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罵馮友蘭，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在政治面前，是個軟骨頭，學術研究向政治投降；第二，在學術領域，是個菜鳥，對孔孟儒學認識膚淺。這裡說一件事，大家或能增加對馮友蘭的認識。

1939年，陳立夫以教育部長的名義向西南聯合大學連續三次發出指示，要求大學落實教育部最新規定，包括但不限於：第一，課程由教育部核定，而不是學校自己定；第二，教材全國統一，大學無權自選；第三，考試全國統一進行，大學不能自己決定考試內容、考試方式和考試時間。

收到教育部此函，西南聯大震動，決定回函抗辯。誰來主筆呢？這個人選毫無爭議——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他的回函寫得相當棒，來見識見識：

“部中重視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厭其詳，但准此以往則大學將直等於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以科，同人不敏，竊有未喻。”先肯定上司重視教育的初心，然後話鋒一轉，表示大學不是教育部機關，沒必要完全聽從。馮友蘭也許擔心教育部看不明白，進一步寫道：

“教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教部可視大學研究教學之成績，以為賞罰，但如何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這話說得十分在理，教育部和學校性質和功能不同，教育部提供指導和服務，而不是直接管理和教學，不能干預過細。

馮友蘭還暗指教育部無知無識：“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縱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言下之意，我西南聯大學校的教育管理是積累多年的優良傳統，豈能輕易被教育部一紙命令改變。

馮友蘭在這份回函中一共陳述了4點理由，其中最牛的一條是學校教師的地位必須高於教育部官僚：“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之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準，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之一科員之不若。”

今天的大學如果有馮友蘭那樣的見識、氣度和風骨，那就福氣了。

關於對馮友蘭先生的評價問題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提這個問題的人也是很了不起，說明這個人在這個時代中還是靜下心來研究了中國哲學及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問題，發表一點粗淺的意見：

首先是馮友蘭的專業學術上的貢獻

在中國從晚清開始的近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如王國維先生之言，是中國末有之大變局。芸芸眾生中，在一些學儒反儒的精英的帶動下，產生了一個對中國文化全面的否定之時代潮流，無論懂中國傳統哲學的還是不懂的，還是文盲們，都恨不得一步投入洋人的懷抱中，做天主基督之門徒，把中國落後的原因歸為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學。革命的目的也似乎不光是要推翻清帝制的統治，更是要重建新的文化理論與新文明。當時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堅定自信並清醒者也大有人在，但力量太小，聲音太弱，沒有能力阻止這場千年之變局，如辜鴻銘、王國維等，王的自殺可能與此有直接關係，否則做為一個大學問家，經受了儒學教育的人怎會輕易走上了自殺之路。要知道中國古人在儒學思想下認為自殺是最大的不孝行為，是比判死刑被殺更恥辱的事，上對不起祖宗下無臉面於子孫，所以和坤被賜自盡還要比讓劊子手殺掉更恥辱。在此亂世之時，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橫空出世，同時也有了《中國哲學簡史》，這部作品是幾百年來對中國哲學思想的分析詮釋最好的作品，尤其是其語言功力，表達之精妙，讀之令人佩服和敬仰，其在對中國文化作 中西方集大成之論述與學術方法的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出的四境界可不得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他的這部偉大的經典之作，承前啟後，更有比前人大家對中國文化思想認識的新高度，時人難以企及而望其項背，後人欲超越，恐有難度。作品堪稱經典。故一部作品奠定了馮的學術地位，他的這部作品代表了他的學術功底、治學精神、思想觀點，也體現了他早年受的教育及所達到的超乎常人的學養，他是那個變局年代下的教育奇蹟，是怎樣的教育能把一個天才式的人培養成了大師，又是怎樣的自我奮鬥或學術環境下成就了他這麼高水平的研究、寫作能力？他的這部作品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對中國哲學思想的傳播與昇華起到匡正扶危之意。透過他優秀無比的語言語境及精妙的講述把一個民族幾千年來偉大的思想展示於世，讓華人及外族真正的見識了中華民族的偉大之所在。所以，他被稱為大師是止實歸的，他的學術地位至目前仍無撼動。至於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其他貢獻也就不用多考。有這部偉大的作品就足以說明一切，在光復中華文化，重拾文化自信的今天，馮的作品依然是最高的境界。也是我們現在要認真學習的。再過百年或更長的歷史，更會證明馮的這部作品可能會是一個學術上的分水嶺。當代人由於對中國文化的學習水平達不到馮的水平，有幾人能識珠玉？故還認識不到其作品的偉大。他的這作品是近代的巔峰之作。

第二、關於馮的個人品德之事。

這方面主要是文革其間的表現，以前的作為沒有什麼可否的地方，可以說作到了知行合一，盡其良知，傾其所能，一心為國，在教育、文化等方面做出了一個大知識分子應能做的，做人做事也有氣節與原則。但文革中，這些都失去了，說了許多胡話，幹了許多的胡塗事，失去了氣節，而且以其學術功底，為當權者作了當權者都想不到的理論支援，盡失中華傳統之本意。尤其是在批林批孔之事上，有不可推卸之責。他不為中國文化之遭災殉情，人們完全可以現解並原諒，因為有眾多的牽掛，不能強求與人，做個沉默者也不為過，但他卻做了助紂為虐之行徑，文天祥面對外族在國家已然無可挽救大局已定之下意志不移，寧死不屈，你馮友蘭在孔子的墓都被挖出焚屍揚灰的情況下，還能與其同流合汙或順強者之意行走與世，上跳下串，真是太讓人看不起了，況那個時代你年事已高，再多活些年頭又有何意議與價值，多少人都自殺了，你怎就沒有那勇氣，這就是他後半生無人問津之原因所在。他把他書中所描寫之東西全然忘的一干二盡，真不能相信一個寫出那麼雄偉作品的人會變成如此不倫不類。晚節不保已不能給他定論，而是明知人生之大道之行不走，卻走上的苟且偷生之途，孔孟之浩然正氣連你這樣的大學問家大史學家都失去了，看不明白歷史的發展的變化性，想不到還會有後來偉人鄧小平所開創的新時代嗎？

故馮友蘭本人或由其引發的馮友蘭現象，是中國幾千年來的一個永恆的話題：知行合一，殺生取義。中華民族正是在這種偉大的思想的養潤下成為最高貴的民族，儒學的思想與日月同輝，也正是這樣的精神下，中華民族在經歷了無論多麼的艱難與曲折都會自強起來，民間日用而不自知也正是這樣的精神下傳之萬世。

對馮的一生人們真是驚其天才之能，恨其骨軟變節。能寫出如此之作之大學者，最後能有如此之下場，也是惋惜。有歷史現實之因，但他與芸芸眾生不同。所以現在人們只對其學術成就不得不服，而對其人、其人品、其晚節不齒。因此他不能列入大師之伍，因這按中國傳統之法，要稱為大師必要知行合一。再狗尾續貂一句：實際上當時他若自殺了，他將成為一代宗師，現在人們肯定早已為他樹碑立傳了。傅雷、老舍等太多的人自殺了，你為何不？

馮友蘭先生是中國現代史上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他對對中國學術史、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諸多領域作出了重大貢獻。

大家熟知的馮先生的名著《中國哲學史》成書於20世紀30年代初，是第一套完整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堪稱學術界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奠基之作。

而另一本書《中國哲學簡史》並非《中國哲學史》之縮寫本，而是由馮先生1947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上課講義編寫而成，最初用英文出版，後由馮友蘭的學生塗又光翻譯成中文，是西方各國大學中國哲學史課程必用的教科書，也是西方瞭解中國哲學的最佳入門途徑。《中國哲學簡史》自1948年英文字在美國出版後，先後被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發行，成為國外學習中國哲學、瞭解中國思想的必讀書。可以說，在推動中國哲學文化走向世界方面，馮先生不僅是一位先行者，而且其貢獻之大，迄今仍使人望塵莫及。

但是，現今人們如何看待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貢獻和地位，存在著分歧。

但可以轉述下他的學生方立天對自己恩施的評價。

方立天先生認為，這要從歷史背景中去看，從本質上看。馮友蘭是現代最富有哲學思維、構建起龐大哲學體系的傑出哲學家、中國哲學史家，也是教育家，著有“三史”“六書”，輯有《三松堂全集》，為中國的哲學、思想、文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是一位文化巨人。

但 20世紀70年代，迫於形勢，馮先生寫了幾篇批孔的文章，講了一些違心的話。80年代後他常常為此引咎自責，內心很痛苦。

馮先生曾對張岱年先生說過：“我現在的態度改為‘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莊子·逍遙遊》）了。”

這種轉變，帶有中國知識分子的時代烙印、歷史的印記，聞者可以感覺到一種悲哀和無奈。

不過最令方先生敬仰的和欽佩的還是馮先生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懷，他的愛國主義不是空談、口號，是真情實感，是來自他對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深厚感情。

馮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滿懷激情地說：“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雖然已經過去了，但它也是將來中國新文化的一個來源，它不僅是過去的終點，也是將來的起點。將來中國的現代化成功，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古也是最新的國家。這就增強了我的‘舊邦新命’的信心。新舊結合，舊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館中陳列的樣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國自己的民族特色。新舊相續，源遠流長，使古老的中華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現在我更覺得這個展望並不是一種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實現的，而且一定能實現的。”

愛國的責任感、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民族的自豪心、文化的自覺性躍然紙上。

看馮先生之哲學簡史，發現馮先生思想上近:經濟決定文化(包括哲學)，近於馬列主義文明進化論。當然他努力想傳承中華文化(主要是漢文化)，試圖抽出能長存的(不過時的)價值判斷和思想以繼傳統文化。所以建國後能合作其實不奇怪。至於大家的不理解對於哲學大師來說，引老子的話可回覆:不笑，不足以稱道。

一個本可以大有作為卻因生不逢時加上缺乏獨立思想與獨立人格而基本被毀掉的不堪為後人楷模者。既是時代的悲哀，亦是其個人的悲哀。希望後來者以他們為鑑。

中國近代史上的哲學家，馮友蘭絕對是其中最顯眼的一個。他一輩子研究哲學，一輩子教哲學，一輩子以哲學與世界對話，一輩子從事於哲學研究，他的哲學著作《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是中國上世紀最重要的學術經典，對近代和現代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馮友蘭，河南南陽人，從小聰慧好學，四書五經爛熟於胸，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系統學習中國哲學，1919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師從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繼續哲學的學習和研究。後來，在申請獎學金的時候，杜威為他寫推薦信，高度讚揚馮友蘭說：“這名學生是一個真正學者的材料。”杜威的哲學是高深的，而眼光也是精準的，馮友蘭後來果然沒負杜威這句讚揚的話。杜威不但培養了胡適，還預言了馮友蘭。

1923年，馮友蘭留學歸來，先後在開封中州大學、廣東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任教，歷任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等職，1952年以後，由於清華、北大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的哲學系和法學系併入北大，馮友蘭隨系而動，調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關於哲學，馮友蘭曾經說過：“哲學是人類精神的反思。”關於哲學與科學的比較他也說過：“哲學與科學的區別在於，前者求好，後者求真。”但求真，在特殊的時候，也不得不繞著彎路進行。他也說過：“真正的仁人，是個拼命的人，遇到緊要關頭，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個時候，個人的生死就不在話下了。”但是，面對斧鉞湯鑊，又有幾人能視死如歸？

馮友蘭也不能。他在不斷批鬥之際，開始醞釀和寫作《中國哲學史新編》。文革後，加入了寫作班子，發表了《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等文章，出版了應時應景的《論孔丘》。這是極度痛苦下的寫作，最後又再次釀成了極度痛苦。因此，後來便有了他《三松堂自序》中的這段反思：“在被改造的同時得到吹捧，而有欣幸之心，更加努力‘進步’。這一部分思想就是譁眾取寵了。”

對於馮友蘭，李慎之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稱：“以馮先生平生陳義之高、任道之重，海內外不能無微辭。雖然如此，回想那天昏地暗，狂風暴雨挾排山倒海之勢以來的歲月裡，舉神州八億之眾，能不盲從苟同而孤明獨照者，屈指有幾人？……何況先生在此以前的二十年來一貫勉力於自我改造，一貫誠心地接受批判，也一貫努力想‘闡舊邦以輔新命’……馮先生的選擇不是不可理解的。”

若不想肉體摧殘，就自己炮烙精神。這可能是在面臨生死的時候，很多人共同的抉擇。馮友蘭面臨的境遇，可能還不同。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何況，他還以耄耋之年，在這樣的重壓之下，巧妙地保護了中國哲學的火種，其功德也是不可限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