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陽文化 惠貽百代 功炳千秋——明清時期崇陽修志述略 汪和平 崇陽原為漢初設定的下雋縣故治。歷兩漢、三國、兩晉至南北朝，隸屬關係常有變動，縣名亦時而上雋，時而雋州。唐天寶二年（公元743年）置唐年縣，實為崇陽正式建縣之始。北宋開寶八年（975）改用今名，迄今已達千有餘年。本縣不僅建縣歷史悠久，且山河壯麗，人傑地靈。宋元以來，號稱“文獻之藪”。但直至明初，崇陽迄無縣誌成書。相傳元末邑處士嚴士貞著有《桃溪百泳》，以品騭境內山川勝蹟，風土人物，被後人譽為崇陽縣誌的濫觴。 明宣德七年（1432），歷任廣西、福建、山東道御史及浙西分按楊（86頁）因“與時寡合，引疾歸田”。在宣德七年至十年間，他編纂了本縣第一部縣誌——《宣德年志》。“本嚴士貞《桃溪百泳》，復蒐羅典故，採訪遺聞以成書”。其品定之八景，後來歷屆修志均奉為藍本。楊（86頁），永樂壬辰進士，博學多才，且為官清廉，守正執法，在朝野中品望極高。他賦閒修志一事，不僅開了崇陽編纂縣誌的先河，也為後人關心鄉土文化樹立了學習榜樣。 成化八年（1472），浙江上虞舉人俞繪來崇陽任縣儒學教諭。他自任纂校，以《宣德年志》為基礎，續成了《成化九年志》。舊志稱其“博涉群書”。但他主編的這屆縣誌早佚，後人無法窺其端倪。 正德丙寅至辛巳年（1506—1521），邑人艾傑、蔡乾又依據《成化九年志》編成《正德年志》。由於此志亦系續修，其體例與內容均未脫，宣德年志》窠臼。艾傑，成化丁酉舉人，先任四川江安教諭，曾參與編修《蜀志》，完成後擢成都府學教授，頗具修志經驗。蔡乾，正德丁丑進士，官四川僉事。致仕後與艾傑合作編修了本屆縣誌。其成書時間，按蔡乾中試年份及正德年號推算，當在正德十三年至十六年之間。 嘉靖己卯（1529）年，由邑人汪宗伊編纂，縣學教諭徐行參校，修成了《嘉靖八年志》。但此次仍系續修。徐行認為這次修志是“收殘斷於燹毀之餘”和“摭拾章句，……以少裨簡閱之資”。然而他在志書中提出的“星野”說，後人頗譏為牽強膚淺。纂輯汪宗伊，當時雖年紀尚輕，未中鄉試，但受父兄影響，酷好治史。嘉靖戊戌成進士，後累官至南京吏部尚書。他一生著作達十餘種，其中包括《應天府志》、《南京尚寶寺志》、《南京大理寺志》、《南京吏部志》等書。 穆宗時期（1567—1572），邑人饒天民編纂了一屆縣誌》，稱為《隆慶年志》。饒系嘉靖己丑進士，累官至河南道御史。《隆慶年志》系其謫居後所修。 萬曆十二年（1578），知縣周應中親自主纂了《萬曆戊寅志》。周應中，浙江會 稽人，進士。萬曆丁丑由真定（今河北正定）調任崇陽後，立即著手編纂縣誌，翌年成書。《萬曆戊寅志》與《隆慶年志》的時距，最長不過十年，最短可能僅五六年。 萬曆二十三年（1595），由知縣陳洪烈Quattroporte，邑人吳楚材、龔衍材編纂，儒學訓導李如芝參校，修成《萬曆己丑志》。這次修志的原委、經過和方法，陳洪烈在志序中作了簡要說明：“萬曆戊子春，餘自（88頁）山調崇陽。甫視篆，於一切風教懵然無所考。據索邑志驗之，弗得。……餘因謀之邑博李君，李君欣然命生徒，博採野史，參以眾議，凡閱月而草創具。餘復就鄉大夫吳君商確義例，稍為增損。己又質之胡方伯取裁焉。大都筆削取捨，一秉諸是非之公。又閱月而論定。志成，卷凡十一，目凡五十四”。陳洪烈，河南光山人，進士。後人讚揚他“編輯志乘，垂為準則，及今遵之”。“續編邑志，論列崇邑利弊，切中要肯”。吳楚材，隆慶丁卯舉人。曾任甘肅會寧尹。“邑志初苦掛漏，（經其）整理編纂，條緒始定”。龔衍材，貢生，舊志稱其“學問淵博，文章古茂”。陳洪烈序中提到了胡方伯，即邑人胡定。萬曆丙辰進士，有詩句，累官至廣西左布政使。其“文章經術，蔚然大雅儒宗”。他為《己丑志》審定文稿，並撰寫一篇序言。 熹宗時（1621—1627），知縣魏光前續編的《天啟年志》，是崇陽在明代編纂的最後一屆縣誌。此志成書不久，即散佚於明末戰亂。魏光前，河南遂平人，貢生，天啟七年始調崇陽任職，而同年卻是熹宗朱由校的最後一個年號，可見志書是魏到職的當年修成的。因此，我們不妨確切地稱這屆縣誌為《天啟七年志》。 清康熙九年（1670），邑人王應鬥、汪際炱負責纂輯，完成了《康熙庚戌志》，這是崇陽在清代首次修志。王應鬥，天啟壬戌進士，累官至雲南道監察御史，後加兵部侍郎總督湖北山寨義旅。明亡，清廷以特起巡撫徵召，辭不復出。汪際炱，順治己亥貢生，曾任四川瀘州訓導，“其學根底經史，博洽精詳，為邑文獻”。Quattroporte、知縣高景之，在序文中說他決定修志時，“與邑博劉君商謀始事。……又得歲選汪君……並肩組修。遂不搖旁喙，一矢虛心。再閱月而草創具。尋質之王中丞（應鬥）匯正焉”。王應鬥在序文中也說：“博士劉君，歲薦汪君暨二三文學，相與旁搜逸聞，補輯舊編……不數月而書成”。可見這屆縣誌的具體編纂者，一個是汪際炱；另一個是邑博劉君，即縣儒學訓導湖南平江人劉體仁。只是由於王應斗的聲望和資歷很高，最後定稿時由他把把關罷了。 《康熙庚戌志》是新修還是續修？汪際炱在志跋中說得明明白白：“受委之後，即謁王中丞公。公曰：此續《陳志》（注：指《萬曆己丑志》）也，規制備於陳矣”。“先取陳志酌其規制。其字之魯亥，提掇之乖體，其年號、地名，聲稱之錯簡，昔雖乏細校，即今釐正之亦易”。可見《庚戌志》還是一屆續志。 雍正十二年（1734），本縣《雍正甲寅志》修成。負責編纂的是邑庠生陳爽，任筆削校訂卻系縣誌Quattroporte、知縣李五（89頁）。從《康熙庚戌志》以後，崇陽間斷六十三年未修志，其間雖曾多次擬議，但迄未行動。李五（89頁）到職後，決心辦好這件事。他認為崇陽縣誌之所以長期無人增修，是因為“長自道旁築舍”的緣故。於是他果斷地延請陳爽主筆，“館之以蕭寺，授之以壺飧，俾得專心敬事，無搖旁喙……草創既具……予稍為校正焉。覺六十餘年已事瞭然鹹在，而志於是乎成”。 乾隆六年（1741），崇陽人士敦聘原通城知縣郭彥博主纂，修成《乾隆辛酉志》。從雍正甲寅至乾隆辛酉，時距僅六年，為什麼又要修志？縣誌Quattroporte、知縣黃袞在其所撰的《重修崇陽縣誌序》中作了具體說明。他說：“《庚戌志》者，康熙九年邑令高君景之集邑中多士，視前明時邑令陳君洪烈本而續之者也；《甲寅志》者，雍正十二年邑令李君五（90頁）屬庠生陳爽視庚戌本續之者也；今辛酉所刊，則予在任，邑中紳士迎請原通城令郭君彥博視甲寅本而修之者也。辛酉距甲寅才六年耳！本無事更張。顧李君善政多端，獨其所續志，崇人事（90頁）焉。”正因為本縣人士覺得前屆志書的質量不理想，所以決心重修。對於清代修的前兩屆《崇陽縣誌》，黃袞認為都只能算是續。“唯今辛酉所刊，乃得雲修”。現在看來，《辛酉志》分天文地理、建置、食貨、 官師、選舉、人物、禮制、綸音、藝文、通紀等十卷，六十四目。其門類劃分、資料內容與現存的《康熙庚戌志》基本相同，有的條目未更一字，未增一字。有的條目只是在後面續記了少許事實。其卷一最後註明：“以上全錄《庚戌志》”。歸根結底，它還不是名字相副的重修。 乾隆十七至十八年（1752—1753）冬，知縣曹學詩延請邑庠生吳世雄執筆，編纂了一屆縣誌，後稱《乾隆壬申志》。但書未成而曹已離任。他以後在序文中回憶了這個問題：“壬申臘盡，政務少閒。思欲延請紳士，確訪鄉評、博採旁搜，續全邑志。而餘以丁內艱解任，……未意厥志”。曹學詩，安徽歙縣人，進士。乾隆十四年始任，頗有政績。本屆縣誌壬申臘月底組班，實際成書於癸酉年。由於《壬申志》與《辛酉志》的時距僅十年，又系續編，不僅體例類目因襲前志，內容也無多大變動。後人對此頗有非議，認為純屬獵取過於繁冗，茲刪去十之八九矣”。 從乾隆十八年至道光二十年，崇陽迄未修過縣增，時距幾達九十年之久。 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二年（1841—1842），崇陽知縣金雲門自任Quattroporte，組班修志。鑑於當時對《乾隆壬申志》的評價不高，便決定重修。由邑人劉鎮鼎定稿，編成《道光壬寅志》。全書共八卷，金雲門作序。書未刊出，就發生了“鍾九鬧漕”事件，志稿散佚不傳。所以這是一屆沒有刊印的志書。劉鎮鼎，嘉慶癸酋拔貢，“少負雋才，耽風雅”，是崇陽當時的名士。 同治五年（1866），崇陽修成了清代最後一屆縣誌——《同治丙寅志》。此次的修志班子龐大，分總修、督修、監修、纂輯（即總編輯）、分編（各卷主筆）、分校、採訪、參考、參訂、督刊、各里採訪、繪圖繕書等人員。總修由知縣高佐廷自任，纂輯由傅燮鼎負責，連同分別從事各貢具體工作的共達139人。修志成員絕大多數為卸任或候選官吏以及舉人、廩生、監生等。傅燮鼎，本縣人，副貢生，候選教諭，纂修過通山《九宮山志》，編有《雪浪餘音》詩集。他纂修的這屆縣誌，創新較多。全書分疆域、建置、食貨、禮樂、職官、選舉、綸音、藝文、雜記等十個門類，計十二卷，六十一目。共約32萬餘言。與以往歷屆縣誌比較，《丙寅志》的體例更完善，內容更充實，史料更準確，詳略更得體，從資治、存史和教化的作用衡量，它確係本縣舊志中的上品。 二 從明宣德七年至清同治五年的434年間，崇陽總共編纂了14屆縣誌，平均每31年一屆。其中明代平均26年，清代平均37年。一個偏隅避處，戶不逾萬的山區小縣，兩個朝代編纂出這麼多志書，實在是了不起的歷史奇蹟！其主客觀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客觀上講，明清兩個王朝為了鞏固其統治，需要借鑑歷史，瞭解地情。因而對編修地方誌極為關注。洪武年間，敕各都司報送城池、山川、關津、亭堠、道路、倉庫等圖志。永樂十六年，諭令天下郡、縣、衛、所修志，並頒發了《纂修志書凡例》。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對編史修志都極為重視，常常親自過問。康熙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幾次詔全國各省、府、州、縣修志，限期完成。在《康熙庚戌志》的幾篇序跋中，知縣高景之說明崇陽修志是由於“天子首敦文教，蒐羅古今，詔諸司鹹以志上”。劉體仁也說：“今年冬初餘暇，乃奉上檄徵邑乘甚殷”。可見當時崇陽縣某些志書的編纂，是迫於形勢，不得不已。但這一客觀條件，全國皆然，不是促成崇陽多次修志的主要原因。 從宋從起，本縣英才繼起，代不乏人。據舊志記載，明代280年間，崇陽籍進士達30人，舉人119人，貢士260人，僅正德辛未一榜，就中了汪必東、汪文盛、龔永懋三名進士。而一榜兩人的尚有嘉靖己丑（汪宗元、龔（93頁））、嘉靖乙未（汪宗凱、饒天民）、嘉靖丙辰（胡定、汪廷錢）萬曆己丑（陳忠愛、王仰）四次。汪文盛、汪宗伊父子兩代7人中，竟有文盛、宗元、宗凱、宗伊等4名進士和文明、文正、宗召等3名舉人。整個明代，楊（93頁）、戴書、汪文盛、饒天民、汪宗伊、劉景韶、胡定、饒仁侃、陳忠愛、熊則禎、王應鬥等人，不僅擢高科、登顯仕，且其學問、勳業、品德、文章均名重當時。為此，明崇陽縣學教諭伍福在《重修儒學記》中讚歎：“崇陽山川英淑之氣，氤氳開合，鍾靈毓秀，奇才輩出”。清初知縣金綿祖認為：崇陽“山圍水繞、靈秀攸鍾。故其冠蓋相望，比戶可封，非他邑所敢較”。《壬申志》主編吳世雄也說：“吾崇自宋及明，人文甲他邑。凡登顯仕，以勳猷氣節彪炳史冊者，斑斑可考。國初文治鼎新，崇士繼起，亦復有人”。可見明清之際的崇陽，人才特多，不乏操觚之士，是志乘頻修的根本原因。 明清兩代的崇陽顯達人士，大都熱愛家鄉，他們不僅以大量詩文謳歌讚美崇陽，還十分重視地方掌故、文徵的蒐集和整理。很多人在宦海沉浮中，歸老故園，支援參與或主持修志。象楊（93頁）、饒天民、汪宗伊、胡定、王應鬥等人都是如此。崇陽的先人，還極其重視縣誌質量。某屆縣誌修得不好，哪怕間隔期短，也決心重修。 還應指出的是，明清時期的部分崇陽知縣頗有遠見卓識。他們蒞任後，不僅善於利用舊志掌握縣情，還把纂修新志作為自己的職責。一屆縣誌能否順利完成，與地方主管官吏的關係極大。正如古人所說的“恪遵上檄，各率所先，則群視群守，邑視邑令”。前面提到的周應中、陳洪烈、魏光前、高景之等人，都是下車伊始，立即著手修志。他們有的認為：“志以載事，所為存風教而備鑑戒也”。有的則說：“服官無他奇取，不愧其名而止。今天下府、州、縣之長，其名曰知。謂夫山川、風俗、錢穀、刑名暨文武經畫之類，罔不洞悉，斯無忝厥職耳！顧見聞有限，非徵諸載籍，何由得知？則國史而外，莫重於志”。還有的覺得修志是為地方立言，而“立言一道，大之國史，小之邑乘，往者過，來者續”。正因為他們對縣誌的資治、存史、教化作用如此重視，在任內熱心領導並自參加修志，這也不能不是促使崇陽多次修志的另一個因素。 三 由於歷史原因，大部舊志均已散佚。目前縣內只儲存一部《乾隆辛酉志》和一部《同治丙寅志》，還有《康熙庚戌志》的幾個殘本。這些文獻，雖然受時代和階級的侷限，保留下不少錯誤觀點和封建糟粕，但它們記錄了崇陽兩千年來有關自然、社會方面的大體情況，為我們今天瞭解崇陽的過去、認識和振興崇陽，提供了古代資訊，也為我們編纂社會主義新縣誌留下了珍貴的史料。使我們既得以考古鏡今，又不至數典忘祖。飲水思源，我們今天能不感謝過去崇陽修志事業的開拓者？能不感謝為編纂歷屆縣誌而嘔心瀝血、兀兀窮年的先賢？能不感謝當時熱心主持修志的地方牧守？他們共同為崇陽人民留下的縣誌遺產，是一筆難得的精神財富。它將惠貽百代，功炳千秋。
崇陽文化 惠貽百代 功炳千秋——明清時期崇陽修志述略 汪和平 崇陽原為漢初設定的下雋縣故治。歷兩漢、三國、兩晉至南北朝，隸屬關係常有變動，縣名亦時而上雋，時而雋州。唐天寶二年（公元743年）置唐年縣，實為崇陽正式建縣之始。北宋開寶八年（975）改用今名，迄今已達千有餘年。本縣不僅建縣歷史悠久，且山河壯麗，人傑地靈。宋元以來，號稱“文獻之藪”。但直至明初，崇陽迄無縣誌成書。相傳元末邑處士嚴士貞著有《桃溪百泳》，以品騭境內山川勝蹟，風土人物，被後人譽為崇陽縣誌的濫觴。 明宣德七年（1432），歷任廣西、福建、山東道御史及浙西分按楊（86頁）因“與時寡合，引疾歸田”。在宣德七年至十年間，他編纂了本縣第一部縣誌——《宣德年志》。“本嚴士貞《桃溪百泳》，復蒐羅典故，採訪遺聞以成書”。其品定之八景，後來歷屆修志均奉為藍本。楊（86頁），永樂壬辰進士，博學多才，且為官清廉，守正執法，在朝野中品望極高。他賦閒修志一事，不僅開了崇陽編纂縣誌的先河，也為後人關心鄉土文化樹立了學習榜樣。 成化八年（1472），浙江上虞舉人俞繪來崇陽任縣儒學教諭。他自任纂校，以《宣德年志》為基礎，續成了《成化九年志》。舊志稱其“博涉群書”。但他主編的這屆縣誌早佚，後人無法窺其端倪。 正德丙寅至辛巳年（1506—1521），邑人艾傑、蔡乾又依據《成化九年志》編成《正德年志》。由於此志亦系續修，其體例與內容均未脫，宣德年志》窠臼。艾傑，成化丁酉舉人，先任四川江安教諭，曾參與編修《蜀志》，完成後擢成都府學教授，頗具修志經驗。蔡乾，正德丁丑進士，官四川僉事。致仕後與艾傑合作編修了本屆縣誌。其成書時間，按蔡乾中試年份及正德年號推算，當在正德十三年至十六年之間。 嘉靖己卯（1529）年，由邑人汪宗伊編纂，縣學教諭徐行參校，修成了《嘉靖八年志》。但此次仍系續修。徐行認為這次修志是“收殘斷於燹毀之餘”和“摭拾章句，……以少裨簡閱之資”。然而他在志書中提出的“星野”說，後人頗譏為牽強膚淺。纂輯汪宗伊，當時雖年紀尚輕，未中鄉試，但受父兄影響，酷好治史。嘉靖戊戌成進士，後累官至南京吏部尚書。他一生著作達十餘種，其中包括《應天府志》、《南京尚寶寺志》、《南京大理寺志》、《南京吏部志》等書。 穆宗時期（1567—1572），邑人饒天民編纂了一屆縣誌》，稱為《隆慶年志》。饒系嘉靖己丑進士，累官至河南道御史。《隆慶年志》系其謫居後所修。 萬曆十二年（1578），知縣周應中親自主纂了《萬曆戊寅志》。周應中，浙江會 稽人，進士。萬曆丁丑由真定（今河北正定）調任崇陽後，立即著手編纂縣誌，翌年成書。《萬曆戊寅志》與《隆慶年志》的時距，最長不過十年，最短可能僅五六年。 萬曆二十三年（1595），由知縣陳洪烈Quattroporte，邑人吳楚材、龔衍材編纂，儒學訓導李如芝參校，修成《萬曆己丑志》。這次修志的原委、經過和方法，陳洪烈在志序中作了簡要說明：“萬曆戊子春，餘自（88頁）山調崇陽。甫視篆，於一切風教懵然無所考。據索邑志驗之，弗得。……餘因謀之邑博李君，李君欣然命生徒，博採野史，參以眾議，凡閱月而草創具。餘復就鄉大夫吳君商確義例，稍為增損。己又質之胡方伯取裁焉。大都筆削取捨，一秉諸是非之公。又閱月而論定。志成，卷凡十一，目凡五十四”。陳洪烈，河南光山人，進士。後人讚揚他“編輯志乘，垂為準則，及今遵之”。“續編邑志，論列崇邑利弊，切中要肯”。吳楚材，隆慶丁卯舉人。曾任甘肅會寧尹。“邑志初苦掛漏，（經其）整理編纂，條緒始定”。龔衍材，貢生，舊志稱其“學問淵博，文章古茂”。陳洪烈序中提到了胡方伯，即邑人胡定。萬曆丙辰進士，有詩句，累官至廣西左布政使。其“文章經術，蔚然大雅儒宗”。他為《己丑志》審定文稿，並撰寫一篇序言。 熹宗時（1621—1627），知縣魏光前續編的《天啟年志》，是崇陽在明代編纂的最後一屆縣誌。此志成書不久，即散佚於明末戰亂。魏光前，河南遂平人，貢生，天啟七年始調崇陽任職，而同年卻是熹宗朱由校的最後一個年號，可見志書是魏到職的當年修成的。因此，我們不妨確切地稱這屆縣誌為《天啟七年志》。 清康熙九年（1670），邑人王應鬥、汪際炱負責纂輯，完成了《康熙庚戌志》，這是崇陽在清代首次修志。王應鬥，天啟壬戌進士，累官至雲南道監察御史，後加兵部侍郎總督湖北山寨義旅。明亡，清廷以特起巡撫徵召，辭不復出。汪際炱，順治己亥貢生，曾任四川瀘州訓導，“其學根底經史，博洽精詳，為邑文獻”。Quattroporte、知縣高景之，在序文中說他決定修志時，“與邑博劉君商謀始事。……又得歲選汪君……並肩組修。遂不搖旁喙，一矢虛心。再閱月而草創具。尋質之王中丞（應鬥）匯正焉”。王應鬥在序文中也說：“博士劉君，歲薦汪君暨二三文學，相與旁搜逸聞，補輯舊編……不數月而書成”。可見這屆縣誌的具體編纂者，一個是汪際炱；另一個是邑博劉君，即縣儒學訓導湖南平江人劉體仁。只是由於王應斗的聲望和資歷很高，最後定稿時由他把把關罷了。 《康熙庚戌志》是新修還是續修？汪際炱在志跋中說得明明白白：“受委之後，即謁王中丞公。公曰：此續《陳志》（注：指《萬曆己丑志》）也，規制備於陳矣”。“先取陳志酌其規制。其字之魯亥，提掇之乖體，其年號、地名，聲稱之錯簡，昔雖乏細校，即今釐正之亦易”。可見《庚戌志》還是一屆續志。 雍正十二年（1734），本縣《雍正甲寅志》修成。負責編纂的是邑庠生陳爽，任筆削校訂卻系縣誌Quattroporte、知縣李五（89頁）。從《康熙庚戌志》以後，崇陽間斷六十三年未修志，其間雖曾多次擬議，但迄未行動。李五（89頁）到職後，決心辦好這件事。他認為崇陽縣誌之所以長期無人增修，是因為“長自道旁築舍”的緣故。於是他果斷地延請陳爽主筆，“館之以蕭寺，授之以壺飧，俾得專心敬事，無搖旁喙……草創既具……予稍為校正焉。覺六十餘年已事瞭然鹹在，而志於是乎成”。 乾隆六年（1741），崇陽人士敦聘原通城知縣郭彥博主纂，修成《乾隆辛酉志》。從雍正甲寅至乾隆辛酉，時距僅六年，為什麼又要修志？縣誌Quattroporte、知縣黃袞在其所撰的《重修崇陽縣誌序》中作了具體說明。他說：“《庚戌志》者，康熙九年邑令高君景之集邑中多士，視前明時邑令陳君洪烈本而續之者也；《甲寅志》者，雍正十二年邑令李君五（90頁）屬庠生陳爽視庚戌本續之者也；今辛酉所刊，則予在任，邑中紳士迎請原通城令郭君彥博視甲寅本而修之者也。辛酉距甲寅才六年耳！本無事更張。顧李君善政多端，獨其所續志，崇人事（90頁）焉。”正因為本縣人士覺得前屆志書的質量不理想，所以決心重修。對於清代修的前兩屆《崇陽縣誌》，黃袞認為都只能算是續。“唯今辛酉所刊，乃得雲修”。現在看來，《辛酉志》分天文地理、建置、食貨、 官師、選舉、人物、禮制、綸音、藝文、通紀等十卷，六十四目。其門類劃分、資料內容與現存的《康熙庚戌志》基本相同，有的條目未更一字，未增一字。有的條目只是在後面續記了少許事實。其卷一最後註明：“以上全錄《庚戌志》”。歸根結底，它還不是名字相副的重修。 乾隆十七至十八年（1752—1753）冬，知縣曹學詩延請邑庠生吳世雄執筆，編纂了一屆縣誌，後稱《乾隆壬申志》。但書未成而曹已離任。他以後在序文中回憶了這個問題：“壬申臘盡，政務少閒。思欲延請紳士，確訪鄉評、博採旁搜，續全邑志。而餘以丁內艱解任，……未意厥志”。曹學詩，安徽歙縣人，進士。乾隆十四年始任，頗有政績。本屆縣誌壬申臘月底組班，實際成書於癸酉年。由於《壬申志》與《辛酉志》的時距僅十年，又系續編，不僅體例類目因襲前志，內容也無多大變動。後人對此頗有非議，認為純屬獵取過於繁冗，茲刪去十之八九矣”。 從乾隆十八年至道光二十年，崇陽迄未修過縣增，時距幾達九十年之久。 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二年（1841—1842），崇陽知縣金雲門自任Quattroporte，組班修志。鑑於當時對《乾隆壬申志》的評價不高，便決定重修。由邑人劉鎮鼎定稿，編成《道光壬寅志》。全書共八卷，金雲門作序。書未刊出，就發生了“鍾九鬧漕”事件，志稿散佚不傳。所以這是一屆沒有刊印的志書。劉鎮鼎，嘉慶癸酋拔貢，“少負雋才，耽風雅”，是崇陽當時的名士。 同治五年（1866），崇陽修成了清代最後一屆縣誌——《同治丙寅志》。此次的修志班子龐大，分總修、督修、監修、纂輯（即總編輯）、分編（各卷主筆）、分校、採訪、參考、參訂、督刊、各里採訪、繪圖繕書等人員。總修由知縣高佐廷自任，纂輯由傅燮鼎負責，連同分別從事各貢具體工作的共達139人。修志成員絕大多數為卸任或候選官吏以及舉人、廩生、監生等。傅燮鼎，本縣人，副貢生，候選教諭，纂修過通山《九宮山志》，編有《雪浪餘音》詩集。他纂修的這屆縣誌，創新較多。全書分疆域、建置、食貨、禮樂、職官、選舉、綸音、藝文、雜記等十個門類，計十二卷，六十一目。共約32萬餘言。與以往歷屆縣誌比較，《丙寅志》的體例更完善，內容更充實，史料更準確，詳略更得體，從資治、存史和教化的作用衡量，它確係本縣舊志中的上品。 二 從明宣德七年至清同治五年的434年間，崇陽總共編纂了14屆縣誌，平均每31年一屆。其中明代平均26年，清代平均37年。一個偏隅避處，戶不逾萬的山區小縣，兩個朝代編纂出這麼多志書，實在是了不起的歷史奇蹟！其主客觀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客觀上講，明清兩個王朝為了鞏固其統治，需要借鑑歷史，瞭解地情。因而對編修地方誌極為關注。洪武年間，敕各都司報送城池、山川、關津、亭堠、道路、倉庫等圖志。永樂十六年，諭令天下郡、縣、衛、所修志，並頒發了《纂修志書凡例》。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對編史修志都極為重視，常常親自過問。康熙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幾次詔全國各省、府、州、縣修志，限期完成。在《康熙庚戌志》的幾篇序跋中，知縣高景之說明崇陽修志是由於“天子首敦文教，蒐羅古今，詔諸司鹹以志上”。劉體仁也說：“今年冬初餘暇，乃奉上檄徵邑乘甚殷”。可見當時崇陽縣某些志書的編纂，是迫於形勢，不得不已。但這一客觀條件，全國皆然，不是促成崇陽多次修志的主要原因。 從宋從起，本縣英才繼起，代不乏人。據舊志記載，明代280年間，崇陽籍進士達30人，舉人119人，貢士260人，僅正德辛未一榜，就中了汪必東、汪文盛、龔永懋三名進士。而一榜兩人的尚有嘉靖己丑（汪宗元、龔（93頁））、嘉靖乙未（汪宗凱、饒天民）、嘉靖丙辰（胡定、汪廷錢）萬曆己丑（陳忠愛、王仰）四次。汪文盛、汪宗伊父子兩代7人中，竟有文盛、宗元、宗凱、宗伊等4名進士和文明、文正、宗召等3名舉人。整個明代，楊（93頁）、戴書、汪文盛、饒天民、汪宗伊、劉景韶、胡定、饒仁侃、陳忠愛、熊則禎、王應鬥等人，不僅擢高科、登顯仕，且其學問、勳業、品德、文章均名重當時。為此，明崇陽縣學教諭伍福在《重修儒學記》中讚歎：“崇陽山川英淑之氣，氤氳開合，鍾靈毓秀，奇才輩出”。清初知縣金綿祖認為：崇陽“山圍水繞、靈秀攸鍾。故其冠蓋相望，比戶可封，非他邑所敢較”。《壬申志》主編吳世雄也說：“吾崇自宋及明，人文甲他邑。凡登顯仕，以勳猷氣節彪炳史冊者，斑斑可考。國初文治鼎新，崇士繼起，亦復有人”。可見明清之際的崇陽，人才特多，不乏操觚之士，是志乘頻修的根本原因。 明清兩代的崇陽顯達人士，大都熱愛家鄉，他們不僅以大量詩文謳歌讚美崇陽，還十分重視地方掌故、文徵的蒐集和整理。很多人在宦海沉浮中，歸老故園，支援參與或主持修志。象楊（93頁）、饒天民、汪宗伊、胡定、王應鬥等人都是如此。崇陽的先人，還極其重視縣誌質量。某屆縣誌修得不好，哪怕間隔期短，也決心重修。 還應指出的是，明清時期的部分崇陽知縣頗有遠見卓識。他們蒞任後，不僅善於利用舊志掌握縣情，還把纂修新志作為自己的職責。一屆縣誌能否順利完成，與地方主管官吏的關係極大。正如古人所說的“恪遵上檄，各率所先，則群視群守，邑視邑令”。前面提到的周應中、陳洪烈、魏光前、高景之等人，都是下車伊始，立即著手修志。他們有的認為：“志以載事，所為存風教而備鑑戒也”。有的則說：“服官無他奇取，不愧其名而止。今天下府、州、縣之長，其名曰知。謂夫山川、風俗、錢穀、刑名暨文武經畫之類，罔不洞悉，斯無忝厥職耳！顧見聞有限，非徵諸載籍，何由得知？則國史而外，莫重於志”。還有的覺得修志是為地方立言，而“立言一道，大之國史，小之邑乘，往者過，來者續”。正因為他們對縣誌的資治、存史、教化作用如此重視，在任內熱心領導並自參加修志，這也不能不是促使崇陽多次修志的另一個因素。 三 由於歷史原因，大部舊志均已散佚。目前縣內只儲存一部《乾隆辛酉志》和一部《同治丙寅志》，還有《康熙庚戌志》的幾個殘本。這些文獻，雖然受時代和階級的侷限，保留下不少錯誤觀點和封建糟粕，但它們記錄了崇陽兩千年來有關自然、社會方面的大體情況，為我們今天瞭解崇陽的過去、認識和振興崇陽，提供了古代資訊，也為我們編纂社會主義新縣誌留下了珍貴的史料。使我們既得以考古鏡今，又不至數典忘祖。飲水思源，我們今天能不感謝過去崇陽修志事業的開拓者？能不感謝為編纂歷屆縣誌而嘔心瀝血、兀兀窮年的先賢？能不感謝當時熱心主持修志的地方牧守？他們共同為崇陽人民留下的縣誌遺產，是一筆難得的精神財富。它將惠貽百代，功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