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太史公《史記》中記載，屈原確有其人。在這之前不見記載，秦一統天下，燒掉六國史書，這可能是重要原因。但是不妨礙歷史上屈原存在的事實。太史公《史記》中記載很明確。至於有學者提出質疑，在沒有確實證據證明歷史上不存在屈原其人之前，我個人還是相信太史公的記載。

這個問題中國史學界尚有爭論。就其流傳下來的文學作品來看，從思想性、藝術性而言是一人一時之作，而非多人之手。從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懷有熾熱的愛國情懷和深深的憂國憂民之心，這很符合屈原的思想。《離騷》是一篇自述抒情詩，從中看出，作者是貴族出身，但已經破落，因此顯得十分清高，不與那些魚肉百姓的人沆瀣一氣。“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飽含哲理的千古名句。從種種跡象來看，我認為屈原實有其人，至少是當時一些進步政客的原型。

大膽懷疑，小心求證。

有沒有屈原這個人的已經是定論，是主流，不容置疑。但是對他的生平事蹟倒是有些爭議。有一些也是很好玩的。

比如下面一例:

屈原的出生日期，據近代許多人研究，約在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到三十年（公元前339年）之間。 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這可是個好日子（據鄒漢勳、劉師培用殷歷和夏曆推算，定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陳?用周曆推算定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目前一般定為公元前340年。

屈原覺得自己的生辰有些與眾不同，所以他在《離騷》中說：“皇覽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

大意是說：父親看到我生辰不凡，給我起了個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

而東漢王逸在《章句》中解釋屈原的名字時說：“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

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來，照字面上講，“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微；“原”是又寬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微。

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開於子，地闢於醜，人生於寅”的天地人三統。

這在今天看來，只是個巧合，原無所謂，可在當時卻認為是一個好兆頭。

屈原在歷史上是存在的，無可置疑。

每年農曆五月五是中國傳統的端午節，人們都會以吃粽子、划龍舟等形式來紀念這一節日。

其實，戰國時期就有這個節日，愛國詩人屈原在這天投江，所以過端午節就會想到屈原。

愛國詩人屈原

屈原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政治家。少年時受過良好的教育，博聞強識，志向遠大。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兼管內政外交大事。

他主張對內舉賢任能，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因遭貴族階層排擠和誹謗，被先後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楚國郢都被秦軍攻破後，屈原自沉汨羅江，以身殉國。

屈原被譽為“辭賦之祖”、“中華詩祖”，作品有《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以屈原作品為主體的《楚辭》與《詩經》並稱“風騷”。

漢武帝是漢代第一個熱愛屈原作品的皇帝；淮南王劉安稱《離騷》兼有《國風》、《小雅》之長，體現了屈原“浮游塵埃之外”的人格風範，可“與日月爭光”；司馬遷非常崇拜屈原，把《離騷》和《春秋》相提並論，他稱《離騷》“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

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週年之際，世界和平理事會透過決議，確定屈原為當年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否定屈原論”的由來

上世紀20年代到80年代期間，國內外學者在屈原研究過程中出現少數人否定屈原存在及否定屈原作品的言論。

1918年，四川學者廖季平是最早否定屈原存在的，他認定《秦本紀》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即《楚辭》也。”

接著，民國學者(重量級)胡適站出來否定屈原的存在，他認為《史記》很不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傳說中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會生在秦漢以前。”

1935年，民國文人許篤行提出《離騷》與《淮南子》的相似之處，認為《離騷》是劉安用來怨刺漢武帝的。

1938年，民國文人何天行發表系列文章，全面否認屈原的存在。

1977年，早稻田大學編印的《中國文學研究》刊載了稻田耕一郎《屈原否定論之系譜》，論述並評解了廖季平、胡適之、何天行、朱東潤4人有關屈原的觀點看法，致使“否定屈原論”走出國門。

大家評說屈原

魯迅、郭沫若、聞一多、茅盾、孟志孫等學者撰文，證明屈原的存在，抨擊否定屈原及其作品的論調。

例如郭沫若先生是認同《史記·屈原列傳》真實性的，他認為屈原是“偉大的愛國詩人”，閃耀在“群星麗天的時代”，胡適“對於《屈原傳》所提出的疑問，驟看都覺得很是犀利，但過細檢查起來，卻一項也不能成立。”

郭老還創作了話劇《屈原》，以神來之筆，在從清晨到午夜這段有限的舞臺時空裡，概括了屈原一生的悲劇。1942年話劇《屈原》在重慶首演；1953年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重新上演，紀念屈原逝世2230週年；1979年話劇《屈原》第4次赴日本公演500餘場；1980年日本河原崎長十郎率團來華演出，自扮屈原，受到中國觀眾的歡迎。

毛澤東評價：“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聖。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華人的腦海裡。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人。”

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離騷》與《涉江》殘簡，說明至少在公元前165年，《離騷》就已經存世，輕而易舉駁倒了劉安作《離騷》的結論。

1983年《重慶師範學院》刊載了稻田耕一郎《屈原否定論之系譜》和三澤玲爾《屈原問題考辨》，又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廣泛爭議…

我們深信，隨著中國考古界的新發現與楚辭學研究方法的轉變，一些話題將會迎刃而解，專家學者們一定會以真正的科學態度為人們提供一個真實清晰的結論。

愛國求索值得仰慕，沉江自戕不必效行

文｜宋鍵

吃完粽子看罷龍舟賽，又一個端午節離我們而去，而對屈原的懷思則又增了一個年輪。兩千多年來，以食為天的民間就是用吃這種最純樸也是最恆久的方式記住了一位詩人。

與許多古代先賢一樣，生前苦悶不得志的屈原死後被冠以諸多高大上的讚譽之詞：清正高潔、心憂家國、情牽黎民、上下求索……

然而……

端午那日，素喜刨根問底的小兒子突然問:“爸，屈原為啥一定要投江自盡呢？你不是說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格外珍惜的嗎？”

不問則已，一想也是，屈原在《楚辭·漁父》中就借漁父之口，說出了“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這樣的名句，為啥自己就沒有做到知行合一，不能苟活濁世安濯其足，而是一頭扎進清濁不知的汨羅江中呢？

兒子的懵懂一問迫使我再次翻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逐句研讀，急欲從典籍中尋找答案。

屈原，本是楚國國君同姓（羋）不同氏（原屈氏，國君熊氏）的宗親，人生起點很高，屬於含著金鑰匙出生的皇親國戚。

受過良好的教育，加上天資聰穎，才能過人，因此被楚王視為肱股之臣，楚國內政外交的大事都依仗他處理。正如列傳所言，“王甚任之”。

可能恃才傲物是所有才華出眾的人之通病，屈原在楚國得勢得寵卻不注意韜光養晦，和光同塵，因此在貴族中鋒芒畢露，頗招人嫉妒。

屈原受君王委託，修訂國家法令，這可是制訂或修改憲法的大事，本應兼而聽之，廣泛徵求各界人士意見，屈子卻毫不留情地拒絕了一位持不同政見者(上官大夫)的修改建議。

不但不給人面子，而且矜功自傲，誇口說國家每一條法令都是出於自己之手，甚至說除了我，楚國其他人根本無法做到這一點。年少得志的他忘了功高震主的古訓，明顯有些狂妄不羈了。

列傳上記載為上官大夫“讒之”而不是“誣之”，說明上官只是向楚王轉述屈原的自我鑑定，而不是無中生有造謠中傷。憑屈原這樣的個性，楚王疏遠他是遲早必然之事，上官只不過是催化發酵了這件事而已。

得罪楚王的結果當然是王不再對他言聽計從了。自嘗苦果的屈原不但沒有進行自我批評，深刻反思自己的言行，反而幽怨叢生，居然借古諷今，憤然作《離騷》以發洩自己的情緒。

據文學史家林庚所分析，離騷就是牢騷，是屈原最傑出的幽怨之文，是屈原用文學對政治的一種抗爭。

當然屈原的“怨”，並不是曠男怨女的“怨”，更不是個人私怨，而是一位受侮辱的尊貴者的怨憤，一個被妒嫉的高潔者的怨憤，一個被離間的忠貞者的怨憤。

《離騷》當然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高大上的治亂明德的道理，但更多的是屈原對自己行廉志潔的自誇。心直口快的大才子全然沒有“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汙”的顧忌，自此埋下了他人生結局的伏筆。

沒有屈原輔佐的楚懷王，很快在戰國時合縱連橫的錯綜複雜局面中迷失了方向。

先是見欺張儀而自絕盟友于齊，後又遷怒秦之離間而草率攻秦，兵敗之後又色惑於鄭袖，輕饒了張儀，正可謂昏招頻出。兵敗辱國之際，楚懷王特懷念重用屈原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美好時光來。

本來這是屈原復出的絕好良機，可屈原心高氣傲，非得讓懷王認錯，後又枉顧疏不間親的古訓，和公子子蘭意見相左，力主王不與秦昭王會。意見被懷王拒絕後，屈原只是嘆息無語，並不積極準備赴會的應急預案，導致懷王武關被扣，客死他鄉，貽笑天下。

頃襄王繼位，屈原還是沒有吸取先前侍奉懷王的教訓。他一味彰昭先王過錯來反襯自己的英明，並將矛頭直指子蘭蠱惑懷王入秦。因此子蘭輕易使上官進讒言於新君，使之進一步貶謫疏遠屈原。

越來越邊緣化的屈原懷才不遇，鬱悶之情鬱積於心，很快就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了。哀莫大於心死，內心不夠強大的他顯然又忘了孟聖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教諭。

連江濱漁父都曉得要隨波逐流，善待自己，懷瑾握瑜、香車美人般的君子卻空懷滿腹經綸，上不顧虎狼環顧、憂患連連的楚國，下不顧終日稼穡勞作卻不得其飽的百姓，竟一頭扎進了汨羅江。為明死志之堅，他還抱了一塊大石頭（懷石自沉）。

公元前278年，屈原一死了之，倒是輕鬆地終結了自己的一生，享年62歲。55年後（公元前223年），屈原眷顧心念的楚國滅亡了。親小人，遠賢臣的楚國國運走到了頭。

屈原的死，成就的僅僅是他個人視死如歸的愛國壯舉與事蹟，卻並沒有警醒楚國的執政高層，也沒有絲毫改善嚴重惡化的政治生態。於國於民，並無半點貢獻。於事無補，死有何益？

《天問》之震耳吶喊，無疑是愛國之情赤子之心，可《九章》之精美文學句，卻無一是治國之良策。

倘若無務實之心，無實幹之行，受挫即行自殘自戕，哪能興國利民？

屈原，這個光輝高大的形象，註定只能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若論社會成就，與他不屑為伍的張儀，相去甚遠矣！

屈原之死，後世竟有才高如賈誼之人仿效，可惜賈誼心高氣盛，死時年僅33歲。屢受破格提拔的他，竟因宦海沉浮一時之事，抑鬱寡歡泣血終年而亡。太史公因悲二人之命運，苦與自己相同，飽含深情寫就二人列傳。

更後世，常有心志高而未見用於世者步其後塵，以死明志。遠有陳天華蹈海，近有老舍沉湖。

竊以為，對屈原這樣一位才高八斗的偉大愛國詩人，仰慕其愛國求索精神則可，仿效其沉江自戕之行為則不必。

唯有把浩然正氣的愛國精神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報國行動，把情繫蒼生的為民情懷轉變為福澤大眾的利民實績，把上下求索的不饒精神轉換成身體力行的開拓進取，才能真正算得上不負如來不負卿，不負蒼生不負身。

正如習近平所說，今天紀念屈原，是為了尋找古人精神與當下需求的連線點，以溯民族精神之源流、闢與時俱進之路徑，用屈原精神為生民“塑心”，為實踐“立行”。

《論語·述而》有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其實，在波譎雲詭的仕途，易老的馮唐，難封的李廣，歷朝歷代都有，英雄不用、賢者閒置的現象多了去了。

與其效仿屈子沉江自盡，不如學學陶淵明採菊南山。鄧公之韜光養晦即如是也。否則，哪有後來的落落起起，遑論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最後，吟詩一首，聊以記之：

詠史 · 懷屈賈有感

艾蒿蒲酒玉粽香，離騷過秦才名揚。

屈子投江楚運衰 ，賈生絕食漢祚長。

蒼生鬼神皆天問，用行舍藏豈能強？

未若東坡密州獵，嶺南樂把荔枝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