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現的太平盛世。由於唐太宗能任人唯賢，知人善用；開言路，虛心納諫,重用魏徵等；並採取了一些以農為本，減輕徭賦，休養生息，厲行節約，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寧的局面。當時年號為“貞觀”（627年--649年），史稱“貞觀之治”這是唐朝的第一個盛世,同時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現了空前的繁榮。由於他在位時年號為貞觀，所以人們把他統治的這一段時期稱為“貞觀之治”。“貞觀之治”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璀璨奪目的時期。 太宗從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中認識到人民群眾力量的偉大，吸取隋朝滅亡的原因，非常重視老百姓的生活。他強調以民為本，常說：“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輕徭薄賦，讓老百姓休養生息。唐太宗愛惜民力，從不輕易徵發徭役。他患有氣疾，不適合居住在潮溼的舊宮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舊宮殿裡住了很久。他還下令合併州縣，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於減輕人民負擔。 貞觀之初，在唐太宗的帶領下，全國上下一心，經濟很快得到了好轉。到了貞觀八九年，牛馬遍野，百姓豐衣足食，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出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進諫的官員不下30人，其中大臣魏徵一人所諫前後200餘事，數十萬言，皆切中時弊，對改進朝政很有幫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選拔，嚴格遵循德才兼備的原則。太宗認為只有選用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賢若渴，曾先後5次頒佈求賢詔令，並增加科舉考試的科目，擴大應試的範圍和人數，以便使更多的人才顯露出來。?由於唐太宗重視人才，貞觀年間湧現出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可謂是“人才濟濟，文武兼備”。正是這些棟樑之才，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為“貞觀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作為一位萬人之上的君主能夠說出這樣一番話來，唐太宗不愧是一位開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來後，唐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和穩定。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覆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由於太宗的苦心經營，貞觀年間法制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據載貞觀三年，全國判死刑的才29人，幾乎達到了封建社會法制的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準則；鐵面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貞觀王朝的強盛是中國的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比擬的。縱觀中國歷史上的幾個強盛王朝，強盛的標誌不外乎國富兵強和民豐物阜，在深層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遺產）上作出突出建樹的有貞觀王朝。正因為有了貞觀之治的基礎，武則天才能做到“政啟開元”，從而為開元盛世奠定基礎。開元盛世的富庶有大詩人杜甫的一首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為證。與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相適應，唐王朝的國際威望也達到了頂峰，對外戰爭取得連綿的勝利，連續百餘年保持連續不斷的進攻態勢，疆土極度擴張，北韓、漠北、西域的遼闊疆土相繼併入中國的版圖，西部疆土直達鹹海東岸的石國（中亞細亞塔什干城）。除了這些人所共知的豐碩成果外，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在當時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幾條文明成果使大漢民族成為當時已知世界最最優秀的民族。 貞觀年間，農民佔有一定土地，賦役負擔減輕，有了安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大量荒地被開墾出來，社會經濟出現了繁榮景象。那時候，政治比較清明，經濟發展較快，國力逐步加強。 [編輯本段]〖歷史原因〗 1。隋唐更替，其間的戰爭是人口減少約2000萬以上，戰爭結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這是貞觀之治產生的最重要原因。 2。隋開創了大運河以及科舉，大運河的勞民導致隋滅亡，但這些卻促成了貞觀之治的產生。開創大運河，弊在當時，功在千秋。 3。前期的李世民汲取隋失敗的教訓，正如漢朝初期汲取秦滅亡的教訓一樣，讓百姓休養生息，李世民自己也基本能虛懷從諫。但是，晚期的李世民變了，不再那麼虛懷從諫，不在讓百姓休養生息，而是好大喜功，征服高麗失敗。這些是貞觀之治不能持久的原因。 [編輯本段]〖盛世景象〗 一、社會秩序空前安定。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明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華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揣，因此犯罪的機率也就少之又少。 史書記載: 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二、開放的國界。 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就象今天的美國紐約一樣。那時的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Sunny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在看到唐帝國的高度繁榮和文明之後，自己的國家在他們心中和沒有開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於是就不想回國，千方百計地要留下。中國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中國的各華人民，大多數以成華人為榮（這使人想起今日美國的綠卡）。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二十萬人以上。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開放王朝，外華人入境和華人出境並沒有太嚴格的限制，即不擔心華人出去後忘本忘祖；也不擔心外華人進來後喧賓奪主。僅這一點就說明貞觀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強的土地，不擔心外來文化把自己淹沒。貞觀王朝的國民素質是如此之高，對外國僑民既不歧視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來主義”，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國民氣度和王者風範。外華人在中國就象華人在自己家裡一樣，享有和華人一樣的公民權力，不但可以發財致富，還可以從政當官。來自阿拉伯帝國和日本的僑民就有不少在中國擔任官職的，有的還擔任部長級高階官員。 唐帝國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的公費留學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民間自費留學生則遠遠超過此數。這些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在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現代化運動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國化運動，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飾風俗，全部仿效當時的貞觀王朝，使處於原始部落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躍進了一千年。 一千二百年後，日本帝國進行了第二次現代化運動，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躍進幾百年，並把昔日的老師踩在腳下，在老師的“庭院”裡製造了兩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日本民族並不高明，它只是善於學習而已。這個步子比別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個最大的優點――落後但不固執。當外來文明入侵時，它總是虛懷若谷地主動接受比本民族先進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使自己快速躍進到先進民族的行列。 一個民族落後並不可怕，固執才是最可怕的！ 三、唯一沒有貪汙的王朝。 中國官場的貪汙病菌是無孔不入的，以至佔絕大多數的華人都認定貪汙是人類社會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貪汙。當從英美等國歸來的留學生向他們的親朋好友陳述這些國家基本上消滅了貪汙時，沒有幾個人不認為他是在胡說八道。其實，貪汙並不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較高的國 家基本上消滅了貪汙。不僅是美利堅和英吉利等現代化強國，就連主要由華人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滅了貪汙。 這裡所說的基本上消滅了貪汙並不是說完全杜絕了貪汙現象，而是指貪汙行為在整個官場中屬極個別的現象，且貪汙的數額不大（一年的貪汙額一般不會超過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續的時間也不會很長（連續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會很快敗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嚴懲。克林頓事件是美國政治上的最大丑聞，可一位華人說：中國的一個村長也比克林頓要風流好多倍，美國總統真是當得太窩囊了…… 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汙的王朝，這也許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稱導的政績。在李世民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汙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尢為可貴的是：李世民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檠告貪汙，主要是以身示範和制定一套儘可能科學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汙。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汙的動機很小，貪官汙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對貪汙的處罰最為嚴酷，貪官一律處以剝皮的慘刑，可明王朝的貪官之多在歷史上仍屬罕見。可見防範貪汙主要取決於一套科學修明的政治體制，光靠事後的打擊只能取效於一時，不能從根子上剷除貪汙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四、分權制度的初步嘗試。 中國封建體制的主要特徵是權力高度集中，地方服從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馬首是瞻。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極大地限制了國民的創造性、主動性和靈活性，且極易釀成暴政。 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政府組織實行“三省六部制”，但貞觀王朝的三省職權劃分則初步體現了現代化政治特徵――分權原則。中書省釋出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行命令。一個政令的形成，先由諸宰相在設於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後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釋出詔書。詔書釋出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佈。只有門下省“副署”後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很有點類似現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紀興起的分權學說，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運用於中國的政治體制，進一步說明了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李世民規定自己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後才能生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來潮和心情不好時作出有損他清譽的不慎重決定。中國歷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個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擁有如此傑出智慧和胸襟（美國的開國總統華盛頓有點象他的學生）。 五、高度發達的商業。 中國封建王朝的經濟特徵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相當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中國的封建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 貞觀王朝是唯一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之處。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象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楊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舉世文明的“絲綢之路” 是聯絡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可這條商業通道在唐帝國時才達到她的最高使用價值。唐帝國的疆域空前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四個軍事重鎮（安西四鎮），西部邊界直達中亞的石國（今屬哈薩克），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綢之路上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使絲綢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走廊。 [編輯本段]〖相關評價〗 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繪的“貞觀之治”。貞觀時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過著安居樂業、富足美好的生活。這是一幅多麼動人的社會圖畫啊！事實真的這樣麼？有一點，但被誇大了。在貞觀時期，農民生活還是很苦的。隋煬帝時，人民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殘肢體，稱之為“福手”、“福足”，貞觀時期，這種 “‘遺風猶存’”。它說明了在封建社會的治世，人民的負擔依然沉重，生活很艱苦。唐朝，尤其是李世民，被歷代歷史學學家誇大美化了。貞觀時期比亂事當然好，也比一般的和平時期強，但遠沒有現在通常吹捧的那樣美好。 回顧貞觀王朝的燦爛文明史，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華民族曾經是世界上最最優秀的民族，華人也曾經是最最優秀的國民！當今天的華人回首先輩輝煌的過去時，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是死抱著“四大發明”和“文明古國”等早以消逝的光環自欺欺人；還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華民族的理性和自信，還是每個華人自己來作出抉擇吧！
貞觀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現的太平盛世。由於唐太宗能任人唯賢，知人善用；開言路，虛心納諫,重用魏徵等；並採取了一些以農為本，減輕徭賦，休養生息，厲行節約，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寧的局面。當時年號為“貞觀”（627年--649年），史稱“貞觀之治”這是唐朝的第一個盛世,同時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現了空前的繁榮。由於他在位時年號為貞觀，所以人們把他統治的這一段時期稱為“貞觀之治”。“貞觀之治”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璀璨奪目的時期。 太宗從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中認識到人民群眾力量的偉大，吸取隋朝滅亡的原因，非常重視老百姓的生活。他強調以民為本，常說：“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輕徭薄賦，讓老百姓休養生息。唐太宗愛惜民力，從不輕易徵發徭役。他患有氣疾，不適合居住在潮溼的舊宮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舊宮殿裡住了很久。他還下令合併州縣，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於減輕人民負擔。 貞觀之初，在唐太宗的帶領下，全國上下一心，經濟很快得到了好轉。到了貞觀八九年，牛馬遍野，百姓豐衣足食，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出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進諫的官員不下30人，其中大臣魏徵一人所諫前後200餘事，數十萬言，皆切中時弊，對改進朝政很有幫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選拔，嚴格遵循德才兼備的原則。太宗認為只有選用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賢若渴，曾先後5次頒佈求賢詔令，並增加科舉考試的科目，擴大應試的範圍和人數，以便使更多的人才顯露出來。?由於唐太宗重視人才，貞觀年間湧現出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可謂是“人才濟濟，文武兼備”。正是這些棟樑之才，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為“貞觀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作為一位萬人之上的君主能夠說出這樣一番話來，唐太宗不愧是一位開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來後，唐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和穩定。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覆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由於太宗的苦心經營，貞觀年間法制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據載貞觀三年，全國判死刑的才29人，幾乎達到了封建社會法制的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準則；鐵面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貞觀王朝的強盛是中國的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比擬的。縱觀中國歷史上的幾個強盛王朝，強盛的標誌不外乎國富兵強和民豐物阜，在深層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遺產）上作出突出建樹的有貞觀王朝。正因為有了貞觀之治的基礎，武則天才能做到“政啟開元”，從而為開元盛世奠定基礎。開元盛世的富庶有大詩人杜甫的一首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為證。與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相適應，唐王朝的國際威望也達到了頂峰，對外戰爭取得連綿的勝利，連續百餘年保持連續不斷的進攻態勢，疆土極度擴張，北韓、漠北、西域的遼闊疆土相繼併入中國的版圖，西部疆土直達鹹海東岸的石國（中亞細亞塔什干城）。除了這些人所共知的豐碩成果外，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在當時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幾條文明成果使大漢民族成為當時已知世界最最優秀的民族。 貞觀年間，農民佔有一定土地，賦役負擔減輕，有了安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大量荒地被開墾出來，社會經濟出現了繁榮景象。那時候，政治比較清明，經濟發展較快，國力逐步加強。 [編輯本段]〖歷史原因〗 1。隋唐更替，其間的戰爭是人口減少約2000萬以上，戰爭結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這是貞觀之治產生的最重要原因。 2。隋開創了大運河以及科舉，大運河的勞民導致隋滅亡，但這些卻促成了貞觀之治的產生。開創大運河，弊在當時，功在千秋。 3。前期的李世民汲取隋失敗的教訓，正如漢朝初期汲取秦滅亡的教訓一樣，讓百姓休養生息，李世民自己也基本能虛懷從諫。但是，晚期的李世民變了，不再那麼虛懷從諫，不在讓百姓休養生息，而是好大喜功，征服高麗失敗。這些是貞觀之治不能持久的原因。 [編輯本段]〖盛世景象〗 一、社會秩序空前安定。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明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華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揣，因此犯罪的機率也就少之又少。 史書記載: 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二、開放的國界。 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就象今天的美國紐約一樣。那時的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Sunny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在看到唐帝國的高度繁榮和文明之後，自己的國家在他們心中和沒有開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於是就不想回國，千方百計地要留下。中國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中國的各華人民，大多數以成華人為榮（這使人想起今日美國的綠卡）。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二十萬人以上。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開放王朝，外華人入境和華人出境並沒有太嚴格的限制，即不擔心華人出去後忘本忘祖；也不擔心外華人進來後喧賓奪主。僅這一點就說明貞觀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強的土地，不擔心外來文化把自己淹沒。貞觀王朝的國民素質是如此之高，對外國僑民既不歧視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來主義”，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國民氣度和王者風範。外華人在中國就象華人在自己家裡一樣，享有和華人一樣的公民權力，不但可以發財致富，還可以從政當官。來自阿拉伯帝國和日本的僑民就有不少在中國擔任官職的，有的還擔任部長級高階官員。 唐帝國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的公費留學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民間自費留學生則遠遠超過此數。這些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在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現代化運動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國化運動，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飾風俗，全部仿效當時的貞觀王朝，使處於原始部落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躍進了一千年。 一千二百年後，日本帝國進行了第二次現代化運動，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躍進幾百年，並把昔日的老師踩在腳下，在老師的“庭院”裡製造了兩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日本民族並不高明，它只是善於學習而已。這個步子比別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個最大的優點――落後但不固執。當外來文明入侵時，它總是虛懷若谷地主動接受比本民族先進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使自己快速躍進到先進民族的行列。 一個民族落後並不可怕，固執才是最可怕的！ 三、唯一沒有貪汙的王朝。 中國官場的貪汙病菌是無孔不入的，以至佔絕大多數的華人都認定貪汙是人類社會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貪汙。當從英美等國歸來的留學生向他們的親朋好友陳述這些國家基本上消滅了貪汙時，沒有幾個人不認為他是在胡說八道。其實，貪汙並不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較高的國 家基本上消滅了貪汙。不僅是美利堅和英吉利等現代化強國，就連主要由華人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滅了貪汙。 這裡所說的基本上消滅了貪汙並不是說完全杜絕了貪汙現象，而是指貪汙行為在整個官場中屬極個別的現象，且貪汙的數額不大（一年的貪汙額一般不會超過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續的時間也不會很長（連續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會很快敗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嚴懲。克林頓事件是美國政治上的最大丑聞，可一位華人說：中國的一個村長也比克林頓要風流好多倍，美國總統真是當得太窩囊了…… 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汙的王朝，這也許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稱導的政績。在李世民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汙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尢為可貴的是：李世民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檠告貪汙，主要是以身示範和制定一套儘可能科學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汙。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汙的動機很小，貪官汙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對貪汙的處罰最為嚴酷，貪官一律處以剝皮的慘刑，可明王朝的貪官之多在歷史上仍屬罕見。可見防範貪汙主要取決於一套科學修明的政治體制，光靠事後的打擊只能取效於一時，不能從根子上剷除貪汙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四、分權制度的初步嘗試。 中國封建體制的主要特徵是權力高度集中，地方服從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馬首是瞻。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極大地限制了國民的創造性、主動性和靈活性，且極易釀成暴政。 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政府組織實行“三省六部制”，但貞觀王朝的三省職權劃分則初步體現了現代化政治特徵――分權原則。中書省釋出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行命令。一個政令的形成，先由諸宰相在設於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後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釋出詔書。詔書釋出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佈。只有門下省“副署”後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很有點類似現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紀興起的分權學說，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運用於中國的政治體制，進一步說明了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李世民規定自己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後才能生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來潮和心情不好時作出有損他清譽的不慎重決定。中國歷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個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擁有如此傑出智慧和胸襟（美國的開國總統華盛頓有點象他的學生）。 五、高度發達的商業。 中國封建王朝的經濟特徵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相當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中國的封建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 貞觀王朝是唯一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之處。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象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楊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舉世文明的“絲綢之路” 是聯絡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可這條商業通道在唐帝國時才達到她的最高使用價值。唐帝國的疆域空前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四個軍事重鎮（安西四鎮），西部邊界直達中亞的石國（今屬哈薩克），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綢之路上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使絲綢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走廊。 [編輯本段]〖相關評價〗 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繪的“貞觀之治”。貞觀時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過著安居樂業、富足美好的生活。這是一幅多麼動人的社會圖畫啊！事實真的這樣麼？有一點，但被誇大了。在貞觀時期，農民生活還是很苦的。隋煬帝時，人民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殘肢體，稱之為“福手”、“福足”，貞觀時期，這種 “‘遺風猶存’”。它說明了在封建社會的治世，人民的負擔依然沉重，生活很艱苦。唐朝，尤其是李世民，被歷代歷史學學家誇大美化了。貞觀時期比亂事當然好，也比一般的和平時期強，但遠沒有現在通常吹捧的那樣美好。 回顧貞觀王朝的燦爛文明史，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華民族曾經是世界上最最優秀的民族，華人也曾經是最最優秀的國民！當今天的華人回首先輩輝煌的過去時，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是死抱著“四大發明”和“文明古國”等早以消逝的光環自欺欺人；還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華民族的理性和自信，還是每個華人自己來作出抉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