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
文：郭沫若
1944年3月10日脫稿
甲申輪到它的第五個週期，今年是明朝滅亡的第三百週年紀念了。
明朝的滅亡認真說並不好就規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禎死難之後，還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慶的永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1662）永曆帝為清吏所殺，還經歷了18年。臺灣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裡面。
但在一般史家的習慣上，是把甲申年認為是明亡之年的，這倒也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因為要限於明室來說吧，事實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國來說吧，就在清朝統治的260年間一直都沒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鬥爭一直都是沒有停止過的。
然而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於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廷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260餘年。這無論怎樣說也是值得我們回味的事。
在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亡國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責罵的。崇禎帝可要算是一個例外，他很博得後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極詔》裡面也說："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不用說也就是" 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的雅化了。
其實崇禎這位皇帝倒是很有問題的。他彷彿是很想有為，然而他的辦法始終是沿走著錯誤的路徑。他在初即位的時候，曾經發揮了他的" 當機獨斷" ，除去了魏忠賢與客氏，是他最有光輝的時期。但一轉眼間依賴宦官，對於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歲月，但只看見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無所措。對於老百姓呢？雖然屢次在下《罪己詔》，申說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明史》批評他" 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 。這個論斷確是一點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禎的運氣也實在太壞，承萬曆、天啟之後做了皇帝，內部已腐敗不堪，東北的邊患又已經養成，而且年年歲歲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災、蝗災。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馬懋才《備陳大飢疏》，把當時陝西的災情敘述得甚為詳細，就是現在讀起來，都覺得有點令人不寒而慄：
"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
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
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有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於彼，彼處復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
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饑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則檔次之。" （見《明季北略》卷五）
這的確是很有歷史價值的文獻，很扼要地說明了明末的所謂" 流寇" 的起源，同隸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先後起來了的。
饑荒誠然是嚴重，但也並不是沒有方法救濟。饑荒之極，流而為盜，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餓死、鋌而走險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餓死、足有誨盜的物資積蓄著。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麼挹彼注此，損有餘以補不足，儘可以用人力來和天災抗衡，然而卻是" 有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這一句話已經足夠說明：無論是饑荒或盜賊，事實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這層在崇禎帝自己也很明白，崇禎十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時的《罪己詔》上說得多麼痛切呀："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徵；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譭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明李北略》卷十三）
這雖不是崇禎帝自己的手筆，但總是經過他認可後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義下才敢於有這樣的文章。文章的確是很好的。但對於當時政治的腐敗認識得既已如此明瞭，為什麼不加以徹底的改革呢？要說是沒有人想出辦法來吧，其實就在這下《罪己詔》的前一年（崇禎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項相當合理的辦法，然而卻遭了大學士們的反對，便寢而不行了。
《明季北略》卷十二載有《錢士升論李璡蒐括之議》，便是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蒐括臣宰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比者藉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於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且所惡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這位李璡，在《明亡述略》作為李璉，言"李璉者，江南武生也，上書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 ，大學士錢士升加以駁斥。這位武生其實倒是很有政治的頭腦，可惜他所上的"書" 全文不可見，照錢士升的駁議看來，明顯地他恨" 富者兼併小民" ，而"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
這見解倒是十分正確的，但當時一般計程車大夫都左袒錢士升。錢受"切責" 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爾選為他抗辯，認為" 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他所代的"天下" 豈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請的" 命" 豈不只是富者的命嗎？已經亡了國了，而撰述《明李北略》與《明亡還略》的人，依然也還是同情錢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們這一片同情，連帶著使李武生的言論還能有這少許的儲存，直到現在。
"蒐括臣宰" 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書，或者不僅限於" 助餉" 吧。因為既言到兵與荒，則除足兵之外尚須救荒。災民得救，兵食有著，" 寇亂" 決不會蔓延。結合明朝全力以對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慘劇也決不會出現了。
然而大學士駁斥，大皇帝擱置，小武生僅落得保全首領而已。看崇禎" 切責士升" ，淺識者或許會以為他很有志於採納李武生的進言，但其實做皇帝的也不過採取的另一種"要譽" 方式，"放之已足" 而已。
崇禎帝，公平地評判起來，實在是一位十分"汲汲" 的"要譽"專家。他是最愛下《罪己詔》的，也時時愛鬧減膳、撤樂的玩藝。但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卻發現皇庫扃鑰如故，其" 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十兩，鐫有永樂字" （《明季北略》卷二十）。
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這樣大的積餘，如能為天下富家先，施發出來助賑、助餉，儘可以少下兩次《罪己詔》，少減兩次御膳，少撤兩次天樂，也不至於鬧出悲劇來了。然而畢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庫出錢困難，不容情的天災卻又好像有意開玩笑的一樣，執拗地和要譽者調皮。
所謂"流寇" ，是以旱災為近因而發生的，在崇禎元二年間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張獻忠執牛耳的時代，已經有了十年的歷史。
"流寇" 都是鋌而走險的饑民，這些沒有受過訓練的烏合之眾，在初，當然抵不過官兵，就在姦淫擄掠、焚燒殘殺的一點上比起當時的官兵來更是大有愧色的。
十六年，當李、張已經勢成燎原的時候，崇禎帝不時召對群臣，馬世奇的《廷對》最有意思：" 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壘。再苦於宋一鶴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於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 剿兵安民’ 為辭。一時愚民被欺，望風投降。而賊又為散財賑貧，發粟賑饑，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著，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須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北略》卷十九）
這也實在是一篇極有價值的歷史文獻，《明史·馬世奇傳》竟把它的要點刪削了。當時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當時的民間卻是在望寇" 剿兵"。在這剿的比賽上，起初寇是剿不過兵的，然而有一點佔了絕對的優勢，便是寇比兵多，事實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經過當中，殺了不少的寇，但卻增加了無數的寇。
寇在比剿中也漸漸受到了訓練，無論是在戰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徵比搜刮，寇家在散財發粟，戰鬥力也漸漸優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來喊" 收拾人心" ，其實已經遲了，而遲到了這時，卻依然沒有從事" 收拾"。
李自成的為人，在本質上和張獻忠不大相同，就是官書的《明史》都稱讚他" 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他很能收攬民心，禮賢下士，而又能敢作敢為的那一貫作風，和劉邦、朱元璋輩起於草澤的英雄們比較起來，很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氣概。
自然，也是艱難玉成了李自成。他在初發難的十幾年間，只是高迎祥部下的一支別動隊而已。時勝時敗，連企圖自殺都有過好幾次。特別在崇禎十一二年間是他最危厄的時候。直到十三年，在他才來了一個轉機，從此一帆風順，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幾乎完成了他的大順朝的統治。
這一個轉機也是由於大災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敗於梓潼之後，僅偕十八騎潰圍而出，潛伏於商洛山中。這時張獻忠已投降於熊文燦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張獻忠回覆舊態，自成趕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險些兒遭了張的暗算，弄得一個人騎著騾子逃脫了。接著自成又被官兵圍困在巴西魚腹諸山中，逼得幾乎上吊。但他依然從重圍中輕騎逃出，經過鄖縣、均縣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這已經是十三年的事。這時，河南繼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後，又來一次蝗旱，鬧到" 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 。但你要說真的沒有米穀嗎？假使是那樣，那就沒有" 土寇" 了。
" 土寇" 之所以並起，是因為沒有金錢去掉換高貴的米穀，而又不甘心餓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換而已。——" 斛谷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萬" （《明史·李自成傳》），就這樣李自成便又死灰復燃了。
這兒是李自成勢力上的一個轉機，而在作風上也來了一個劃時期的改變。崇禎十三年後的李自成與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與其他"流寇"首領們也大有懸異。上引馬世奇的《廷對》，是絕好的證明。勢力的轉變固由於多數饑民之參加，而作風的轉變在各種史籍上是認為由於一位"杞縣舉人李信" 的參加。
這個人在《李自成傳》和其他的文獻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態度被敘述著的，想來不必一定是因為他是讀書人吧。同樣的讀書人跟著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卻沒有受到同樣的同情。我現在且把《李自成傳》上所附見的李信入夥的事蹟摘錄在下邊：
“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嚐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日：‘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擄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為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
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軍，為主謀。潛歸，事洩，坐斬；已，得末減。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巖。金星又薦卜者宋獻策，長三尺餘。
《甲申三百年祭》
文：郭沫若
1944年3月10日脫稿
甲申輪到它的第五個週期，今年是明朝滅亡的第三百週年紀念了。
明朝的滅亡認真說並不好就規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禎死難之後，還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慶的永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1662）永曆帝為清吏所殺，還經歷了18年。臺灣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裡面。
但在一般史家的習慣上，是把甲申年認為是明亡之年的，這倒也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因為要限於明室來說吧，事實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國來說吧，就在清朝統治的260年間一直都沒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鬥爭一直都是沒有停止過的。
然而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於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廷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260餘年。這無論怎樣說也是值得我們回味的事。
在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亡國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責罵的。崇禎帝可要算是一個例外，他很博得後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極詔》裡面也說："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不用說也就是" 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的雅化了。
其實崇禎這位皇帝倒是很有問題的。他彷彿是很想有為，然而他的辦法始終是沿走著錯誤的路徑。他在初即位的時候，曾經發揮了他的" 當機獨斷" ，除去了魏忠賢與客氏，是他最有光輝的時期。但一轉眼間依賴宦官，對於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歲月，但只看見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無所措。對於老百姓呢？雖然屢次在下《罪己詔》，申說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明史》批評他" 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 。這個論斷確是一點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禎的運氣也實在太壞，承萬曆、天啟之後做了皇帝，內部已腐敗不堪，東北的邊患又已經養成，而且年年歲歲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災、蝗災。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馬懋才《備陳大飢疏》，把當時陝西的災情敘述得甚為詳細，就是現在讀起來，都覺得有點令人不寒而慄：
"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
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
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有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於彼，彼處復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
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饑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則檔次之。" （見《明季北略》卷五）
這的確是很有歷史價值的文獻，很扼要地說明了明末的所謂" 流寇" 的起源，同隸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先後起來了的。
饑荒誠然是嚴重，但也並不是沒有方法救濟。饑荒之極，流而為盜，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餓死、鋌而走險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餓死、足有誨盜的物資積蓄著。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麼挹彼注此，損有餘以補不足，儘可以用人力來和天災抗衡，然而卻是" 有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這一句話已經足夠說明：無論是饑荒或盜賊，事實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這層在崇禎帝自己也很明白，崇禎十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時的《罪己詔》上說得多麼痛切呀："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徵；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譭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明李北略》卷十三）
這雖不是崇禎帝自己的手筆，但總是經過他認可後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義下才敢於有這樣的文章。文章的確是很好的。但對於當時政治的腐敗認識得既已如此明瞭，為什麼不加以徹底的改革呢？要說是沒有人想出辦法來吧，其實就在這下《罪己詔》的前一年（崇禎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項相當合理的辦法，然而卻遭了大學士們的反對，便寢而不行了。
《明季北略》卷十二載有《錢士升論李璡蒐括之議》，便是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蒐括臣宰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比者藉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於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且所惡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這位李璡，在《明亡述略》作為李璉，言"李璉者，江南武生也，上書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 ，大學士錢士升加以駁斥。這位武生其實倒是很有政治的頭腦，可惜他所上的"書" 全文不可見，照錢士升的駁議看來，明顯地他恨" 富者兼併小民" ，而"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
這見解倒是十分正確的，但當時一般計程車大夫都左袒錢士升。錢受"切責" 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爾選為他抗辯，認為" 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他所代的"天下" 豈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請的" 命" 豈不只是富者的命嗎？已經亡了國了，而撰述《明李北略》與《明亡還略》的人，依然也還是同情錢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們這一片同情，連帶著使李武生的言論還能有這少許的儲存，直到現在。
"蒐括臣宰" 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書，或者不僅限於" 助餉" 吧。因為既言到兵與荒，則除足兵之外尚須救荒。災民得救，兵食有著，" 寇亂" 決不會蔓延。結合明朝全力以對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慘劇也決不會出現了。
然而大學士駁斥，大皇帝擱置，小武生僅落得保全首領而已。看崇禎" 切責士升" ，淺識者或許會以為他很有志於採納李武生的進言，但其實做皇帝的也不過採取的另一種"要譽" 方式，"放之已足" 而已。
崇禎帝，公平地評判起來，實在是一位十分"汲汲" 的"要譽"專家。他是最愛下《罪己詔》的，也時時愛鬧減膳、撤樂的玩藝。但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卻發現皇庫扃鑰如故，其" 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十兩，鐫有永樂字" （《明季北略》卷二十）。
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這樣大的積餘，如能為天下富家先，施發出來助賑、助餉，儘可以少下兩次《罪己詔》，少減兩次御膳，少撤兩次天樂，也不至於鬧出悲劇來了。然而畢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庫出錢困難，不容情的天災卻又好像有意開玩笑的一樣，執拗地和要譽者調皮。
所謂"流寇" ，是以旱災為近因而發生的，在崇禎元二年間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張獻忠執牛耳的時代，已經有了十年的歷史。
"流寇" 都是鋌而走險的饑民，這些沒有受過訓練的烏合之眾，在初，當然抵不過官兵，就在姦淫擄掠、焚燒殘殺的一點上比起當時的官兵來更是大有愧色的。
十六年，當李、張已經勢成燎原的時候，崇禎帝不時召對群臣，馬世奇的《廷對》最有意思：" 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壘。再苦於宋一鶴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於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 剿兵安民’ 為辭。一時愚民被欺，望風投降。而賊又為散財賑貧，發粟賑饑，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著，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須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北略》卷十九）
這也實在是一篇極有價值的歷史文獻，《明史·馬世奇傳》竟把它的要點刪削了。當時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當時的民間卻是在望寇" 剿兵"。在這剿的比賽上，起初寇是剿不過兵的，然而有一點佔了絕對的優勢，便是寇比兵多，事實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經過當中，殺了不少的寇，但卻增加了無數的寇。
寇在比剿中也漸漸受到了訓練，無論是在戰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徵比搜刮，寇家在散財發粟，戰鬥力也漸漸優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來喊" 收拾人心" ，其實已經遲了，而遲到了這時，卻依然沒有從事" 收拾"。
李自成的為人，在本質上和張獻忠不大相同，就是官書的《明史》都稱讚他" 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他很能收攬民心，禮賢下士，而又能敢作敢為的那一貫作風，和劉邦、朱元璋輩起於草澤的英雄們比較起來，很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氣概。
自然，也是艱難玉成了李自成。他在初發難的十幾年間，只是高迎祥部下的一支別動隊而已。時勝時敗，連企圖自殺都有過好幾次。特別在崇禎十一二年間是他最危厄的時候。直到十三年，在他才來了一個轉機，從此一帆風順，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幾乎完成了他的大順朝的統治。
這一個轉機也是由於大災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敗於梓潼之後，僅偕十八騎潰圍而出，潛伏於商洛山中。這時張獻忠已投降於熊文燦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張獻忠回覆舊態，自成趕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險些兒遭了張的暗算，弄得一個人騎著騾子逃脫了。接著自成又被官兵圍困在巴西魚腹諸山中，逼得幾乎上吊。但他依然從重圍中輕騎逃出，經過鄖縣、均縣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這已經是十三年的事。這時，河南繼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後，又來一次蝗旱，鬧到" 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 。但你要說真的沒有米穀嗎？假使是那樣，那就沒有" 土寇" 了。
" 土寇" 之所以並起，是因為沒有金錢去掉換高貴的米穀，而又不甘心餓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換而已。——" 斛谷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萬" （《明史·李自成傳》），就這樣李自成便又死灰復燃了。
這兒是李自成勢力上的一個轉機，而在作風上也來了一個劃時期的改變。崇禎十三年後的李自成與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與其他"流寇"首領們也大有懸異。上引馬世奇的《廷對》，是絕好的證明。勢力的轉變固由於多數饑民之參加，而作風的轉變在各種史籍上是認為由於一位"杞縣舉人李信" 的參加。
這個人在《李自成傳》和其他的文獻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態度被敘述著的，想來不必一定是因為他是讀書人吧。同樣的讀書人跟著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卻沒有受到同樣的同情。我現在且把《李自成傳》上所附見的李信入夥的事蹟摘錄在下邊：
“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嚐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日：‘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擄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為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
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軍，為主謀。潛歸，事洩，坐斬；已，得末減。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巖。金星又薦卜者宋獻策，長三尺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