的欽差，就是因為在京裡苦了許多年，“上頭有意照應”， “好叫他撈回兩個”。這個欽差到浙江後，很快撈到 2 萬兩銀子的賄賂。所以連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認“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裡來的清官。”胡統領奉命赴嚴州剿 " 匪 ", 心裡恐懼 , 一路上吃喝玩樂 , 有意拖延 , 待得到 " 匪 " 已遠去的情報 , 卻兼程進軍 , 縱容兵丁 " 洗滅村莊 , 姦淫婦女 ", 並亂拉良民 , 指作 " 強盜 ", 以報功邀賞 (12 ～ 18 回 ) 。
作品還揭露了統治階級對帝國主義奴顏婢膝的醜態和喪權辱國的劣跡。外華人打死中國小孩子，當地官員迫於群眾壓力，將兇手判處監禁五年。而清政府的總理衙門，卻按照 " 同外華人打交道 "" 只有順著他辦 " 的邏輯，竟依照外國公使的要求，將巡撫撤換，並由他們指定繼任巡撫（ 57 、 58 回）。徐大軍機糊糊塗塗地在出賣安徽省礦產的契約上簽字，將國家主權拱手獻給洋人（ 52 回）。這些描寫充分地揭示出朝廷大小官吏懼怕外華人的無恥嘴臉。
《官場現形記》的過人之處，在於它並非全如魯迅所說那樣“千篇一律”，而是能將大同小異的官場伎倆根據各人不同的身份、地位，教養，寫得千姿百態。例如同為貪得無厭的贓官，何藩臺、傅欽差、華中堂在表現上就各不相同。何蕃臺公開，賣官大膽無恥，卻也笨拙得可以。相比之下，傅欽差就不顯山不露水了：“穿的是灰色搭連布袍子，天青哈喇呢外褂，掛了一串木頭朝珠。補子雖是畫的，如今顏色都不大鮮明瞭。腳下一雙破靴。頭上一頂帽子，還是多年的老式，帽纓子都發了黃了”，似乎很“清廉”。但實際上，“骨底子也是個見錢眼開的人”，在作為副欽差辦一案時，他牛刀小試便撈了五十萬兩。華中堂的老奸巨滑了令傅差歎為觀止。他老人家“最恨人家孝敬他錢”，可“你送他古董他卻頂歡喜”。他所收的贓物，光鼻菸壺就有“ 8063 個”，每個至少值上千兩銀子。他更為令人叫絕的一招是為受賄的古董開了個古董鋪，凡向他行賄者必須買他的古董 ! ?
這些貪官在撈錢時聰明過人，處理內外政務時卻一個個昏庸無能。南京候補官毛維新因為能背誦過時的《江寧條約》 ( 他居然認定這是專門和南京有關的條約 ) 而被制臺賞識，號稱“洋務中出色能員”。但在他那次所謂“考察”中，除了發現他居然會把辮子剪成短髮外，實在沒有別的新發現。另一個不學無術的藩臺施步彤 ( 諧音：“實不通” ) 竟把“量入當出”、“遊弋”、“梟匪”、“荼毒生靈”、“馬革裹屍”分別讀成“量人為出”、“遊戈”、“鳥匪”、“茶毒生靈”、“馬革裡屍”，是個白字先生。更令人好笑的是制臺賈世文 ( 諧音“假斯文” ) 號稱“封疆大吏”，是“拔貢”出身，且“做過一任教官”，平時對人吹有“兩樁絕技：一樁是畫梅花，一樁是寫字”，但該句話確實出自此公之口：“我有一本王羲之寫的《前赤壁賦》……‘聽說還是漢朝一個有名的石匠刻的"。”連起碼的文化常識都沒有 !
官吏如此昏庸無能，在面對洋人時的奴顏卑膝便不難理解了。那位文制臺不問事情青紅皂白，一口認定“外華人頂講情理，決不會憑空作人的……現在凡百事情，總是我們自己的官同百姓都不好……”；他吃飯時誰也不接見，可一聽洋人來了就屁顛屁顛地出去迎接。其崇洋媚外心態是當時上至老佛爺，下至縣官雜吏的縮影，人們因此憤怒地抨擊清政府已成了“洋人的朝廷”。 ?
李寶嘉在對官場裡諸多醜態盡情鞭撻後，借一個夢把官場比作“畜生的世界”，痛恨鄙夷到極致。然而由於歷史侷限，他也不可能想出改變現狀的法子，這就是書末提到的那部“教科書”被燒得只剩下“指摘他們做官的壞處”而沒有“教導他們做官的法子”的真正原因。 ? 《官場現形記》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黑暗現實，多少觸及了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人民大眾和封建主義的矛盾，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書中所寫不少有現實影子。李錫奇曾披露說： " 所寫種種，大都實有其人，實有其事。惟都不用真名，而所用假名亦皆有寓意。 " 《官場現形記》的問世，促進了人們對清王朝腐朽不堪的認識。由這部小說起，逐漸形成了晚清譴責小說的高潮，而描寫他界如商界、學界、女界等 " 現形 " 之書也接踵而起。
小說在結構安排上仿《儒林外史》，一人演述完畢，即轉入下一人，如此蟬聯而下。作者用誇張的手法揭露人物的醜惡面貌，頗為生動。但人物缺乏典型化，描寫過於渲染誇張，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笑柄連篇，反而減弱了感人力量。又官場中人之伎倆，大同小異，寫之不已，則難免雜沓重複之感。
在晚清譴責小說創作方面，李寶嘉是一位多產而卓有成就的作家，他雖然寄希望於封建統治者的“覺悟”和改良，但痛切地看到社會政治的腐敗，廣泛運用諷刺手法，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清末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特別是對清末官場的種種罪惡行徑進行了有力的揭露與鞭撻，在晚清小說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魯迅說清末的譴責小說以“南亭亭長與我佛山人名最著”從《官場現形記》中，人們或多或少可以得到為官之“術”，還有一些關於官場的啟蒙。
為了做官，低聲下氣，卑躬屈節；祖宗錢財，妻親色相，全都付出重大犧牲。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平白的貢獻，“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堤內損失堤外補”，有投資就有本利回收，撈本之外要一本萬利，物質和精神多方需要補償。而仕途崎嶇，宦海風波，頂子即使染紅，未必就能久戴，交椅雖說坐穩，仍然有待升高，明搶暗奪，勾心鬥角，自是家常便飯；一邊憂讒畏譏，一邊中傷別人，一邊防冷箭，一邊袖裡機關；上要找靠山，下要植黨羽，中要交通門路，拉攏哥兒們，不攀權貴成不了權貴，不下毒手便成階下囚；多麼驚險，多麼勾魂，多麼費心，多麼勞神。然而樂在其中矣，然而憂從中來矣。
峰迴路轉，演繹出幾多“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事來，不謀其政，而謀其位，這是做官之前的主要奮鬥目標。待謀到其位，又有百事待舉，一要邀寵固位，二要防別人來謀位，三要進一步謀更高的位，哪裡還有功夫謀其政？精力都用在拳打腳踢、閃轉騰挪的“功夫”上了。政績云何？官績歷歷在目，那是由某官調任某官，升任某官，偶又降謫，終得恢復，一步一個腳印，身心交瘁，死而後已。
事實上，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講究牧民。代表皇帝來放牧黎民百姓者，就是那些各級政府、各種機構的大小官員。官吏是皇帝的爪牙，官本位思想是封建統治的基礎。權力和隨權力而來的實際利益和與日俱增的慾望，構成舊時官員物質和精神的支柱。於是，當官，便治人；不當官，便治於人。換言之，要想不被別人像牛羊一樣放牧，唯一的辦法即是做官。所以，要做官，想做官，不擇一切手段地往上爬，甚至踩著他人腦袋、骸骨，用別人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戴，是一種生存競爭。追逐官職，謀取官位的時尚，成了封建社會中的人們的一種動力。
清末大官僚李鴻章認為在中國最容易當的是官，無非是無所用心地上傳下達而己。其實不然，翻開中國歷史，“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哪一個做官的不是辛辛苦苦，捨命拼搏。做大官有做大官的難處，要侍奉或曰對付皇上，伴君如伴虎，偏向虎山行；而做小官的有做小官的難處，要待奉或曰對付大官。事上以外，還要周旋同級，安撫部屬，哪裡不要用心，哪裡不要用錢？古代還有一種拿錢買官的官，號稱捐官。除捐官之外，中國官員的智商和見解絕對在大眾之上。官可大致分類為清官、庸官和貪官。清官者甚稀，介於庸與貪之間的官員不在少數，有人概貌他們的本事為六個字：上捧、平擠、下壓。沒有高智商，難以為官。
今天的官和過去不同，就是要為百姓辦事。其實這個官，又好做，又不好做。說好做，首先要忘記自己是個官，不能打官腔，說官話，擺官架子。要時刻記住：你不過是個為百姓辦事的辦事員罷了。你沒有高人一等的權利，沒有隻享受、不做事的權利。只要你真正為百姓做了實事，做了好事，百姓就會記著你，有點小錯，只要能改，百姓也會諒解你。說不好做，你又不能忘記自己是個官，要用好你手中的權利。當官的人，手裡多少有些權。掌權的人不容易。原則問題，含糊不得；小是小非，不能太認真；尤其要注意，不能抓住人家的小毛病、小辮子不放。為大事者不拘小節，造就大事業的人，是不在小事上糾纏的。人有七情六慾，當官的人，也一樣。但你既然是個掌權的，就要學會控制自己。成易驕，敗易餒。喜時易輕諾，輕諾必寡信，什麼都答應人家，答應又不作數；怒時易拒人，該答應的也不答應，還要訓斥人家。不管是成或敗、喜或怒，都要冷靜。遇事冷靜一點，退一步想想，給自己降點溫，就會少犯錯誤。退一步天高地闊。對上對下，都應該做到既得體又得理。對下級能做到得理，難做到得體；對上級容易做到得體，不容易做到得理。還要注意不能攬功推過，如有功歸唐僧，有過歸於孫猴。
為官和為人，有相同的地方，又有相同的地方。好人不一定能當好官；好官必須是好人。做官說到底了，還是要掌權，要懂得如何出主意，如何用幹部。最後告訴大家，什麼是官呢？官的本意是庇護民眾的人，引申為為民作主，蛻變成主宰民眾的人。為官者應該使人得到這樣一種印象：他在生活中是平凡的，在職務中卻是超眾的。
官場的黑暗和骯髒是不可聞睹的，中國古代的官場尤其如此。幾千年了，那陰穢依然如故，真叫人痛心，嘆息、憎恨！官宦們凌駕於百姓之上，大官凌駕與小官之上，層層疊疊使百姓不得翻身，不見天日！
《官場現形記》裡所提到的盡是寫貪官汙吏，沒有一個乾淨的。而那千年社會現實中的官、吏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為了名和利，層層欺騙傾軋，無利不為，為名而勞。從古到今，清官可曾有幾個？古今中外，純粹的人又有幾名？可悲的世間，可憎的人類！
《官場現形記》是晚清譴責小說的開山之作，也是同類小說中較為優秀的作品之一。在當時享有極高的知名度，可謂轟動一時，所以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將它列為“四大譴責小說”之首。作品以官場為物件，著重揭露各種官僚的“齷齪卑鄙”“昏庸糊塗”（《官場現形記》），集中暴露晚清官場的汙濁，吏治的敗壞，統治集團的腐朽。
作者李寶嘉，又名寶凱，小名凱，字伯元，別號有南亭亭長，筆名遊戲主人、二春居士、謳歌變俗人等。江蘇武進人。 1867 年生於山東，六歲那年父親死了，由伯父李念仔撫養。李念仔歷任山東肥城和膠州知縣、 袞 州同知，東昌府知府，山東候補道。 1891 年，李念仔辭官，第二年回故鄉。這期間，李寶嘉一直隨伯父到任職地生活，基本上過著衣食不愁的公子哥兒的生活，閒居讀書。但這段生活經歷讓他在日常的見聞中熟悉了許多官場的內幕，為以後的創作《官場現形記》積蓄了素材。
李寶嘉歲伯父還鄉後不久就參加了科舉考試，結果名落孫山。此時他已經 26 歲，快近而立之年，實在無顏面再過依人寄食的生活。 1896 年，李寶嘉攜帶家眷來到上海，開始獨立謀生。當時全國各地都興起辦報，上海尤為洋務中心地，報業發展很快。李寶嘉利用自己的文字工夫，瞅準了辦報業，在此後的十年間，先後創辦《指南報》、《遊戲報》和《世界繁華報》，成為中國近代小報的先驅。而且應商務印書館之聘，他擔任了晚清四大小說雜誌之一的《繡像小說》的主編。在此期間，為了充實報紙版面，他親自寫了大量作品，再加上為他人寫的改稿，共計有長篇章回小說五種、長篇彈詞兩種、劇本一種、雜著好幾種。李寶嘉多才多藝，除精通詩詞外，書、畫、篆刻無一不精，這些作品散見名報刊，為他贏得極大聲譽。雖然如此，李寶嘉的後半生仍是貧困僚倒，晚景更是淒涼。 1906 年他去世時，喪葬費都是伶人孫菊仙贈送的。 ?
從 1903 年至 1905 年，李寶嘉隨寫隨刊，在《世界繁華報》上推出這部《官場現形記》，在社會上造成極大反響。按李寶嘉原來的寫作計劃，該書分為十編，每編十二回，可惜在第五編尚未全部完成之時，他就因病死去。因此我們現在看到的《官場現形記》只有六十回，最後的極少一部分，還是他的朋友代為補齊的。該書在《世界繁華報》上刊行的同時，報館就陸續刊印單行本。現存的版本有 1903 年《世界繁華報》本、 1904 年奧東書局石印本以及 1909 年崇本堂石印本。
作品涉及的官僚十分廣泛，外官從“未入流”的佐雜，到州府長吏，直至督撫大員；內官從小京官，到各衙門大吏，直到位居中樞的軍機、大學士。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胥吏，為了升官發財，無不蠅營狗苟，迎合、鑽營、矇混、羅掘、傾軋、極盡卑汙苟賤之能事。軍機大臣華中堂在京城開了個古董店，專門經營買賣官缺的生意。黃胖姑公然說出“一分行錢一分貨”（ 25 回）。最高統治者也公開提倡“撈錢”。一個旗員出身的兵部堂兼內務府大臣，被派赴江浙查辦重大案件的欽差，就是因為在京裡苦了許多年，“上頭有意照應”， “好叫他撈回兩個”。這個欽差到浙江後，很快撈到 2 萬兩銀子的賄賂。所以連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認“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裡來的清官。”胡統領奉命赴嚴州剿 " 匪 ", 心裡恐懼 , 一路上吃喝玩樂 , 有意拖延 , 待得到 " 匪 " 已遠去的情報 , 卻兼程進軍 , 縱容兵丁 " 洗滅村莊 , 姦淫婦女 ", 並亂拉良民 , 指作 " 強盜 ", 以報功邀賞 (12 ～ 18 回 ) 。
作品還揭露了統治階級對帝國主義奴顏婢膝的醜態和喪權辱國的劣跡。外華人打死中國小孩子，當地官員迫於群眾壓力，將兇手判處監禁五年。而清政府的總理衙門，卻按照 " 同外華人打交道 "" 只有順著他辦 " 的邏輯，竟依照外國公使的要求，將巡撫撤換，並由他們指定繼任巡撫（ 57 、 58 回）。徐大軍機糊糊塗塗地在出賣安徽省礦產的契約上簽字，將國家主權拱手獻給洋人（ 52 回）。這些描寫充分地揭示出朝廷大小官吏懼怕外華人的無恥嘴臉。
《官場現形記》的過人之處，在於它並非全如魯迅所說那樣“千篇一律”，而是能將大同小異的官場伎倆根據各人不同的身份、地位，教養，寫得千姿百態。例如同為貪得無厭的贓官，何藩臺、傅欽差、華中堂在表現上就各不相同。何蕃臺公開，賣官大膽無恥，卻也笨拙得可以。相比之下，傅欽差就不顯山不露水了：“穿的是灰色搭連布袍子，天青哈喇呢外褂，掛了一串木頭朝珠。補子雖是畫的，如今顏色都不大鮮明瞭。腳下一雙破靴。頭上一頂帽子，還是多年的老式，帽纓子都發了黃了”，似乎很“清廉”。但實際上，“骨底子也是個見錢眼開的人”，在作為副欽差辦一案時，他牛刀小試便撈了五十萬兩。華中堂的老奸巨滑了令傅差歎為觀止。他老人家“最恨人家孝敬他錢”，可“你送他古董他卻頂歡喜”。他所收的贓物，光鼻菸壺就有“ 8063 個”，每個至少值上千兩銀子。他更為令人叫絕的一招是為受賄的古董開了個古董鋪，凡向他行賄者必須買他的古董 ! ?
這些貪官在撈錢時聰明過人，處理內外政務時卻一個個昏庸無能。南京候補官毛維新因為能背誦過時的《江寧條約》 ( 他居然認定這是專門和南京有關的條約 ) 而被制臺賞識，號稱“洋務中出色能員”。但在他那次所謂“考察”中，除了發現他居然會把辮子剪成短髮外，實在沒有別的新發現。另一個不學無術的藩臺施步彤 ( 諧音：“實不通” ) 竟把“量入當出”、“遊弋”、“梟匪”、“荼毒生靈”、“馬革裹屍”分別讀成“量人為出”、“遊戈”、“鳥匪”、“茶毒生靈”、“馬革裡屍”，是個白字先生。更令人好笑的是制臺賈世文 ( 諧音“假斯文” ) 號稱“封疆大吏”，是“拔貢”出身，且“做過一任教官”，平時對人吹有“兩樁絕技：一樁是畫梅花，一樁是寫字”，但該句話確實出自此公之口：“我有一本王羲之寫的《前赤壁賦》……‘聽說還是漢朝一個有名的石匠刻的"。”連起碼的文化常識都沒有 !
官吏如此昏庸無能，在面對洋人時的奴顏卑膝便不難理解了。那位文制臺不問事情青紅皂白，一口認定“外華人頂講情理，決不會憑空作人的……現在凡百事情，總是我們自己的官同百姓都不好……”；他吃飯時誰也不接見，可一聽洋人來了就屁顛屁顛地出去迎接。其崇洋媚外心態是當時上至老佛爺，下至縣官雜吏的縮影，人們因此憤怒地抨擊清政府已成了“洋人的朝廷”。 ?
李寶嘉在對官場裡諸多醜態盡情鞭撻後，借一個夢把官場比作“畜生的世界”，痛恨鄙夷到極致。然而由於歷史侷限，他也不可能想出改變現狀的法子，這就是書末提到的那部“教科書”被燒得只剩下“指摘他們做官的壞處”而沒有“教導他們做官的法子”的真正原因。 ? 《官場現形記》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黑暗現實，多少觸及了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人民大眾和封建主義的矛盾，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書中所寫不少有現實影子。李錫奇曾披露說： " 所寫種種，大都實有其人，實有其事。惟都不用真名，而所用假名亦皆有寓意。 " 《官場現形記》的問世，促進了人們對清王朝腐朽不堪的認識。由這部小說起，逐漸形成了晚清譴責小說的高潮，而描寫他界如商界、學界、女界等 " 現形 " 之書也接踵而起。
小說在結構安排上仿《儒林外史》，一人演述完畢，即轉入下一人，如此蟬聯而下。作者用誇張的手法揭露人物的醜惡面貌，頗為生動。但人物缺乏典型化，描寫過於渲染誇張，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笑柄連篇，反而減弱了感人力量。又官場中人之伎倆，大同小異，寫之不已，則難免雜沓重複之感。
在晚清譴責小說創作方面，李寶嘉是一位多產而卓有成就的作家，他雖然寄希望於封建統治者的“覺悟”和改良，但痛切地看到社會政治的腐敗，廣泛運用諷刺手法，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清末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特別是對清末官場的種種罪惡行徑進行了有力的揭露與鞭撻，在晚清小說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魯迅說清末的譴責小說以“南亭亭長與我佛山人名最著”從《官場現形記》中，人們或多或少可以得到為官之“術”，還有一些關於官場的啟蒙。
為了做官，低聲下氣，卑躬屈節；祖宗錢財，妻親色相，全都付出重大犧牲。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平白的貢獻，“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堤內損失堤外補”，有投資就有本利回收，撈本之外要一本萬利，物質和精神多方需要補償。而仕途崎嶇，宦海風波，頂子即使染紅，未必就能久戴，交椅雖說坐穩，仍然有待升高，明搶暗奪，勾心鬥角，自是家常便飯；一邊憂讒畏譏，一邊中傷別人，一邊防冷箭，一邊袖裡機關；上要找靠山，下要植黨羽，中要交通門路，拉攏哥兒們，不攀權貴成不了權貴，不下毒手便成階下囚；多麼驚險，多麼勾魂，多麼費心，多麼勞神。然而樂在其中矣，然而憂從中來矣。
峰迴路轉，演繹出幾多“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事來，不謀其政，而謀其位，這是做官之前的主要奮鬥目標。待謀到其位，又有百事待舉，一要邀寵固位，二要防別人來謀位，三要進一步謀更高的位，哪裡還有功夫謀其政？精力都用在拳打腳踢、閃轉騰挪的“功夫”上了。政績云何？官績歷歷在目，那是由某官調任某官，升任某官，偶又降謫，終得恢復，一步一個腳印，身心交瘁，死而後已。
事實上，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講究牧民。代表皇帝來放牧黎民百姓者，就是那些各級政府、各種機構的大小官員。官吏是皇帝的爪牙，官本位思想是封建統治的基礎。權力和隨權力而來的實際利益和與日俱增的慾望，構成舊時官員物質和精神的支柱。於是，當官，便治人；不當官，便治於人。換言之，要想不被別人像牛羊一樣放牧，唯一的辦法即是做官。所以，要做官，想做官，不擇一切手段地往上爬，甚至踩著他人腦袋、骸骨，用別人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戴，是一種生存競爭。追逐官職，謀取官位的時尚，成了封建社會中的人們的一種動力。
清末大官僚李鴻章認為在中國最容易當的是官，無非是無所用心地上傳下達而己。其實不然，翻開中國歷史，“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哪一個做官的不是辛辛苦苦，捨命拼搏。做大官有做大官的難處，要侍奉或曰對付皇上，伴君如伴虎，偏向虎山行；而做小官的有做小官的難處，要待奉或曰對付大官。事上以外，還要周旋同級，安撫部屬，哪裡不要用心，哪裡不要用錢？古代還有一種拿錢買官的官，號稱捐官。除捐官之外，中國官員的智商和見解絕對在大眾之上。官可大致分類為清官、庸官和貪官。清官者甚稀，介於庸與貪之間的官員不在少數，有人概貌他們的本事為六個字：上捧、平擠、下壓。沒有高智商，難以為官。
今天的官和過去不同，就是要為百姓辦事。其實這個官，又好做，又不好做。說好做，首先要忘記自己是個官，不能打官腔，說官話，擺官架子。要時刻記住：你不過是個為百姓辦事的辦事員罷了。你沒有高人一等的權利，沒有隻享受、不做事的權利。只要你真正為百姓做了實事，做了好事，百姓就會記著你，有點小錯，只要能改，百姓也會諒解你。說不好做，你又不能忘記自己是個官，要用好你手中的權利。當官的人，手裡多少有些權。掌權的人不容易。原則問題，含糊不得；小是小非，不能太認真；尤其要注意，不能抓住人家的小毛病、小辮子不放。為大事者不拘小節，造就大事業的人，是不在小事上糾纏的。人有七情六慾，當官的人，也一樣。但你既然是個掌權的，就要學會控制自己。成易驕，敗易餒。喜時易輕諾，輕諾必寡信，什麼都答應人家，答應又不作數；怒時易拒人，該答應的也不答應，還要訓斥人家。不管是成或敗、喜或怒，都要冷靜。遇事冷靜一點，退一步想想，給自己降點溫，就會少犯錯誤。退一步天高地闊。對上對下，都應該做到既得體又得理。對下級能做到得理，難做到得體；對上級容易做到得體，不容易做到得理。還要注意不能攬功推過，如有功歸唐僧，有過歸於孫猴。
為官和為人，有相同的地方，又有相同的地方。好人不一定能當好官；好官必須是好人。做官說到底了，還是要掌權，要懂得如何出主意，如何用幹部。最後告訴大家，什麼是官呢？官的本意是庇護民眾的人，引申為為民作主，蛻變成主宰民眾的人。為官者應該使人得到這樣一種印象：他在生活中是平凡的，在職務中卻是超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