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海龜先生有一個聽起來蠻酷的名字。 2004年6月，李紅旗和蔣晗蜷縮在廣西藝術學院某堂公共課的教室裡，躍躍欲試正給即將誕生的樂隊起名字。那時候他們上課不好好聽講，樂器玩得也不夠好。他們甚至想了一個名字叫“橫眉冷對千夫指”，最後李紅旗說，“我喜歡大海龜”，蔣晗搖了搖頭，“大海龜這個名字不太好，叫海龜先生要酷一點。” 於是海龜先生樂隊就這樣出世了。直到現在，海龜先生已有十年。 不只他們的名字挺酷，模樣也夠酷。 貝斯手蔣晗幹蓬爆炸的長髮間，閃爍著軍衣釦大小的誇張黑耳釘，雙臂上鋪滿了顏色絢麗的紋身，一直爬到了他性感的喉結上。鼓手張浩亮內斂得恰到好處，他光著膀子弓著背打鼓，戴著黑色的帽子和墨鏡，漂亮的紋身從手臂綻開到胸前。主唱李紅旗梳著大背頭，半臉的鬍子茬頹廢、滄桑，寬鬆的黑白格子襯衣，一水兒地道的復古範加身。 2014年5月23日，海龜先生在廣州TU凸空間的演出冷靜而節制。現場沒有POGO，沒有跳水，大多數歌迷只是跟隨節奏自然地小幅搖擺，這和其他火爆兇猛的搖滾現場相比，確實顯得有些不夠熱鬧。身旁一個喜歡他們歌兒的小夥兒輕聲說：“他們是自High型的！”觀眾多少有點意猶未盡。 這個看起來有些搖滾明星範兒的樂隊，卻是故意在和樂迷的狀態做對抗。 “我們希望不管底下什麼狀態，自己呈現出自己的狀態就好。我們現在還在抗爭，有時我們抗不過樂迷。他們都想躁起來，我就想幹嘛要躁啊？像今天的演出，有些人肯定是失望的狀態，我要告訴自己我做的是對的，我要堅持。”主唱李紅旗說這些話時，語速緩慢又平直。 海龜先生的新專輯和原先的風格發生了很大轉變，其內在根源是，李紅旗信了基督教。他開始用宗教的態度來做音樂。顯然，現場的觀眾對基督教徒的海龜先生還不夠熟悉。 “他們來這裡是覺得自己身上和我們有契合點，他們就是來尋找這個契合點的，可是最後卻發現契合點不在這裡。”李紅旗說。 身旁另外一個媒體的記者有點不甘心，他追問道：“你怎麼就認為，他們還沒有接受新的海龜先生？” “他們現在應該還沒有接受。他們來就是看自己的，不是看我們的。”李紅旗補充了一句，“每一場都需要戰勝自己，這是我要表達的內容，很難的。” 悲傷的喜劇演員 提起海龜先生，“輕鬆”“歡快”是早先樂評中出鏡率最高的形容詞，對於海龜先生的歌，人們是這樣比喻的，“猶如參加充滿Sunny和美麗的牙買加沙灘派對。” 的確，海龜先生避開了傳統搖滾樂中的燥、狠、猛。他們的歌旋律輕鬆明暢，歌詞短小簡單，主唱李紅旗的聲線騷氣迷人，就連吐字和唱腔也是圓圓的感覺，毫無生硬的稜角，所以很難在他們的音樂中嗅到說教和憤怒的氣味。他們好像總是漫不經心地自己哼吟，當你的眼神和他的眼睛碰撞到一起，他又剛好輕輕地別過了頭去。 人們喜歡在他們的音樂中跳舞，願意接受這種聽起來有些小清新的輕搖滾，認為他們的歌有“滿滿的正能量”，甚至“聽著聽著心情就明媚起來”。 然而，在海龜先生表面的歡樂背後，卻是黑洞洞看不到底的絕望。 很小的時候，李紅旗看到一些長輩會聚集在一起看毛片，而且還會語重心長地囑咐他不要這樣做，這激起了李紅旗心中的不屑。於是，他選擇了搖滾樂，認為牛逼的搖滾樂可以否定權威，這些長輩不過是比自己早活了幾年，犯的罪其實和他一樣多。 時間久了，他有了新的想法。他認為“我也是他們，他們也是我，他們對抗不了自己，我也對抗不了自己，在這一點上，我和他們一樣糟糕，我有什麼資格說外界？” 他眼看著搖滾樂成為了集體反抗的工具，你也反抗，他也反抗，卻都沒有檢討自己。“這樣的反抗太刻意了，反抗是很被動的事情，人們到最後很容易被反抗強姦了。” 所以，海龜先生從一開始就決定什麼也不說，他們選擇了愉快地唱歌，唱那些“太陽高高照，大家都開心”的歌。一些比較憂鬱的歌，乾脆就不寫歌詞了，只是瞎哼哼，唱的既不是英文，也不是中文。 單純的歌迷並沒有聽出海龜先生內心的糾結，他們反而喜歡上了這種聽起來簡簡單單，溫暖歡快的調子。“現在我們的大部分歌迷都是90後，因為我們把絕望的狀態表達錯了，最後陰差陽錯吸引了一群很年輕的聽眾。”這讓李紅旗覺得有些尷尬。 即將發行的新專輯《Where Are You Going》，是李紅旗在皈依了基督教以後創作的，有一半的歌來源於信仰。內容和風格的巨大轉變，讓他們不得不對受眾做了重新的定位，認為以後的聽眾主要是受到過一些傷害，並曾經用某種方式戰勝過傷害，然後又繼續受傷害的一群人。“年齡段應該會是50後到70後之間，他們經歷了苦難，知道生活的本來面目就是苦難。他們聽了可能又會覺得這裡面有些童心未泯，如果他們足夠謙虛，或許會喜歡我們的新歌。” 這張新專輯的內容來自於“對自我人性幽暗之處的批判與懺悔”，在同名歌曲《Where Are You Going》中，李紅旗反覆哼唱著“往哪兒走呢”，在這首歌中，他問了媽媽，問了愛人，問了兄弟，最後問了主。現在，他已經找到了方向，答案是主告訴他的。 新專輯不再只是歡快的暖色調，在婉轉的呻吟中你能聽到一種並不悲傷的悲傷。“以前我們唱著歡快的歌，心裡卻是絕望的，現在才是有盼望的。沒有絕望就沒有希望。” 李紅旗用了一個通俗易懂的比喻來解釋，“你有沒有發現很多搞笑的大師，他們在臺下都是不笑很嚴肅的。就是已經這樣了，還能再糟糕些嗎？”這讓我想起了一個很喜歡的概念，悲傷的喜劇演員。 “人絕望到谷底，就是上帝的開始。” 對於李紅旗來講，當他絕望墜落到谷底時，幸運地看到了上帝。於是，才有了現在聽到的海龜先生。 十年的三個城市 廣西南寧，四川成都，首都北京。 這是海龜先生十年的行進軌跡。牽引他們的不是別的，僅是音樂。 選擇音樂對於海龜先生來講，是沒有辦法的選擇，“我們什麼都不會，只會音樂”。 主唱李紅旗和貝斯手蔣晗都是南寧人，因為離海挺近，桂林又是國內第一個開放的旅遊城市，所以很多國外的音樂資源就比較早地進入了廣西，他們在很小的時候就接觸到了Grunge、雷鬼等音樂型別。但是在廣西做音樂是沒有辦法養活自己的，於是2007年8月，他們轉戰去了成都。喜歡大海的海龜先生，去了一個沒有海的城市。 他們抱著在南寧寫好的歌，跑到成都去完善。成都是個很閒散的地方，大家在那裡舒服地蜷著，創作慾望不是很高。他們想要出專輯，需要的平臺自然要更大一些，而北京是中國的文化藝術中心，於是李紅旗和蔣晗，又一路跑去了更加乾燥的北京，最後和國內唱片巨頭摩登天空簽了約。 “如果我們想要賺錢，可能會去深圳，但是我們想要做音樂，只能去北京，沒有別的選擇。”李紅旗這樣說。 2010年8月，他們找到了一個靠譜的鼓手張浩亮。三個人都沒有工作，在北京居住和生活。純粹依靠做音樂，養家吃飯。 直到現在，他們依然沒有習慣北京這個城市。“不可能習慣的，因為北京是一個幸福指數巨低的地方，那是一種交換。每一個去到北京的人，都知道是要拿出以前見識的一些東西去交換的，賣個好價錢，要不去那兒幹嘛？” 他們在北京交換的目的就是，可以不用選擇另一份職業和工作，用音樂就能夠養活自己。你問他們過的好不好，他們會告訴你，“勉強餬口，夠生活。” 所以，依靠音樂謀生的海龜先生比其他樂隊更重視歌迷的反饋和認同，因為這很現實，關係到他們碗裡的米，“如果歌迷們都不來看我們的演出，我們喝西北風啊？”可是，他們卻選擇下了一步險棋，冒著歌迷青黃不接的風險，從“嘟啦吧吧吧”的《草裙舞》，驟然講起了人性的原罪。 “別人會覺得我的生活很糟糕，可我自己覺得很好，因為我在對抗我自己，我花精力可能不是為了賺錢，我的精力是要用來赦免自己的罪。” 海龜先生的這十年，變化很大。翻看以前的樂隊照片，當年的蔣晗還沒有一身酷炫的紋身，主唱李紅旗彷彿突然間變得滄桑起來，以前清新的模樣消失得乾乾淨淨，不仔細看甚至認不出來。 他們只靠音樂來賺錢，但是沒有像中國的電視劇一樣，靠多產來創收。事實上，海龜先生在十年的時間裡只發行了一張EP和兩張專輯，絕對算不上高產。2005年11月，他們自主錄製發行了第一張EP《POGO不如跳舞》，2012年年底，樂隊發行了第一張專輯《海龜先生》，如今他們的最新專輯《Where Are You Going》即將發行。 李紅旗用郭靖打了個比喻，有的人可能會涉獵不同的武功，可是郭靖卻一直只打一套拳。有些人可能覺得郭靖是不是太懶了一點，只是打一套拳，實際上他們花的功夫是一樣的。 “如果願意重複，我們一個禮拜就可以出一張專輯。我們還要立牌坊，雖然大家都是賣的，但不要太赤裸裸。”李紅旗說。 不過，他們自稱是很懶的人，問起樂隊排練的頻率，李紅旗的回答是一個禮拜排三次，末了，又趕緊加上一句，“只是最近才三次，我們比較懶。” 很多樂隊去北京是因為那裡有更大的圈子可以混，而李紅旗跑去北京的原因是，懶得混圈子。 “很多地方因為小，就會有亂七八糟的事情，別人要講我，我要講別人。北京地方大，出去又不方便，大家只是關注事業上面的事情，對我們來講很單純。” 李紅旗每日的生活很簡單，除了排練或者有特別好看的演出以外，他一般不會去別的地方。要麼在教堂，要麼在家看書練琴，看一些跟人的生死有關的書，歌也聽的很少。 樂隊三人除了音樂以外，平日交集很少。貝斯手蔣晗和鼓手張浩亮的狀態和他差別比較大。他們兩人在北京很喜歡出去玩，喜歡把自己丟在大環境裡，把自己弄暈。在廣州的演出結束後，也是李紅旗一個人留下來接受採訪。 用李紅旗的話說，“他們不需要認同我的宗教，現在我們的音樂是我寫的，樂隊基本以我的表達為表達，所以就不存在什麼問題。如果我們樂隊是小虎隊的話，我們樂隊就有問題了，因為小虎隊每個人都要有平等的表達，那就要取我們三個人的平均詞來進行表達。” 皈依了基督教的海龜先生，重新拾起了以前故意丟掉的表達。以後人們在音樂中聽到的歡快，就不是逃避的歡快了，變成了真正的喜樂。 “是我的罪被赦免了之後的喜樂，我的重擔被擔當了之後的喜樂，喜樂和歡快是兩回事。”李紅旗說。 基督教會了唱歌 李紅旗和基督的結緣很巧合，但每一種巧合又往往都是必然。 那個時候，李紅旗正想考音樂學院，他發現有一個教會集體唱詩，而那個牧師又正好懂些音樂，於是他走進了教堂，認識了基督。 “人是生來孤獨的，我從父母那裡都找不到安慰，那我從哪兒能得到安慰？除非有一個人沒有任何罪，他有資格審判我。”李紅旗口中這個沒有原罪的人，正是基督。 2011年9月11日，李紅旗正式受洗，成為了一名基督教徒。 在教會里他慢慢學著把自己忘記，去虔誠地崇拜另一個物件，不再以自己為中心，學會了從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這個時候，他發現唱歌變得不一樣了，原來之前的自己根本不懂唱歌。 即使在教會唱走了音，他也漸漸覺得沒有問題，他開始能夠接納自己原來不是一個好的歌唱者，而不是將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天啊！我怎麼可以走音？”的問題上。 前一陣，李紅旗和太太看了一部片子，片中美國教會的牧師說，“你們是不是喜歡詹姆斯·布朗，我們這裡全是詹姆斯·布朗，因為他就是從這裡出去的。”靈魂音樂是從教會走出去的，而現在音樂中的喜樂是被人們包裝出來的，變成了狂歡，拿到了市場上去兜賣。 海龜先生的新專輯有一首單曲，名字叫做《接納》，裡面有一句歌詞是，“沒有人會願意，接納祝福一個罪人”，討論的是，人性的原罪，懺悔和接納。 李紅旗認為，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完全接納任何一個人，一個人喜歡另一個人，肯定是因為對方身上有自己喜歡的特質，去除掉這些動因，是不會有純粹的愛，本質上人就是孤獨的。 而觸控到了這種絕望後，他選擇結婚了。他的信仰告訴他，那些背叛自己婚姻的人，是因為對婚姻還不夠絕望，任何兩個在一起的人都是有衝突的，於是對婚姻完全絕望的他結婚了。絕望的另一端連線著期望，所以體會過絕望的海龜先生，在新專輯中編入了期望的金線。 “人是需要被救贖，人是有限的，人是要死的，這肯定是今後海龜先生要表達的主題。以前的主題說不清楚，就是發洩。” 現在，在李紅旗的身上很少能看到搖滾樂手的反叛姿態，他說話的語調和語速極為平和，在說到激動的問題上時，還會稍微結巴一下。他會刻意地要求自己遵守一些準則，在採訪中他突然指著錄音筆問起，能否說“毛片”這個詞，在獲得肯定的答覆後，他還是用“不好的東西”這樣模糊的概念代替了。只有當你的眼睛落定在他一身帶範兒的行頭時，你會意識到他是個搖滾樂手。然後你問他，穿成這樣是否是刻意時，他又會很實在地回答：“當然是刻意呀！” 他也會在生活中守護著基督教的教義，去教堂和看書成為他唯一能在北京找到些歸屬感的事情。“我可能是我們教會最糟糕的基督徒”，李紅旗卻突然這樣告訴我。 在《聖經》裡保羅曾這樣講，“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李紅旗認為，評判別人是上帝的事情，所以要想了解人性的幽暗，一定是透過自己，而不是透過別人。“我在別人面前可以偽裝，可是我心裡的鬼只有自己最清楚。” 這就引出了海龜先生未來要唱的主題，懺悔和接納。 然而誰又能預測，接受了基督教受洗後的海龜先生，能否重新被市場接納？ 從廣西小城，到西南成都，再到首都北京，海龜先生像音樂民工一樣，沿著音樂市場的發展形勢一路北上遷徙，從地圖中的雞腳折騰到了遙遠的雞脖子上。 現在讓李紅旗為難的是，如果在北京做到了瓶頸怎麼辦？那他可能會去國外看一看，可是像英國和美國這樣的國家，已經丟失了自己的信仰，都快成了反基督的國家。他還在糾結作為一名基督徒要不要出去，李紅旗這樣說，“我首先是個基督徒再是個音樂人。” “那音樂是不是你信仰的一部分？”我問道。 “音樂什麼都不是，正好我們只會音樂而已。” “那會繼續用音樂來表達信仰嗎？” 李紅旗只回答了10個字：“以後也會，這是不回頭的。”
首先，海龜先生有一個聽起來蠻酷的名字。 2004年6月，李紅旗和蔣晗蜷縮在廣西藝術學院某堂公共課的教室裡，躍躍欲試正給即將誕生的樂隊起名字。那時候他們上課不好好聽講，樂器玩得也不夠好。他們甚至想了一個名字叫“橫眉冷對千夫指”，最後李紅旗說，“我喜歡大海龜”，蔣晗搖了搖頭，“大海龜這個名字不太好，叫海龜先生要酷一點。” 於是海龜先生樂隊就這樣出世了。直到現在，海龜先生已有十年。 不只他們的名字挺酷，模樣也夠酷。 貝斯手蔣晗幹蓬爆炸的長髮間，閃爍著軍衣釦大小的誇張黑耳釘，雙臂上鋪滿了顏色絢麗的紋身，一直爬到了他性感的喉結上。鼓手張浩亮內斂得恰到好處，他光著膀子弓著背打鼓，戴著黑色的帽子和墨鏡，漂亮的紋身從手臂綻開到胸前。主唱李紅旗梳著大背頭，半臉的鬍子茬頹廢、滄桑，寬鬆的黑白格子襯衣，一水兒地道的復古範加身。 2014年5月23日，海龜先生在廣州TU凸空間的演出冷靜而節制。現場沒有POGO，沒有跳水，大多數歌迷只是跟隨節奏自然地小幅搖擺，這和其他火爆兇猛的搖滾現場相比，確實顯得有些不夠熱鬧。身旁一個喜歡他們歌兒的小夥兒輕聲說：“他們是自High型的！”觀眾多少有點意猶未盡。 這個看起來有些搖滾明星範兒的樂隊，卻是故意在和樂迷的狀態做對抗。 “我們希望不管底下什麼狀態，自己呈現出自己的狀態就好。我們現在還在抗爭，有時我們抗不過樂迷。他們都想躁起來，我就想幹嘛要躁啊？像今天的演出，有些人肯定是失望的狀態，我要告訴自己我做的是對的，我要堅持。”主唱李紅旗說這些話時，語速緩慢又平直。 海龜先生的新專輯和原先的風格發生了很大轉變，其內在根源是，李紅旗信了基督教。他開始用宗教的態度來做音樂。顯然，現場的觀眾對基督教徒的海龜先生還不夠熟悉。 “他們來這裡是覺得自己身上和我們有契合點，他們就是來尋找這個契合點的，可是最後卻發現契合點不在這裡。”李紅旗說。 身旁另外一個媒體的記者有點不甘心，他追問道：“你怎麼就認為，他們還沒有接受新的海龜先生？” “他們現在應該還沒有接受。他們來就是看自己的，不是看我們的。”李紅旗補充了一句，“每一場都需要戰勝自己，這是我要表達的內容，很難的。” 悲傷的喜劇演員 提起海龜先生，“輕鬆”“歡快”是早先樂評中出鏡率最高的形容詞，對於海龜先生的歌，人們是這樣比喻的，“猶如參加充滿Sunny和美麗的牙買加沙灘派對。” 的確，海龜先生避開了傳統搖滾樂中的燥、狠、猛。他們的歌旋律輕鬆明暢，歌詞短小簡單，主唱李紅旗的聲線騷氣迷人，就連吐字和唱腔也是圓圓的感覺，毫無生硬的稜角，所以很難在他們的音樂中嗅到說教和憤怒的氣味。他們好像總是漫不經心地自己哼吟，當你的眼神和他的眼睛碰撞到一起，他又剛好輕輕地別過了頭去。 人們喜歡在他們的音樂中跳舞，願意接受這種聽起來有些小清新的輕搖滾，認為他們的歌有“滿滿的正能量”，甚至“聽著聽著心情就明媚起來”。 然而，在海龜先生表面的歡樂背後，卻是黑洞洞看不到底的絕望。 很小的時候，李紅旗看到一些長輩會聚集在一起看毛片，而且還會語重心長地囑咐他不要這樣做，這激起了李紅旗心中的不屑。於是，他選擇了搖滾樂，認為牛逼的搖滾樂可以否定權威，這些長輩不過是比自己早活了幾年，犯的罪其實和他一樣多。 時間久了，他有了新的想法。他認為“我也是他們，他們也是我，他們對抗不了自己，我也對抗不了自己，在這一點上，我和他們一樣糟糕，我有什麼資格說外界？” 他眼看著搖滾樂成為了集體反抗的工具，你也反抗，他也反抗，卻都沒有檢討自己。“這樣的反抗太刻意了，反抗是很被動的事情，人們到最後很容易被反抗強姦了。” 所以，海龜先生從一開始就決定什麼也不說，他們選擇了愉快地唱歌，唱那些“太陽高高照，大家都開心”的歌。一些比較憂鬱的歌，乾脆就不寫歌詞了，只是瞎哼哼，唱的既不是英文，也不是中文。 單純的歌迷並沒有聽出海龜先生內心的糾結，他們反而喜歡上了這種聽起來簡簡單單，溫暖歡快的調子。“現在我們的大部分歌迷都是90後，因為我們把絕望的狀態表達錯了，最後陰差陽錯吸引了一群很年輕的聽眾。”這讓李紅旗覺得有些尷尬。 即將發行的新專輯《Where Are You Going》，是李紅旗在皈依了基督教以後創作的，有一半的歌來源於信仰。內容和風格的巨大轉變，讓他們不得不對受眾做了重新的定位，認為以後的聽眾主要是受到過一些傷害，並曾經用某種方式戰勝過傷害，然後又繼續受傷害的一群人。“年齡段應該會是50後到70後之間，他們經歷了苦難，知道生活的本來面目就是苦難。他們聽了可能又會覺得這裡面有些童心未泯，如果他們足夠謙虛，或許會喜歡我們的新歌。” 這張新專輯的內容來自於“對自我人性幽暗之處的批判與懺悔”，在同名歌曲《Where Are You Going》中，李紅旗反覆哼唱著“往哪兒走呢”，在這首歌中，他問了媽媽，問了愛人，問了兄弟，最後問了主。現在，他已經找到了方向，答案是主告訴他的。 新專輯不再只是歡快的暖色調，在婉轉的呻吟中你能聽到一種並不悲傷的悲傷。“以前我們唱著歡快的歌，心裡卻是絕望的，現在才是有盼望的。沒有絕望就沒有希望。” 李紅旗用了一個通俗易懂的比喻來解釋，“你有沒有發現很多搞笑的大師，他們在臺下都是不笑很嚴肅的。就是已經這樣了，還能再糟糕些嗎？”這讓我想起了一個很喜歡的概念，悲傷的喜劇演員。 “人絕望到谷底，就是上帝的開始。” 對於李紅旗來講，當他絕望墜落到谷底時，幸運地看到了上帝。於是，才有了現在聽到的海龜先生。 十年的三個城市 廣西南寧，四川成都，首都北京。 這是海龜先生十年的行進軌跡。牽引他們的不是別的，僅是音樂。 選擇音樂對於海龜先生來講，是沒有辦法的選擇，“我們什麼都不會，只會音樂”。 主唱李紅旗和貝斯手蔣晗都是南寧人，因為離海挺近，桂林又是國內第一個開放的旅遊城市，所以很多國外的音樂資源就比較早地進入了廣西，他們在很小的時候就接觸到了Grunge、雷鬼等音樂型別。但是在廣西做音樂是沒有辦法養活自己的，於是2007年8月，他們轉戰去了成都。喜歡大海的海龜先生，去了一個沒有海的城市。 他們抱著在南寧寫好的歌，跑到成都去完善。成都是個很閒散的地方，大家在那裡舒服地蜷著，創作慾望不是很高。他們想要出專輯，需要的平臺自然要更大一些，而北京是中國的文化藝術中心，於是李紅旗和蔣晗，又一路跑去了更加乾燥的北京，最後和國內唱片巨頭摩登天空簽了約。 “如果我們想要賺錢，可能會去深圳，但是我們想要做音樂，只能去北京，沒有別的選擇。”李紅旗這樣說。 2010年8月，他們找到了一個靠譜的鼓手張浩亮。三個人都沒有工作，在北京居住和生活。純粹依靠做音樂，養家吃飯。 直到現在，他們依然沒有習慣北京這個城市。“不可能習慣的，因為北京是一個幸福指數巨低的地方，那是一種交換。每一個去到北京的人，都知道是要拿出以前見識的一些東西去交換的，賣個好價錢，要不去那兒幹嘛？” 他們在北京交換的目的就是，可以不用選擇另一份職業和工作，用音樂就能夠養活自己。你問他們過的好不好，他們會告訴你，“勉強餬口，夠生活。” 所以，依靠音樂謀生的海龜先生比其他樂隊更重視歌迷的反饋和認同，因為這很現實，關係到他們碗裡的米，“如果歌迷們都不來看我們的演出，我們喝西北風啊？”可是，他們卻選擇下了一步險棋，冒著歌迷青黃不接的風險，從“嘟啦吧吧吧”的《草裙舞》，驟然講起了人性的原罪。 “別人會覺得我的生活很糟糕，可我自己覺得很好，因為我在對抗我自己，我花精力可能不是為了賺錢，我的精力是要用來赦免自己的罪。” 海龜先生的這十年，變化很大。翻看以前的樂隊照片，當年的蔣晗還沒有一身酷炫的紋身，主唱李紅旗彷彿突然間變得滄桑起來，以前清新的模樣消失得乾乾淨淨，不仔細看甚至認不出來。 他們只靠音樂來賺錢，但是沒有像中國的電視劇一樣，靠多產來創收。事實上，海龜先生在十年的時間裡只發行了一張EP和兩張專輯，絕對算不上高產。2005年11月，他們自主錄製發行了第一張EP《POGO不如跳舞》，2012年年底，樂隊發行了第一張專輯《海龜先生》，如今他們的最新專輯《Where Are You Going》即將發行。 李紅旗用郭靖打了個比喻，有的人可能會涉獵不同的武功，可是郭靖卻一直只打一套拳。有些人可能覺得郭靖是不是太懶了一點，只是打一套拳，實際上他們花的功夫是一樣的。 “如果願意重複，我們一個禮拜就可以出一張專輯。我們還要立牌坊，雖然大家都是賣的，但不要太赤裸裸。”李紅旗說。 不過，他們自稱是很懶的人，問起樂隊排練的頻率，李紅旗的回答是一個禮拜排三次，末了，又趕緊加上一句，“只是最近才三次，我們比較懶。” 很多樂隊去北京是因為那裡有更大的圈子可以混，而李紅旗跑去北京的原因是，懶得混圈子。 “很多地方因為小，就會有亂七八糟的事情，別人要講我，我要講別人。北京地方大，出去又不方便，大家只是關注事業上面的事情，對我們來講很單純。” 李紅旗每日的生活很簡單，除了排練或者有特別好看的演出以外，他一般不會去別的地方。要麼在教堂，要麼在家看書練琴，看一些跟人的生死有關的書，歌也聽的很少。 樂隊三人除了音樂以外，平日交集很少。貝斯手蔣晗和鼓手張浩亮的狀態和他差別比較大。他們兩人在北京很喜歡出去玩，喜歡把自己丟在大環境裡，把自己弄暈。在廣州的演出結束後，也是李紅旗一個人留下來接受採訪。 用李紅旗的話說，“他們不需要認同我的宗教，現在我們的音樂是我寫的，樂隊基本以我的表達為表達，所以就不存在什麼問題。如果我們樂隊是小虎隊的話，我們樂隊就有問題了，因為小虎隊每個人都要有平等的表達，那就要取我們三個人的平均詞來進行表達。” 皈依了基督教的海龜先生，重新拾起了以前故意丟掉的表達。以後人們在音樂中聽到的歡快，就不是逃避的歡快了，變成了真正的喜樂。 “是我的罪被赦免了之後的喜樂，我的重擔被擔當了之後的喜樂，喜樂和歡快是兩回事。”李紅旗說。 基督教會了唱歌 李紅旗和基督的結緣很巧合，但每一種巧合又往往都是必然。 那個時候，李紅旗正想考音樂學院，他發現有一個教會集體唱詩，而那個牧師又正好懂些音樂，於是他走進了教堂，認識了基督。 “人是生來孤獨的，我從父母那裡都找不到安慰，那我從哪兒能得到安慰？除非有一個人沒有任何罪，他有資格審判我。”李紅旗口中這個沒有原罪的人，正是基督。 2011年9月11日，李紅旗正式受洗，成為了一名基督教徒。 在教會里他慢慢學著把自己忘記，去虔誠地崇拜另一個物件，不再以自己為中心，學會了從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這個時候，他發現唱歌變得不一樣了，原來之前的自己根本不懂唱歌。 即使在教會唱走了音，他也漸漸覺得沒有問題，他開始能夠接納自己原來不是一個好的歌唱者，而不是將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天啊！我怎麼可以走音？”的問題上。 前一陣，李紅旗和太太看了一部片子，片中美國教會的牧師說，“你們是不是喜歡詹姆斯·布朗，我們這裡全是詹姆斯·布朗，因為他就是從這裡出去的。”靈魂音樂是從教會走出去的，而現在音樂中的喜樂是被人們包裝出來的，變成了狂歡，拿到了市場上去兜賣。 海龜先生的新專輯有一首單曲，名字叫做《接納》，裡面有一句歌詞是，“沒有人會願意，接納祝福一個罪人”，討論的是，人性的原罪，懺悔和接納。 李紅旗認為，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完全接納任何一個人，一個人喜歡另一個人，肯定是因為對方身上有自己喜歡的特質，去除掉這些動因，是不會有純粹的愛，本質上人就是孤獨的。 而觸控到了這種絕望後，他選擇結婚了。他的信仰告訴他，那些背叛自己婚姻的人，是因為對婚姻還不夠絕望，任何兩個在一起的人都是有衝突的，於是對婚姻完全絕望的他結婚了。絕望的另一端連線著期望，所以體會過絕望的海龜先生，在新專輯中編入了期望的金線。 “人是需要被救贖，人是有限的，人是要死的，這肯定是今後海龜先生要表達的主題。以前的主題說不清楚，就是發洩。” 現在，在李紅旗的身上很少能看到搖滾樂手的反叛姿態，他說話的語調和語速極為平和，在說到激動的問題上時，還會稍微結巴一下。他會刻意地要求自己遵守一些準則，在採訪中他突然指著錄音筆問起，能否說“毛片”這個詞，在獲得肯定的答覆後，他還是用“不好的東西”這樣模糊的概念代替了。只有當你的眼睛落定在他一身帶範兒的行頭時，你會意識到他是個搖滾樂手。然後你問他，穿成這樣是否是刻意時，他又會很實在地回答：“當然是刻意呀！” 他也會在生活中守護著基督教的教義，去教堂和看書成為他唯一能在北京找到些歸屬感的事情。“我可能是我們教會最糟糕的基督徒”，李紅旗卻突然這樣告訴我。 在《聖經》裡保羅曾這樣講，“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李紅旗認為，評判別人是上帝的事情，所以要想了解人性的幽暗，一定是透過自己，而不是透過別人。“我在別人面前可以偽裝，可是我心裡的鬼只有自己最清楚。” 這就引出了海龜先生未來要唱的主題，懺悔和接納。 然而誰又能預測，接受了基督教受洗後的海龜先生，能否重新被市場接納？ 從廣西小城，到西南成都，再到首都北京，海龜先生像音樂民工一樣，沿著音樂市場的發展形勢一路北上遷徙，從地圖中的雞腳折騰到了遙遠的雞脖子上。 現在讓李紅旗為難的是，如果在北京做到了瓶頸怎麼辦？那他可能會去國外看一看，可是像英國和美國這樣的國家，已經丟失了自己的信仰，都快成了反基督的國家。他還在糾結作為一名基督徒要不要出去，李紅旗這樣說，“我首先是個基督徒再是個音樂人。” “那音樂是不是你信仰的一部分？”我問道。 “音樂什麼都不是，正好我們只會音樂而已。” “那會繼續用音樂來表達信仰嗎？” 李紅旗只回答了10個字：“以後也會，這是不回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