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四川省彭山縣江口鎮的岷江上，正在進行引水工程施工。挖掘機挖到了距地表2.5米處時，發現了一根圓木和一些銀錠。
經過清理和鑑定，這些銀錠屬於明代末期，有“崇禎十年”等字樣的銘文。
江口沉銀考古現場
從此之後，此地陸續有明代末期的銀錠和錢幣出土，其中有銀幣上刻有“西王賞功”的銘文，證實這些財寶屬於明末起義軍領袖張獻忠。
史料記載，張獻忠曾經在此地與明軍決戰，張獻忠戰敗，撤退前將裝滿財寶的船鑿沉，待來時再挖出取用。彭山縣的“江口沉銀”遺址入選了2018年的十大考古發現。
2016年10月10日，張獻忠研究會在張獻忠故里——柳樹澗堡舉行“張獻忠誕辰四百一十週年暨張獻忠塑像揭幕慶典儀式”，張獻忠研究會會長韓樹林先生現場賦詩一首以示祝賀：古鹽州人傑地靈，白于山月異日新。大西王魂歸故里，柳樹澗再度猶榮！
雖然不知道是誰把這件已經過去好幾年的舊時重新拿出來炒作，但是因為其內容是“紀念張獻忠”，還是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議。
那麼，張獻忠這個人物，究竟值得紀念嗎？
01.被立場塑造的歷史
1963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一套《中國歷史小叢書》，其中有一本名為《張獻忠》，作者是袁定基。
在這本張獻忠的傳記中，開篇就申明，明末“土地兼併現象日益嚴重，到了弘治十五年，全國七分之一的土地是官田，其餘七分之六也多數控制在貴族和大官僚的手中”。
對明代後期土地狀況的描寫，作者意在表達“封建國家”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之嚴重，進而引出“農民起義”的正當性。
在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對歷史的描寫是這樣的：
“李自成領導的明末農民戰爭，繼承並發展了宋朝以來農民起義提出的“等貴賤、均貧富”的思想，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了“均田免糧”的口號，豐富了農民反封建鬥爭的內容。起義大軍轉戰南北，英勇鬥爭，推翻了明朝，打擊了清朝統治者，推動了歷史的發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摘自《一九八零年中學生複習資料：歷史》，太原市教育局教研室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就是階級鬥爭史觀，認為人類歷史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五個階段組成，被稱為“五段論”。
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是階級鬥爭，在“封建社會”中，對立的兩個階級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地主階級”剝削、壓迫“農民階級”，到一定程度之後，“農民階級”就會發動“階級革命”，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
於是，“農民階級”變成了具備“革命性”、“先進性”的階級，而“地主階級”則是保守、反動的階級。凡是先進階級對反動階級的“革命”，都是正當的。
所以在明末這個典型的“封建社會”中，張獻忠、李自成等人發動的農民起義，被視為“農民階級”對“地主階級”的反抗，是正義的。
李自成
對歷史抱持的階級鬥爭史觀基本立場，決定了在這種史觀下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由於張獻忠是領導“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領袖，所以他就是正面人物，應該對他進行研究、紀念。
在張獻忠的家鄉，就出現了“張獻忠研究會”這樣的組織。
02.張獻忠的功過是非
張獻忠生於明代陝西延安衛柳樹澗，少年時曾經從軍。
在軍中的張獻忠並不老實，曾經犯了軍法，差點被斬首。因為主帥見他相貌奇特，就放了他，之後張獻忠就逃離軍隊。
從崇禎三年開始，陝西大亂，民間勢力紛紛起事反明。張獻忠率領米脂縣的十八寨響應，聚集在王嘉謨、王自用等首領旗下。陝西的起事，反明力量一夜之間就聚集了大量成建制的軍隊，並且多路軍隊迅速統一起來，擁立首領，只能證明他們是蓄謀已久，而非偶然起事。
張獻忠是如何從一個逃兵變成起義軍的“八大王”之一，直接擁有了米脂的“十八寨”，還是一個謎。
張獻忠個子高，臉色泛黃，身軀如猛虎一樣雄壯，被人稱為“黃虎”。王自用死後，高迎祥勢力最大，稱“闖王”，張獻忠與李自成都是高迎祥手下的大將。
《闖王高迎祥》連環畫
1635年，起義軍在滎陽開會，決定向東攻略明朝經濟命脈所在——南直隸。他們攻破中都鳳陽，焚燬朱元璋父母的皇陵。後來張獻忠與李自成分裂，李自成向北，張獻忠向南。
在南方，張獻忠轉戰湖北、四川等地，攻破襄陽之後，殺掉了襄王，將襄王府的五十萬銀髮給災民。
崇禎十六年，張獻忠在武昌自稱大西王，建立“大西”政權。在張獻忠作戰的過程中，處死了大量明朝宗室，有襄王朱翊銘、楚王朱華奎、瑞王朱常浩、蜀王朱至澍等。
明朝藩王分佈圖
在明代，藩王是國家的重要財政負擔，不僅朝廷要發糧餉供養，藩王自己還廣佔良田，所以藩王個個都富得流油。張獻忠攻略長江中上游，幾乎殺光了這一帶的宗室藩王，也算是給大明的百姓消滅了一大批蛀蟲，算是張獻忠的一大歷史貢獻。
如果張獻忠只殺藩王和地方官，他在後世的評價一定會非常高。但是張獻忠似乎特別愛好殺人，不僅殺官，也殺百姓。
根據《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張獻忠攻陷隨州後，大開殺戒，城內血流成河；攻陷六安，將州內民眾全部砍斷一隻手臂，男左女右；攻陷桐城後，屠城；攻陷武昌後，不僅殺了楚王，還屠殺數萬人，浮屍蔽江；攻陷萍鄉後，放火焚燒全城，一人不剩。
張獻忠死後，他的部將李定國、孫可望等人聯明抗清，大大拖延了清滅明的程序，也在一定程度上讓清廷重視漢人抵抗力，促進了清朝統治者透過漢化來籠絡人心，有利於傳統文化的儲存和清代社會的發展。
但這樣的歷史貢獻，並不足以掩蓋張獻忠殺人對社會的破壞力，不能抵消張獻忠對數十萬同胞的屠殺之罪。
03.張獻忠屠川的出處
張獻忠在歷史上留下的最濃重一筆，莫過於屠殺四川人。
在階級鬥爭史觀的背景下，張獻忠被定義為正面人物，一度被學界認為“屠川”是“地主階級”對張獻忠的汙衊。
當階級鬥爭史觀逐漸淡去後，對張獻忠的評價又急轉直下，從正面變為極度負面，把張獻忠完全描繪為殺人狂魔。
《張獻忠剿四川實錄》書影
在一些史料中，張獻忠確實是“殺人狂魔”。有一書名標為《張獻忠剿四川實錄》的彙編校點本，彙編了許多與張獻忠有關的史料。包括《張獻忠陷廬州記》、《灩澦囊》、《蜀難敘略》、《蜀碧》、《蜀警錄》、《蜀龜鑑》、《蜀破鏡》、《荒書》等。
對於這些書，一種意見認為這就是張獻忠在四川所作所為的實錄，一種意見認為這些史料多為一家之言，需要詳加考訂其真實性。
這些書在傳統史學的史料分類中，都被歸為“野史”一類。《蜀難敘略》、《荒書》、《蜀警錄》三部都是作者記述自己的見聞。
其作者的父輩和家庭都受過張獻忠軍的直接打擊，作者雖然本人未必直接與張獻忠軍隊交鋒過，但記錄了家人的回憶。
但是，這三部書並非全部都是記述的自己或家人的親歷，而是多了很多傳聞。如《荒書》的引論中，作者自己就承認，“一方大事，而雜書所紀，流傳訛謬，道聽途說，多沒其實”。
而《灩澦囊》、《蜀碧》、《蜀龜鑑》、《蜀破鏡》幾部書，都是作者採編來的二手資訊，對引用的故事和採編大多不註明出處。
史料的不確，並不能證明張獻忠屠殺四川人不存在，只要張獻忠屠殺四川人的事在張獻忠的時代至今一直都有流傳，就不是空穴來風，再考察張獻忠焚皇陵、屠藩王、燒萍鄉等種種事蹟，基本可以確定，張獻忠喜歡殺人，而且經常無節制地殺人。
所以，張獻忠在四川殺人，也一定確有其事。
04.張獻忠屠川的真相
《明史》記載，張獻忠在四川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也就是六億人，這是絕對不可能，當時全國也沒有六億人口。
近年來，有學者認為，“萬萬”等於“億”的計數方法是20世紀才有，六萬萬應該認為是六十萬。
但是這個結論並沒有確鑿的證據，所以並不可取。我們傾向於認為，“六萬萬”是取自民間傳說的約數，不具有現實的計數意義。
江口沉銀出土的大量金銀簪、金銀戒指等首飾
那麼，張獻忠在四川到底殺了多少人呢？《後鑑錄》、《見聞隨筆》、《蜀龜鑑》、《蜀破鏡》等書，對於張獻忠在四川殺人的數字有一些具體記載。
張獻忠軍隊分為四路，分別由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率領，這四路軍隊殺人數字總和，以上四部書的記載都在六萬九千多人。
1642年，義大利神父利類思和呂宋神父安文思相繼來成都傳教。1644年，張獻忠率軍攻佔成都之後，這兩位神父經過好友推薦，來到張獻忠身邊，受到張獻忠的禮遇，被任命為“天學國師”。
這兩位神父把在張獻忠身邊的經歷記述下來，取名《張獻忠記》，在國外出版。兩位神父的著作並沒有在國內流傳，直到1908年被中國神父古洛東發現，翻譯成中文，名為《聖教入川記》。
古洛東 著《聖教入川記》書影
在這本書中，記述張獻忠對政權中的文武官員都十分粗暴，肆意殺戮。張獻忠經常發脾氣，誰也不能勸止。
神父一次給張獻忠講天主教《超性學書》，談到天主教的戒律，張獻忠說，我奉天帝大主之命，滅異教徒和惡人。當時成都有兩千多和尚，張獻忠一個不留全部殺掉。
1645年11月，大西軍在漢中抗清前線連連失利，川東、川南又被明軍佔領，大西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一些地方的民眾趁機起來反抗張獻忠的統治。
張獻忠氣急敗壞，決定在成都發動一場屠殺。兩位神父當時就在成都，是這次屠殺的見證者。
在《聖教入川記》中記述，張獻忠於11月22日以訓練為藉口集結軍隊，訓諭全軍，老百姓勾結外敵準備在四川暴動，我們應當進行剿滅。
11月24日，大隊士兵驅趕民眾出城，進行屠殺，城池周邊死屍狼藉，成都成為一座空城。後來張獻忠從周邊遷移民眾入城，填補空缺。
根據研究，明代四川人口應為300萬人左右，共有一百二十個州縣，平均每個州縣約有人口2-3萬人，成都作為大城，人口應該會有6萬以上。
但是經過明末戰亂，人口已經大大減少，肯定不會超過6萬，假設張獻忠將成都人全部殺光，屠殺的人最多也就是六萬。再結合其他史料推算，張獻忠在四川屠殺的人，應該是十萬到二十萬不等。
結論
張獻忠是一個王朝末世的起義軍領袖，他與任何一個朝代的起義軍領袖沒有本質區別。
基本都是出身貧苦、作戰勇猛、性格兇殘。對於一個腐敗透頂的朝廷來說，到了它改滅亡的時候，百姓不堪重負起來反抗，是正常現象。作為反抗軍的領袖，張獻忠對結束明王朝的暴政有正面促進作用。
張獻忠死後，他的部將繼續抵抗清軍，一改清廷對於漢人軟弱可欺的認識，讓他們重視漢人的力量，從單純的軍事進攻變為軍事進攻為主、文化招撫為輔的方針，在客觀上促進了清朝統治者的漢化，這也是張獻忠的一大歷史貢獻。
但是這些歷史貢獻都不能改變張獻忠曾經大量屠殺無辜民眾的事實。
而且，張獻忠在殺害瞭如此多民眾的情況下，還積累了巨大的財富，以至於今日的我們能夠透過“江口沉銀”遺址看到。
張獻忠的財富從何而來呢？無非就是搶劫和壓榨，在大西政權下生活的四川人民，無異於生活在人間地獄。
歷史總是值得紀念的。我們應當紀念的是一段歷史的來龍去脈，弄清歷史事實，吸取前人的教訓，才能有益於今人和後世。
那種從立場出發，以純粹的“好”、“壞”為標準評判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時代，早就應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永遠被後人引以為戒了。
（完）
2005年，四川省彭山縣江口鎮的岷江上，正在進行引水工程施工。挖掘機挖到了距地表2.5米處時，發現了一根圓木和一些銀錠。
經過清理和鑑定，這些銀錠屬於明代末期，有“崇禎十年”等字樣的銘文。
江口沉銀考古現場
從此之後，此地陸續有明代末期的銀錠和錢幣出土，其中有銀幣上刻有“西王賞功”的銘文，證實這些財寶屬於明末起義軍領袖張獻忠。
史料記載，張獻忠曾經在此地與明軍決戰，張獻忠戰敗，撤退前將裝滿財寶的船鑿沉，待來時再挖出取用。彭山縣的“江口沉銀”遺址入選了2018年的十大考古發現。
2016年10月10日，張獻忠研究會在張獻忠故里——柳樹澗堡舉行“張獻忠誕辰四百一十週年暨張獻忠塑像揭幕慶典儀式”，張獻忠研究會會長韓樹林先生現場賦詩一首以示祝賀：古鹽州人傑地靈，白于山月異日新。大西王魂歸故里，柳樹澗再度猶榮！
雖然不知道是誰把這件已經過去好幾年的舊時重新拿出來炒作，但是因為其內容是“紀念張獻忠”，還是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議。
那麼，張獻忠這個人物，究竟值得紀念嗎？
01.被立場塑造的歷史
1963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一套《中國歷史小叢書》，其中有一本名為《張獻忠》，作者是袁定基。
在這本張獻忠的傳記中，開篇就申明，明末“土地兼併現象日益嚴重，到了弘治十五年，全國七分之一的土地是官田，其餘七分之六也多數控制在貴族和大官僚的手中”。
四川綿陽七曲山大廟中的張獻忠家廟對明代後期土地狀況的描寫，作者意在表達“封建國家”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之嚴重，進而引出“農民起義”的正當性。
在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對歷史的描寫是這樣的：
“李自成領導的明末農民戰爭，繼承並發展了宋朝以來農民起義提出的“等貴賤、均貧富”的思想，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了“均田免糧”的口號，豐富了農民反封建鬥爭的內容。起義大軍轉戰南北，英勇鬥爭，推翻了明朝，打擊了清朝統治者，推動了歷史的發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摘自《一九八零年中學生複習資料：歷史》，太原市教育局教研室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就是階級鬥爭史觀，認為人類歷史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五個階段組成，被稱為“五段論”。
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是階級鬥爭，在“封建社會”中，對立的兩個階級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地主階級”剝削、壓迫“農民階級”，到一定程度之後，“農民階級”就會發動“階級革命”，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
於是，“農民階級”變成了具備“革命性”、“先進性”的階級，而“地主階級”則是保守、反動的階級。凡是先進階級對反動階級的“革命”，都是正當的。
所以在明末這個典型的“封建社會”中，張獻忠、李自成等人發動的農民起義，被視為“農民階級”對“地主階級”的反抗，是正義的。
李自成
對歷史抱持的階級鬥爭史觀基本立場，決定了在這種史觀下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由於張獻忠是領導“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領袖，所以他就是正面人物，應該對他進行研究、紀念。
在張獻忠的家鄉，就出現了“張獻忠研究會”這樣的組織。
02.張獻忠的功過是非
張獻忠生於明代陝西延安衛柳樹澗，少年時曾經從軍。
在軍中的張獻忠並不老實，曾經犯了軍法，差點被斬首。因為主帥見他相貌奇特，就放了他，之後張獻忠就逃離軍隊。
從崇禎三年開始，陝西大亂，民間勢力紛紛起事反明。張獻忠率領米脂縣的十八寨響應，聚集在王嘉謨、王自用等首領旗下。陝西的起事，反明力量一夜之間就聚集了大量成建制的軍隊，並且多路軍隊迅速統一起來，擁立首領，只能證明他們是蓄謀已久，而非偶然起事。
張獻忠是如何從一個逃兵變成起義軍的“八大王”之一，直接擁有了米脂的“十八寨”，還是一個謎。
張獻忠個子高，臉色泛黃，身軀如猛虎一樣雄壯，被人稱為“黃虎”。王自用死後，高迎祥勢力最大，稱“闖王”，張獻忠與李自成都是高迎祥手下的大將。
《闖王高迎祥》連環畫
1635年，起義軍在滎陽開會，決定向東攻略明朝經濟命脈所在——南直隸。他們攻破中都鳳陽，焚燬朱元璋父母的皇陵。後來張獻忠與李自成分裂，李自成向北，張獻忠向南。
在南方，張獻忠轉戰湖北、四川等地，攻破襄陽之後，殺掉了襄王，將襄王府的五十萬銀髮給災民。
崇禎十六年，張獻忠在武昌自稱大西王，建立“大西”政權。在張獻忠作戰的過程中，處死了大量明朝宗室，有襄王朱翊銘、楚王朱華奎、瑞王朱常浩、蜀王朱至澍等。
明朝藩王分佈圖
在明代，藩王是國家的重要財政負擔，不僅朝廷要發糧餉供養，藩王自己還廣佔良田，所以藩王個個都富得流油。張獻忠攻略長江中上游，幾乎殺光了這一帶的宗室藩王，也算是給大明的百姓消滅了一大批蛀蟲，算是張獻忠的一大歷史貢獻。
如果張獻忠只殺藩王和地方官，他在後世的評價一定會非常高。但是張獻忠似乎特別愛好殺人，不僅殺官，也殺百姓。
根據《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張獻忠攻陷隨州後，大開殺戒，城內血流成河；攻陷六安，將州內民眾全部砍斷一隻手臂，男左女右；攻陷桐城後，屠城；攻陷武昌後，不僅殺了楚王，還屠殺數萬人，浮屍蔽江；攻陷萍鄉後，放火焚燒全城，一人不剩。
張獻忠死後，他的部將李定國、孫可望等人聯明抗清，大大拖延了清滅明的程序，也在一定程度上讓清廷重視漢人抵抗力，促進了清朝統治者透過漢化來籠絡人心，有利於傳統文化的儲存和清代社會的發展。
但這樣的歷史貢獻，並不足以掩蓋張獻忠殺人對社會的破壞力，不能抵消張獻忠對數十萬同胞的屠殺之罪。
03.張獻忠屠川的出處
張獻忠在歷史上留下的最濃重一筆，莫過於屠殺四川人。
在階級鬥爭史觀的背景下，張獻忠被定義為正面人物，一度被學界認為“屠川”是“地主階級”對張獻忠的汙衊。
當階級鬥爭史觀逐漸淡去後，對張獻忠的評價又急轉直下，從正面變為極度負面，把張獻忠完全描繪為殺人狂魔。
《張獻忠剿四川實錄》書影
在一些史料中，張獻忠確實是“殺人狂魔”。有一書名標為《張獻忠剿四川實錄》的彙編校點本，彙編了許多與張獻忠有關的史料。包括《張獻忠陷廬州記》、《灩澦囊》、《蜀難敘略》、《蜀碧》、《蜀警錄》、《蜀龜鑑》、《蜀破鏡》、《荒書》等。
對於這些書，一種意見認為這就是張獻忠在四川所作所為的實錄，一種意見認為這些史料多為一家之言，需要詳加考訂其真實性。
這些書在傳統史學的史料分類中，都被歸為“野史”一類。《蜀難敘略》、《荒書》、《蜀警錄》三部都是作者記述自己的見聞。
其作者的父輩和家庭都受過張獻忠軍的直接打擊，作者雖然本人未必直接與張獻忠軍隊交鋒過，但記錄了家人的回憶。
但是，這三部書並非全部都是記述的自己或家人的親歷，而是多了很多傳聞。如《荒書》的引論中，作者自己就承認，“一方大事，而雜書所紀，流傳訛謬，道聽途說，多沒其實”。
而《灩澦囊》、《蜀碧》、《蜀龜鑑》、《蜀破鏡》幾部書，都是作者採編來的二手資訊，對引用的故事和採編大多不註明出處。
史料的不確，並不能證明張獻忠屠殺四川人不存在，只要張獻忠屠殺四川人的事在張獻忠的時代至今一直都有流傳，就不是空穴來風，再考察張獻忠焚皇陵、屠藩王、燒萍鄉等種種事蹟，基本可以確定，張獻忠喜歡殺人，而且經常無節制地殺人。
所以，張獻忠在四川殺人，也一定確有其事。
04.張獻忠屠川的真相
《明史》記載，張獻忠在四川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也就是六億人，這是絕對不可能，當時全國也沒有六億人口。
近年來，有學者認為，“萬萬”等於“億”的計數方法是20世紀才有，六萬萬應該認為是六十萬。
但是這個結論並沒有確鑿的證據，所以並不可取。我們傾向於認為，“六萬萬”是取自民間傳說的約數，不具有現實的計數意義。
江口沉銀出土的大量金銀簪、金銀戒指等首飾
那麼，張獻忠在四川到底殺了多少人呢？《後鑑錄》、《見聞隨筆》、《蜀龜鑑》、《蜀破鏡》等書，對於張獻忠在四川殺人的數字有一些具體記載。
張獻忠軍隊分為四路，分別由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率領，這四路軍隊殺人數字總和，以上四部書的記載都在六萬九千多人。
1642年，義大利神父利類思和呂宋神父安文思相繼來成都傳教。1644年，張獻忠率軍攻佔成都之後，這兩位神父經過好友推薦，來到張獻忠身邊，受到張獻忠的禮遇，被任命為“天學國師”。
這兩位神父把在張獻忠身邊的經歷記述下來，取名《張獻忠記》，在國外出版。兩位神父的著作並沒有在國內流傳，直到1908年被中國神父古洛東發現，翻譯成中文，名為《聖教入川記》。
古洛東 著《聖教入川記》書影
在這本書中，記述張獻忠對政權中的文武官員都十分粗暴，肆意殺戮。張獻忠經常發脾氣，誰也不能勸止。
神父一次給張獻忠講天主教《超性學書》，談到天主教的戒律，張獻忠說，我奉天帝大主之命，滅異教徒和惡人。當時成都有兩千多和尚，張獻忠一個不留全部殺掉。
1645年11月，大西軍在漢中抗清前線連連失利，川東、川南又被明軍佔領，大西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一些地方的民眾趁機起來反抗張獻忠的統治。
張獻忠氣急敗壞，決定在成都發動一場屠殺。兩位神父當時就在成都，是這次屠殺的見證者。
在《聖教入川記》中記述，張獻忠於11月22日以訓練為藉口集結軍隊，訓諭全軍，老百姓勾結外敵準備在四川暴動，我們應當進行剿滅。
11月24日，大隊士兵驅趕民眾出城，進行屠殺，城池周邊死屍狼藉，成都成為一座空城。後來張獻忠從周邊遷移民眾入城，填補空缺。
根據研究，明代四川人口應為300萬人左右，共有一百二十個州縣，平均每個州縣約有人口2-3萬人，成都作為大城，人口應該會有6萬以上。
但是經過明末戰亂，人口已經大大減少，肯定不會超過6萬，假設張獻忠將成都人全部殺光，屠殺的人最多也就是六萬。再結合其他史料推算，張獻忠在四川屠殺的人，應該是十萬到二十萬不等。
結論
張獻忠是一個王朝末世的起義軍領袖，他與任何一個朝代的起義軍領袖沒有本質區別。
基本都是出身貧苦、作戰勇猛、性格兇殘。對於一個腐敗透頂的朝廷來說，到了它改滅亡的時候，百姓不堪重負起來反抗，是正常現象。作為反抗軍的領袖，張獻忠對結束明王朝的暴政有正面促進作用。
張獻忠死後，他的部將繼續抵抗清軍，一改清廷對於漢人軟弱可欺的認識，讓他們重視漢人的力量，從單純的軍事進攻變為軍事進攻為主、文化招撫為輔的方針，在客觀上促進了清朝統治者的漢化，這也是張獻忠的一大歷史貢獻。
但是這些歷史貢獻都不能改變張獻忠曾經大量屠殺無辜民眾的事實。
而且，張獻忠在殺害瞭如此多民眾的情況下，還積累了巨大的財富，以至於今日的我們能夠透過“江口沉銀”遺址看到。
張獻忠的財富從何而來呢？無非就是搶劫和壓榨，在大西政權下生活的四川人民，無異於生活在人間地獄。
歷史總是值得紀念的。我們應當紀念的是一段歷史的來龍去脈，弄清歷史事實，吸取前人的教訓，才能有益於今人和後世。
那種從立場出發，以純粹的“好”、“壞”為標準評判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時代，早就應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永遠被後人引以為戒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