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是戰國時期秦國秦孝公支援商鞅進行的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商鞅先後兩次實行以“廢井田、開阡陌，實行縣制，獎勵耕織和戰鬥，實行連坐之法”為主要內容的變法。最終商鞅雖落得“車裂”的下場，但變法卻持續實行下去。

此次變法壯大了秦國國力，為秦後來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它推動了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戰國時期形勢春秋戰國時期是分封制崩潰、中央集權制確立的過渡時期，在這一時期，鐵製農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廣，導致原有的土地國有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農民兩大對立的階級的產生。

新興軍功地主階級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要求獲得相應的政治權利，從而引起了社會秩序的變動。因此，紛紛要求在政治上進行改革，發展封建經濟，建立地主階級統治。各國紛紛掀起變法運動，如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等。

戰國初期，秦國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產生和賦稅改革，都晚於其餘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落後於齊、楚、燕、趙、魏、韓六個大國。為了增強秦國實力，在諸侯國的爭霸中處於有利地位和不被別國吞併，秦孝公引進人才，變法圖強。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國國內進行變法，又害怕華人議論紛紛，所以猶豫不決。秦孝公召開朝會命臣工商議此事。

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語出《商君書·更法篇》、《史記·商君列傳》）。這是以歷史進化的思想駁斥了舊貴族所謂“法古”“循禮”的復古主張，為實行變法作了輿論準備。

商鞅變法的法令已經準備就緒，但沒有公佈。他擔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國都集市的南門外豎起一根三丈高的木頭。

告示：有誰能把這根木條搬到集市北門，就給他十兩黃金。百姓們感到奇怪，沒有人敢來搬動。商鞅又出示佈告說：“有能搬動的給他五十兩金（古時的“金”實際為黃銅）。”有個人壯著膽子把木頭搬到了集市北門，商鞅立刻命令給他五十兩黃金（黃銅）。

頒佈墾草令

主條目：墾草令

變法之爭結束後，秦孝公於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頒佈《墾草令》，作為全面變法的序幕。

其主要內容有：刺激農業生產、抑制商業發展、重塑社會價值觀，提高農業的社會認知度、削弱貴族、官吏的特權，讓國內貴族加入到農業生產中、實行統一的稅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第一次變法

主條目：商鞅變法

《墾草令》在秦國成功實施後，秦孝公於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為左庶長，在秦國國內實行第一次變法。

其主要內容有：

（一）頒佈實行魏國李悝的《法經》，增加連坐法法律，輕罪用重刑；

（二）廢除舊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禁止私鬥，頒佈按軍功賞賜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規定，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和賦稅，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並且限制商人經營的範圍，重徵商稅。

（四）焚燒儒家經典，禁止遊宦之民。

第二次變法

咸陽（今陝西省咸陽市東北）位於關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臨渭河，順渭河而下可直入黃河，終南山與渭河之間可直通函谷關。為便於向函谷關以東發展，秦孝公於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徵調士卒，按照魯國、衛國的國都規模修築冀闕宮廷，營造新都，並於次年將國都從櫟陽（今陝西省渭南市富平縣東南）遷至咸陽，同時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進行第二次變法。

其主要內容有：

（一）廢除貴族的井田制，“開阡陌封疆”，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

（二）普遍推行縣制，設定縣一級官僚機構；“集小都鄉邑聚為縣”，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廢除分封制，“凡三十一縣”，縣設縣令以主縣政，設縣丞以輔佐縣令，設縣尉以掌管軍事。縣下轄若干都、鄉、邑、聚。

（三）遷都咸陽，修建宮殿；

（四）統一度量衡制，頒佈度量衡的標準器；

（五）編訂戶口，五家為伍，十家為什，規定居民要登記各人戶籍，開始按戶按人口徵收軍賦；

（六）革除殘留的戎狄風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規定凡一戶之中有兩個以上兒子到立戶年齡而不分居的，加倍徵收戶口稅。這是對第一次變法中“異子之科”法令的補充，也是對社會風俗的規範。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舊制度被徹底廢除，經濟得到了發展，秦國逐漸成為戰國七雄中實力最強的國家，為後來秦王朝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繼位。變法侵犯了貴族們的利益，因之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商鞅失去變法的強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難辯，只得逃亡。最後，商鞅在秦軍追捕中斃命，只落得個“車裂”的下場。但變法得以繼續實行下去。

戰國時期秦國的強盛至少大部分功勞要歸功於商鞅變法

戰國初期，春秋時期舊制度普遍不合適各國發展，誰率先改革，誰最先強大稱霸列國。先有魏國李悝變法，賞罰嚴明，促進經濟發展，並且以法律的形式《法經》確定下來，魏國得以強盛。

隨後各國都有變法改革，南韓申不害變法用法家統治之術，任用監督考核臣下。燕國、趙國、齊國均有不同程度改革。

秦國的商鞅變法更加徹底，更加嚴厲，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建立縣制，並且依法治國，法制嚴厲程度前所未有，雖然最後遭到舊勢利強烈反撲而身死，但是後任君主秦惠文王贏駟繼承發揚鞏固了變法制度。對比於其他國家變法強一時，或者強一代，秦國用制度確定了其戰國時期不可逆轉的強盛。

開宗明義，秦國之所以強盛，乃至後來一統六國，商鞅變法功不可沒，但不能全部歸功於此，甚至不能認為其佔據了大部分功勞，商鞅變法只是秦國崛起的起點。

無獨有偶，其實戰國時期各國當時都在進行變法，而且最早承認土地私有，並且向農民徵稅的是代表個體小農經濟制的魯國初稅畝，郡縣制也是楚國在早在春秋末年就開始實行。

獎勵耕戰更不用說，戰國七雄哪個不是如此？而且孔子在當時就說過，國之根本在於“足兵足食民信”。可以說這幾種變法措施，各國基本上都在採用。

而且早於秦國商鞅變法之前，對其他各國的影響非常大的魏國李悝變法已經開始實行，可以說秦國商鞅變法、齊國鄒忌變法、楚國吳起變法等，大部分都是借鑑，甚至是照搬移植了李悝變法。

那麼在機會均等的戰國七雄變法過程當中，為什麼唯獨只有秦國成功了呢？其實並不是商鞅變法佔據多大的功勞，而是秦國自始至終地將變法執行了下去，而且是非常徹底連貫的執行。

同時，秦國具有其他各國不可比擬的條件，那就是可耕作土地的面積和地緣環境，以及制定保護變法的嚴苛法律，這才是秦國以一抗六的實力資本，也是變法成功的重要基礎。

可以說秦國竭力開拓的關中平原和巴蜀糧倉，才是秦國得以崛起的最大功勞，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商鞅變法也只會淪為鏡花水月。

而其他六國雖然也各自實行變法，但卻沒有秦國獨有的地緣環境，各國看似一時變法成功所帶來的國家富強，只要開始對外開疆擴土時，都會遭遇來自各國不同方向的聯手製衡。

再加上國內利益受損的貴族勢力對變法進行阻礙，讓最早實施變法的魏文侯、強大一時的齊威王、國治兵強的韓昭侯、胡服騎射的趙武靈王，人亡政息，無一不折戟沉沙。

堪稱秦國死對頭的趙國，以及勢均力敵的楚國，也在與秦國地緣優勢和制度優劣的比拼下，雖有短暫得失，但最終也敗下陣來。

綜上所述，戰國時期秦國的強盛，取決於其特有的地緣優勢，並能夠將各種資源進行變革整合，形成有效的法律制度的保障，以及歷代君主招賢納士，對變法持之以恆的貫徹執行。

以及諸多因素影響的情況下，商鞅變法才得以成功，最終造就了國家強盛，滅六國而一統天下的大秦帝國。

的確，商鞅變法對秦國的強大並最終統一六國起碼貢獻80%的功勞，這些我這裡不重複，我想說的是剩下的20%。

剩下的20%有10%以上要歸功於秦國優越的地理位置，西部義渠匈奴相對下降的實力為秦國提供了寬鬆的變法環境，為變法爭取了足夠的時間。東部函谷關，為秦國抵擋住了來自東方六國的壓力，抵消了實力不足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功勞是不可抹殺。東方的齊國在同一時期實力絕不弱於秦國，但五國攻齊一役讓齊國一下子從春天徹底掉進了寒冷的冬天而且沒有了翻身的機會，就是齊國沒有函谷關這個天然屏障。而秦國曆經了多次攻秦，如匡章，孟償君，信陵君等多次打敗秦國但無奈就是拿函谷關沒有辦法，秦國實力得於儲存，為再次東出創造可能。

還有10%是列國的政治環境，三家分晉和分晉後韓趙魏之間的相愛相殺，為秦國減輕了許多壓力，為各個擊破創造有利條件。另外的就是六國之間的相互你傾軋，合眾抗秦始終是有始無終。最重要的一點是列國君主的目光短淺，特別是戰國早期的魏國。

秦強盛統一主要源於六世君主奮發圖強，勵精圖治，國君的意志主導整個政權的盛衰，有明君方有賢臣，商鞅遇秦明君才有施展才華的空間，所以只有部分功勞歸功於商鞅。

要說功勞的話，實際上主要功勞在於秦孝公嬴渠梁。

商鞅不過是個身份地位很低的平民，儘管可能祖上是貴族但是到他這，也已經成了窮屌絲，沒有背景後臺什麼的，士階層都夠不到，更令人髮指的是他連老秦人都不是，一個根紅苗正的外人。

但是秦孝公能打破所有的這些道德倫理和官場規則上的限制，唯才是舉慧眼識珠，破格提拔他為秦國的二把手，這樣做會頂著多大的壓力，常人根本體會不到，幾乎和整個秦國計程車階層和貴族甚至和整個老秦人為敵了。他的祖上秦襄公雖說也任用了百里奚之類的人，但是並不能比的上他對商鞅的任用。

更厲害的是能唯商鞅之命是從，甘願在他的背後做最堅強的後盾，就算是對他親兄弟和親兒子用刑他都能支援，這樣維護變法圖強的決心簡直令人歎為觀止。若是沒有具備這樣決心的君主支援，商鞅那樣徹底的變法基本都會像吳起那樣夭折。他一個這麼純正的外人，隨便得罪個朝廷大佬，人家都能合起夥來做了他，變法能這麼成功，全靠背後的秦孝公。

當然商鞅的才能也是他讓秦國強大起來的重要因素，但是相比較來說，還是秦孝公功勞更大，他只能讓秦國強一時，秦孝公一死，他根本不具備讓自己的秦法延續下去的能力，但是秦孝公具備。他開了一個好頭，他的兒子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嬴駟雖然恨商鞅但是想必心裡也是很清楚他爹為什麼要這麼維護秦法的，殺掉商鞅繼續延用秦法就是證明，若不加上他這一君王對秦法的鞏固，秦法估計也就跟隨商鞅去了。

再就是秦孝公在用人方面的做法給秦國開了一個真正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好頭，影響深遠，後來的其他六國的君主並非不重視人才，但是能像秦國這樣真正的重視大才，敢這麼放權的的還是鳳毛麟角的。攪得山東六國不得安寧的當時的秦相全是六國中人，你找誰說理去，六國的君主還真很少能找到像秦國君主用人這麼野的。這對於當時山東六國身份低微卻身負奇能的窮屌絲來說簡直就是天大的喜訊，我尼瑪，這個世界終於公平了，單車變摩托終於不是夢了，秦國baby,等我，我來了！以至於後期仍有很多山東六華人才去秦國應聘，在此之前皆是六國卑秦，在此之後，秦國成了人才心中的烏托邦，這讓秦國能持續注入新鮮的血液，關鍵還有很多像張儀範雎李斯他們這樣的雞血。

後來山東六國身份低微的大才最後都選擇秦國不是沒有道理，之後的秦王真能做到唯才是舉，只要你真是大才，你來就是大官，給你平臺，秦孝公之後的秦國君主再玩這種野路子已經沒有了多少壓力了，秦國已經習慣了，官方認可了，這我們老秦人自己的規矩，山東六國你們愛咋咋滴。秦孝公已經把這樣的壓力全部抵消了，老秦人見怪不怪了都。張儀，范雎，李斯，哪個不是出身不咋滴的大才(不談人品，我個人始終認為以現在的道德觀去評價幾千年前的人的人品，始終是欠妥當的，人家的君主都不在乎，咱們再去糾結這些也沒啥意義)。

他們這樣的人跟士階層或者貴族的人才不一樣，他們更具備不遺餘力的做事的主動性，能量巨大。只是因為他們都是小人物，身上都有異於常人的爭勁兒，後來的韓信也一樣，他們心裡更清楚自己的價值，沒有背景沒有勢力也沒有退路，有的只是身後的君王的支援，只有靠自己做出的巨大貢獻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所以說秦孝公對於秦國的強盛的功勞最大，不管是自身對於子孫後代的影響還是對於秦國秦法的影響都很深遠，若不是有秦孝公這樣的做法，後代不盡力去維護秦法維護祖上來之不易的強盛法寶，秦法的影響也很有可能不會那麼長久。

相對於其它國家的變法，商鞅變法最為徹底，可以說秦國能統一，首先該歸功於商鞅變法。它給秦國的強盛，乃至於最後的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商鞅變法這個“首功”到底有多重的分量呢？我們再看秦國強盛之路的第二大功臣——人屠白起。伊闕之戰，白起殲滅韓魏二十四萬大軍，後來又攻下魏國六十餘城。鄢郢之戰，白起把楚國打到龜縮東南一隅。長平之戰，白起全殲趙國四十一萬大軍。據梁啟超考證，戰國時期戰爭死亡二百餘萬人，白起佔了其中一半。本來當時齊、趙、楚都與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實力相當，韓魏也是中原強國。但除了齊國是五國伐齊打殘以外，東方六國被白起打殘了四國。白起之前，強國林立；白起之後，大秦獨秀。商鞅變法幾十年後，秦國國力仍然不能領先齊、楚兩國。秦昭王初期，齊國風頭甚至蓋過秦國。秦昭王親自約齊國共稱東西帝。至於楚國，一直有“橫則秦帝、縱則楚王”的說法。商鞅變法只能說給秦國打了個最好的基礎。分量並沒有想象的那麼重

大部分歸功於商鞅變法。商鞅是個偉大的改革家。他是古代唯一變法成功的改革家。他的法家制度即約束了老百姓，也約束了貴族官僚和君王。使得國家從上到下都遵守規則，上下一心，從而使得國家迅速的發展強大起來。自秦始皇后，秦二世趙高，還有後來的漢高祖劉邦，漢武帝劉徹等的君王都是更加約束了老百姓和貴族官僚。而強化了皇權，慢慢的皇權越來越不受約束。所以後世的朝代如果碰到好的君王，則國家強大，如果碰到一個昏庸的，則國家沒落。這違背了商鞅變法的本質。所以說商鞅變法是我們國家偉大的變法。只不過後人沒有遵守規則，才造成了很多王朝的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