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更多是忠於義。仁義禮智信，皆出自於仁。忠孝廉恥謙，皆為出自於仁義。所以儒家思想是仁學思想。宋以仁立國，回成就古典中國的繁華。明以禮立國。但實際上還是出自於仁。仁禮不分家。最後也有一些繁華。

為何說仁義禮智信出自於仁呢，義為何義？大義，正義。為何要維護正義。因為要守護弱者。護心出自於愛。所以義當出於仁。禮為何也出自於仁。禮為禮俗禮節，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老者體弱不便，幼者弱小需保護。所以禮也出自於仁。仁義禮智信五德的核心是仁。實際上我們說的”儒家文化圈”的立國之本，古典中國，日本和南韓。立國的基本德行也是仁。無仁的義，禮容易變為黑社會義，禮，所以仁為第一大德。

那我們今天來說說忠。儒家還有五德:忠孝廉恥謙。為何要忠，因為皇帝或者領袖，他仁。我害了仁德之君，仁德之臣，讓小人上位。此為壞義。破壞了社會正義。孝是仁義皆顧。棄老人於野。不仁不義。同樣敗壞正義綱常。所以孝是一大德行。看弟子規中的親有過，諫使更，怡吾色，柔吾聲來看。孝也是出自於義(部分出自於仁)

那廉恥為何更是出自於義？官不清廉，則常行敗壞。引出種種問題，所以廉恥也是出自於義。謙虛是出自於禮。

中國古代文化是儒家文化，成就宋朝，三百年繁華，後來東渡日本，成就了日本。明朝餘氣成就了南韓。看具體的實踐行為。也就是到底他們做了什麼成就了此繁華。最重要的就是仁和禮。宋廣行慈善救濟。設計種種救濟機構。讓民間沒有孤兒。而且設定初八放生制度。規定整個西湖，南湖都是放生池。只許放不許撈。就是繁華出自於仁政。福人居福地，你看後來蘇杭，武昌是不是都是出出狀元人才的地方？為何？福人居福地。

日本應該是現在儒家文化圈最發達的地方？為何，也為得仁德。仁為愛為和。日本就叫大和。也有愛知縣，愛菪山，愛媛縣等，一千年不吃肉。很多以動物命名的地名，得仁德。得一仁而牽引五常。所以日本最容易發達。從這個角度來看也是最接近宋朝的。

南韓得禮德，禮山，從禮門，興禮門。禮為第三德，也是出自於仁。所以南韓國內也有禮，南韓街上不許打赤膊的。

忠廉恥出自於義。這就是孟子君民之論的依據。當然廉潔也是出自於義的。剛好歐美是得義德。(講究正義，”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乃至司法獨立都是為了保護正義）所以新加坡哪怕不承認儒家，還是很發達。當然，一是國家小。二是確實立國有德本。不過不認儒家，兩代人之後就不知道了。

儒家怎麼談論“忠”呢？

孔子是魯華人，按道理他應該忠誠於魯國君主吧！然而當時魯國執政的是三桓，魯君沒權不說，動不動就受三桓的氣，一不留神還會被廢，性命都不保。

孔子不但不大力奔走保衛魯君，相反還經常和三桓眉來眼去，三桓就有弟子是孔子的學生，孔子也和三桓做過同事。

後來孔子周遊列國，跑到外國找工作，不知道這是不是“判”國？

孟子是鄒華人，但一直在外國跑，跑到了齊國，跑到了魏國，跟這些國家的君王打的火熱，這是“忠”？

還有當時是周朝，天下的老大是周天子，孔子、孟子應該“忠誠”於周王啊！可是孔子去了洛陽拜見了老子，也沒聽說他拜見周王。

儒家學說裡面自然應該包含“仁義禮智信，孝悌忠廉恥”的成份。受到這樣的思想所薰陶出來的儒家弟子，當然會具有忠於國家，忠於民族的起碼行為準則。

然而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儒家子弟們在經過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習之後，首先就會奔向仕途，俗稱“學成文武藝，貨賣帝王家”。由此可知“效忠於帝王”才是能夠令這些儒家子弟飛黃騰達的本源。

作為封建統治制度的“衛道士”，步入了仕途的儒家子弟們，自然會將忠於帝王以及維護本階級的地位置於首要位置。

帝王是整個封建王朝的總代表，在那個“家天下”的時代，帝王即國家，國家即帝王。忠於帝王即是忠於國家與民族。舍此之外，別無它途。

即便是那些著作等身的封建大儒，也必須要依照這個規則處世，而不可能另闢謠蹊徑。這就是儘管歷史上有些昏瞶的帝王胡作非為，而那些以“忠諫”而聞名的忠臣只能釆取冒死進諫的原因之所在。

因此在封建時代裡，儒家官僚在“忠君”還是“愛國”這個問題上是沒法進行分割的，可以把這兩點視為一體。

對於儒學的看法，是隨著時間不斷變化的。從最初的儒學誤國，單純的鄙視為思想垃圾。到如今把儒學分為兩部分客觀對待，精華與糟粕並存。

儒的起源

“儒”最初是源自殷商時期，從事喪葬儀式的一個群體稱作“儒”。故胡適曾說：“儒家好比猶太教裡的祭師和伊斯蘭教裡的阿訇。”

儒學真正為世人重視，是起於春秋孔孟，當時周朝已經名存實亡，諸侯割據、“禮崩樂壞”。在這種情況下，孔子提出“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的學說，認為人們只要遵守這些品德，社會就能進入一個良性狀態。後來孟子又加入“人性本善”“施行仁政”“民貴君輕”等思想。

孔子周遊列國，想把他的思想用於治國實際中，但是一直沒能如願。顯然他的學說不利於當時的局勢，顯然各國統治者認為採用孔子學說，不能達到“稱霸天下”的目的，反而是法家大佔上風。

儒學剛出世時，這一套倫理道德觀念，看來沒什麼特別不好出格的地方，但是發展到後期，為何越來越多的人對儒學如此痛恨？

因為儒學已經變成了大雜燴，而且被統治者用作治國“工具”，並不斷人為的增添利於統治的因素。

儒學的發展

儒學變質淪為工具，起於西漢董仲舒，他獨創了“天人感應”“大一統”思想。認為人與上天萬物是相互交感相通的，而大一統則思想更利於中央集權。

董仲舒將儒學和法家道家糅合在一起，搞出了“新儒學”。用儒來控制思想，用嚴刑律法限制人們的行為，用道家的權術輔助治國理政，並且強化“三綱五常”，建立等級尊卑觀念。

這些都利於維護鞏固統治，控制國家。因此董仲舒的學說深得漢武帝的讚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在以後的歷史中，不乏將儒學作為“治國聖經”的朝代。如宋朝，如清朝。隨著這些朝代對儒學不斷的“改造”，特別是到了清，儒學已經徹底淪為統治工具，奴役禁錮思想，已經違背了儒學“勸人向善”的初衷。

儒學的忠到底是對誰忠？

提出“忠”的孔子，不止是讓人忠君，更多是與人交往中要忠誠老實，這是提倡為人優良的品性。

但發展到後期，“忠君”被放在尤其重要的地位，君成了神一般的存在，是放在第一位，高於一切的。所有違背君權的行為，都是大逆不道，成為“謀逆”，是要誅九族一等一的大罪，這一觀念也被浸入每個子民的骨髓中。

如岳飛也不例外，忠於國家忠於民族不假，但這些忠都是放在忠君之下的，即將直搗黃龍，報效國家民族，皇帝一下令，不死也得死。

而淪為工具的儒學中也處處透出虛偽性和不切實際。如那句“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重”，平常掛在嘴邊忽悠一下罷了，又有哪個朝代真正做到了“民重君輕”？作威作福的永遠是掌握權力的人，民眾們也只是將“吃飽飯”“一生平安”這些最基本的生存條件，作為人生最高理想。

看來對於儒學，不認真思考甄別，不去粗存精，是難以為繼的了。

那些極力想為孔子洗白的人，簡直無知到了極點：他們的這種洗白是直接推翻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直接推翻了董仲舒的《三綱五常》之論！卻不知道，在儒家所有的理論中，從始至終沒一個字是提愛國的概念。當然，他們也不需要這種概念，認為：只要忠於君王就天下太平了。就是我們的民族英雄岳飛也沒忠於國家的概念，只是愚昧地忠於帝王罷了！直到滿清被推翻後，中華民國成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才提出愛國一詞。由“五四運動“發揚光大，毛澤東時代達到頂峰！有些人拿現代才有的概念去為二千五百多年的人洗白，不覺得很荒謬嗎？！

這裡我流年先說一句話啊，就是儒家的基本原則就是“以人為本”，人是什麼，大了指的就是國家，民族，因為國家民族的組成元素是人，皇帝，地主是人的一部分，不能代表整個"人",這是基本的思想。

其次儒家講究的是中庸，提前說一下，下面是我自己的理解，僅供參考，皇帝的權力，地主的勢力明顯是破壞中庸思想了，這個應該也是樓主問的那個為什麼說儒家的忠，不是指的皇帝和地主的原因。

但是為什麼儒家會發展的這麼好呢？因為儒家講究禮，對上有上禮，對下有下禮貌，這就是統治者需要的，所以古代的統治者才會不停的宣揚儒家。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非常講究“忠孝”的社會，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更具有“家國一體”“家國同構”的政權特色。

西周時期的宗法分封制，就孕育著“家國一體”、統一的文化基因，奠定了秦漢大一統的歷史文化基因。

傳統的孔孟儒學基本上是一整套的系統的倫理學說，並逐步運用到政治方面，此後，儒學的自身發展，與時俱進，進一步使得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進一步強化了“家國一體”“家國同構”的政治特色。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改造了儒學，融合了法家、道家和陰陽五行說等形成的新儒學，被漢武帝所推崇，使得儒家思想開始成為中國二千多年帝制時代的正統思想。

宋明時期的理學或道學，再次改造了儒學，糅合了佛教和道教，使儒學思辨化，哲學化，體系化。包括兩宋時期的程朱理學和南宋明朝的陸王心學。

他們都強調“忠孝”，都加強了倫理政治化，都加強了“家國一體”“家國同構”的政治特色，也都具有濃厚的愛國主義的家國情懷……

正是如此，在講究忠孝節義，擔當氣節的新儒學——理學的薰陶培育下，湧現出來眾多至今為人民所擁戴的傑出民族英雄，諸如岳飛、文天祥、鄭成功等等……

在這裡，儒家的“忠”——對國家、民族的忠和對皇帝、地主階級的忠是一體的，所以，我們往往看到的是愛國之忠與“愚忠”是相互結合，難以截然分開的，我們往往為此而嘆息，如岳飛等……

而把儒家的“忠”——對國家、民族的忠，和對皇帝、地主階級的忠，真正區別開來的是明末清初的進步思想家顧炎武。

明末清初，社會處於轉型過程中，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緩慢發展，城市商品經濟發達，市民階層擴大(形成中的資產階級)，君主專制日益強化卻也更加腐朽，理學僵化，摧殘人性，尤其是漢族建立的明朝滅亡，滿清朝廷入主中原……

一些進步的思想家(封建士大夫)對帝制體制和儒家思想進行了反思和批判，如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等。

顧炎武（1613——1682)明末清初的進步啟蒙思想家，在《日知錄》中，首次提出了“亡國”與“亡天下”的概念。

“亡國”，是指改姓易號，改朝換代，王朝更替；“亡天下”，是指生靈塗炭，民族沉淪，文化泯滅。

首次真正把儒家的“忠”——對國家、民族的忠和對皇帝、地主階級的忠區別開來！

反映了當時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要求，具有初步的民主色彩，體現了濃厚的愛國主義的家國情懷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

明清之際的進步啟蒙思想，批判繼承了儒家思想，抨擊了君主專制制度，是近代民主思想的先聲。但是，它未能提出取而代之的政治構想，也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在當時也未能佔據主流思想的地位，僅僅是吶喊，實際作用有限。

在中國幾千年的王朝時期，朕即國家，人所共知。所以儒家思想所鼓吹的忠君思想，就是忠於皇帝，終於朝廷，根本就不是什麼忠於國家。

再說忠於民族那就更是扯淡了。效忠於清朝的那些個大儒們，不都是漢人嗎？他們忠於什麼民族了？更何況任何民族根本就不需要什麼人去忠於。古今中外的所有民族主義都是用來製造民族之間仇恨，由幹壞事的惡人所鼓吹，沒有任何值得肯定的價值和意義。

所以儒家思想所鼓吹的忠於朝廷和忠於民族，那都是應該受到批判和拋棄的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某些儒家思想的孝子賢孫們，把糟粕當精華來向我們兜售，實在是有點弱智了。你們以為大眾會像你們那麼愚蠢嗎？你們還想重溫像清朝時那些所謂大儒們成為朝廷的 御用文人和幫兇的春秋大夢嗎？醒醒吧，睜開你們的雙眼看看，當今是什麼時代？大眾又處在怎樣一個認知水平上？任何企圖奴役和愚弄大眾的思想都會逐漸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而退出人類歷史的舞臺。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中國民眾已經覺醒，不再受騙了。

我來回答您的問題

儒家思想是為了鞏固皇權而生的，到了漢代董仲舒在《春秋繁路》一書中提出了三綱和五常，自此作為儒家的重要思想一直影響到現在。

何為三綱？

一、君為臣綱

作為臣子，必須嚴格服從君王的意願，而君王又是臣子的準則，也就是說臣子對君王必須言聽計從，哪怕就是錯的也要執行，相反，臣子的好壞，決定於君王的好壞，要想治世，君王必須也要嚴格要求自己才行。

二、父為子綱

作為兒子，必須嚴格服從父親的意願，父親的行為是兒子的準則，無論對錯，兒子都要執行，同樣，若要子孫興旺，後代繁榮，作為父親要嚴格要求自己，有什麼樣的父親就有什麼樣的兒子。

三、夫為妻綱

作為妻子，必須嚴格服從丈夫的意願，丈夫的行為就是妻子的準則，無論對錯，都要執行，家庭的和睦與否，就在於妻子是否聽從丈夫。

何為五常？

指的就是仁義禮智信。

儒家的“忠”，指的是忠於君王、忠於父親、忠於丈夫。

我們可不要去偷換概念，因為愛國一詞是辛亥革命之後才提出來的，最終是在新中國時期才發揚光大的，當然我們不能說儒家思想不好，只是不要拿幾千年前的思想和現在這個時代去做對比，這樣就不厚道了！