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作品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情況：

　　第一、為友人同志的不平而鳴。《送孟東野序》是為“東野之役於江南也，若有不解者然”而鳴其不平的；《諱辯》是為李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者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不顧自身被毀鳴其不平；《藍田縣丞廳壁記》是因崔立之被黜，“官雖榮，力勢反出主簿，尉下”的丞之不幸而鳴；《柳子厚墓誌銘》中飽含熱情地讚揚了柳宗元的才華、政績和文學上的卓越成就，更為柳宗元因思想進步而遭受迫害鳴不平：“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

　　第二，更多的是為自己鳴不平。《師說》雖然是為讚揚弟子李蟠“能行古道”，所以“作《師說》以貽之”，而實質是“犯笑誨”、“抗顏為師”，以抒發自己的不平；《毛穎傳》也正如柳宗元所說：“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從文章的“鬱積”所在——“賞不酬勞，以勞見疏，秦真少恩哉”，不難看出韓愈滿腔不平的渲洩；《原毀》一文好像心平氣和對那種“事修則謗興，德高而譭來”的社會現象進行了分析，實則也是他高自期許地自鳴不平；《進學解》一文以國子先生的身份平心靜氣地解說、辨析，借諸生之口，發洩自己懷才不遇的“不平之鳴”。《感二鳥賦》是他“不遇時之嘆”，文中“羽毛之異，非有道德智謀”的二鳥得以薦進的事實，來和自己的不受見用作對比，抒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的憤慨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