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與李叔同的歸宿其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托爾斯泰在82歲的時候決定拋棄人間俗世萬貫家財，從他一生的矛盾中解脫出來，決心把自己獻給上帝，與其說這是他看破紅塵，不如說是在死亡來臨之時最後的掙扎和解脫。在離家出走僅數天，托爾斯泰就患上了肺炎，最終於1910年11月7日在阿斯坦堡車站孤獨地死去。

在托爾斯泰給妻子索菲亞的最後一封信中，他寫道：

“我再也不能繼續像我這60年以來的生活，時而抗爭並激怒你們，時而又限於那些將我包圍的誘惑中，我再也不想這樣了。”

回看托爾斯泰的一生，這種生活與精神的矛盾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

托爾斯泰出生於貴族，從小便接受了典型的俄國貴族的家庭教育，但同時他又深切同情普通農民的悲慘遭遇，對農奴制度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他曾像農名一樣穿著粗布衣服，試圖透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農民的生活處境。與之矛盾的是，作為貴族階級的一員，他看到貴族農奴主的可怕命運，想極力維護貴族階級的利益，同時又不能讓自己與貴族階級同流合汙。這一矛盾的思想狀態，基本上伴隨了他的一生。

在托爾斯泰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中，他的這種矛盾思想也得到了較為集中的體現，也使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帶有自傳色彩。《安娜•卡列尼娜》中有兩條線索，一條是女主人公安娜的情感經歷及毀滅，另一條是男主人公列文的人生探索。

列文是一個開明的地主，他生活的俄羅斯正處在農奴制改革、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階段。作為一個年輕的貴族大莊園主，列文有著很高的文化修養，同時又關心社會問題。他同情普通農民的悲慘命運，但同時又對貴族農奴主的命運感到不安，希望為貴族找到新的出路。他希望農民能安居樂業，但又覺得土地還是應該屬於貴族。他幻想“以人人富裕來代替貧窮，以利害的一致來代替相互敵視”，他甚至幻想要把這種革命推廣到全世界。

當幻想失敗之後，列文對人生幾乎失去了希望，他企圖透過閱讀哲學與神學的著作來找到人生的意義，可惜依然一無所獲，在絕望與痛苦中他想到了自殺。較為幸運的是，列文最後接受了農名的信仰，擺脫了這種矛盾，轉到宗法制農名的立場上，在宗教中找到了心靈的平靜。縱觀整本書中列文的人生探索正是托爾斯泰一生的精神感受。

托爾斯泰一生中大概經歷了兩次較大的思想危機。

第一次思想危機是50至60年代之交的農奴制改革及革命形勢。

這個時期托爾斯泰的思想極其矛盾，在1856年，托爾斯泰就想用代役租方法解放農民，但失敗了。他從心理上同情人民，厭惡農奴制，但也憂慮地主階級的命運。他從社會現實中看到了沙皇自上而下實行改革的虛偽本質，但他又認為消除農奴制不能走暴力革命路子，又找不到理想的解決方法，形成思想上的矛盾性。這期間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慘遭失敗，損失嚴重，造成俄國外交上的孤立，國內又面臨著長達十年的農民騷動，這讓他感覺失望，看不到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在農奴制改革中，托爾斯泰擔任本縣農民和地主之間的和平調解人，同情農民的傾向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注意。這期間同農民的頻繁接觸使他產生了對事物的一些新看法，成為他思想轉變的契機。

第二次思想危機是從1870年起。

這個時期托爾斯泰正在創作《安娜·卡列尼娜》，資本主義的侵入破壞了俄國鄉村舊制度，這促使托爾斯泰的思想出現新的危機並開始新的精神探索。托爾斯泰惶恐不安，面對地主貴族的可怕命運，他深深苦惱，但又不知怎麼辦。他同情農民的悲慘遭遇，但無法解決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又沒有辦法阻止資本主義的侵入。這使他陷入了悲觀，他開始懷疑生存的目的與意義，對農民帶有強烈的負罪感，內心充滿了悲傷情緒，甚至害怕為了得到解脫而自殺藏起了繩子和槍。

在苦苦思索找不到解決方法的情況下，他深入研讀各種宗教和哲學書籍，企圖從中找到理想的解決方案，但結果令他很失望。這種矛盾心態在他創作《安娜·卡列尼娜》時得到了鮮明的體現。在苦悶之際，他求助於上帝，拜訪神父、主教、修道士等，宣揚道德的自我完善。在此期間托爾斯泰對土地私有制進行了猛烈地抨擊，否定了官辦教會，在階級矛盾空前激化和全國性大饑荒的影響下，托爾斯泰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轉到宗法制農民立場上。但是，托爾斯泰力圖從宗教中找到解決社會矛盾的出路，這也從側面反映了他依然無法擺脫精神與思想上的矛盾。

列寧曾對托爾斯泰進行了深入地剖析，他說：

“作為一個發明救世新術的先知，托爾斯泰是可笑的……作為俄國千百萬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快到來的時候的思想和情緒的表現者，托爾斯泰是偉大的。”

1910年10月28日，托爾斯泰離家出走，1910年11月7日在阿斯坦堡車站孤獨地死去，享年82歲。托爾斯泰離家出走並客死旅途之謎，至今沒有明確的說法。但我更傾向於相信這是他最終的精神解脫，以拋棄貴族生活，實現“平民化”來達成他的人生夙願。

中國著名的音樂家、書法家、話劇開拓者李叔同先生，在他39歲那年正式出家，皈依佛門，號弘一法師。有人說李叔同與托爾斯泰同樣都是因為找不到人生意義，對社會國家失望才投身宗教的，我覺得這種說法很不對。

縱觀李叔同的一生，與托爾斯泰相同的是家境優渥，從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只是這裡有一點需要大家注意，李叔同從六歲起就深受佛教思想的薰陶，不僅時常陪同長輩一起誦讀佛經，而且遊戲的時候也以床單當袈裟扮和尚。

李叔同時期，正值維新變法，他對這一新興革命非常感興趣，積極鼓吹新說，並刻了一方“南海康梁是吾師”的印章，以示對變法的支援。可是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康、梁逃亡海外，李叔同也攜同家人避居上海。至此，他也並沒有因為變法失敗而在思想上有所低沉。

李家在上海有錢莊，李叔同可以以少東家的身份隨意支取生活費用，據說當時出手十分闊綽，也常以富家公子的身份與上海名流交往，後加入“城南文社”，生活倒也過得風生水起，五光十色。音樂、書法、美術等方面在這之後更是著作不斷，一首《送別》更是流傳至今。

李叔同身上體現出來的生活與精神上的矛盾及煎熬，相比托爾斯泰可以說是非常羸弱的。弘一法師作為佛教大家，比起避世的說法，我更願意認為他皈依佛門是一種看盡俗世絢爛之後的自然而然的超然物外，返璞歸真。

托爾斯泰與李淑同(弘一法師)都是世界級的大師，晚年的舉動投身宗教就妄稱大師。

兩人都是寫給妻子的最後一封信，而信表述的內容，流露的情感，截然不同！

列夫.托爾斯泰，知道妻子索菲亞在偷偷翻他的遺囑(實際是日記)，窺探其內心云云，偉大的心冷若冰山，積壓在內心對貪婪，追名逐利的憤怒，對崇慕虛浮，富貴，糜爛生活的噁心，對無休止的猜忌懊惱，如山洪暴發，一洩千里離，離，離開你這潑婦式的糾纏，遠走他鄉于田園！

李叔同大師，是悄悄地離開妻子遁入空門，為妻子誠子(日本女人)寫信，表示歉疚。小愛服從大愛，戀家，戀妻兒以深溺佛法取代，以信交代一切歸屬，"請吞下苦酒，撐著過日吧"

托爾斯泰與弘一大師，兩人都有高深民族文化底蘊，舉世敬仰藝術成就，卻以遠離戰爭，避世於紅塵，遁於空門，投身宗教，期寄於上天，神佛，平定戰亂，安定離苦，豈不知，宗教也有血淋淋的屠殺。

願望是好的，然而，宗教無法平息戰亂。只有強大的軍事，以戰平戰，打敗了，打沒了，打服了！

兩者略有不同。李叔同出家正是他內心的相對平衡處於急劇動盪之際，他需佛家的清心寡慾生活和端正平和的佛理來抑制心魔爆發，以化解內心失衡。換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太功了，該有的都有了，對於俗世的浮沉終於感到厭倦，促成他轉向佛教徒生活，用現在的說法他想換一種活法。

1910年10月27日晚托爾斯泰發現妻子總在翻他的遺囑,於是寫了給妻子索菲亞的最後一封信:"我在家中所處的地位已是忍無可忍了,除了其他別的人,我不能再在這種奢華的環境中生活……我的出走,給你造成了一個新的環境,我奉勸你與這種新的環境妥協吧!不要反對我的無情吧."寫完信,他坐馬車離開了家.11月7日,他因肺炎在阿斯塔波沃車站去世.

托爾斯泰個人的思想矛盾和懺悔意識都在他的小說中得到較為集中的反映，他的晚年表現出強烈的懺悔情緒。他的離開和出走其實是一種逃避和厭世的表現。他以遁入宗教為自己最後的精神歸宿。

1918年的春天，一個日本女人和她的朋友，尋遍了杭州的廟宇，最終在一座叫“虎跑”的寺廟裡找到了自己出家的丈夫李叔同，此時已改名換姓為弘一法師，成為方外之人，放下人生一切俗念。他最給了日本女人最後一封信寫道：

關於我決定出家之事，在身邊一切事務上我已向相關之人交代清楚。上回與你談過，想必你已瞭解我出家一事，是早晚的問題罷了。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思索，你是否能理解我的決定了呢？若你已同意我這麼做，請來信告訴我，你的決定於我十分重要。對你來講硬是要接受失去一個與你關係至深之人的痛苦與絕望，這樣的心情我瞭解。但你是不平凡的，請吞下這苦酒，然後撐著去過日子吧，我想你的體內住著的不是一個庸俗、怯懦的靈魂。願佛力加被，能助你度過這段難捱的日子。做這樣的決定，非我寡情薄義，為了那更永遠、更艱難的佛道歷程，我必須放下一切。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間累積的聲名與財富。這些都是過眼雲煙，不值得留戀的。我們要建立的是未來光華的佛國，在西天無極樂土，我們再相逢吧。

為了不增加你的痛苦，我將不再回上海去了。我們那個家裡的一切，全數由你支配，並作為紀念。人生短暫數十載，大限總是要來，如今不過是將它提前罷了，我們是早晚要分別的，願你能看破。

通篇信中表達的不是一種遁世逃避，而是一種清徹透明的清醒，一種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無慾無求，無悲無喜，有得是明白通透。而且作為一位富二代（這一點與託而斯泰一樣）他在人世間已享受到一切可以得到的物質和精神享受，因為他的慧根，他需要追求更高的精神世界，即是宗教信仰。他便毅然決然地出家了，作為李叔同來說不存在幻滅之說，這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事。他心明眼慧，沒有痛苦。而托爾斯泰無法解脫，最後深入宗教還是在痛苦掙扎中死去，竊以為。兩者有本質區別。

讀完托爾斯泰給妻子索菲亞的最後一封信，我想到了李叔同先生。他們都是舉世聞名的藝術巨匠，都最後選擇了皈依宗教，拋妻棄子。令人不解的是他們都是在功成名就家庭圓滿的情況下出家的。所以托爾斯泰和李叔同在一般人的眼裡都屬於薄情寡義，殘忍決絕之徒。

托爾斯泰在人類文學史上是神的存在，《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是世界上不朽的鉅著；而李叔同就是弘一法師，無論音樂、戲劇、書法、繪畫、詩詞皆是一流，堪稱全才大師，中國現代藝術的鼻祖，是“二十文章驚海內”的藝術巨匠。

李叔同出家之謎能夠解開，就同樣能夠理解托爾斯泰的離家出走。破產說、遁世說、幻滅說、政界失意說 都有一定的根據，而李叔同學生豐子愷“三層樓”說 獲得大家的認可。畢竟是李叔同最親近的學生，同時也是一代漫畫大師，對藝術家的理解非常人所能及。其人生三層樓說也成了哲學的一個標杆，成了藝術概念的詮釋。

豐子愷認為人生的追求分成三個層次，也就是三層樓。第一層是物質，第二層是精神，第三層是靈魂。李叔同出生鉅富之家，物質自然不缺，從小聰敏好學，詩歌，戲劇，字畫樣樣精通，精神世界也極度富足，所以精神世界（藝術世界）的頂層就是靈魂，李叔同作為生命力極強的人最終探求生命的本真，皈依佛教是題中之義。

我認同豐子愷這一說法，也認為這也是托爾斯泰離家出走的根源。

托爾斯泰和李叔同都生於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過度的時期，幾乎都是20世紀初同一時代的人，都屬於封建貴族階級，既擁護資本主義解放個性的主張，同時又處於最動盪的社會，也都看到了資本主義利益至上人性歪曲的醜陋，希望眾生平等，卻又找不到出路，最終只能逃避，希望遺世修持，以成正果。托爾斯泰給索菲亞的信中就表達了這個意思。想用盡全力讓自己平靜下來，想獨處，即使不能夠讓自己的生命與信仰與良心完全的和諧，也不能讓它明顯的對立。所以托爾斯泰像所有信奉宗教的老年人一樣，希望把自己生命最後的幾年獻給上帝。

真正的藝術大師都追求內心世界的獨立純潔不被幹擾。托爾斯泰可以為妻子獻出一切只求寫日記的自由，可索菲亞卻理解不了不能尊重丈夫這一“讓生命單獨和上帝對話”的隱私權，無端猜疑偷窺，讓這件事成為夫妻之間的長期戰爭，最後托爾斯泰終於忍無可忍，離家出走。李叔同：“一花一葉，孤芳致潔。昏波不染，成就慧業。”兩個人殊途同歸。

道是無情卻有情。托爾斯泰離家出走讓妻子免於夫妻猜疑，既解脫了自己也解脫了索菲亞。李叔同：愛是慈悲。更是大智大慧。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早晚的問題。作為有一技之長的日本女人信子來到中國，而李叔同還有一個封建婚姻的妻子，可以想象三個人的世界是多麼的折磨人，李叔同快刀斬亂麻解脫了信子，其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