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人們討論的貧困，是個相對於發展的概念。那麼，什麼是發展程序中導致貧困的根本原因呢?在做了多種不同的國家比較和國內的區域比較之後，我的歸納叫做制度成本轉嫁論，即“成本轉嫁理論”。從理論資源來說，它是從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論”和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統論”進一步演化而來。認為世界發展不平衡、貧困的原因，是制度成本轉嫁形成的。當代加快全球化中的貧富分化本身並不可能靠任何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來化解，反而會隨之加劇。對此，我有幾個去意識形態化的經驗性的歸納。

資本要素絕對稀缺下的親資本政策是不論何種體制下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趨勢

　　大多數後發國家因要進入所謂發展主義現代化，而首先遭遇到的最大困境是資本要素的絕對稀缺。西方經濟學立論的前提是要素相對稀缺;這個前提下的要素配置方式在理論推導上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可以自發地配置要素達至最優。而發展中國家客觀上最大的麻煩卻在於，不具備這個西方經濟學構建理論邏輯的前提，經濟學和我們要研究的客觀現象差距太大。發展中國家不存在要素相對稀缺，而是西方經濟學不討論的要素絕對稀缺。如果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困境是資本要素絕對稀缺，那會怎麼樣?它就會親資本。

　　我們做的國家比較研究結果發現，不論何種主義、體制、政府，不管誰當領袖，都有一個共性的特點，就是隻要資本絕對稀缺，政府就會採行親資本的政策體系，除非被封鎖。

　　例如中國60年代被兩個超級大國封鎖，資本絕對稀缺甚至趨零，因此就出現“去依附”，而轉向親勞動力，親民眾，親社會。因此60年代是中國最強調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年代，也是最大規模動員勞動力，以勞動力替代資本繼續維持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年代。在資本趨零的狀態下，華人只能靠高度集體化，成規模地組織最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去替代最稀缺的資本。而當此前的50年代中國先是獲得蘇東資本、此後的70年代又可以獲得西方資本時，中國就先親蘇東資本，後親西方資本。客觀地、純粹從發展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親不同資本的政策體系和發展模式沒有什麼好壞對錯之分。

從1929-33西方大危機演變為世界大戰到戰後的新趨勢

　　1929-33年西方大危機爆發，本為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的全面爆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工業化擴張勢必導致生產過剩。當在像歐洲這樣半島型的狹窄大陸上全部工業化國家都發生生產過剩的時候，就無法解決，只能靠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摧毀過剩生產能力。

　　相對而言，在美洲大陸之所以有羅斯福新政，是因為它是西方新開拓的殖民地，物理空間廣大，可以讓國內所有一般資本主義經濟暫停。羅斯福新政之所以能夠救美國，無外乎是政府在生產過剩條件下，直接把過剩勞動力和國家工業化過程所創造的裝置生產能力結合起來，去做國家投資的基礎建設，開發中西部。這個做法與中國1990年代末期朱鎔基鐵腕調控、大規模增發國債投資中西部基本建設的做法差不多。

　　當年美華人在西方29-33大危機中能夠倖免於難，但在狹窄的歐洲大陸上，大家都生產過剩，就不能倖免於難，於是歐戰爆發，最後蔓延成世界大戰。應該提出的問題是：二戰之後，人們都擔心要打三戰，因為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生產過剩並沒有解決，只是被戰爭摧毀了一遍，然後戰後恢復重建。那麼，戰後發生什麼改變使人類免於三戰了呢?是造成矛盾的產業資本移出。

　　從原來的帝國主義列強紛爭(這在政治經濟學上可以引入多次博弈來研究)，變成兩個超級大國雙寡頭控制，重新按雙寡頭控制願望瓜分世界，於是形成一個新地緣戰略的發展趨勢。雙寡頭都在儘可能地更多分割勢力範圍，導致出現與冷戰對抗同步的“雙雁陣產業轉移”。二戰中西方唯一沒有被破壞的經濟體是美國，它的龐大製造業生產能力開始了戰後對大西洋的西歐和太平洋的日本，做兩條線的產業轉移。而這個產業轉移，與後來日本1970年代的第二次“雁陣轉移”之不同，在於早期的這種產業轉移是戰略性的裝備輸出。與美國同時同理，透過戰爭形成龐大生產能力之後，前蘇聯也是陸上兩條線的產業對外輸出，一條戰線輸出東歐，一條輸出中國、蒙古等。那個年代只要宣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大都得到前蘇聯的產業轉移。

　　事實上，受援國接受產業轉移的同時，也都接受了產業資本輸出國的政治意識形態……

　　接著，到1970年代多數西方國家復興的產業資本進一步對發展中國家轉移，造成生產過剩的內生性矛盾被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生三戰的威脅也就淡化了……

　　中國50年代上層建築乃至意識形態的全盤蘇化

　　戰後發生的這個雙寡頭兩翼輸出產業資本的過程本身也是新的地緣格局形成過程，而這個過程因為是戰略性的，所以輸出的是裝備製造業，於是有了中國50年代在沒有來得及搞輕工業的條件下就直接進入重工業的狀況。而重工業有一個內生性特點，就是資本增密、技術增密，而且由此勢必是排斥勞動的。

　　華人口這麼多的國家，還沒有發展輕工業和一般消費品，就先得到發展重工業的機會，那會發生什麼呢?於是，大家看到，當中國剛完成一五計劃時，就發生了城鄉二元結構。城市不再需要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因為它是重工業打頭。再加上1957年，中蘇兩國發生了一些問題，第二個五年計劃蘇聯不再給予援助性的投資了，所以中國重工業為主的經濟發展不得不中輟。

　　據此可知，二戰之後兩個超級大國的雙雁陣轉移有一成一敗。

　　美國戰後的產業轉移和地緣控制戰略基本完成，西歐和日本戰後復興，在60年代到70年代，原來被摧毀的工業基本上恢復了;同時也構成了西方的政治軍事同盟。但是，前蘇聯的轉移，對東歐和蒙古相對順暢，因為二戰期間它佔領了東歐和蒙古。麻煩在於對中國的轉移。二戰之後，蘇聯在中國保留了中長鐵路、大連特區和旅順港的控制權，前蘇聯的遠東艦隊(太平洋艦隊)駐紮於旅順口(旅順口是為蘇聯太平洋艦隊在太平洋一線唯一的不凍港的入海口)。中國在東北並沒有構成完整的國家主權，軍隊、行政乃至於經濟，很大程度上還受蘇聯控制。

　　中國作為一個世界上有著漫長國家史的國家，也許是由於歷史記憶太沉重，或者是殖民化時期被打了一百多年卻沒有被帝國主義全面佔領，華人格外重視國家主權完整。當蘇聯在一五計劃對中國進行戰略性的援助投資時，中國確實要按照蘇聯的經濟管理方式建立政府、學校、科研機構等。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道理是，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形成什麼樣的上層建築。為了適應蘇聯投資形成的這種工業化經濟基礎，中國當年的上層建築乃至意識形態“全盤蘇化”。八大工業部、計委、財委、建委、經委、農委，所有這些政府設定都按蘇聯的模式來建立，蘇聯從它的政府部門中派官員到中國都被叫做“專家”，每個部門都有，實際上按照蘇聯的經驗指導著中國建立政府和院校機構。

　　但在1955年，華人已經開始提出全盤蘇化對中國維持國家主權有影響。1955年的年末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當時有30多個部委的負責人參加，討論如何改出全盤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時候中蘇之間尚在蜜月期，華人就有了這種討論。接著是1956年蘇共20大兩黨之間開始發生分歧;同年是中國要按照中蘇條約規定收回旅順口、大連特區和中長鐵路的控制權，收回過程中也出現很多問題。此後，與蘇聯關係的惡化導致中國出現很嚴重的投資不足和債務危機等。儘管危機嚴重，可當華人1958年試圖正式改除全盤蘇化的時候，仍然是非常困難的!

　　為什麼呢?蘇聯模式的重工業作為主要的經濟基礎，甚至成為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的時候，中國想改變全盤蘇化的上層建築，乃至於已經被知識分子們當成看家本事的外來意識形態，能改嗎?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人們：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一旦形成，就會反過來制約經濟基礎。直到全部經濟基礎發生根本變革，龐大的上層建築和滯後的意識形態才會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為什麼出現很多政治領域的複雜情況?表明這個調整是痛苦的，代價巨大。

　　華人提出現代化的背景：農業集體化的作用主要是向國家工業化貢獻剩餘

　　中國經過三次以土地革命戰爭為實質的國內戰爭，土地革命內在地反映了農民幾千年來的基本訴求——“耕者有其田”。這不可能符合19世紀歐洲階級政治經驗基礎上形成的西方的任何理論，不論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左右派對中國都不大適用。土地革命戰爭的結果是占人口88%的農民平均分配村內土地，成了小土地所有者。這些小土地所有者過度分散，是一盤散沙。此後，中國社會乃至於各級政治的很多複雜情況，與無產階級革命或社會主義體制並無關礙，而更應該和我們這個分散的小有產者群體佔比過大的基本國情有關。

　　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國家，從來沒有被外來殖民者徹底改造。而美國原住民人口僅為52萬，佔總人口不到2%。如果單純從農業角度來說，大農場的產業化農業與福特主義大生產相適應而被西方意識形態當成先進的模式，但，沒有哪個大農場國家不是靠殖民地形成的資源條件而形成規模經營的。世界上的大農場國家幾乎都是把原住民人口減少到10%以下。而整個亞洲基本上都屬於原住民國家，由於亞洲原住民人口在西方推進殖民化的幾百年中沒有被大規模減少，因此，多數亞洲國家的鄉土社會是相似的，很少有大農場形成。中國的發展過程根本就不可能和大部分殖民地國家一樣。

　　我為了做國別比較，跑了世界上四五十個國家開展調查和比較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像中國這樣的原住民大國，它所充滿的內部矛盾，並非當代形成，而是歷史延續而成。而當代華人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在這麼多的農村人口都變成小土地所有者的狀況下，政府要進行工業化，交易費用奇高。按諾斯的交易費用理論，當交易物件大到一定量的時候，交易就無法進行，因為交易成本過高。同理，政府無法跟大量的分散小農交易，因此中國為了推進工業化而開始搞農業集體化，用集體化解決政府為了工業化原始積累而需要從農業提取剩餘的矛盾。

　　集體化建設起來以前，因為搞工業化糧食供給跟不上，陳雲1953年開始搞“統購統銷”。但政府面對那麼多農民無法交易，於是毛澤東發起合作化運動高潮，到1955年大部分農民進入初級社。毛澤東稱之為從“滿頭亂髮沒法抓”到“編成辮子就好抓”。換句話說就是，透過建立組織解決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這也就是科斯所說的“組織是反市場的產物”。對中國在50年代的實際經驗歸納，也就從諾斯的交易成本理論轉化成科斯的企業組織理論。

　　1955年中國已經成規模生產蘇式的拖拉機，但只有七八戶、十來戶農民組建的初級社，根本用不起那些大馬力履帶式拖拉機，勢必造成浪費。於是，各個工業部門紛紛向中央建議，敦促中央提高合作化的層次，搞高階社，只有以鄉為單位建設土地規模經濟，才能接收大型拖拉機。於是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農業現代化，其真實內涵是集體化+機械化。如果沒有以鄉為單位進行規模經營，就沒有國家機械工業的出路。這就是中國最早提出農業現代化的背景。所以，農村集體化算是以很平和的形式，服務於工業化早期的工農兩大部類交換的要求。這種生產履帶式拖拉機的廠子之所以關不掉，是因為拖拉機廠還得建坦克生產線，國家必須要搞現代化國防。這就似乎是一個兩難選擇了。周邊許多敵對勢力，國防需要生產坦克。工農產品剪刀差體制下的拖拉機一定是高價。怎麼讓農民接受呢?當年矛盾就是這麼複雜。

　　十一屆五中全會給歷史問題定調以後，薄一波寫了兩大本《建國以來的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回顧》，其中寫道，國家要搞工業化，就得積累，這就得讓一部分人作出犧牲，中央反覆討論，決定只好讓農民作出犧牲，作出貢獻。鄧小平當時也參與了中央這個集體決定。因此，農業集體化並非農業自身的錯誤。第一，集體化是為了服務工業化建立的;第二，集體化有利於工業化提取積累。因此，農業集體化的微觀不經濟乃是國家為了工業原始積累大量提取農業剩餘造成的。至於集體化向國家工業化貢獻了多少，一直以來都有研究。80年代的農研中心研究剪刀差大約8000億，我們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的榮譽教授嚴瑞珍在90年代初期的研究中提出，透過集體化向國家貢獻的剩餘大約在7千億到8千億。與另外一個數據對比，到1978年改革之初，中國全部國有工業固定資產只有9600億。近年來我們院黨委書記孔祥智教授的研究是60年三農做出的各種貢獻約為13.7萬億。

　　我來做一個簡單的綜述，1949年，在土改期間造就大量分散小農的情況下，毛澤東代表整個華人民最大多數根本利益推行的是發展重工業，接著是為了保證基本的國家主權安全而不能接受全盤蘇化。並且，發展工業化就要原始積累，就要提取剩餘;當時政治局決定只能從農業來。原始積累完成後的1980年代，中國進入產業(資本)擴張階段，它是一個資本的結構調整和資本的結構性擴張。這個階段，由於資本擴張，產生資本溢位效益，於是社會收入增加，其實這也是一個很普通的經驗過程。

溫教授說 閉關鎖國 落後捱打 是錯的，捱打的原因是幾千年的順差，那那些沒有順差的地方淪為殖民地，不是也捱打了，我覺得溫教授這個論斷忽略了重點. 重點不是你是否有順差、也不論你是否閉關鎖國，重點就是隻要你有人口，能讓我傾瀉商品，歐洲強盜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